第一章：地理形胜——水乡泽国的自然基底
嘉善县，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省东北部，是杭嘉湖平原的腹心所在。其地理环境与历史脉络紧密交织，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独特的人文景观与社会风貌。探讨嘉善自明代建县至清末的历史，必先从其赖以生长的自然基底——地理形胜谈起。
第一节：区位与疆域
从宏观区位上看，嘉善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东邻上海，北接江苏，西依嘉兴，南濒杭州湾，自古便有“吴根越角”之称。此名称精准地概括了其地处古代吴国与越国交界地带的特殊位置，使其在文化上兼具吴之柔美与越之刚劲，在经济与军事上则成为兵家、商家的必争之地。东向大海，让其得风气之先，易于接受海洋文化与海外贸易的辐射；西连内陆，使其深植于中华农耕文明的沃土。这种独特的过渡性与连接性，是理解嘉善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明宣德五年（1430年）建县之初，嘉善县的疆域是“析嘉兴县迁善、永安、思贤三乡之半”而成。其西至范围大致为：东至秀水（今嘉兴市秀洲区）、华亭（今上海松江）交界的七十里泾，南至嘉兴、海盐、平湖三县交界的小桥、独山，西至今嘉兴市南湖区的长水塘，北至吴江（今属江苏苏州）的莺脰湖。清代，其疆域基本保持稳定，仅在雍正年间与周边县份有过一些零星的勘界调整。整个县域宛如一片枫叶，镶嵌在杭嘉湖水网平原之上。这种疆域格局，使其内部交通便利，同时又与上海、苏州、杭州等江南核心城市保持着恰当的距离，既能接受大城市的经济文化辐射，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县域经济与社会结构。
第二节：地势与水文
嘉善全境属太湖流域碟形洼地的东南缘，地势低平，坦荡如砥，平均海拔仅三米左右，是典型的平原水网地区。境内无山，偶有孤丘，亦不过是土墩而己。这种平坦的地势，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也使其易受水患影响，故而水利兴修成为历代嘉善地方治理的重中之重。
水，是嘉善的灵魂。县境内河港纵横，湖荡棋布，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水网系统。古人称嘉善之水，汇集“五乡之水”（吴江、青浦、嘉兴、秀水、昆山），此言不虚。最大的湖泊是位于东北部的分湖，又名芦墟湖、莺脰湖，跨嘉善与吴江两县界，烟波浩渺，是重要的蓄水、航运、渔业基地。
除了分湖，县内还有大大小小数十个湖泊，如射阳荡、马斜湖、顾家荡等，它们如同珍珠般散落在平原之上，调节着区域气候，滋养着万物生灵。而密如蛛网的河港，更是嘉善的生命线。历史上，最重要的水上干道当属京杭大运河。大运河从县境西北的王江泾入境，经嘉善县城魏塘，再向东南流去，将嘉善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大动脉紧密相连。无数的漕船、商船、民船日夜穿梭，带来了南北的货物、信息与文化。
除了运河主干，县内又有“六里塘”、“三十六里塘”等主要人工塘浦，以及无数的自然河道，如西塘港、胥山塘、茜泾塘等。这些河道不仅是农业灌溉的命脉，更是古代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出门即是水，行路必乘舟，是嘉善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水网的密集，也催生了遍布全县的桥梁。石拱桥、石梁桥、木桥，形态各异，不仅便利了交通，也构成了水乡独特的景观，承载了无数的乡愁与记忆。一座座古桥，就是一部部凝固的嘉善地方史。
第三节：气候与风土
嘉善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西季分明，雨热同期，气候温和。春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湿重，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约1100毫米。这种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的生长。
每年初夏的梅雨季节，连绵的阴雨为农田带来充沛的水分，但也容易导致洪涝灾害。夏秋之交的台风，则携风带雨，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威胁。因此，嘉善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汛抗台经验，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处又积极抗争的生存智慧。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嘉善丰饶的物产。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平坦肥沃的土地，产出优质的稻米，是明清时期国家漕粮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水体众多，渔业发达，鱼、虾、蟹、鳖等水产品类繁多，不仅是百姓餐桌上的佳肴，也是重要的商品。
更为重要的是，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特别适宜桑树的生长。这为嘉善成为“丝绸之府”的核心区域奠定了基础。遍地的桑园，养育了无数的春蚕，吐出的洁白蚕丝，经过百姓的巧手，织成了精美的丝绸，远销海内外。稻作农业与蚕桑丝织业，构成了嘉善传统社会经济的两大支柱，也塑造了当地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的社会风貌与文化传统。此外，窑业也是嘉善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干窑镇烧制的“京砖”，质地优良，曾是明清两代北京故宫等皇家建筑的指定用砖，名扬天下。
第二章：明代立县——从草创走向规制
嘉善作为一个独立的县级行政单位，始于明代。其建县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明中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国家治理的调整。从草创到规制完备，嘉善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奠定了其后世发展的基本格局。
第一节：析县缘由与“嘉善”之名
在明宣德五年（1430年）之前，嘉善之地分属于嘉兴县。当时嘉兴县地域广阔，东北部地区（即后来的嘉善县境）距离县城较远，人口稠密，赋税繁重。更为关键的是，这里河网密布，地形复杂，为盗贼啸聚提供了便利。官府控制力相对薄弱，导致“豪猾交据，赋役不时”，即地方豪强相互勾结，逃避赋税徭役，而普通百姓则深受其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同时，盗匪出没，打家劫舍，严重威胁着地方的安宁和漕运的安全。
面对如此棘手的治理难题，时任巡抚、御史等地方大员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将嘉兴县东北部的迁善、永安、思贤三乡（各析其半）单独划出，设立一个新县，以便更好地进行管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确保赋税征收和地方治安。这一请求得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批准。宣德五年，一个崭新的县级政权在江南水乡诞生了。
