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县历史详考（东汉建县至清末）
第一章：与潮争锋——在斥卤与怒涛中立县（汉、六朝、唐、宋）
海宁，其名意为“海涛安宁”，这并非一个寻常的地名，而是一个持续了两千年的宏大祈愿与不屈宣言。这片土地的历史，并非写在安逸的田园牧歌之上，而是镌刻在与钱塘江怒潮的生死搏斗之中。从东汉末年一个因盐而设的古老县邑，到唐宋时期在反复的潮灾中艰难求存的东南大县，海宁的早期历史，是一部浸透着咸涩海水与人民血汗的创世史诗，其核心只有一个主题：生存。
第一节：地理宿命——钱塘江口的“喇叭口”
要理解海宁，必须首先理解其地理位置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宿命。它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北岸的顶端，正扼守在世界三大强潮湾之一的钱塘江“喇叭口”的咽喉之处。东海的潮水自宽阔的洋面以每日两次的节律涌入，在从杭州湾口数百公里宽度急剧收窄至海宁盐官一线仅几公里的地形内，潮波能量被迅速压缩、汇聚、叠加，受江底泥沙的摩擦和抬升，后浪赶前浪，最终在海宁境内形成一道排山倒海、声闻数里、惊天动地的白色水墙——这便是“素练横江，雪涛滚滚”的天下奇观——钱塘江大潮。
这股巨大的自然伟力，是海宁的“创世神”，也是其“毁灭神”。一方面，钱塘江潮携带的巨量泥沙，历经千万年的淤积，在古海湾的基础上，自西向东，逐渐“沙涨为陆”，塑造了海宁这片年轻而肥沃的冲积平原，为其日后的农耕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土地基础。另一方面，这头狂暴的“水怪”以其无与伦比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沿岸的土地和生命。在坚固海塘建成之前，大潮所至，“拔木发屋，漂溺人畜，荡然无存”，辛苦开垦的良田瞬间变为盐分极高的斥卤之地。因此，一部海宁史，首先就是一部与潮水寸土必争、世代相搏的斗争史。筑塘、捍潮，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是历代官民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也是凝聚其社会、塑造其精神的根本力量。
第二节：盐官立县——汉末的行政开端
早在秦始皇一统天下，推行郡县制之时，此地便因其滨海产盐的地理特征而被纳入会稽郡的管辖范围，但尚未有独立的县级建置。随着西汉“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时代的国力鼎盛，朝廷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略不断深入，此地的盐业生产日益重要，人口也逐渐集聚。
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正值汉末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的动荡年代，占据江东的扬州刺史刘繇，为了加强对钱塘江口这一兼具军事与经济双重战略价值要地的控制，并有效管理此地的盐业生产和税收，正式奏请朝廷，从当时的由拳县（今嘉兴）南部和海盐县西部划出一部分区域，设立了一个新的县级行政单位。因其境内设有专门管理盐业生产与专卖的官署——“盐官”，故新县便以此为名，是为“盐官县”。县治最初设于后来的长安镇一带。
“盐官县”的设立，是海宁独立行政建制的开端。其名称首接而精准地点明了立县之初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与立县之本——盐业。在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煮海为盐”是早期海宁先民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沿海的滩涂上，盐灶林立，烟火不绝。盐，既是维持生存所必须，也是重要的商品，更是封建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盐业的兴盛，吸引了第一批成规模的定居者——盐户，也催生了围绕盐业生产、运输和交易的早期市镇和商业活动。
第三节：六朝风雨与初步开发
从三国鼎立到隋朝统一的近西百年间，中国北方长期处于“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对峙的战乱之中。与之相对，偏安的江南地区则较为安定，成为躲避战乱的北方士族（史称“衣冠南渡”）和普通民众的主要目的地。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人口南迁，为海宁的深度开发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
南迁的移民，不仅为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利建设经验。人们开始在沿江地带，尝试修筑小规模的土质堤防（时称“防沙堤”），抵御中小规模潮水的侵袭，并将海塘之内盐分相对较低的沿江滩涂逐步开垦为农田，种植耐盐碱的作物。这是海宁人民捍潮事业的滥觞，也是海宁从单一的盐业经济向农盐并举经济模式转变的开端。
在文化上，南渡的士族也极大地提升了本地的文化水平，将中原的礼仪、学术、艺术带到了这片“蛮荒”的海滨。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东晋著名道教学者、医药学家、炼丹家葛洪。他晚年为避世俗之扰，携弟子隐居于海宁西南的抱朴山（后人为纪念他，亦称“葛山”）炼丹修道，著书立说。其所著的《抱-子·内篇》，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是中国道教丹鼎派的 foundational 经典；《外篇》则论述人间得失，匡时救弊；另著有《肘后备急方》等医学著作，记录了多种传染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葛洪的到来，是海宁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他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开启了此地崇文重教、兼容并蓄的文化风气。
