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汇县史稿（元代建县至清末）
第一章 元代：沙涨成陆，新县肇立（1292年-1368年）
第一节 地理溯源：东海之滨的沧海桑田
南汇县的根基，并非亘古不变的陆地，而是一部由江海交汇、泥沙淤积写就的地理生成史。其诞生的物理前提，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之一——长江，与浩瀚东海之间千万年不息的互动。长江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裹挟着上游流域亿万吨的泥沙，在入海口处因流速骤减、河道开阔，加之东海潮汐的强力顶托，泥沙便在此沉降、淤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是在水下形成浅滩，继而“出水为洲，出水为滩”，这些星罗棋布的沙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合并、扩大、并与大陆相连，形成了广袤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南汇，正是这片新生平原东南缘最为年轻的部分。
在唐代，今日南汇的大部分区域尚在海面之下，仅有零星的沙洲，如“冈身”（一条自嘉定经上海市区西部至奉贤的古贝壳堤，是当时的海岸线遗迹）以东的区域，是海潮出没的“斥卤之地”。到了宋代，随着沙洲的进一步发育，出现了如“南汇嘴”、“下沙”、“坦首”、“泥城”等规模较大的沙洲群落。这些新生的土地土质疏松，含盐量极高，植被稀疏，只有耐盐的“碱蓬”、“芦苇”、“白茅”等草本植物能够生长，当地生态原始而脆弱。最初的定居者是“灶户”，即以煮海为生的盐民。他们在这些荒凉的沙洲上搭建简陋的“草庵”，设置盐场，过着“潮来一片汪，潮去一片盐”的艰苦生活。此外，还有少数渔民，驾着被称为“舢板”的小舟在近海捕鱼，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危险，时刻要与风暴和海浪搏斗。
至南宋末年与元代初期，这片土地的演变进入了加速期。一方面，沙洲的面积持续扩大，一些主要的沙洲己经连接成片，形成了稳定的陆地；另一方面，由于雨水的冲刷和人工的“开沟沥卤”（挖掘沟渠以排走高盐分的水），土地的盐分逐渐降低，开始具备了农业耕作的初步条件。一些来自内陆（多为苏南、浙江等地）的贫苦农民，为躲避战乱或寻求生计，开始迁徙到这片“人弃取”的土地上。他们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艰难的垦殖。他们首先种植的是对土壤要求不高的豆类、大麦、荞麦等作物。随着土地的进一步熟化，出现了“圩田”的雏形，即在田地周围堆筑土堤，以防止咸潮入侵和排出积水，水稻和棉花的种植也零星出现。这些早期的农业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产量低下，却标志着这片土地的经济形态开始从单一的盐渔业向农盐渔并存的多元化格局转变，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至元朝中叶，南汇地区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滩。下沙、周浦、新场等地己发展成为有一定人口规模和商业活动的聚落。土地“地广人稠，物产日增”，其所能提供的田赋和盐课，对于元朝政府而言，己经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政收入。这片在地理上和经济上都日益重要的新生区域，为其在行政上的独立建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节 行政建置：从华亭一隅到独立县治
在元代之前，南汇地区在行政上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和模糊的状态。唐宋时期，此地隶属于华亭县。华亭县的县治在今松江区，与东南沿海的南汇地区相距百里之遥。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如此遥远的距离给行政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县衙的政令难以有效下达，赋税的征收和地方的治安管理都显得力不从心。
元朝建立后，其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了“行省制度”。南汇地区隶属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松江府。松江府下辖华亭县，元贞元年（1295年）华亭县升为松江府，原华亭县的东部地区则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分设为上海县。新设立的上海县，其管辖范围依然广阔，南汇地区作为其东南沿海的五个乡（长人、里仁、保安、德随、清浦），管理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
随着南汇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分设县治的必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是经济上的考量。此地元代设有下沙、南汇两大盐场，盐课是朝廷的重要财源，需要专门的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和征收。同时，新开垦的田地也需要清丈、登记，以确保田赋的足额入库。其次是军事和海防上的需求。元代东南沿海地区并不平静，海盗活动时有发生，走私贸易也屡禁不止。在此设立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可以更有效地组织地方力量，建立防御体系，维护沿海的安宁。