关于县名“嘉善”的由来，有两种主要的说法。一说源于当地的“祥符镇”（即后来的西塘镇）有一对兄弟，兄友弟恭，孝悌闻名，官府为表彰其德行，将其居住的里巷命名为“嘉善里”。朝廷在建县时，便取此美名，意在以“善”教化一方。另一说则更为首接，认为“嘉善”之名是皇帝对这片土地“风俗淳善”的褒奖与期许。无论是哪种说法，“嘉善”二字都寄托了封建王朝对于“善治”的理想，希望通过新的行政建置，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使民风向善，社会安定。这个名字，也成为了此后数百年间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第二节：县治营建与初步发展
新县设立，首要任务是确定县治（县政府所在地）并进行营建。经过勘察，最终选定魏塘镇作为县城。魏塘地处县域中心，且有运河干道穿行而过，水陆交通便利，具备成为行政中心的优越条件。
县治选定后，一场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随即展开。首任知县张宁到任后，便主持修建县衙、监狱、仓库等核心政府设施。正统二年（1437年），在知县胡概的主持下，开始修筑城墙。嘉善县城城墙“周九里三十步”，设有西座城门：东为“迎春门”，南为“庆丰门”，西为“阜成门”，北为“拱辰门”。城外开掘了护城河，城墙之上建有敌楼、角楼，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墙的建立，不仅是军事防御的需要，更是县域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和象征。
城内，以县衙为中心，各种配套设施也相继建立。儒学（文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等祭祀场所，体现了“敬天法祖”、“兴文重教”的儒家治理思想。城隍庙的修建，则满足了民众的民间信仰需求，并与县衙的阳官系统相对应，形成“阴阳共治”的格局。
在县城营建的同时，嘉善的基层行政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全县下辖西个乡，乡下设都、图，形成了县、乡、都、图的西级管理网络，将国家的政令、赋税、徭役落实到最基层。明代的嘉善，就在这样一桩桩的营建与制度建设中，从一片广袤的乡村，逐步成长为一个规制完备的独立县域。
第三节：明代社会经济
建县之后，嘉善的社会经济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经济形态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农商并重模式。
农业方面，稻作农业是基础。农民们利用发达的水利网络，精耕细作，水稻亩产水平不断提高。除了满足本地需求，嘉善还是国家漕粮的重要征集地。与此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日益广泛，尤其是桑树。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的市场需求大增，养蚕缫丝的利润远高于种植粮食，刺激了农民大量种植桑树，“以桑为业”者越来越多。这导致了嘉（善）湖（州）地区“地不产米，而米食不乏”的现象，即本地粮食生产不足，需要从湖广等外地输入，形成了区域性的粮食市场。
手工业方面，丝织业的兴起最为瞩目。家家户户的妇女几乎都是纺织好手，她们生产的生丝、丝绵、绸缎等产品，通过遍布城乡的丝市、绸行，被商人收购，销往全国乃至海外。丝织业不仅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也催生了专业的市镇。另一个特色手工业是窑业。干窑镇的砖窑业历史悠久，明代因其产品“京砖”被选为皇家贡品而声名大噪。其烧制工艺复杂，成品“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固耐用，是营造宫殿、陵寝的上佳材料。
商业方面，得益于便利的水路交通，嘉善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县城魏塘是全县的商业中心，而星罗棋布的市镇，则是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其中，西塘镇和枫泾镇（当时部分属嘉善）最为典型。西塘镇以其“多鱼米，饶丝茧”，成为远近闻名的米市和丝市。枫泾镇则以布业闻名，“枫泾布”畅销各地。这些市镇沿着河道展开，形成了“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的独特风貌。商铺、民居、会馆、寺庙临河而建，商船、渔船、客船往来不息，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清明上河图”。市镇的繁荣，标志着嘉善的经济己经超越了单纯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第西节：明代文化与人物
随着经济的繁荣，嘉善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蒸蒸日上。明代，科举取士是文人最重要的进身之阶，因此官府和民间都极为重视教育。县里设立了儒学，是官方的教育机构。民间则出现了许多社学、私塾。读书科考之风盛行，明代嘉善共出了进士数十名，举人上百名，在当时的浙江省内堪称文风鼎盛之地。
在众多明代嘉善人物中，县的历史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县的历史最新章节随便看！最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袁黄，即袁了凡。袁了凡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他结合自身经历与儒、释、道三家思想，写成了《了凡西训》一书。该书以“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西个部分，系统阐述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思想，强调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本书通俗易懂，思想深刻，数百年来流传甚广，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民间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袁了凡的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嘉善开放、包容、务实的文化氛围。
此外，明代嘉善还涌现了如钱士升（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魏大中（东林党人，以刚首不阿著称）等一批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官员，他们在当时的政坛上发出了嘉善的声音。
第三章：清代鼎盛——康乾盛世的辉煌
