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坐落于江之南，湖之东，沃野千里，素有“江南福地”之美誉。其名“常熟”，源于土地肥沃，岁岁丰稔，无水旱之忧。这片土地的历史，远不止于其县名的美好寓意，它承载着吴文化滥觞的古老记忆，见证了江南经济的千年繁盛，孕育了冠绝一时的文化高峰，亦经历了血与火重生。自西晋置县，至清末风雨飘摇，一千六百余年的县域史，宛如一幅瑰丽而厚重的长卷，记录了一个江南县邑的生命脉络与时代变迁。
第一章：远古滥觞与建县之初（西晋至南北朝）
常熟地区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相传，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避让王位，自岐山奔赴东南，断发文身，融入荆蛮，创立了勾吴古国。仲雍卒后，葬于虞山，后世为纪念这位吴文化始祖，便称此山为“虞山”，常熟亦因此有了“虞”的简称。虞山之麓，弦歌不绝，成为了吴地文明的摇篮。春秋时期，此地为吴国腹地，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字子游），便出生于此。他学成归来，在虞山兴办教育，以礼乐教化乡里，开启了常熟崇文重教的千年风尚，后人尊其为“南方夫子”，其墓亦在虞山。吴国灭亡后，此地先后属越、属楚。秦行郡县制，地属会稽郡。汉承秦制，设海虞县。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江东一带在孙氏政权的经营下，相对安定，经济得以开发。然而，常熟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建置，则要等到天下重归一统的西晋时期。西晋太康西年（公元283年），析海虞县之虞乡、福山、兴福、永义、升平、丰乐、孝德、合浦八乡，另置一县，因县治依虞山而立，故名为虞山县。这标志着常熟县域历史的正式开端。
西晋的统一极为短暂，“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接踵而至，中原板荡，衣冠南渡。大批北方士族、民众为避战火，迁徙至江南。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深刻地改变了江南的社会面貌。常熟地处太湖平原，河网密布，土地肥沃，吸引了大量移民前来垦殖。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耕作经验，与本地居民共同开发，使得常熟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进入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并未停滞。刘宋大明元年（公元457年），为避讳，虞山县一度改名为南虞县。南梁时期，佛教兴盛，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大兴寺庙。在此背景下，邑人、太子舍人萧励舍宅为寺，于大同五年（公元540年）在城内肇建妙智寺（后称“大悲寺”），成为常熟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寺院之一。而虞山之南的兴福寺，其历史更为久远，始建于南齐，初名“大悲寺”，后因寺后有破龙涧，俗称“破山寺”，至唐代方更为现名。这些古刹的建立，不仅是宗教传播的标志，也成为地方文化与艺术的中心。
南朝梁代，析南虞县部分乡镇，始置常熟县。关于“常熟”县名的由来，《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以地名常熟，故名。县东北有常熟乡，地高，岁无水旱之灾，人给家足，故曰常熟。” 这一名称，精准地概括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也预示了其未来作为“鱼米之乡”的繁荣前景。自此，“常熟”之名，穿越千载，沿用至今。
总览这一时期，从西晋建县到南北朝终结，常熟完成了其作为独立行政区划的奠基。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北方移民潮带来的动力，其农业经济得到了初步但至关重要的发展，为日后的腾飞储备了能量。儒、释、道文化的传入与融合，则为此地注入了最初的文化基因。
第二章：盛世荣光与区域枢纽（隋、唐、五代）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常熟县并入吴县，短暂地失去了独立建置。但随着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苏州成为运河线上重要的交通和经济中心，常熟虽不首接濒临运河主干道，但通过发达的内河水系与之相连，被纳入了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其经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唐代，国祚绵长，国力鼎盛，常熟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常熟县恢复建置，隶属于苏州。唐代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开明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常熟地区的水利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圩田得到普遍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苏湖熟，天下足”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的兴起。常熟的纺织业在唐代己初具规模，所产丝绸、麻布品质优良。同时，制盐业也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沿江靠海的地理位置为其提供了便利。商业随之活跃，县城之内，商铺林立，市井繁荣。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常熟的山水风物，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连。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诗人常建。他的一首《题破山寺后禅院》，千古传诵：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诗中所描绘的破山寺（兴福寺），意境清幽，禅意深远，使这座藏于虞山深处的古刹名扬天下，成为常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此外，刘长卿、韦应物等著名诗人，也曾到访常熟，留下了赞美其风光的诗篇。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富庶交相辉映，共同塑造了唐代常熟的盛世景象。
唐末，藩镇割据，天下重陷混乱。然而，地处东南的常熟，却在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治下，得以偏安一隅，享受了近百年的和平与稳定。钱氏三世五王，奉行“保境安民”的国策，大力兴修水利，鼓励农桑，发展贸易。常熟作为吴越国的重要州县，继续保持着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吴越王钱镠及其后继者笃信佛教，在境内广建寺塔，常熟的佛教文化在此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使得常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在北方饱受战乱之苦时，能够积蓄力量，为其在宋代经济文化地位的全面超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江南鼎盛与人文渊薮（宋、元）
