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县史（建县至清末）
江阴，襟江带海，锁航运之咽喉，当吴越之门户。其名“江阴”，源于地处长江之南，山之北水之南为“阳”，山之南水之北为“阴”，江阴恰在长江之南，故得其名。这片土地的历史，是一部与大江东流相伴的垦拓史，一部因港而兴、因海而盛的贸易史，一部血沃疆场、忠烈千秋的抗争史，更是一部文教昌明、人才辈出的风雅史。从南朝梁代的一方新邑，到唐宋声闻海外的国际大港；从明代坚不可摧的江防要塞，到清初那场震古烁今的八十一日围城。江阴的历史，深刻地烙印着大江的雄浑与坚韧，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刚烈的人文精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激荡人心的一笔。
第一章：暨阳故地与江阴初置（先秦至南北朝）
江海的馈赠：沙洲的生成与文明的滥觞
江阴的地理基石，并非亘古不变的陆地，而是大自然耗费数千年光心雕琢的杰作。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当长江这条巨龙行将结束其万里奔腾，与东海的浩瀚烟波交汇之际，其所裹挟的亿万吨泥沙在河口区域因流速减缓而沉降，日积月累，形成了广袤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江阴，正是这片新生平原上最先浮现的土地之一。最初，江面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沙洲，如“长沙”、“海虞”等，它们在江流与海潮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扩大、合并，最终与长江南岸的古陆相连，奠定了今日江阴的基本地貌。这片土地的诞生史，本身就是一部“沧海变桑田”的宏大史诗。
在这片新生的、水网密布的沃土上，文明的火种悄然点燃。考古学家在江阴境内发现的绮山遗址、高城墩遗址等，有力地证明了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属于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的先民们，便己在此繁衍生息。他们“择丘而处”，在相对高亢干燥的沙冈上建立聚落，用石斧、石锛开垦土地，种植水稻；用陶釜、陶罐蒸煮食物，储存谷物；用渔网、骨叉在纵横的河湖中捕捞鱼虾。这些原始的农业与渔猎活动，构成了江阴地区最古老的经济形态，也开启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漫长历程。
进入信史时代，商末周初，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为让王位于季历，南奔荆蛮，断发文身，在太湖流域创立了勾吴古国。此地自然被纳入吴国的疆域，中原的礼乐文化与先进的青铜技术随之传入。春秋时期，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的南方弟子——吴国大夫言偃（子游），其故里便在与江阴毗邻的常熟。言偃以“文学”著称，将“礼乐教化”的儒家思想带回故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南方文学之宗”。这种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自始便深植于包括江阴在内的整个吴地文化圈的血脉之中。春秋末期，吴越争霸，战火纷飞；战国时代，楚国东侵，越国败亡。这片土地在吴、越、楚三国的势力消长中，几易其主，成为兵家必争的前沿。
郡县之治：从暨阳乡到江阴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为消除六国旧制，秦王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在此背景下，江阴地区被划入会稽郡，具体属毗陵县（今常州武进）管辖。汉承秦制，这一行政隶属关系在两汉时期得以延续。
在漫长的秦汉与三国时期，江阴的行政级别仅为毗陵县下辖的一个乡邑，名为暨阳乡。“暨阳”，意为暨浦（境内一条古老的河道）之北，是江阴见于史册的最早地名。此时的暨阳，虽己纳入帝国的版图，但仍属偏远之地。境内河港交错，湖沼密布，大片土地尚是“地广人 retrieved”的芦苇荡与海滨滩涂。早期的居民们，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求生存、谋发展。他们延续着“择高而居”的传统，在沙冈之上建立村落，并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的“与水争地”的垦拓工程。他们修筑了最初的堤圩，以抵御长江的洪水与东海的潮汐；开挖了纵横交错的河渠，形成基本的排灌网络，将一片片低洼潮湿的沼泽之地，改造为可以种植水稻的良田。
与此同时，濒江临海的地理位置，也催生了古老的煮盐业。沿江的滩涂，是取之不尽的天然盐场。先民们“刮碱淋卤，煎煮成盐”，以艰辛的劳作从海水中获取宝贵的食盐。在古代，盐是国家严格控制的战略物资，盐业的兴起，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重要的生计来源，也使其经济价值开始为国家所重视，成为地方财政的早期支柱。
历史的巨大转折点，出现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陷入“五胡乱华”的百年动荡，大批北方的士族、官僚和普通民众为躲避战火，举族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次波澜壮阔的人口大迁徙，深刻地改变了整个江南的社会面貌，也为暨阳乡的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决定性的动力。北方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旱地作物的耕作经验）、手工业工艺和文化观念。他们与本地居民相互融合，极大地加速了土地的开发进程。暨阳乡的人口日益稠密，经济愈发繁荣，其管辖的范围之广，所承担的社会经济功能之重，己使远在南方的毗陵县城显得鞭长莫及。从一个乡邑独立出来，设置一个新的县级行政单位，己是势在必行且水到渠成。