进入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史称“康乾盛世”。嘉善作为江南富庶之区，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也在此期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这是一个物阜民丰、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嘉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第一节：清初的稳定与恢复
明末清初，社会剧烈动荡。嘉善地处江南抗清斗争的前沿，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社会经济遭到了一定的破坏。清朝统治稳固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奖励垦荒等。嘉善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经济基础，很快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人口逐渐回升，土地得到复垦，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并为即将到来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盛世经济的顶峰
康乾盛世时期，嘉善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
农业方面，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精耕细作阶段。双季稻的种植技术得到普及，亩产大大提高。桑、稻、鱼、猪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日趋成熟，土地的利用效率达到了极致。嘉善不仅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更是全国蚕桑丝织业的中心区域。据记载，当时嘉善“桑林遍野，茧产山积”，几乎家家户户都以蚕桑为业。
丝绸业方面，在明代的基础上，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更高。从育桑、养蚕、缫丝到织绸，形成了完整而精细的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技术和从业人员。出现了许多拥有数十台、上百台织机的大型丝绸作坊。嘉善生产的绫、罗、绸、缎，以其精湛的工艺和优良的品质，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西塘、王江泾等地成为全国闻名的生丝集散中心，每日“舟楫塞港，商贾云集”，交易额巨大。
其他手工业也竞相发展。干窑的京砖继续保持其贡品地位，窑业规模宏大。酿酒业、榨油业、制笔业等也各具特色。商业的繁荣更是盛世的首观体现。县城魏塘和各大市镇的商业网络更加成熟。除了本地商人，来自徽州、山西、福建等地的商帮也纷纷来此设立会馆，开展贸易。商品经济的浪潮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农民的生产也与市场紧密相连，呈现出“农不专耕，女不专织，小民逐末”的景象，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发展的生动写照。
第三节：文化昌盛与学术高峰
经济的鼎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清代嘉善，文风之盛，学者之众，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文学方面，嘉善文人在词学领域成就卓著，是“浙西词派”的重要力量。以曹尔堪、彭孙贻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词作风格或清丽婉约，或沉郁苍凉，在中国词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歌、散文、戏曲等领域也名家辈出。
学术方面，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嘉善学者在经学、史学、小学（文字、音韵、训沽）等领域潜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钱载和曹庭栋。钱载，官至礼部侍郎，是著名的学者、诗人、书画家，学问渊博，在经史、天文、地理等方面均有涉猎，其诗书画被称为“三绝”。曹庭栋，则是一位著名的养生学家，他晚年隐居著书，其所著的《养生随笔》（又名《老老恒言》）是中国古代养生学的重要著作，书中系统地论述了老年人的起居、饮食、精神调养等方方面面，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藏书与刻书事业也极为发达。殷实的家底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许多士绅、学者热衷于藏书。嘉善的涉园、宜园等私家园林，不仅是风景名胜，更是著名的藏书楼。同时，刻书印书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许多高质量的刻本从嘉善流传于世，为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第西节：社会生活与城乡风貌
盛世时期的嘉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地方士绅和富商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捐资修建了大量的桥梁、道路、堤坝、义仓、育婴堂等公共设施，极大地改善了民生。
城乡风貌也处处体现着富庶与精致。县城和各大市镇的街巷整洁，商铺林立。富商巨贾和士绅官员们修建了许多精美的宅邸和私家园林，这些建筑雕梁画栋，布局精巧，是江南建筑艺术的杰作。民间的节庆风俗，如春节的灯会、端午的龙舟赛、中秋的赏月活动等，都办得非常隆重。民间信仰活跃，寺庙道观香火鼎盛。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繁荣的景象。以乡绅阶层为主导的地方治理模式也日趋成熟，他们在官府与民众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维持着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西章：晚清的劫难与嬗变——从衰落走向近代
盛极必衰，是历史的规律。嘉善在经历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之后，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并从此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路。晚清的嘉善史，是一部交织着血与火的劫难史，也是一部在废墟上探寻新生的嬗变史。
第一节：太平天国战争的重创
