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巨埠：芜湖县史考（自建县至清末）
序言：鸠兹烟水，江东巨埠
在长江这条横贯中华大地的巨龙之腰，当其冲出三峡的束缚，开始以从容浩荡之姿拥抱下游平原之时，一座因江而生、因商而盛的城市——芜湖，便屹立在其南岸的臂弯里。它不是帝王将相流连的政治旋涡，也并非文人骚客吟咏的风月中心，但它以一种更为质朴而强大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的烙印。它的名字，与“米市”、“商埠”、“巨贾”紧密相连，它的脉搏，始终与长江的每一次潮起潮落同频共振。
芜湖，古称“鸠兹”，其名源于一片水草丰茂、鸠鸟云集的原始泽国，这充满了自然气息的称谓，奠定了它“鱼米之乡”的先天基因。自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正式建县，芜湖便开启了其长达两千余年的不间断历史。然而，它的声名鹊起，并非依靠显赫的政治地位，而是凭借其无可替代的经济与交通优势。它坐拥“长江天堑，皖南门户”的形胜，境内青弋江自皖南山区奔流而出，于此汇入长江，形成了独特的“T”字形水路格局。这个地理结构，仿佛一只巨人的肩膀，将长江干线的横向大动脉与皖南腹地的纵向血脉一肩挑起，使得芜湖成为了连接富庶皖南腹地与长江黄金水道的唯一出口，注定了它必将成为一座商业之城。
本文旨在拨开历史的烟云，系统而深入地考据芜湖自汉代一个蛮荒初辟的小县，历经六朝的兵燹与淬炼，在唐宋的商业浪潮中崭露头角，于明清时期臻于“西大米市”之首的鼎盛辉煌，最终在太平天国的烈火中化为焦土，又在晚清以开埠通商的姿态艰难迈向近代的完整历程。我们将看到，地理格局如何成为芜湖商业传奇的温床；农业的丰饶与手工业的精湛（特别是浆染与冶炼），如何为其商业帝国的崛起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业巨子们，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商业史诗。
这不仅是一部县域的编年史，更是一部关于长江流域商业文明在特定地理节点上如何孕育、成长、繁荣与抗争的深度样本。通过这幅画卷，我们期望能触摸到古城芜湖那因商而兴的强劲心跳，和那份历经千年风雨而依旧坚韧不拔的城市品格。
第一章：蛮荒初辟与汉代奠基
芜湖的历史，始于一片水汽氤氲的泽国。其最早的名称“鸠兹”，生动地描绘了上古时期此地草木葱茏、鸠鸟翔集的原始景象。《左传》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载：“秋，吴伐楚，入鸠兹，楚败于鹊岸。”这是“鸠兹”之名在史籍中的最早记载，表明在春秋晚期，此地己是吴、楚两国水军交锋的前沿阵地。鸠兹地处吴国上游，楚国东境，是楚国势力沿江东扩的桥头堡，也是吴国溯江而上、问鼎中原的必经之路。频繁的军事拉锯，说明此地己因其控扼长江的地理位置而具备了重要的战略价值，但彼时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的蛮荒之域，尚未形成稳定的行政建制和成熟的城邑形态。
真正意义上的芜湖县，诞生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盛世——汉代。秦始皇统一后，此地属鄣郡，但仍是郡中较为偏远、开发程度不高的区域。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经略南方，对全国郡县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主父偃“设郡县以控扼蛮夷”的建议，正式在鸠兹故地设立“芜湖县”。这是“芜湖”二字第一次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出现在史册上。“芜”，指杂草丛生；“湖”，指湖泊沼泽。这个名字，极其写实地反映了当时此地的自然地貌——一片尚未被完全开发的、湖塘密布的原始荒芜之地。新设立的芜湖县，隶属于由鄣郡改置的丹阳郡，与秣陵（南京）、丹阳（当涂）等县同为郡属。芜湖县的设立，其首要目的并非经济开发，而是政治与军事上的考量：即通过建立稳固的基层政权，将这片战略要地牢牢纳入帝国版图，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南方的山越等部族地区渗透。
因此，汉代的芜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垦殖型与军事屯戍型相结合的县邑。朝廷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官吏、军士家属以及部分流民，成为此地最早的核心开发者。其初期的主要任务，便是组织民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拓荒活动。“斥土为田”，即排干小型的湖沼，修筑原始的圩堤，将肥沃的淤泥地改造为农田。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制农具（如铁犁、铁锄）和牛耕技术的传入，以及水利灌溉设施（如沟渠、陂塘）的初步建设，芜湖的农业生产开始步入正轨。长江、青弋江沿岸的肥沃冲-积平原，被逐渐改造为连片的良田，耐水湿、产量高的水稻成为最主要的农作物。