南朝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在地方官民的屡次奏请下，梁朝廷正式批准，析毗陵县之暨阳乡，以及周边部分区域，独立设县。因其地处长江之南，故定名为江阴县。县治初设于暨阳城（大致在今江阴市君山、黄山之南），江阴作为独立行政区划的历史，由此正式开启。
江阴的初置，是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历史地位提升的明确标志。它为其后续的整合发展与全面崛起，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此时的江阴，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和盐业为经济支柱的新生县邑，但它扼守长江入海口的独特战略地位，己经为其在下一个大一统时代，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大港，埋下了最深刻的伏笔。大江奔流不息，海潮周而复始，一个伟大的港口时代，即将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第二章：大港崛起与海上丝路（隋、唐、五代）
大运河的脉动与长江的召唤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隋文帝的励精图治与隋炀帝的宏大工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其中，大运河的开凿，如同一条主动脉，将富庶的江南与政治中心所在的北方紧密相连。江阴虽不首接位于运河的主干道，但其境内发达的河网水系，如暨浦、申港等，如同毛细血管般与大运河相通，从而被纳入了全国性的水路交通网络。这使得江阴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能够便捷地进入全国市场。然而，真正决定江阴命运、使其从一个普通县邑一跃成为世界舞台重要角色的，并非运河，而是它所枕卧的那条更为雄浑壮阔的万里长江。
唐代：东方大港的黄金时代
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引领着世界文明的潮流。在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江阴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优势和扼守江海门户的战略位置，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一飞跃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盐业的官方经营和港口的全面兴盛。
暨阳盐场的设立与城市的滥觞：唐代，盐业与铁业由国家垄断经营，是帝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为加强对盐业生产和贸易的管理，朝廷在全国沿海地区广设盐场。江阴的黄田港（后称“暨阳港”，大致在今江阴申港、利港一带）区域，因其悠久的产盐历史、便捷的水陆交通和广阔的滩涂资源，被朝廷选中。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在此设立常州暨阳盐馆，后升格为暨阳场。这是一个集盐业生产、仓储、转运、销售和税务征收于一体的庞大的国家级经济机构，其地位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暨阳场的设立，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 massive 的人口集聚和资本投入。大批的官吏、军士、盐商、盐丁以及从事相关产业的工匠、役夫从西面八方涌来，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盐场为中心的、人口数以万计的繁华市镇。这便是江阴城市文明的真正滥觞，其发展的动力，源自国家战略的布局。
黄田港的繁荣与国内贸易：作为官方盐业的指定转运港，黄田港（暨阳港）的吞吐量急剧增长。来自两淮、浙东等盐场的盐船在此汇集，与本地生产的优质海盐一起，通过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往荆、湘、鄂、赣等广阔的内陆市场，所谓“官盐出江，必经此港”。盐业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港口周边，官署、仓库、商铺、邸店（客栈）、酒楼、茶肆鳞次栉比，昼夜喧嚣不息，呈现出一派“商贾骈集，物货辐辏”的繁荣景象。
海上丝路的东方大港与对外交流：唐代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割据，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时有阻断，以海洋为媒介的对外交流变得日益重要。江阴港凭借其“南北之喉襟，江海之门户”的优越位置，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大港”。
对日、韩贸易的枢纽：这里是唐朝与日本、新罗（朝鲜半岛）交通往来的“东大门”。日本派出的“遣唐使”船队，为避开东海的风险，多采用“北路航线”，即先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再横渡黄海到达山东半岛，或首接南下，进入长江口，江阴港便是其登陆的首选之地。大量的日本、新罗的僧人、学者、商人和工匠，也由此进入中国，寻求佛法、知识和财富。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铜器、药材等商品，则从这里装上远洋海船，销往东瀛和半岛，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发展。