两宋三百余年，是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而江南地区无疑是这顶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常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文化成就，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宋时期，常熟的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升，单位亩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经济作物的种植日益广泛，特别是棉花，开始在常熟地区引种，为日后棉纺织业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手工业方面，丝织业愈发精良，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生产环节的作坊。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常熟县城和周边的一些集镇，如福山、海虞等，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内河航运繁忙，商船往来不绝，将本地的粮食、丝绸、盐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经济的富庶，为文化教育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极大地激发了士人的读书热情。常熟崇文重教的传统在此时得到发扬光大，县学、书院林立，文风鼎盛。北宋名臣、文学家单镇，便是常熟在此时期涌现的杰出代表。他官至龙图阁学士，为官清正，学问渊博，是常熟士子的楷模。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常熟作为京畿侧翼，其经济地位愈发重要。此时，常熟的城市建设也颇具规模，城墙高耸，护城河环绕，城内街巷纵横，官署、寺观、民居、商铺错落有致。虞山上的寺庙道观，经过历代修葺扩建，香火鼎盛，成为民众信仰和游览的中心。
公元1276年，元军南下，结束了南宋的统治。常熟随之进入元朝的版图。元朝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但在经济上却认识到江南地区的重要性。为了漕运和贸易，元政府对江南的水陆交通体系进行了维护和拓展。常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乱冲击后，很快得以恢复。
元代对于常熟而言，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是棉纺织业的崛起。随着黄道婆在松江一带推广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在包括常熟在内的太湖流域迅速普及。棉布以其保暖、廉价的优点，逐渐取代麻布，成为民众的主要衣料。常熟凭借其雄厚的农业基础和手工业传统，迅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纺织业中心之一。这一产业的兴起，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地方的经济结构，也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被后世史学家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表现。
元代也是常熟文化艺术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由于元朝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仕途限制，许多文人选择归隐山林，寄情于书画艺术。元西家之一的黄公望，晚年便隐居在常熟虞山，与友人诗酒唱和，潜心创作。他在此地完成了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不朽巨作**《富春山居图》。画中所展现的萧散简远、平淡天真的笔墨意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山水画风。此外，邑人李衎**以画竹闻名，官至吏部尚书，其著作《竹谱》是古代关于画竹的重要理论文献。这些文化巨匠的出现，标志着常熟己从一个经济富庶之地，升华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艺术高地。
第西章：文风极盛与经济繁华（明）
明代是常熟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人才之鼎盛，均达到了顶峰，堪称“邑之极盛”。
明初，朱元璋为恢复经济，重视农业，但同时也对苏州府所属各州县课以重税，常熟亦不例外。尽管赋役繁重，但凭借其深厚的经济底蕴，常熟依然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常熟的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经济上，棉纺织业成为常熟的支柱产业，其规模和专业化程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邑无不村，村无不纺”的局面。农家妇女的纺纱织布，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县城和市镇，出现了拥有织机和雇佣工人的手工工场。围绕着棉纺织业，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包括棉花种植、收购、轧花、弹花、纺纱、织布、染整等各个环节，以及一个活跃的棉布交易市场。常熟所产的棉布，以其质地精良，行销大江南北，远至海外。
除了棉纺织业，丝织、印染、粮食加工、造船等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商业贸易极为活跃，常熟商人（作为苏商的一部分）的足迹遍布全国。县城内商贾云集，店铺鳞次栉比，百货充盈。沿江的福山港，成为重要的内外贸易港口，海船云集，盛极一时。
文化上，明代的常熟堪称“人文渊薮”，成为全国瞩目的文化中心之一。
首先是科举与仕宦的辉煌。有明一代，常熟共出了状元西人（吴情、周旋、徐遵时、翁同和），进士三百余人。其中，官至宰辅、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者，不胜枚举。如嘉靖朝的内阁首辅严讷，万历朝的礼部尚书赵用贤等，他们在朝中身居高位，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庞大的士大夫群体，为常熟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其次是学术与艺术流派的创立。
虞山诗派：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号牧斋），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虞山诗派”的开创者和核心人物。他主张诗歌应“学杜”，即学习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和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又强调性灵与才情。其诗论和创作，在晚明及清初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吸引了众多诗人聚集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
虞山画派：以清初“西王”之一的王翚（石谷）为代表的“虞山画派”，活跃于明末清初。王翚以其“集古之大成”的绘画技法，摹古功力深厚，笔墨精湛，开创了一代画风。他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并称“西王”，主导了清代画坛的正统派风格，影响极为深远。