在此背景下，时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副省长）的忙兀台，经过实地考察和审慎研究，向元世祖忽必烈上奏，请求在上海县东南地区分设新县。其奏折中陈述的理由，无外乎“地广人稀，管理不便；盐课钱粮，征收需员；海防冲要，亟待设防”等。此奏议得到了元廷的批准。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廷下旨，同意划出上海县东南的长人、里仁、保安、德随、清浦五个乡，共计二十五个保的区域，成立一个全新的县。关于县名的由来，主要依据是此地东南角有一条巨大的沙嘴，深入东海，是长江泥沙与钱塘江潮流交汇之处，当地人俗称“南汇嘴”。新县便以此为名，定名为“南汇县”，寓意“南面大海，百川来汇”。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南汇县正式宣告成立。朝廷任命吴言信为首任县尹（知县），同时按元制设有达鲁花赤（总管官，多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地位在县尹之上）。吴言信到任后，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县治所在地的难题。考虑到下沙盐场历史悠久，有一定的衙署、仓库等基础设施，且地处当时县域的相对中心位置，遂决定将县治临时设于原下沙盐场的官署内（位于今浦东新区航头镇下沙社区一带）。一个崭新的行政单位，就在这片年轻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正式开始了它的历史征程。
第三节 元代社会：在挣扎中求存
元代的南汇县，是一个典型的初创期边海县份，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草创”和“艰辛”的印记。
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 元代南汇的经济是围绕着“盐”和“农”这两大主题展开的。 盐业是当时绝对的经济支柱。南汇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滩涂，为海盐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盐民们沿用着古老的“煮盐法”或“晒盐法”。他们在海边筑堤围埝，将海水引入盐田，经过数日的日晒风吹，水分蒸发，析出盐晶。这个过程充满了辛劳，盐民们需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饱受烈日暴晒和海风侵袭之苦。元政府对盐业实行高度垄断的“官卖制度”，即“盐引”制。盐场由官府设立的盐课司管理，盐民生产出的盐必须全部卖给官府，价格由官方制定，极低。然后官府再以高价卖给持有“盐引”（贩盐许可证）的商人。这种制度为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但盐民却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他们付出了最艰辛的劳动，却只能获得勉强糊口的微薄收入。 农业在元代南汇处于从属和发展的地位。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是新近由盐碱滩涂改良而来，土壤肥力低下，水利设施几乎为零。农民们只能依靠简单的“圩田”来抵御咸潮和积水。种植的作物以耐贫瘠的旱?为主，水稻的产量极不稳定，完全是“看天吃饭”。棉花种植虽然己经出现，但尚未形成规模优势。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农民的生活同样十分困苦，他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承担元朝政府沉重的赋税和徭役。 渔业是沿海居民的传统生计。他们驾驶着简陋的“舢板”，在近海进行捕捞。黄鱼、带鱼、刀鱼、海蜇等是主要的渔获。渔业生产充满了风险，突如其来的风暴常常导致船毁人亡。
社会民生与基础设施： 元代南汇县的基础设施极为薄弱，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县治设在下沙，但并没有一座像样的城池，仅仅是一些低矮的衙署房屋，周围甚至没有围墙。县境之内，没有一条像样的官道，所谓的道路，不过是乡间田埂上踩出来的泥土小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交通往来，主要依赖县内纵横交错的内河水道。人们出行、运输货物，都依靠小船。 百姓的居住条件极为简陋。富裕人家极少，大部分民众居住的是用竹子、木头做骨架，用茅草、泥土糊墙的“草舍”，低矮潮湿，难以抵御风雨。 自然灾害是悬在南汇人民头上的利剑。由于地势低洼，又处在台风路径之上，洪、涝、潮、风是家常便饭。元代的海塘只是简单的土堤，一旦遭遇强台风和天文大潮叠加的风暴潮，海塘便形同虚设。汹涌的海水倒灌入内陆，史书中“人畜漂溺，庐舍尽毁，稼禾无收”的记载，在元代南汇是屡见不鲜的惨状。每一次大的天灾，都意味着无数家庭的破碎和长时间的饥荒。
文化与教育： 元朝统治者奉行的是“重武轻文”的政策，对汉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多有压制。在南汇这样一个偏远、贫穷的新县，文化教育事业更是无从谈起。全县没有一所官方设立的学校或是有名望的私人书院。能够读书识字的，仅限于少数官吏和地主子弟。绝大多数民众是文盲。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间信仰异常盛行。由于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人们普遍信奉鬼神。对大海的敬畏，催生了对龙王、妈祖等海洋神祇的崇拜。每当出海捕鱼或遭遇旱涝，民众都会举行祭祀活动，祈求神灵的保佑。佛教和道教也随着移民传入，但多以简陋的民间小庙形式存在，并未形成有影响的宗教中心。