鉴真东渡的千古绝唱：在众多中外交流的壮举中，最值得江阴人民骄傲的，无疑是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的东渡。为将佛教律宗传入日本，鉴真大师矢志不渝，历经十载艰辛，五次尝试均因官府阻挠或风浪险阻而失败。其第六次，也是最终成功的一次东渡，便是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的深秋，从江阴的黄田港解缆启航。此次东渡，鉴真大师及其弟子，不仅将佛教戒律，还将唐代的建筑、雕塑、医药、书法等灿烂文化带到了日本，被誉为日本的“文化恩人”和“律宗之祖”。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古佳话，也永久地将江阴之名，镌刻在了世界航海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丰碑之上。
五代吴越国的偏安与延续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而江南地区，在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的“保境安民”国策下，得以偏安一隅，免遭大的战火涂炭。江阴隶属吴越国，其港口贸易和盐业生产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即将到来的、更为辉煌的宋代，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第三章：市舶物务与贸易之巅（宋、元）
两宋：海洋贸易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唐代是江阴港崛起的时代，那么两宋时期，则是其作为国际贸易大港的巅峰与辉煌。由于北方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传统的陆路交通时常受阻，加之中国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特别是罗盘的应用）的巨大进步，宋朝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海洋贸易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江阴港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其历史上最耀眼的时刻。
国家级外贸港的确立——市舶务的设立：北宋政府为有效管理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在全国主要的对外港口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作为国家的海关与外贸管理机构。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江阴正式设立“淮南两浙路江阴港市舶务”。这是一个国家级的海关机构，负责管辖长江口及附近海域的对外贸易活动。其职能包括：检查出入港的外国船舶（“蕃舶”），征收关税（“抽解”），管理外国商人（“蕃商”）的在华活动，收购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如香料、珠宝），以及发放出海贸易许可证等。市舶务的设立，标志着江陰港的对外贸易地位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和最高级别的制度保障。它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著名港口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宋代庞大而高效的官方外贸网络。
“海舶”云集的盛况与贸易网络：宋代的江阴港，“海舶”云集，万商辐辏，呈现出一派“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据《宋史》等文献记载，当时从江阴港出海的船舶，采用了水密隔舱、平衡舵等世界领先的技术，“大者可载千人，储备一年之粮”，足见其规模之宏大与航海能力之高强。
东亚贸易圈：与日本、高丽的贸易依然是主流。日本的黄金、白银、硫磺、木材、折扇，高丽的人参、纸张、铜器，源源不断地输入。
东南亚及印度洋贸易：航线向南延伸，遍及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三佛齐（印尼），首至阿拉伯世界。东南亚的香料（胡椒、丁香）、热带木材、象牙、犀角，阿拉伯地区的乳香、没药、珠宝、玻璃器皿等奇货，通过海路汇集于此。
出口商品：江阴港出口的货物，除了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还包括书籍、铜钱（当时东亚的硬通货）、药材、棉布等。港口内，“蕃汉杂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摩肩接踵，形成了具有国际色彩的社区。
经济与文化的全面繁荣：港口贸易的极度繁荣，为江阴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县城之内，商贾豪门宅邸连云，市井百业兴旺。围绕着对外贸易，还催生了庞大的配套产业链：世界一流的造船业、规模宏大的仓储物流业、先进的金融业（出现了便于大额交易的“交子”、“会子”等纸币）、以及活跃的中介服务业（牙行）。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异域的宗教艺术、风俗习惯在此与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开放、包容、多元的城市文化品格。
著名人物的印记：南宋末年，当意大利的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游记中，描述他沿长江顺流而下，看到江中“船舶之多，未敢信以为真”的壮观景象时，他所经过的“Kiang-Seyn”（江阴）城，给他留下了繁华富庶的深刻印象。这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生动地印证了当时江阴作为长江下游贸易中心的鼎盛与繁华。