然而，在两汉西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芜湖的地位并不显赫。在政治上，它只是丹阳郡下一个偏远的属县，远离郡治宛陵（宣城），影响力有限。在经济上，虽然农业有所发展，但生产方式仍较粗放，时常受到长江水患的威胁。与当时早己名扬天下的江南经济文化中心，如“三吴”之首的吴县（苏州）、会稽（绍兴）相比，芜湖仍有云泥之-别，其商业活动，也仅限于满足本地需求的乡村集市（草市）水平，交易的商品无非是粮食、土布、鱼虾等初级产品。此时的芜湖，更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拓荒者，它所积累的每一份粮食，开垦的每一寸土地，都在为未来的崛起积蓄着最原始、也最坚实的力量。它静静地伏在长江之畔，看着帝国从文景之治的繁荣到王莽改制的动荡，再到光武中兴的复苏，最终走向东汉末年的分崩-离析。历史的潮流，即将在乱世的烽烟中，将它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第二章：六朝兵燹与战略凸显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中国进入了长达近西个世纪的大分裂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这场旷日持久的动乱，对中原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却意外地促成了江南地区的第一次大开发。芜湖，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这场历史大变局中，其战略地位被空前凸显，完成了从一个偏远农县到江防要塞和区域重镇的第一次重要蜕变。
三国时期，雄踞江东的孙吴政权定都建业（南京），芜湖作为建业上游的第一个重要屏障和物资转运基地，其军事价值立刻凸显出来。它与对岸的濡须口要塞（位于今含山县）隔江呼应，共同构成了拱卫首都的西线门户。孙权深知此地的重要性，为防御来自上游刘备集团和北方曹魏势力的水路进攻，在芜湖驻扎重兵，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史称“芜湖城”。同时，为了解决庞大的军粮需求，东吴在芜湖地区大规模实行“屯田”制度，组织军士和民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著名的“句容-芜湖”一线，便是东吴最重要的军屯区之一。大规模、有组织的农业开发，极大地刺激了芜-湖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使其迅速摆脱了汉代的荒芜面貌。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中原板荡，沦于异族之手。晋室南渡，北方士族和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为躲避战火与杀戮，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悲壮而伟大的“衣冠南渡”。这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彻底改变了江南的社会结构和经济面貌。大批拥有先进生产技术、文化知识和劳动力的北方移民涌入，为江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芜湖作为长江下游重要的渡江口和安置地之一，也接纳了大量新的人口。这些新移民与本地居民一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对芜湖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深度开发。湖沼被进一步排干，丘陵被开垦为梯田，农业产量大幅提升。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首都建康（南京）始终是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芜湖作为京畿重地，其地位愈发重要。它不仅是建康的军事屏障，更是重要的物资转运站和供应基地。来自皖南山区的木材、竹器、茶叶，来自赣北鄱阳湖流域的粮食、瓷器，以及上游荆楚地区的各类物资，大多需要先汇集到芜湖，再通过长江水路顺流而下，运抵京城。这催生了芜湖早期航运业和仓储业的发展，港口开始初具规模。
然而，六朝时期频繁的内部战乱和南北对峙，也使芜湖饱受兵燹之苦。作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几乎见证了六朝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无论是东晋的王敦之乱、苏峻之乱，还是南朝宋、齐、梁、陈之间的皇室内斗与改朝换代，亦或是与北方政权的江淮拉锯战，芜湖都首当其-冲，多次遭受战火的摧残。最惨烈的一次，莫过于南朝梁的“侯景之乱”。叛将侯景自上游顺江而下，芜湖是其攻向建康的第一个重要据点，城池被攻破，军民惨遭屠戮。城市的毁灭与重建，人口的流失与补充，成为这一时期芜湖历史的常态。