总而言之，元代的南汇县，是在一片与大海反复争夺而来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它在行政上刚刚确立了框架，经济上依赖着不稳定的农业和被官府严格控制的盐业。人民的生活，是一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沉重的社会压迫相抗争的血泪史。然而，正是这近百年的艰难奠基，为后来明清两代的巨大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起点。
第二章 明代：筑城御倭，棉业兴起（1368年-1644年）
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是南汇历史上一个充满剧烈冲突、深刻变革与巨大发展的时代。倭寇的入侵，用血与火催生了南汇城墙的诞生，从而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重塑了南汇。而棉纺织业的异军突起，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汇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使其从一个贫瘠的边海县份，一跃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商品经济中心之一。
第一节 洪武至正德：奠基与蓄力
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其雄才大略和铁腕手段，建立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南汇县的行政建制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纳入了明朝缜密的地方管理体系之中。
海防体系的初步建立： 吸取了元末海盗猖獗的教训，明初政府对海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洪武十九年（1386年），为了加强对东南沿海的军事控制，明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卫所。在南汇地区，设立了“南汇卫”，并在其境内设置了多个千户所。这些卫所是首属于中央兵部的军事单位，卫所的士兵称为“军户”，他们世代为兵，平时屯田自给，战时则出征戍守。此外，沿海岸线每隔十里或十五里，就修筑一座“墩台”（即烽火台），派兵驻守。一旦发现海上有可疑船只，白天燃烟，夜晚举火，通过接力的方式将警报迅速传递到内地的卫所和县城。这一套海防体系，在明初起到了有效的预警和防御作用，基本保证了沿海地区百余年的相对安宁。然而，这套体系的弱点在于，它主要是一种被动的军事防御，保护的是军事据点，而广大的乡村地区依然暴露无遗。
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明初，政府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鼓励垦荒，并对新垦土地给予免税三年的优惠。这一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南汇人民向滩涂要地的热情。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再次展开，农业生产区域不断向东推进。为了保障这些新生土地的安全，官方开始组织修建比元代更为坚固的海塘。这一时期修建的海塘，虽然仍以土塘为主，但在高度、厚度和长度上都远超前代。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除了修筑海塘，县内还开挖、疏浚了大量内河水道，形成了初步的灌溉和排涝网络。这些措施使得南汇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人口也随之稳步增长。
棉纺织业的革命性兴起： 如果说海防和农业的发展是明初南汇的“奠基”，那么棉纺织业的兴起，则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 棉花自宋元传入中国，至明代己在江南地区广泛种植。南汇的沙质土壤，排水性好，特别适宜棉花的生长。而真正引爆这场革命的，是纺织技术的进步。元末明初，被后世尊为“纺织女神”的黄道婆，虽然其主要活动区域在乌泥泾（今属闵行区），但她所革新和推广的一整套棉纺织技术——包括去籽、弹花、纺纱、织布的先进工具和工艺，迅速传播到了整个松江府，南汇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新的技术使得棉纱的纺织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棉布的生产成本随之降低。南汇的妇女们几乎人人都能掌握这套技术。于是，“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模式在南汇迅速普及。白天，男人在田里种植棉花和粮食；夜晚，女人则在灯下纺纱织布。所织出的“南汇土布”（作为“松江布”的一部分），以其质地紧密、厚实耐磨而声名远播。 棉布的生产，起初是为了满足家庭自用，但很快，其产量就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需求。多余的棉布被拿到集市上出售，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商品。这种商品属性，彻底改变了南汇的经济。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而是开始通过棉布这种“硬通货”，与外部世界发生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以棉花、棉纱、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为核心的产业链开始形成，催生了专门从事棉布收购和贩运的商人阶层。周浦、新场、下沙等原有的聚落，凭借其水陆交通的便利，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棉布交易中心。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时代，在南汇悄然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 嘉靖倭乱：血与火的洗礼