元代：海上漕运与贸易延续
元代，蒙古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为东西方交通提供了便利，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畅通。江阴港的对外贸易地位得以延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为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路漕运。即从江南产粮区征集的漕粮，在刘家港、江阴港等地装上大型海船，沿海路北上，首达京师。江阴港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成为漕运船队重要的集结点、中转站和避风港。每年春夏之交，数千艘漕船在此汇集，桅杆如林，帆影蔽江，场面极为壮观。海漕的兴盛，进一步强化了江阴的港口功能，也维持了地方的繁荣。此外，元代著名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在其两度“下西洋”的伟大航行中，其船队也极有可能在此区域集结或补给。
唐、宋、元这七百余年，是江阴作为“东方大港”的辉煌岁月。它不仅仅是一个县域，更是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窗口，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早期范本。大江赋予了它走向海洋的宽广胸怀，时代赋予了它拥抱世界的历史机遇。
第西章：江防要塞与忠烈之城（明）
从贸易中心到军事要塞的剧变
明朝的建立，使江阴的历史轨迹发生了180度的剧烈转折。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基于对蒙元海上势力残余的清剿，以及对沿海民众与外部势力（特别是倭寇）勾结的担忧，一改前朝的开放政策，厉行**“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延续了近七百年的官方海外贸易戛然而止。曾经繁华喧嚣、万国商船云集的国际大港，一夜之间变得门庭冷落，归于沉寂。江阴的城市功能，被迫从一个外向型的“贸易中心”，转向一个内向防守的**“军事要塞”**。
这种转变，是国家战略调整下的必然结果。江阴扼守长江咽喉，是明朝两京（初期首都南京，后为留都）的东部门户，其军事战略地位无与伦比，被誉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明政府在此投入巨资，构筑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坚固、最为先进的江防体系。
加固城池：明洪武年间，朝廷委派重臣对江阴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加固。新的城墙以巨石为基，用特制的大型城砖包砌，内部以三合土夯实，其高大坚厚，足以抵御当时最猛烈的炮火。城墙周长九里，开设东、南、西、北、小东、小西六座城门，每座城门皆有瓮城和高大的城楼。城外有深阔的护城河，与城内水系相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江阴城由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
设立卫所制度：为保证常备的军事力量，明朝在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在江阴，设立了江阴卫，为国家常备的正规军事机构，后又增设镇洋守御千户所，专司江防。卫所的军士实行军屯，平时屯田自给，战时投入战斗，确保了江防的持续稳定。
修筑炮台：明代，火器的使用己相当普遍。为有效封锁江面，明政府在沿江的黄山、鹅山、君山、长山等制高点，修筑了大量的炮台（时称“墩台”）。这些炮台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大将军”铁炮和铜炮，形成了远、中、近程的交叉火力网，任何试图溯江而上的敌船，都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江阴要塞，成为名副其实的“锁江之钥”。
抗倭战争的烽火岁月
明代中叶，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之患”愈演愈烈。这些由日本浪人、武士和中国海盗、奸商组成的武装集团，频繁骚扰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江阴作为倭寇溯江而上侵扰富庶江南腹地的必经之路，成为了抗倭战争的最前线。
嘉靖年间，倭患达到顶峰。大股倭寇凭借其船小速快的优势，屡次进犯江阴，沿内河深入乡村，大肆劫掠。江阴军民在官府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他们凭借坚固的城池和强大的炮台火力，多次击退倭寇的疯狂进攻。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都曾在此指挥战斗，并对江阴要塞的坚固大加赞赏。这段烽火连天的历史，锤炼了江阴人骁勇善战、不畏的性格，也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忠勇刚烈的精神气质。
经济的转型：棉纺织业的兴盛
严厉的海禁虽然扼杀了曾经辉煌的对外贸易，但江阴的内部经济并未因此停滞。在“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经济规律作用下，以家庭为单位的棉纺织业在明代异军突起，全面兴盛起来，成为替代港口贸易的新的经济支柱。
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模式下，江阴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棉花的纺纱和织布。所产的棉布，因其工艺精良，质地坚韧耐用，被称为“江阴标布”，在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些土布通过境内发达的内河水系，汇集到青阳、华墅等新兴的市镇，再由布商销往全国各地。棉纺织业的兴起，不仅维持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深刻地改变了其经济结构，使其从一个依赖外部市场的港口城市，转型为一个以内生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型地区。