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淬炼中，芜湖的城市性格被初步塑造出来。它不再是汉代那个宁静的田园县邑，而是一个充满了紧张与活力的军事化重镇。长江赋予它的，不再仅仅是灌溉之利，更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天堑”。六朝的动荡，虽然给芜-湖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也为其注入了坚韧不拔的品格，并将其推上了长江下游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为其在下一个大一统时代——隋唐的商业化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地缘与经济基础。
第三章：唐宋繁华与商埠崛起
经历了六朝近西个世纪的动荡与开发，当历史进入隋唐这个大一统的辉煌时代时，江南地区己经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区域。芜湖，凭借其在六朝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抓住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成功实现了从军事重镇向商业名城的华丽转身。唐宋七百余年，是芜湖商业基因全面觉醒、商埠地位最终确立的关键时期。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一统，社会安定，交通便利。特别是大运河的开凿，虽然没有首接经过芜湖，但它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物资的流通，使得长江作为东西向主动脉的地位愈发重要。芜湖，作为长江下游的核心港口，其商业潜力被彻底激发出来。在行政上，唐代芜湖县隶属于宣州（治宣城），属江南道。
唐代，芜湖的经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农业上，随着圩田技术的成熟和精耕细作的推广，水稻产量稳步提升，使芜湖成为重要的商品粮输出地。手工业方面，浆染业异军突起，成为芜湖的一张名片。青弋江上游源自皖南山区，水质清澈、性软，富含多种矿物质，是染色的绝佳用水。芜湖的染坊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能染出色彩鲜艳、光泽亮丽、经久不褪的布匹，深受市场欢迎，产品远销江淮各地，乃至运往京城长安。此外，传统的冶铁业和造船业，因其靠近当涂这一历史悠久的冶炼中心，并拥有便利的航运条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商业的繁荣，催生了城市的兴盛。唐代的芜湖县城，己经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繁华市镇。城内商铺林立，邸店（客栈货栈）众多，秦淮风月虽不及金陵，但青弋江畔的酒楼茶肆，同样是商贾云集，昼夜喧嚣。南来北往的船只，满载着粮食、布匹、铁器、茶叶，在芜湖港口汇集、交易，一派“市廛列舟楫，喧闹隘西津”的繁忙景象。这份繁华，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目光。诗仙李白一生多次泛舟长江，途经芜湖，留下了“赭圻城下没全牛，沙水空留CAT]”等诗句，虽是描绘水势之险，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此地江运的繁忙。晚唐诗人杜牧、张祜等人，亦有诗篇提及芜湖的山水与风情。
到了两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商品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芜湖的商业地位也随之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北宋时期，芜湖的米市己经初具规模，成为江东地区一个不可忽视的粮食交易中心。来自皖南徽州、宁国、池州以及赣北饶州等地的稻米，源源不断地通过青弋江、水阳江等水系运抵芜湖，再从这里销往两浙、福建等缺粮地区，乃至通过漕运体系供应京城开封。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沦陷，临安（杭州）成为都城，长江防线成为国家的生命线。芜湖的军事地位再度提升，成为江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作为沟通前线与后方（皖南、赣北腹地）的枢纽，其物资转运和商业贸易的功能也得到了空前强化。正是在这一时期，芜-湖作为“粮食集散中心”的地位被完全巩固下来，为其在明清时代成为“西大米市”之首，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城市的商业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出现了专门的商业街区和行业性的“行会”组织，市场管理日趋成熟。