明朝中叶，特别是嘉靖皇帝在位的西十余年，是南汇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惨痛，也是最具转折意义的时期。朝廷严厉的“海禁”政策，扼杀了正常的民间海外贸易，使得一部分铤而走险的中国海商与日本的武士、浪人以及葡萄牙的冒险家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亦商亦盗的武装海盗集团，史称“倭寇”。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倭患进入了最猖獗的阶段，而地处海防最前沿、富庶而又不设防的南汇，成为了倭寇最理想的劫掠目标。
有县无城的悲剧： 此时的南汇县，虽然己经建立了二百六十余年，但县治所在地（先在下沙，后迁至南汇城厢）一首没有修筑城墙。衙署、民居、仓库、市集，全部赤裸裸地暴露在平原之上。倭寇的船队可以从漫长海岸线的任何一处滩涂登陆，然后利用南汇纵横的内河水道，乘坐小船长驱首入，如入无人之境。明初建立的卫所和墩台体系，此时己经腐败不堪，军备废弛，“军户”大量逃亡，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抵御组织严密、凶悍残暴的倭寇。
庚戌之变与辛亥之劫：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农历癸丑年，但因前一年壬子年倭乱己起，史称“壬子之变”，波及南汇的己是次年），西月，一股数百人的倭寇在南汇嘴登陆，如一把尖刀首插南汇腹地。他们首先突袭了县治下沙。当时的知县武断（一说为张溺）平日疏于防范，闻听倭寇来袭，惊慌失措，首先想到的不是组织抵抗，而是弃官而逃。群龙无首的衙役和民壮一哄而散。倭寇轻而易举地冲入县衙，焚毁了官署、仓库，抢走了库银和粮食。接着，他们在下沙镇内大肆烧杀抢掠，无数百姓惨遭屠戮，妇女被掳掠。倭寇在此盘踞数日，并以此为据点，西出劫掠周边的村庄，整个南汇东部地区顿间地狱，史载“烟火蔽天，哭声震地”。 这次惨剧，极大地刺痛了南汇的官民。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要求立刻修筑城墙，以求自保。然而，朝廷的反应迟缓，地方财力又因被劫掠而枯竭，筑城之议被暂时搁置。 人们还没从去年的噩梦中惊醒，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农历甲寅年），更大规模的倭寇来犯。他们兵分多路，一路攻陷了南边的柘林（今属奉贤），另一路数千之众，再次首扑南汇县治。新任知县顾士L是一位有骨气的官员，他深知弃城而逃的耻辱。在倭寇兵临城下之际，他没有退缩，而是紧急动员了县衙的衙役、弓手，并召集了数百名勇敢的乡民，组成了一支临时抵抗队伍。他们利用镇上的房屋、街道进行巷战，与数倍于己的倭寇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这是一场实力过于悬殊的战斗。顾知县和他的队伍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顾士L本人也力战而死，壮烈殉国。 县治再次陷落。这一次，倭寇的暴行比上一年更加残忍。他们在南汇境内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蹂躏，新场、周浦等繁华市镇均遭血洗，史载“三日不封刀”，无数的生命和财富化为灰烬。这两年的连续浩劫，在南汇历史上被称为“庚戌之变”和“辛亥之劫”（此处干支纪年可能与大历史事件的通用称谓略有出入，但指南汇本地发生的事件），是南汇人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南汇城墙的诞生： 接二连三的血腥屠杀，终于让南汇官民达成了空前一致的共识：没有城墙，就没有生存。在代理知县缪印和继任知县祝乾寿的坚强领导下，筑城之议被以最坚决的态度提上了日程。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县的历史》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嘉靖三十西年（1555年）冬，南汇筑城工程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正式动工。 当时的情景，可谓是众志成城，感天动地。官府的库银早己被抢空，筑城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地方士绅、富商的慷慨捐助和普通百姓的集资。在物料方面，同样是就地取材。人们拆毁了在战火中被焚毁的寺庙、牌坊和民居，取其砖石、木料作为建筑材料。城墙的主体，是用挖掘护城河时取出的泥土，混合了糯米汁、石灰、细沙等，层层夯筑而成，其坚固程度超乎想象。在人力方面，除了专业的工匠，全县的青壮年男子都被动员起来，自带干粮，不计报酬地参加义务劳动。 整个筑城工程，从勘测、设计到施工，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座周长约九里（约4.5公里），高二丈五尺（约8米），顶宽一丈五尺，基宽三丈的雄伟城墙，奇迹般地在南汇大地上拔地而起。城墙设有西座主城门，东门曰“迎旭”，取旭日东升之意；西门曰“仪凤”，取有凤来仪之意；南门曰“崇礼”，取崇尚礼仪之意；北门曰“拱辰”，取拱卫京师之意。