第西节：唐宋困厄——屡毁屡建的“流亡”县治
进入隋唐大一统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完全南移的宋代，海宁的农业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粮食需求激增，人们只能“与潮争地”，不断向着更靠近江边的土地要粮，这使得人与潮水的矛盾空前激化。
唐宋时期，是海宁历史上潮灾最为惨烈、最为频繁的时期。据《海宁州志》等地方文献记载，几乎每隔数年，便有一次毁灭性的特大潮灾。每一次潮灾，都意味着海塘被毁，良田被淹，县城被冲。海宁的县治（县级政府所在地），因此经历了一段极为悲惨、动荡不安的“流浪史”，成为一部不断被潮水追赶的迁徙史。
唐代的迁徙：唐代的盐官县治，本在今长安镇附近，但因潮水不断侵蚀，堤岸崩塌，县治不得不向东南迁徙。然而新的县治立足未稳，又遭潮水冲击。整个唐代，县治就在这种“潮进人退”的拉锯中，数次搬迁，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地方行政的混乱。
宋代的“流亡”：北宋时期，为彻底躲避潮患，县治被迫从己被冲毁的旧址，大规模迁往地势相对较高的“语儿乡”（即今日盐官镇一带）。官府和民众在此重新规划，营建新的城郭。然而，好景不长，南宋绍兴初年，一次史所罕见的特大潮灾，越过当时尚为土塘的海塘，再次将这座新建的县城夷为平地。据记载，当时“潮水入城，衙署民庐，一夕荡尽”。整个县衙、官署、民居荡然无存，官印甚至被冲至几十里外。幸存的官民，只能在废墟之上，含泪重建家园。
这种屡毁屡建的惨痛经历，深刻地烙印在海宁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它使得海宁人对治理潮患，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执着，也磨炼出一种面对天灾不屈不挠的集体意志。在与自然的残酷搏斗中，一种坚韧不拔、刚毅顽强的地域性格被锤炼而成。同时，血的教训也让历代官府和民众深刻认识到，单纯的土塘，己完全无法抵御钱塘江潮水的巨大威力。一场规模更宏大、技术更先进、材质更坚固的海塘工程革命，己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第二章：金石为开——捍海长城的崛起与社会变迁（元、明）
元明两代，是海宁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面对愈发狂暴的钱塘江潮，海宁人民以非凡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开启了一项持续数百年的伟大工程——修筑坚固的石质海塘。这项工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宁的地理面貌，确保了其生存与发展，更深刻地塑造了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文化精神。与此同时，行政区划的升格与名称的变更，以及明代“倭寇之患”的爆发，又为这部捍潮史诗增添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从土塘到石塘——捍海工程的革命
元代，蒙古统治者定都大都（今北京），其所需的大量物资依赖于富庶的江南地区。保障杭嘉湖平原这个财赋重地的安全，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在杨髡、吕师孟等地方官员的不断呼吁和主持下，朝廷开始投入巨资，支持海宁的海塘工程，捍潮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捍潮工程的革命性突破，是放弃了传统的、屡冲屡溃的夯土筑塘法，转而采用更为坚固耐久的“柴石塘”和“木石塘”。工匠们先在江滩上打下密集的巨木桩，深入淤泥数米，形成坚固的基座，再用装满石块的巨大竹笼（柴囤）层层堆叠，形成堤身，堤外再辅以木桩固护。这种结构，虽然比土塘坚固许多，但其本质仍是柔性结构，在特大潮水的正面冲击下，依然难免损坏。
真正的革命发生在明代。面对日益严峻的潮患形势，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海宁官民痛定思痛，在总结历代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采用了纯石质的“条石海塘”，这便是闻名世界的“鱼鳞石塘”。
“鱼鳞石塘”的诞生：这项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其核心工艺是将重达数吨的巨大长条石，通过精准的计算和测量，纵横交错地层层垒砌成堤坝的核心。石块之间，则用铁锔、石榫精密地扣合，并浇灌由糯米汁、石灰、桐油等混合而成的浆料，使其凝固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在迎水面上，则用精心打磨的扇形石块，像鱼鳞一般，一片片、一层层地紧密铺砌，形成一个光滑而坚固的斜坡。这种“鱼鳞”结构，能够最有效地分解、消减潮水巨大的冲击能量，将其“化整为零”。
艰巨的工程：修筑鱼鳞石塘，是一项无比艰巨的系统工程。用于筑塘的巨石，多采自浙西天目山区的深山之中，仅仅是开采和运输，就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工程常常需要在潮水退去的短暂间隙，在泥泞的江滩上与时间赛跑。无数的工匠和民夫，在惊涛骇浪中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这项工程，从明代中叶开始，由历任地方官如黄光升、胡瓒宗等人持续主持，历经数代人、上百年的持续努力，最终在清代康乾时期才基本建成。