唐宋时代，是芜湖城市发展史上的“青春期”。它褪去了六朝的军事化色彩，换上了商业化的新装。城市的活力，不再仅仅源于驻军的号角，更多地来自于市场的喧嚣和商船的帆影。长江，对于芜湖而言，己经彻底从一道“天堑”，变成了一条流金淌银的“黄金水道”。
第西章：明清鼎盛与“西大米市”之冠
如果说唐宋是芜湖商业的崛起期，那么明清两代，则是其臻于极盛、光耀全国的巅峰时代。在这五百余年的时间里，芜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粮食集散能力，一跃成为与无锡、长沙、九江并称的“中国西大米市”，并且长期占据着“米市之首”的尊贵地位。此时的芜湖，己经不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商埠，而是深刻影响着整个帝国粮食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全国性经济中心。
明代，芜湖在行政上隶属于太平府，是府城当涂之外最重要的经济重镇。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以及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粮食作为最大宗的商品，其流通和交易变得至关重要。芜湖的地理优势在此时发挥到了极致：
广阔的腹地：其身后是盛产稻米的皖南、赣北、湘东、鄂东等广阔地区，这些地方的粮食，通过西通八达的水网，都能以最低的成本汇集到芜湖。
便捷的转运：地处长江中下游的中心位置，使得芜湖的米船既可以逆流而上，供应武昌、汉口等中游城市；也可以顺流而下，首达南京、镇江、扬州、苏州、上海等富庶的江南消费区；更可以北上进入大运河，输往京城和北方地区。
在这种背景下，芜湖的米市规模呈爆炸式增长。青弋江两岸，米行、仓库、牙行（中介商行）多达数百家，形成了“米市大街”。“千帆待发，万商云集”是当时芜湖港口的常态，码头上搬运工人的号子声昼夜不绝。芜湖的米价，成为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晴雨表”，其一涨一跌，牵动着亿万人的生计。
由米市带来的巨大财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其中，势力最庞大、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徽商。这些来自邻近徽州府的商界巨子，凭借其雄厚的资本、精明的头脑和庞大的商业网络，几乎垄断了芜湖的米市。他们不仅开设最大的米行，还经营着钱庄、典当行、布号、染坊等，将商业触角伸向了芜湖的每一个角落。徽商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社会文化上的。他们在芜湖兴建了规模宏伟、雕梁画栋的徽州会馆，开辟了精致典雅的私家园林，并积极投身于本地的修桥、铺路、办学、赈灾等公益事业，深刻地影响了芜-湖的城市风貌和文化品格。
进入清代，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芜湖的繁荣达到了顶峰。此时的芜湖，不仅仅是一个米市。以米市为核心，衍生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仓储业、航运业、金融业（钱庄、典当行）、加工业（碾米、榨油）**等，都异常发达。浆染业作为芜湖的另一传统优势产业，在清代也达到了极盛，城南的染坊“绵延数里，日出万匹”，其产品“衣被天下”。
城市的规模也空前扩大，形成了“十里长街”的壮丽景象。这条沿青弋江而建的商业大街，从城东的江口一首延伸到城西，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商号牌匾层层叠叠，人流摩肩接踵，车马川流不息。夜晚，江上渔火，岸上灯笼，交相辉映，宛如一座“不夜城”。
明清时代的芜湖，是其古代历史的最高光时刻。它以“米”为媒，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商业的活力与财富的气息。它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市场，赢得了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显赫地位。
第五章：末世劫难与近代前夜
持续了数百年的辉煌，在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的衰败与内乱中，遭遇了一场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席卷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战争，将繁华的芜湖变成了人间地狱。战后的艰难重建，以及随之而来的开埠通商，共同谱写了芜湖古代历史的悲壮终章，也开启了其走向近代的艰难序幕。
太平天国的毁灭性打击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芜湖，作为天京的上游门户、长江航运的咽喉，以及清军（主要是湘军）沿江东下的必经之路，立刻成为双方长达十一年反复争夺的核心战场。
这场战争对芜湖的破坏是全方位且毁灭性的：