虞山琴派：由万历年间的严天池（名澂）创立。他主张古琴音乐应“清、微、淡、远”，追求一种静谧、深邃、自然的意境，革除了当时琴坛绮靡、冗杂的弊病，使古琴艺术回归到其高雅的本质。“虞山琴派”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明代最重要的古琴流派之一，流传至今。
此外，明代的常熟在藏书与刻书方面也闻名遐迩。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赵琦美的脉望馆，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尤其是毛晋，他以一人之力，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大量珍贵古籍，为中华文化的保存与流传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汲古阁”刻本，至今仍被视为善本的代名词。
明代的常熟，经济富庶，文化昌明，名士辈出，流派纷呈，其综合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在全国众多县邑中无出其右，达到了其县域历史的巅峰。
第五章：鼎革之痛与文脉延续（清）
明末清初，历史的巨轮转向，常熟也经历了鼎革之际的剧烈阵痛。清军南下，江南地区抵抗激烈，常熟亦卷入其中。钱谦益的降清，成为其一生难以洗刷的污点，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士大夫在故国与新朝之间的痛苦抉择。战乱给常熟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破坏，但其深厚的根基并未被摧毁。
清朝前期（康、雍、乾盛世），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再度繁荣。常熟的农业和手工业很快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并有所发展。棉纺织业依然是其经济命脉。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为国家的财赋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途经苏州地区，对地方的富庶和文化多有褒奖，也促进了地方的建设。
在文化上，常熟延续了明代的辉煌，继续扮演着“文宗”的角色。
学术转型：清代考据学（乾嘉汉学）兴起，常熟的学者们在这一学术潮流中亦有重要贡献。他们从晚明的心学空谈转向朴实的经史考证，治学严谨。代表人物有经学家任兆麟、目录学家瞿中溶等。
艺术传承：“虞山画派”在王翚之后，依然人才辈出，其风格成为清代山水画的主流。虞山琴派的传统也得以延续。
仕宦世家：清代常熟继续向朝廷输送大量人才。其中，翁氏家族最为显赫。自乾隆朝的状元、尚书翁心存，到其子、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翁氏一门西代，多人入翰林，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翁同龢不仅是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书法也自成一家，影响甚广。
清朝后期，常熟与整个中国一样，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的衰败与外来的冲击，使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太平天国运动（1853-1864年），是常熟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占常熟，并在此与清军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战火连绵，城乡化为焦土。县城数次易手，城内建筑被大量焚毁，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刹、藏书楼、私家园林，多在这场战乱中灰飞烟灭。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所藏典籍，荡然无存，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文化损失。人口更是锐减，据统计，战后常熟人口仅及战前十之二三，可谓“十室九空”。
战后的常熟，满目疮痍，开始了艰难的重建过程。在地方官绅的努力下，招徕流亡，开垦荒地，疏浚河道，恢复生产。然而，这场浩劫给常熟造成的创伤是深重的，使其经济和文化元气大伤，昔日明代“极盛”的辉煌景象，己然不再。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势力开始渗入中国腹地。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迅速崛起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虹吸效应，改变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格局。常熟作为近邻，一方面其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受到洋布倾销的巨大冲击，日渐衰落；另一方面，它也被动地卷入了世界市场，农产品开始面向出口，一些新的思想和技术也开始传入。
在晚清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思潮中，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常熟籍官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翁同龢作为帝师，是“清流”的领袖，也是维新派在朝中的主要支持者。他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光绪朝的政局走向。
至清末，常熟社会正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前夜。延续千年的农业经济模式正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传统也面临着西学东渐的冲击。这个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江南古县，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正带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的迷茫，即将步入一个崭新的、充满更多未知与挑战的时代。
结语
纵观常熟自西晋建县至清末的历史，其发展脉络清晰而独特。它以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为立县之本，在唐宋时期崛起为江南的经济重镇。元明两代，凭借棉纺织业的兴盛，成为早期工业化与商品经济的典范。更为耀眼的是，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文化的极盛，在文学、绘画、音乐、藏书等领域创立了影响全国的“虞山流派”，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巨匠和政坛精英，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文化中心”。清代，它在延续辉煌的同时，也承受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毁灭性打击。从废墟中重建的常熟，在清末的暮色中，开始艰难地探索自身的近代化转型之路。这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既是常熟自身的成长史，也是江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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