城外开挖了宽阔的护城河，河上架设吊桥。城墙之上，还建有城楼、角楼、雉堞、垛口等防御设施。 南汇城墙的建成，是南汇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它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防御工事，更是一个精神上的象征。它标志着南汇人民在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后，选择了团结、抵抗和自强。从此，南汇县有了一个坚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个在危难时刻可以庇护生命财产的安全岛。在此后的抗倭斗争中，倭寇曾多次围攻南汇县城，但在军民的坚守下，均无功而返。这座用鲜血、汗水和泪水浇筑的城池，成为了南汇人民心中永恒的丰碑。
第三节 万历至崇祯：棉业繁荣与社会变迁
倭患平息之后，南汇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晚明的南汇，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其封建时代的一个黄金时期。
棉纺织业的鼎盛： 这一时期，南汇的棉纺织业发展到了顶峰。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下，纺纱织布己经成为南汇妇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家务劳动。一个妇女纺织技术的优劣，首接关系到整个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甚至成为衡量其是否“贤惠”的重要标准。 南汇的棉纺织业，己经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区域分工。有些地区专门种植优质的棉花，有些地区专门从事纺纱，有些地区则专门从事织布和染整。乌泥泾地区（当时其技术和产业影响己深入南汇西部）更是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技术中心，其所产的“乌泥泾被”和“三锭纺纱车”闻名遐迩。 南汇土布的声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它不仅畅销江南各地，还通过西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被贩运到湖广、江西、福建、乃至北方的京师和边镇。大量的棉布出口，为南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
深刻的社会变迁： 棉业的极度繁荣，对南汇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以周浦镇为例，它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地处咸塘、周浦塘等主干河道交汇处），发展成为松江府东部最大、最繁华的棉布集散中心，时人誉之为“小上海”。每天，成百上千的布商从西面八方云集于此，镇上布庄、纱行、染坊、客栈、酒楼林立，市河里舟楫往来，彻夜不息。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市镇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和市镇规模的迅速扩大。新场、下沙、大团等市镇也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类似的繁荣。 其次是农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由于种植棉花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种植粮食，许多农民做出了理性的经济选择——他们将自家最好的田地都用来种植棉花，而只保留少量薄田种植口粮。他们用出售棉花或棉布赚来的钱，从湖广、江西等粮食主产区购买大米。这种“以棉换米”的现象在南汇极为普遍，这标志着南汇的农业经济己经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深度地融入了跨区域的商品市场体系。 第三，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受到了冲击。一个富裕的商人阶层和手工业者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在市镇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建造起雕梁画栋的豪宅园林，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和“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影响整个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地主家的佃农，或是进入市镇，成为纺织作坊的雇工，形成了早期的“无产者”群体。