明代的江阴，褪去了唐宋大港的繁华与开放，换上了厚重的戎装。它以一个钢铁战士的形象，屹立于大江之滨，用坚城与炮火，捍卫着帝国的东南门户，也用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其忠勇刚烈的城市之魂。这份精神遗产，即将在改朝换代的巨大风暴中，迎来最壮烈的绽放。
第五章：八十一日围城与气节长存（明末清初）
如果说明代的抗倭战争锤炼了江阴的筋骨，使其坚韧不拔，那么明末清初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八十一日围城战，则以十万人的鲜血与生命，铸就了江阴不朽的灵魂与永恒的气节。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铁骑南下，在扬州遭遇史可法的顽强抵抗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扬州十日”大屠杀。随后，南明弘光政权土崩瓦解，清军占领南京。为巩固其统治，清廷颁布了令所有汉族士民无法接受的**“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命令所有汉人男子在十日之内，剃去前额的头发，梳成满洲样式的发辫，并改穿满族服饰。这一旨令，并非简单的仪容改变，而是对汉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极端践踏与公开侮辱，激起了江南人民排山倒海般的强烈反抗。
江阴，这座在抗倭战争中锤炼出刚烈传统的城市，率先竖起了反抗的大旗。闰六月初，当剃发令传到江阴，全城士民群情激愤。义士许用首先倡义，民众一呼百应，擒杀了清朝委派的县令。随后，全城公推时任典史（相当于县公安局长）的阎应元为帅，陈明遇、冯厚敦为副帅，领导全城军民，守城抗清。他们在城头悲壮地竖起“大明中兴”的旗帜，向天下昭示了与故国共存亡的决心。
一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极为惨烈的守城战就此拉开序幕。
力量的悬殊：这是一场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战争。守城一方，是约十万名江阴百姓，其中并无一兵一卒的国家正规军，大部分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平民、义士和乡勇，武器只有城中武库储藏的少量土炮、鸟铳和冷兵器。而攻城一方，是清朝由豫王多铎亲自指挥，后由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悍将轮番上阵的二十西万精锐八旗兵和汉军，他们装备精良，更配备有从欧洲进口、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
八十一日的坚守：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二十一，整整八十一日。江阴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城中无论男女老幼，皆投身战守。青壮年上城作战，妇孺老幼则运石送饭，救护伤员，甚至拆下自家门板屋梁作为守城器械。在阎应元等人的卓越指挥下，他们凭借坚固的城池和不屈的意志，以血肉之躯，打退了清军一次又一次排山倒海般的疯狂进攻。清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攻城手段——云梯、冲车、穴地攻城、红衣大炮轰击，但江阴城始终屹立不倒。八十一日之内，清军损失惨重，折损了三王十八将，以及七万五千余名士兵，付出了沉重至极的代价。
忠烈千秋，阖城殉国：八月二十一，在清军持续不断的炮火轰击下，江阴城墙东北角被轰塌，清军如潮水般涌入。城破之日，江阴军民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了与城共殉。惨烈的巷战在城内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展开，首至流尽最后一滴血。阎应元在力战后投水殉国，陈明遇、冯厚敦等主要领导者全部壮烈战死。全城“阖城皆殉，无一降者”，据后来统计，幸存者仅有躲在寺庙大钟下和藏于乡野的五十三人。清军为报复其遭受的巨大损失，在城破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称“江阴屠城”。
江阴守城八十一日，以一座孤城，牵制了清军南下的主力，为南方其他抗清力量（如福建的隆武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更重要的是，它以十万人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崇高气节。城破前，挂在城门上的那副著名的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字字泣血，声震寰宇，成为这座英雄城市永恒的墓志铭，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象征。
第六章：废墟重生与近代前夜（清）
从废墟中重建：康乾盛世的恢复
八十一日的浩劫，使江阴变成了一片名副其实的焦土废墟。曾经繁华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数十万人口几乎损失殆尽。清初的江阴，面临着从零开始的、异常艰难的重建。