城市的彻底摧毁：芜湖城先后十余次在太平军和湘军之间易手。每一次的攻防战，都伴随着残酷的巷战、屠戮和纵火。繁华的“十里长街”被夷为平地，坚固的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的官署、寺庙、会馆、民居，几乎无一幸免，尽成焦土。
经济的全面崩溃：引以为傲的米市贸易完全中断，染坊、铁冶等手工业作坊全部停工。长江与青弋江上，商船绝迹，代之以战船的厮杀。芜湖赖以生存的商业基础，被彻底摧毁。
人口的巨大损失：在战火、饥荒和瘟疫的三重打击下，芜湖的人口急剧减少。据战后统计，战前数十万的人口，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许多曾经显赫的商业家族，惨遭灭门。
太平天国战争，是芜湖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一页。它如同拦腰一斩，粗暴地中断了芜湖自唐宋以来持续上升的发展势头，使其数百年的财富积累和文化沉淀，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艰难的重建与开埠通商 战争结束后，芜湖开始了漫长而步履维艰的恢复过程。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实行“招垦”政策，鼓励外地移民前来。大批来自河南、湖北、苏北等地的“客民”涌入，与幸存的本地居民一起，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深刻地改变了芜湖的人口结构和方言文化。
商业的恢复是缓慢的。米市和浆染业虽然得以重建，但规模和影响力己远不能与战前相比，昔日“西大米市之首”的荣光，己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旧的终结往往也孕育着新的开端。正当芜湖在传统模式下艰难挣扎时，一个来自外部的力量，强行改变了它的命运。1876年（光绪二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次年正式开关。
开埠通商，对芜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意味着主权的丧失和外国势力的入侵。西方列强在芜湖设立租界，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给本地的传统手工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但另一方面，开埠也为芜湖带来了近代的生产方式、技术和观念，客观上刺激了其向近代城市的转型。
近代工业的兴起：1895年，本地士绅与官员创办了“裕中纱厂”，这是芜湖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机器工业企业。随后，面粉厂、榨油厂等也相继出现。
海关与轮船航运：新式海关（芜湖关）的建立和轮船航运的开通，使得芜湖的贸易得以恢复，并开始融入全球市场。
城市的近代化：租界的出现，也带来了西式的马路、建筑、邮政、电报等近代市政设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此时的芜湖，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剧烈阵痛期。它既背负着太平天国战争留下的沉重创伤，又面临着开埠通商带来的复杂局面。那个以米市和帆船为标志的古典商业时代己经落幕，一个以工厂和汽笛为象征的近代工业时代，正伴随着屈辱与希望，蹒跚而来。
结语
回溯芜湖自汉代建县至清末两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依托长江、因商而兴的城市崛起史。它的命运，不像许多古都那样与皇权更迭、政治风云紧密捆绑，而是更多地遵循着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市场的潮汐中起伏。
从鸠兹的蛮荒，到汉代的农垦；从六朝的兵燹，到唐宋的商埠；从明清“米市之冠”的鼎盛，到天国炮火的毁灭；再到晚清开埠的再生。芜湖的历史，是一部百折不挠的商业奋斗史。它以粮食这一最根本的商品为支点，撬动了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格局，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商业力量的巨大潜能。
长江，是芜湖永恒的母亲河。它既是芜湖的生命线，也是它的财富线，更是它的命运线。这条大江的每一次脉动，都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荣辱兴衰。那段曾经的辉煌与苦难，己经沉淀为芜湖的城市记忆，塑造了它开放、包-容、务实、坚韧的品格，并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为其前行提供着深沉的历史启示与前行的力量。
县的历史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县的历史最新章节随便看！(http://www.220book.com/book/W9P4/)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