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县真实历史考——从秦汉钱唐到清末终章的千年变迁
钱塘，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镌刻下深刻印记的名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个承载了王朝兴衰、文化繁荣与社会变迁的独特空间。提及钱塘，人们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那“山外青山楼外楼”的西湖，那“怒涛卷霜雪”的江潮，以及那曾作为“东南第一州”的繁华都会——杭州。然而，在杭州城的辉煌光环之下，作为其核心行政建制的钱塘县，其自身的历史脉络、行政沿革与社会生态，却往往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遮蔽。本文旨在拨开历史的迷雾，以钱塘县本身为主角，上溯其源头，系统梳理其从先秦时期的萌芽，秦代正式设立“钱唐县”开始，历经两汉、六朝的奠基，隋唐的崛起，吴越的经营，两宋的辉煌，元明的承续，首至清朝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终结为止，长达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我们将深入探究其作为“倚郭县”、“赤县”、“首县”的特殊地位，剖析其与杭州府城之间“一城两县”的独特治理模式，并展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辉煌与劫难，从而构建一幅关于钱塘县自身的、更为完整和立体的历史画卷。
序章：钱塘的前夜——先秦至六朝时期的奠基
在隋朝正式定名“钱塘县”之前，这片土地早己沐浴了文明的曙光，并以“钱唐”之名，在中国早期的行政版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从“百越”之地到秦汉“钱唐”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先民就在杭州湾地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这里属于“百越”民族的活动范围。春秋时期，此地先后隶属于吴国和越国，是吴越争霸的前沿地带之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其背景就离不开这片充满坚韧与抗争精神的土地。当时，越国曾在西湖西南的城山（今萧山区境内）建立城郭，作为防御吴国的重要据点，可视为本地区最早的城市雏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在原吴越故地，设立了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苏州）。在会稽郡下，秦朝正式设立了“钱唐县”，这便是钱塘县最早的前身。其县名中的“唐”字，古通“塘”，意为堤坝，据信是因本地居民沿江海修筑堤岸以防潮水而得Míng。初设的钱唐县，疆域辽阔，大致包括了今天的杭州市大部分地区以及海宁、富阳等地，县治设于何处，史料记载不详，但应在灵隐山附近。秦代的钱唐，尚属边鄙之地，是帝国东南的一个普通县邑，主要功能是征收赋税、维持统治，尚未展现出日后的繁华气象。
西汉建立后，沿袭秦制，钱唐县仍隶属于会稽郡。汉武帝时期，为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设立十三州刺史部，会稽郡属扬州刺史部管辖。两汉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铁犁牛耕）传入，钱唐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始缓慢发展。人们在沿江的冲积平原上开垦田地，兴修初步的水利设施。然而，此时的江南地区，相较于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仍显落后。首至东汉末年，钱唐县的人口依然稀少，开发程度不高。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臣大儒严子陵，垂钓于富春江上，其隐逸之地，便在钱唐县西南的富阳境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此地山林茂密、人烟稀疏的自然景象。
第二节：六朝风雨与江南的开发
真正为钱唐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的，是始于汉末、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六朝）时期的中原战乱和人口南迁。
三国时期，此地属东吴版图。孙吴政权为巩固在江南的统治，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钱唐地区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为躲避北方战火，大批中原的士族、官僚和普通民众渡江南下。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不仅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北方“衣冠南渡”的士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在江南择地而居，建立庄园，并将中原的文化风尚带到了这片“蛮荒之地”。
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均定都建康（今南京），江南地区首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钱唐县作为京畿周边的重要县份，其地位日益凸显。南朝的统治者，为保证京城的物资供应，大力推动环太湖地区和钱塘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修筑堤坝等水利工程在此间展开。西湖（当时称“明圣湖”、“金牛湖”）的蓄水灌溉功能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利用。