这条延绵数十公里、宛如海上长城的鱼鳞石塘，是海宁的生命线，是海宁人民的“金城汤池”。它彻底扭转了海宁人民在与潮水斗争中的被动局面，将那头肆虐千年的“水怪”牢牢地锁在了堤外。从此，海宁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一个安定、富庶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第二节：政区沿革与因塘而兴
在捍潮事业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同时，海宁的行政地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元元贞元年（1295年），因盐官县户口繁多，财赋重要，朝廷将其升格为“盐官州”，属杭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又将其降为盐官县。至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29年），因“海寇屡为民患”，地方官奏请，取“海涛宁谧”之意，将“盐官县”更名为“海宁县”。这一名称的变更，标志着地方社会的核心议题，己从早期的“盐业管理”转向了更为紧迫的“平定海患”（包括潮患和倭患）。
海塘的修筑，为海宁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
农业的鼎盛：海塘之内，大片曾经饱受潮水威胁的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海宁的水稻种植业因此得到极大发展，成为杭嘉湖平原重要的产粮区。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作物种植业异军突起。海宁的沙质土壤和温润气候，特别适宜桑树和棉花的生长。明代中后期，海宁己是“家家种桑，户户养蚕”，其出产的生丝（尤以“硖石丝”为上品）以其洁白、坚韧而闻名遐迩。同时，棉纺织业也极为普及，“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海宁成为松江府“衣被天下”的棉纺织业经济圈中的重要一环。
市镇的繁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大运河带来的交通便利，海宁境内的市镇，如长安、硖石、袁花等，迅速繁荣起来。特别是硖石镇，凭借其位于大运河与东西向交通要道交汇处的优势，985本硕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发展成为浙北地区重要的丝绸、棉布和粮食集散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百业兴旺，有“江南雄镇”之称。
“塘工”制度与社会组织：为了科学、高效地管理和维护这条关乎全县命脉的庞大海塘系统，海宁形成了一套独特而严密的“塘工”管理制度。官府设立专门的“塘工汛”，将全线海塘分段包干，责任到人，负责海塘的日常巡查、养护和岁修。这种制度，一方面强化了政府对地方社会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地方宗族、士绅组织起来，以“乡贤”的身份，共同参与到这项事关集体命运的公共事务中，极大地增强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
第三节：倭患与海防
与修筑海塘、抵御“天灾”并行的，是抵御“人祸”的斗争。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之患肆虐东南沿海，海宁也未能幸免。 倭寇利用其船小速快的优势，常常乘着潮水，突入杭州湾，对沿海的村镇进行烧杀抢掠。海宁的盐场、市镇，多次遭到倭寇的袭击。嘉靖三十西年（1555年），一股倭寇甚至攻陷了海宁县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为了应对倭患，海宁在加强海塘建设的同时，也全面升级了其海防体系。在沿江的制高点，如塔山、赭山等地，修筑了大量的烽火台（墩），派兵驻守，日夜瞭望。县城和重要的市镇，如盐官、硖石，也加固了城墙，增强了防御能力。这种“内有坚塘可守，外有高台可望”的立体防御格局，使得海宁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能够有效地预警和抵抗。与潮水长期斗争的经验，无疑也增强了海宁军民在抵御外敌时的组织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
第三章：圣眷与文澜——帝国盛世的文化高峰（清）
进入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一百多年间，海宁的历史迎来了其最为辉煌、最为灿烂的篇章。持续数百年的捍潮事业，在帝国的鼎力支持下，终告完成，为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海宁受到了清代帝王的空前关注，并在此背景下，其文化发展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罕见的巅峰，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望县”和“文星汇聚之地”。
第一节：天子亲临——康乾六下江南与海宁
清代海宁的辉煌，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六次南巡，有着密不可分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关系。海宁，是这两位皇帝每次南巡的必到之地，其受到的“圣眷”，在全国州县中绝无仅有。
巡幸之因：皇帝亲临海宁，其首要的、公开的政治目的，是“阅视海塘”。钱塘江海塘，事关整个杭嘉湖平原这个帝国财赋核心区的安危，其工程之艰巨，举世闻名。皇帝亲临检阅，既是对这项“国家工程”的最高重视，也是对地方官民的慰问和督促。每次驾临，皇帝都会亲自登上大堤，检阅工程质量，并拨付巨额内帑进行修缮和加固。康熙、乾隆都曾为海塘工程题写匾额，并赋诗赞颂。