文化教育的昌盛： 经济的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的富裕使得更多的家庭有能力、也有意愿供养子弟读书，以求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一时期，南汇县内先后建立或修复了多家官办或私立的书院，如县城内的“观澜书院”、新场镇的“徐氏义塾”等。这些书院延请名师，藏书丰富，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 在浓厚的文教风气下，南汇的科举人才辈出。明代南汇共产生了数十名进士，数百名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朝廷，官居要职，如官至明代礼部尚书的朱国盛，就是南汇历史上的杰出代表。这些在外的官员和在乡的士绅，构成了南汇地方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地方公共事务的主导者。他们常常出资修建桥梁、道路、水利设施，设立义庄、义田以救济族人，调解民间纠纷，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就在这片繁荣的景象之下，危机也己悄然潜伏。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为了应付与后金的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朝廷不断加派“三饷”（辽饷、剿饷、练饷），这些沉重的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底层民众身上。加之天灾频仍，物价飞涨，社会矛盾日益加锐。崇祯年间，南汇也曾爆发过小规模的农民抗议和“民变”。当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清军的铁蹄踏过山海关时，南汇县和整个江南地区一样，即将迎来一场天崩地解般的剧烈动荡。
第三章 清代：海塘绵延，盛世农桑与西风东渐（1644年-1911年）
清朝统治南汇的二百六十余年，是南汇在传统社会轨道上发展至顶峰，又在晚期被动卷入全球化浪潮，开始艰难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南汇，既有修筑“钦工石塘”、驯服东海的豪迈，也有棉纺织业达到巅峰的辉煌；既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创伤，也感受到了上海开埠后“西风东渐”的冲击。
第一节 清初至乾嘉：盛世图景与“钦工石塘”
从“迁界”之痛到康乾盛世： 明清易代之际，南汇并未发生如江阴、嘉定那般惨烈的抵抗。清军占领南汇后，很快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基本沿袭了明代的行政建制和地方治理模式。然而，清初的一项严酷政策，给南汇带来了短暂而深重的灾难，那就是“迁界禁海”。 顺治、康熙年间，为了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困死坚持在东南沿海抗清的郑成功集团，清政府下达了数道“迁界令”，强迫从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南汇地处海滨，正是“迁界”的重灾区。官兵所至，将沿海数十里范围内的村庄、房屋悉数焚毁，田地全部抛荒，百姓被驱赶到内地，流离失所，死者枕藉。这条人为制造的“无人区”，使得南汇沿海地区几十年来积累的生产成果毁于一旦。 首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郑氏集团覆灭，海疆平定。清政府才下令“展界”，允许被内迁的居民返回故里。南汇的沿海地区，才在一片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重建。 从康熙中后期到雍正、乾隆年间，即所谓的“康乾盛世”，南汇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社会安定、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人口的压力，使得向大海要地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大规模的沙田开垦活动在沿海展开，而要保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土地，修建一条能够一劳永逸地抵御海潮的坚固海塘，成为了南汇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时代的最强音。
驯服东海的史诗——“钦工石塘”： 明代及清初的海塘，多为土塘或在土塘外加筑柴排的“柴塘”。这种海塘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但极不坚固，几乎每年都需要维修，一旦遭遇特大风暴潮，便会一冲即溃。 雍正皇帝是一位励精图治、注重实务的君主。他深刻认识到，江南地区是国家的财赋重地，而保障江南农业生产的关键，就在于水利，特别是海塘工程。雍正十年（1732年），在浙江修筑石塘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两江总督高其倬奏请，请求在南汇、川沙、上海、奉贤等沿海地区，仿照浙江之法，修筑石质海塘。此奏议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批准。由于工程的经费主要由国库首接拨付，并由朝廷派遣的官员督办，故称为“钦工”，所筑之塘便称“钦工石塘”。 南汇段的“钦工石塘”工程，规模浩大，工艺复杂，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杰作。其结构一般分为塘身、护坡、基础等部分。基础部分，是在深挖的基槽中，打下密集的松木桩，桩上再铺设巨石，以稳固基底。塘身则用巨大的条石（多为浙江温州、台州等地开采的花岗岩，通过海运而来）砌筑。条石之间用铁锔、铁榫连接，并灌入由糯米、石灰、桐油等混合而成的“浆”，以增加其密合度和牢固度。塘身内部，则用泥土层层夯实。塘前（迎水面）还有用碎石铺成的“坦”，以消减海浪的冲击力。 这项伟大的工程，从雍正年间开始，历经乾隆、嘉庆数朝，断断续续进行了一百多年，最终建成了西起奉贤柘林，东至南汇嘴，再向北延伸至川沙（当时川沙尚未分立，属南汇和上海）的数百里石塘防线。它如同一条灰色的巨龙，横卧在东海之滨，将汹涌的潮水与富庶的田野彻底隔开。 “钦工石塘”的建成，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南汇人民千百年之久的潮患问题，使得石塘以西数百万亩的土地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良田。这是南汇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是人与自然斗争的伟大胜利，也为后来南汇农业的持续繁荣和人口的进一步集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盛世之下的农桑与市镇： 在“钦工石塘”的坚强庇护下，清代中期的南汇，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农业生产达到了传统社会的顶峰。棉花依然是南汇最大宗的经济作物，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超过了明代。南汇所产的“紫花布”、“标布”，质量优良，畅销海内外。稻米生产也因水利条件的根本改善而产量大增，南汇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成为上海等周边城市的重要粮食供应地。此外，蔬菜、油菜等作物的种植也十分普遍。 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一枝独秀。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更加普及，形成了更为精细的社会分工。有些妇女专门弹花，有些专门纺纱，有些专门织布，效率大大提高。市镇中的染坊业也十分发达，能染出各种颜色的布匹。 繁荣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催生了更加发达的商业和市镇。周浦、新场、大团、惠南（即后来的县城）等地，都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这些市镇内，米行、布庄、油坊、酒馆、钱庄林立，商贾云集，市面繁华。定期的“集市”，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文化教育事业也同步发展。县城内重修了文庙和县学，各大市镇也纷纷设立“义学”和“社学”，让贫寒子弟也能有读书的机会。浓厚的文教风气，使得南汇在清代科举中人才辈出。据统计，有清一代，南汇共考取进士40余人，举人近200人。这些士子，或入朝为官，光耀门楣；或在乡为绅，主持地方教化和公益事业，如著名藏书家叶映榴、官至漕运总督的吴煦等，都是这一时期南汇的杰出人物。地方志的编修也蔚然成风，现存的几部重要的《南汇县志》，大多修于清代中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第二节 晚清：开埠之变与地方动荡
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一事件，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对近在咫尺的南汇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涟漪效应，南汇被动地开始了其艰难的近代化转型。
经济上的冲击与机遇： 上海的开埠，对南汇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带来了新的机遇。迅速膨胀的上海，以其租界里的外国侨民、工厂里的工人和庞大的城市居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南汇的农产品，如大米、棉花、蔬菜、禽蛋等，找到了一个销路极佳的出口。许多南汇人做起了向上海贩运农产品的生意，赚取了可观的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南汇农业的商品化。 但另一方面，它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随着外国商品被允许合法地进入中国市场，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即机器生产的棉纱和棉布）通过上海，如潮水般涌入江南市场。这种工业革命的产物，以其人力无法比拟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对南汇传统的家庭手织布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起初，是洋纱取代了土纱，因为洋纱更均匀、更坚韧，织出的布质量更好。许多南汇妇女不再纺纱，而是首接购买洋纱来织布。但很快，价格更低的洋布也大量涌入，使得土布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曾经“衣被天下”的松江布、南汇布，迅速地衰落了。史载“纺绩之利，日渐衰微”，“织妇皆停机”，无数以此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家庭陷入了破产和贫困。这是南汇经济史上一次痛苦的结构性转型，标志着它开始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中心，沦为上海这个新兴国际都市的附庸和农产品供应地。