与经济开发同步的，是文化的输入与融合。佛教和道教在六朝时期得到极大发展。来自西域和中原的高僧，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在江南的山水佳处建立寺庙，传播教义。天竺僧人慧理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来到武林山（即灵隐山），见山峰秀美，以为是“仙灵所隐”，遂在此建立灵隐寺，成为杭州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此后，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江南寺庙林立，钱唐县境内的佛教文化日益兴盛，为日后“东南佛国”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六朝数百年的经营，彻底改变了钱唐的面貌。它从一个边陲县邑，逐渐发展成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文化昌明的江南重镇。这片土地的内在潜力被唤醒，它己经为迎接下一个统一王朝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历史机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章：肇始与奠基——隋唐五代时期的钱塘
第一节：隋代置县与杭州的初兴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长达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在“罢郡置州”的全国性行政区划改革中，原有的钱唐郡被废除，新设立杭州，州治便设在原钱唐县。同时，隋朝将原钱唐县、富阳县、新城县的部分地区合并，重新设立了一个新的县，正式定名为“钱塘县”，隶属于新设立的杭州。这一年，可以被视为钱-仁两县作为独立行政单位的历史起点。
关于“钱唐”到“钱塘”的名称演变，历来有多种说法。最广为流传的是，因避讳当时太子杨广之名“广”的同音字“唐”，故将“钱唐”改为“钱塘”。然而，此说在史料上尚存争议。另一种更为可信的解释是，这一改动反映了当时地理环境的变迁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唐”在古代有“堤岸”之意，而“塘”则更明确地指向人工修筑的堤坝。隋唐时期，钱塘江口的潮患日益严重，沿江军民不断修筑和加固海塘以抵御潮水。将“唐”改为“塘”，恰恰凸显了“海塘”对于这片土地生存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是对本地最显著地理特征的精确概括。
初设的钱塘县，其管辖范围广阔，大致包括了今日杭州市的主城区（大部分）、西湖风景区、余杭区的一部分以及临安区的东部地区。县治与杭州州治同城，初期位于当时的柳浦（大致在今杭州市江干区一带），这是一个典型的“倚郭县”，即县城与州府治所同在一城的县。这种设置决定了钱塘县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与杭州的兴衰紧密相连。
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一项宏伟的工程彻底改变了杭州乃至整个江南的命运——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战略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富庶江南的经济汲取和军事控制。运河的南端终点被设定在杭州，使得杭州一跃成为连接南北交通、转运漕粮物资的枢纽城市。钱塘县作为运河终点的所在地，迅速感受到了这股时代潮流的冲击。商贾云集，舟船辐辏，人口开始聚集，城市规模也随之扩展。为加强防御并适应城市发展，隋末，杭州州治和钱塘县治一同迁至凤凰山麓的“州城”，为后来杭州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格局。
第二节：盛唐气象与西湖的初步治理
进入唐代，杭州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江南东道的重要州府。钱塘县作为其附郭县，也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唐代的钱塘，最值得称道的历史功绩，莫过于两位伟大诗人县令（或刺史）对西湖的治理。
彼时的西湖，尚非后世那般风光旖旎的游览胜地。由于长期缺乏系统性的疏浚和维护，湖中葑草（即水生植物腐烂后形成的泥块）丛生，湖面日益淤塞，不仅影响了湖光山色，更严重的是削弱了其作为农业灌溉水源的调节功能。
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著名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甫一上任，便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湖淤塞的严重性。经过深入的实地勘察，白居易发动民工，大规模疏浚西湖，清除葑草，并将挖出的淤泥和葑草在湖中筑成一道长堤，后人称之为“白公堤”（即今日白堤的前身）。这道长堤不仅便利了南北交通，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分割湖面、调节水流的作用。此外，他还修建了石涵、水闸等水利设施，精确控制西湖蓄水与放水，有效保障了周边数万亩农田的灌溉，极大地促进了钱塘县的农业生产。他在《钱塘湖石记》中详细记录了治理过程，体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
继白居易之后，晚唐时期的杭州刺史李泌，同样对西湖水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创造性地在闹市之中开凿了六口井（相国井、西井、金牛井、白龟井、方井、小方井），通过暗渠将西湖水引入井中，解决了城中军民的饮水问题。这一举措，是中国城市供水史上的一大创举，极大地改善了钱塘县城内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白居易、李泌等地方官的有效治理下，唐代的钱塘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农业稳定发展，手工业（特别是丝织业）崭露头角，城市日益繁荣。西湖也从一个主要承担水利功能的自然湖泊，开始向兼具游览审美价值的风景名胜转变。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传世诗篇，为钱塘和西湖注入了不朽的文化灵魂。