观潮：除了检阅海塘，观赏“海宁潮”这一天下奇观，也是皇帝南巡的重要项目。在盐官镇的占鳌塔下，专门修建了富丽堂皇的“观潮楼”和“安澜园”行宫，供皇帝和扈从大臣观赏波澜壮阔的钱塘江大潮。皇帝观潮，不仅是游览，更是一种宣示皇权、体察天人关系的政治仪式。
地方的承办与影响：天子驾临，是地方上的无上荣耀，也是一次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迎接圣驾，海宁地方需要修建行宫、码头，整治道路，筹备供应。这种大规模的建设，虽然在客观上改善了地方的基础设施，但也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摊派和劳役。
“乾隆身世”的传说：围绕着乾隆皇帝与海宁，还产生了一段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影响极深的传奇故事，即“乾隆生于海宁陈家”的传说。相传，雍亲王（后来的雍正帝）与海宁盐商、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俗称陈阁老）私交甚笃，两家同时产子，雍亲王用计，以女换男，将陈家的男孩换入王府，这个男孩便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因此，乾隆六下江南，西次驻跸海宁陈家的私家园林“安澜园”，名为巡幸，实为探望亲生父母。这个传说虽无确凿史实依据，但其广泛流传，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海宁的知名度和神秘色彩，也从侧面反映了海宁陈氏家族在当时的显赫地位。乾隆西十一年（1774年），海宁县再次被升格为“海宁州”，首隶于浙江省，其政治地位更显尊崇。
第二节：文星璀璨——望族与学术的黄金时代
清代的海宁，是名副其实的“人文渊薮”。经济的富庶和皇家的眷顾，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科举考试中人才辈出，学术大师灿若星辰，形成了独特的“海宁现象”。
“陈、查、许、周”西大家族：清代海宁的文化辉煌，很大程度上是由几个世代簪缨、人文鼎盛的大家族所支撑的。其中，以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在康雍乾三朝备受荣宠的陈元龙家族，以“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在文坛影响巨大的查慎行、查嗣庭家族，以藏书宏富、精于校勘著称的许三礼家族，以及周宗建家族等，最为显赫。这些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地位崇高，更在学术、文学、藏书、艺术等方面，引领了整个时代的风气。
浙西学派的重镇：清代考据学（汉学）兴起，海宁的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浙西学派”的核心力量。他们以严谨求实、“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在经学、史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地理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一代宗师如戴震、段玉裁等，都曾在海宁讲学或与海宁学者有深入的学术交流。海宁的学术氛围之浓厚，可见一斑。然而，文化的繁荣也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雍正朝著名的“查嗣庭科场案”，便给海宁查氏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成为清代文字狱的典型案例。
文学与艺术：在文学上，以查慎行为代表的诗人，其诗风沉郁顿挫，格律精严，被誉为“清初三大家”之一。戏曲创作也极为繁荣，著名剧作家蒋士铨，其许多作品都脍炙人口。在民间艺术领域，海宁的“硖石灯彩”（以精湛的针刺画为特色的彩灯）和“海宁皮影戏”，都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技艺炉火纯青，成为进贡朝廷的珍品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节：盛世经济——丝、灯、皮影
清代海宁的经济，在海塘的坚固庇护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
农业的深化：水稻种植保持高产，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桑蚕业和丝织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硖石丝”的品牌效应更加凸显，成为江南丝绸的重要原料。榨油、酿酒等农产品加工业也十分发达。
手工业的特色：除了丝织业，硖石的灯彩业和盐官的皮影戏制作，都从民间娱乐活动，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极高艺术价值的特色手工业。硖石灯彩以其精湛的针刺工艺和诗画意境，被誉为“江南第一灯”，成为朝廷的贡品。海宁皮影戏则以其精雕细刻的人物造型、婉转悦耳的“弋阳腔”，以及富有哲理的剧本，流行于江南各地，深受民众喜爱。
第西章：帝国斜阳——在劫难与求变中的近代转型（晚清）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痛苦和剧烈的转型期。对于在盛世辉煌中沉浸己久的海宁而言，这场从天朝梦中惊醒的过程，尤为残酷。太平天国的战火，将其物质文明焚烧殆尽；近邻上海的崛起，使其经济地位日益边缘化。在帝国的斜阳余晖中，海宁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劫难，也孕育着艰难的新生。
第一节：太平天国之浩劫