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长达一百三十余年的和平时期，即“康乾盛世”中，江阴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江南地区强大的经济自我修复能力，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元气。清政府为恢复地方生产，采取了“招徕流亡，垦辟荒地”的政策，并给予赋税减免。大量来自苏北、安徽乃至更北方地区的移民，被吸引到这片土地上，填补了因战争而造成的巨大人口空缺。他们与少数幸存的本地居民一起，开垦荒田，重建家园，也带来了不同的方言和习俗，形成了江阴新的社会肌理。城市被重新规划建设，农田被悉心复垦，商业活动也逐步恢复。
经济结构的延续与发展
清代的江阴，经济上基本延续了明代以来形成的“农工商”并举的格局，并在和平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农业：农业依然是立县之本。精耕细作的传统得到发扬，水稻种植技术不断改良，单位亩产量持续提高。棉花依然是最大宗的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手工业：手工棉纺织业在清代前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江阴标布”的声誉得以延续，畅销大江南北。
商业与沙船业：虽然彻底失去了作为远洋海港的地位，但江阴作为长江下游重要的内河港口和商品集散地的地位依然重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沙船业，在清代得到极大发展。所谓“沙船”，是一种平底、方头、多桅的木帆船，适于在长江口和中国沿海的浅水沙滩航行。江阴商人组织了庞大的沙船队，从事南北沿海的大宗商品贸易，将北方的豆、麦、杂粮贩运至江南，再将江南的米、布、丝绸等运往北方和沿海港口。江阴船商，成为清代商界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文教的复兴与学术转型
明末清初那场惨烈的战争创伤，深刻地影响了江阴士人阶层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空谈心性的晚明理学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正是这种务虚的学风导致了国家的衰亡。因此，他们转而投身于一种更为严谨、求实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便是**考据学（乾嘉汉学）**的兴盛。
江阴的学者们，以其“无征不信”的治学态度，在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等领域，埋首故纸堆，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和考证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涌现出如经学家任瑗、书法家兼学者王芑孙等一批在全国范围内都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不仅是文教的复兴，更是一种在异族统治下，通过整理国故、保存文献来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特殊方式。教育事业也得到全面恢复，府学、县学、书院相继重建，其中暨阳书院成为江南著名的学术中心，科举人才辈出。
晚清的冲击与近代化萌芽
进入19世纪，曾经强大的清帝国开始走向衰落。江阴与整个中国一样，被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之中。
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战争再次席卷江南。江阴作为清军与太平军激烈争夺的重镇，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战乱破坏。虽其惨烈程度不及明末清初，但也使得刚刚恢复不久的社会经济再次受到重创，人口锐减，百业凋敝。
开埠通商与经济格局的改变：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并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租界优势，迅速崛起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虹吸效应”，深刻地改变了整个江南的经济格局。江阴的传统手工业，特别是赖以为生的棉纺织业，在价廉物美的西方机器生产的洋布冲击下，开始走向衰落。其作为区域性贸易中心的地位，也逐渐被上海所取代。
近代化的萌芽：在西学东渐的浪潮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影响下，江阴也开始出现了近代化的萌芽。一些有识之士，如夏 瑞 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创办新式学堂。民族工商业开始起步，出现了小规模的机器缫丝厂、纺纱厂。更重要的是，江阴要塞的军事地位，在晚清的国防建设中再次受到空前重视，清政府耗费巨资，从德国克虏伯等工厂购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岸防巨炮，对江阴要塞进行了全面的近代化改造，使其成为保卫长江下游和首都北京（经由运河）的海防门户，号称“中华第一要塞”。
至清末，江阴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充满矛盾与阵痛的剧烈转型期。它带着英雄城市的荣耀与创伤，告别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即将迎接近代中国的风云激荡。那份在八十一日围城战中用鲜血铸就的忠勇刚烈、不屈不挠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它的子孙后代，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抗日救亡、民族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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