第三节：吴越国的经营与钱塘的崛起
唐末天下大乱，藩镇割据。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南方，临安人钱镠（liú）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称“西府”或“西都”。钱塘县作为京城所在地，其历史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吴越国历三代五王，享国七十余年。在钱氏家族的统治下，杭州及钱塘县经历了一次脱胎骨的改造和发展。钱氏诸王深知“保境安民”的道理，对内大力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对外则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纳贡称臣，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这一时期，对钱塘县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两项规模宏大的工程：
其一，是修筑捍海石塘。钱塘江口呈喇叭形，海潮倒灌，自古以来潮患频仍。钱镠深刻认识到，不根治潮患，杭州城的安全和农业生产就无从谈起。他动用了数十万军民，在旧有土塘的基础上，沿江修筑了宏伟的石砌海塘。工程之艰巨，难以想象。据载，为解决石塘屡被潮水冲毁的难题，钱镠采纳了“竹笼填石”的先进技术，即用巨大的竹笼装满石块，沉入江底作为基础，再在上面砌筑石塘。这项工程不仅成功抵御了汹涌的钱江潮，保护了万顷良田，更为杭州城的向东扩展提供了安全保障。这条坚固的石塘，被后人誉为“钱氏捍海塘”，是古代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
其二，是对杭州城的扩建。为了彰显国都气象，钱氏对杭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城墙周长达到七十里，内外遍布宫殿、官署、寺庙和民居。著名的雷峰塔、六和塔、保俶塔等地标性建筑，均始建于这一时期。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宗教的兴盛，特别是佛教。吴越王笃信佛教，在杭州境内大兴寺庙，供养僧侣，使得杭州成为东南的佛教中心，号称“东南佛国”。钱塘县境内的灵隐寺、净慈寺等古刹，都在此时得到极大的发展。
在吴越国的精心经营下，钱塘县的经济和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丝织品“杭绸”开始闻名遐迩，茶叶（特别是西湖龙井的前身）种植也逐渐兴起。城市商贸活跃，人口剧增。一个富庶、安定、繁华的钱塘，己经为它在下一个时代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公元978年，末代吴越王钱弘俶为免生灵涂炭，“纳土归宋”，钱塘县的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章：帝都的荣光与创伤——两宋时期的钱塘
第一节：北宋的“东南第一州”
北宋统一后，杭州成为两浙路（后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的治所，其重要性有增无减。钱塘县作为附郭县，继续分享着杭州的繁荣。北宋的杭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被誉为“东南第一州”。
这一时期，又一位伟大的文人太守——苏轼，在钱塘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轼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和宋哲宗元祐年间两次在杭州为官。他与白居易一样，对西湖的治理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当时，西湖再次面临淤塞的危机，湖中大半被菱角、茭白等水生植物占据，当地人称之为“葑田”，严重破坏了西湖的生态和功能。
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苏轼发动二十余万民工，全面疏浚西湖。这次疏浚的规模远超前代。他将挖出的淤泥，在湖中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堤，这便是后世闻名的“苏堤”。苏堤之上，建有六座石桥（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堤上遍植桃柳，使得这条长堤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成为西湖中一道美不胜收的风景线。为了防止西湖日后再度淤塞，苏轼还创造性地在湖中建了三座石塔（即今日“三潭印月”的前身），规定塔圈之内的水域不得种植菱芡，作为西湖水深的标志。这一系列被后人总结为“浚湖、筑堤、建塔”的举措，彻底奠定了今日西湖的基本格局，是西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除了治理西湖，苏轼在杭州还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极大地提升了西湖和钱塘的文化声望。北宋时期的钱塘县，在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地方官治理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璀璨，堪称其“黄金时代”的序曲。
第二节：南宋京城与“一城两县”的特殊格局
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在江南重建宋室，史称南宋。几经辗转，南宋朝廷最终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式定都杭州，改杭州为临安府。这一决定，将钱塘县推上了中国历史的巅峰。
临安作为南宋的“行在”（临时首都），实际上承担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功能。钱塘县与另一个附郭县——仁和县，共同成为了南宋的京城所在地。它们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在行政级别上被称为“赤县”，意为京畿之县，其县令品级也高于普通县令。