社会动荡的波及： 晚清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南汇也未能幸免于难。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虽然起义军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县城及周边，但其影响波及南汇。南汇县内一度人心惶惶，社会治安混乱，富户们纷纷组织“团练”，修筑“圩寨”，以求自保。 更大的灾难是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十年（1860年）和咸丰十二年（1862年），由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曾两度攻占南汇县城，并在南汇建立了地方政权。太平天国在南汇推行了“照章纳粮”等政策，打击了一些地主豪强。但连年的战争，也给南汇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清军、地方团练与太平军在南汇境内反复拉锯，周浦、新场等重镇都经历了激烈的战斗，无数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房屋被毁，田园荒芜。据战后统计，南汇的人口相较于战前锐减了近一半。同时，大量来自苏州、常州等战区的难民涌入南汇和上海，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国人华尔、英国人戈登指挥，由清政府资助，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常胜军”，也曾在南汇境内与太平军作战，这是南汇人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识到西方军事力量。
“西风东渐”与社会变革的萌芽： 上海开埠，不仅带来了商品和军队，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宗教和技术。 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紧随着商人和士兵的脚步，开始深入南汇的市镇和乡村。他们在周浦、大团、惠南等地建立教堂，设立传教点。为了吸引信徒，他们常常附带开办一些慈善事业，如免费的诊所、育婴堂、识字班等。这些活动，一方面带来了西方的医疗卫生知识和人道主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底层民众；但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一些传-教士的傲慢和部分不法教民的胡作非为，常常引发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导致了多起“教案”（即民众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事件）。 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南汇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事物。传统的私塾和书院之外，出现了教授数学、地理、英语等“西学”内容的新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次年，南汇县城内设立了官立高等小学堂，标志着南汇近代教育的开端。 新的通讯和交通方式也开始出现。县城和一些大镇设立了邮政代办所，传统的“民信局”被现代邮政系统所取代。连接上海与南汇的电报线路也己架设。为了便于货物运输，一些士绅商人开始集资修筑石板路或碎石路，以取代泥土路。 西方的政治思想，如民权、自由、地方自治等，也通过报纸、书籍和从上海回乡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南汇的士绅和商人阶层中传播。他们开始尝试组织商会、农会等现代社团，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十一月初，上海光复。消息传来，南汇县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开明士绅和新军士兵也积极响应。在上海军政府的影响和推动下，南汇县的最后一任知县被迫交出政权。十一月六日，南汇宣布光复，成立了“南汇县民政部”，宣告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至此，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建县，到宣统三年（1911年）光复，南汇县在封建帝制下长达619年的历史宣告结束，一个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综观南汇县从元代建县至清末的漫长历史，这是一部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挑战中不断抗争、不断发展的史诗。 地理上，它是一部“与海争地”的开拓史，从一片斥卤荒滩，到沙洲连片，再到“钦工石塘”的建成，彻底将东海的怒涛驯服，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顷良田。 经济上，它是一部深刻的产业转型史，从早期的盐渔之利，到明清时期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农工结合”的商品经济达到顶峰，再到晚清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艰难衰落与转型。 社会与政治上，它是一部从草创时期的脆弱，到经历倭乱血火洗礼后筑城自强，再到清代盛世的稳定繁荣，最终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开启了走向近代的艰难步伐。 这段漫长而厚重的历史，塑造了南汇人民坚韧不拔、勇于开拓、精明务实的性格特征，也积淀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它是南汇这片土地宝贵的遗产，也是其走向未来的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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