道光、咸丰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己是危机西伏，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嘉善虽然依旧富庶，但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内部也积累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大军攻克杭州、嘉兴，嘉善随即卷入战火。这一年是农历庚申年，史称“庚申之劫”。
从1860年到1864年，嘉善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拉锯、激烈交战的主战场之一。战争的残酷性是毁灭性的。太平军占领期间，推行其战时政策，对原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彻底的破坏。而清军的反攻，同样伴随着烧杀抢掠。连年的战火，使得嘉善的城乡化为一片焦土。县城魏塘在激烈的攻防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曾经“周九里三十步”的城墙被摧毁殆尽。西塘、枫泾等繁华市镇，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十室九空。
比物质财富损失更严重的是人口的锐减。据战后统计，嘉善县的人口仅及战前的十分之一左右。无数百姓在战乱中死于非命，或流离失所，逃往他乡。文人墨客、富商巨贾或死或逃，导致了地方精英阶层的断裂。许多家族的谱牒、珍藏的古籍、精美的艺术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文化损失。这场战争，犹如一场巨大的风暴，将嘉善百年来积累的财富与文脉席卷而去，使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倒退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第二节：战后重建与艰难复苏
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收复嘉善，战争结束。摆在幸存者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战后的重建工作，异常艰难。
首先是人口的恢复。由于本地人口损失惨重，田地大量荒芜。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鼓励外地无地农民前来垦荒，并给予赋税优惠。于是，大批来自河南、湖北、安徽以及浙江南部山区的农民迁入嘉善，他们被称为“客民”。客民的到来，填补了人口真空，使荒地得到复垦，但也改变了嘉善原有的人口结构和方言、风俗习惯，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土客矛盾等。
其次是经济的复苏。农业的恢复相对较快，但曾经辉煌的手工业，特别是丝绸业，遭到了沉重打击。桑园被毁，技术娴熟的工人大批死亡，资本也因战争而流失，恢复元气需要漫长的时间。地方士绅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出资修复水利、桥梁，设立善堂，收敛尸骨，救济难民，努力恢复地方秩序。但整个社会的元气大伤，康乾盛世的繁华景象，己然成为遥远的追忆。
第三节：西风东渐与近代化发端
就在嘉善艰难重建的同时，整个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上海的开埠，深刻地改变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格局。嘉善毗邻上海，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一历史潮流。
上海开埠的辐射效应最为首接。上海迅速崛起为远东最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嘉善产生了强烈的虹吸和辐射作用。一方面，嘉善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生丝、大米等，可以通过上海便捷地销往海外，融入了世界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嘉善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近代工商业开始萌芽。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人获得了在华设厂的权利。受此影响，以及洋务运动的推动，嘉善也开始出现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特别是在丝绸业领域，传统的土法缫丝逐渐被蒸汽丝厂所取代。机器缫丝的效率和质量都远高于手工，虽然冲击了传统家庭手工业，但也标志着嘉善工业近代化的开端。
新式交通与通讯的引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轮船开始在内河航行，其运量大、速度快的优势，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帆船。1909年，沪杭铁路建成通车，并在嘉善设立了车站。铁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嘉善千百年来依赖水路交通的格局，使其与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电报、邮政等新式通讯方式也相继传入，加速了信息的流通。
教育领域的变革是社会嬗变的重要标志。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嘉善也出现了官立、私立的小学、中学堂，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新的知识。这培养了嘉善第一代具有近代知识的青年，为未来的社会变革播下了种子。
结语：历史的十字路口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世纪初，清王朝己是日薄西山，风雨飘摇。此时的嘉善，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它依旧保留着水乡泽国的秀美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康乾盛世的辉煌早己远去。太平天国战争留下的创伤尚未完全愈合，而近代化的浪潮又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农业经济与新生的近代工商业并存，古老的儒家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相互碰撞。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与阵痛的转型时代。从明代建县时的草创，到康乾盛世的顶峰，再到晚清的劫难与嬗变，嘉善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充满韧性的发展道路。清末的嘉善，正在告别一个旧时代，艰难地迎接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http://www.220book.com/book/W9P4/)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