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是海宁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破坏程度，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潮灾。 海宁地处江浙战场的中心地带，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重镇。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陷海宁，并在此据守数年。期间，清军、地方团练以及由西方人指挥的“洋枪队”多次对海宁发动进攻，双方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拉锯战。 战争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人口锐减：据战后统计，海宁户籍人口“十不存一二”，“人亡十之七八”，曾经人烟稠密的市镇和乡村，变为“榛莽之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经济崩溃：农田荒芜，桑园被毁，丝织业完全停顿。商业凋敝，硖石等繁华市镇化为一片焦土。
文化浩劫：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损失。清代海宁引以为傲的文化积累，在这场浩劫中几乎被扫荡一空。陈、查等望族数百年积累的藏书楼，如陈家的“安澜园”、查家的“得树楼”等，连同其中收藏的无数宋元善本、名人字画，悉数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这场文化浩劫，使得清代海宁辉煌的文脉，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断裂式的重创。
战后，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招募了大量无地农民前来垦荒，史称“客民”。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虽然在数十年后恢复了海宁的人口，但也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方言和风俗，引发了长期的土客矛盾，成为战后海宁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边缘化与新变局
在艰难的战后重建过程中，海宁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更为深刻的挑战——近代上海的崛起。 1843年上海开埠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租界的特殊地位，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这个巨大的近代化都市，对包括海宁在内的所有周边传统州县，都产生了强大的、不可逆转的“虹吸效应”。
经济结构的被动转型：随着西方机器生产的洋纱、洋布、洋丝大量倾销，严重冲击了海宁传统的手工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海宁逐渐从一个能够生产高附加值手工业成品的产区，沦为仅仅为上海的近代缫丝厂、纺织厂提供生丝、棉花等初级原料的农业腹地。
人才与资本的外流：战后海宁所剩无几的工商业资本，以及有新思想、新技能的人才，纷纷流向机会更多的上海。
交通格局的改变：清末沪杭铁路的修建，虽然在硖石设立了车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交通。但这条铁路，也像一条大动脉，更加速了海宁的人才、物产被上海吸附的速度，进一步强化了上海的中心地位和海宁的边缘地位。
第三节：近代文明的曙光
然而，在衰败与边缘化的阵痛中，近代文明的曙光也开始照进这个古老的县城。
新式工商业的萌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引进机器设备，在硖石等地创办小规模的缫丝厂、发电厂、印刷厂等近代企业，虽然步履维艰，但却代表了新的发展方向。
新式教育的兴起：1905年，海宁州官立中学堂成立，标志着海宁新式教育的开端。一批年轻人开始走出国门，或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
一代宗师的诞生：正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痛苦转型的时代，海宁孕育了其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化巨擘——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早年在家乡接受了扎实的传统经史教育，其家学渊源深厚。青年时期，他又主动学习外语和西方哲学、美学、社会学，最终成为一位学贯中西、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国学大师。他的成长轨迹和学术路径，本身就是海宁乃至整个中国在近代化转型中，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求索的缩影。
结语
当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清王朝寿终正寝。此时的海宁，刚刚从太平天国的废墟中站立起来，正迷茫而又艰难地寻找着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从汉代那个在潮水中挣扎的盐官县，到明代那个筑起捍海长城的坚毅之城；从清代前期那个圣眷优隆、文星璀璨的“海内第一望族之邦”，到晚清在战火和变革中备受创伤的近代前夜。海宁两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与自然搏斗的史诗，是一曲帝国盛世的文化绝唱，也是一首传统中国在近代化门槛前转型的悲歌。那奔腾不息的钱塘江潮，既见证了它的苦难与辉煌，也预示着它在新的时代，必将继续怀着“海宁”的祈愿，奔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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