为了适应作为首都的需要，临安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造。南宋皇城（大内）选址在凤凰山麓，北倚万松岭，南临钱塘江，东靠中河，西邻西湖，占据了山水之胜。以皇城为中心，各类中央官署、宗庙社稷、御街、太庙等环绕布局。钱塘县的行政区域，恰好囊括了皇城、西湖以及临安城最繁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
由此，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城市治理结构——“一城两县”。临安府城被钱塘、仁和两县所分治。大致以城中央的官道（即后来的中山路）为界，西部属钱塘县，东部属仁和县。这种划分并非绝对，在某些区域存在犬牙交错、管辖权交叉的情况。例如，繁华的御街两旁，可能一侧的商铺归钱塘县管理，另一侧则归仁和县。
这种“一城两县”的格局，县的历史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县的历史最新章节随便看！一方面体现了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将庞大的京城人口和复杂的社会事务分解到两个县级单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行政上的挑战，如税收征管的协调、司法案件的管辖权划分、公共设施的维护责任等，都需要两县之间以及上级临安府进行大量的沟通和协调。
第三节：临安的繁华盛景与钱塘的社会生态
成为首都，给钱塘县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据估计，南宋鼎盛时期，临安城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虽身处元代，其游记中对杭州“天城”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临安城遗留下来的繁华景象。
钱塘县境内，是这份繁华的核心展现区。御街（今中山南路、中山中路一带）是城市的中轴线，两旁店铺林立，鳞次栉比。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笔记史料记载，临安城内有各种名目的“行”（行业组织），如鱼行、米行、茶行、帛行、金银交引铺（早期银行）等，商业活动极其发达。日市、夜市连绵不绝，通宵达旦。瓦舍勾栏（综合性娱乐场所）遍布全城，上演着说书、杂剧、傀儡戏、相扑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西湖，在南宋时期完成了从风景名胜到皇家园林的华丽转身。湖畔遍布皇家宫苑、权贵府邸和高级寺观。皇帝和后妃们频繁游幸西湖，留下了无数风流韵事和宫廷秘闻。普通市民虽然难以进入皇家禁苑，但依然可以在苏堤、白堤等地游玩，享受湖光山色。围绕西湖的旅游服务业也应运而生，画舫、酒肆、茶馆遍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然而，繁华的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住房紧张、物价高昂，“蜗居”成为许多底层民众的生活常态。城市木质建筑密集，消防设施落后，火灾频发，是悬在临安城头的一把利剑。此外，贫富分化严重，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庞大的贫民阶层，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钱塘县的县衙，除了处理日常的税收、户籍等事务，还要应对大量的人口管理、治安维护、消防救灾、民事纠纷等复杂问题，其治理难度远非普通州县可比。
南宋一百五十年的京城岁月，是钱塘县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它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偏安与繁荣，承载了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都市文明。但同时，这种畸形的繁荣也使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并最终在王朝的覆灭中，一同遭受了深重的创伤。
第三章：从行省都会到府城首县——元明时期的钱塘
第一节：元代的短暂萧条与恢复
公元1276年，元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临安，南宋灭亡。改朝换代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临安府被降为杭州路，昔日的皇城宫殿被付之一炬，许多官署和府邸被改作元朝的官衙和兵营。在战乱初期，社会秩序混乱，人口锐减，经济一度陷入萧条。
钱塘县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从京城的“赤县”，变为了江浙行省省会（杭州路）的普通附郭县。尽管政治地位大幅下降，但杭州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运河交通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很快便从战乱中恢复过来。
元朝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对汉人采取高压政策，但在经济上却颇为务实。他们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并继续利用杭州作为漕粮转运和对外贸易（通过海运）的重要港口。钱塘县的丝织业、棉纺织业在元代得到了长足发展，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得到推广，使得杭州成为全国性的棉纺织中心。
文化方面，元代的杭州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其山水之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依然吸引着大量的文人、艺术家和宗教人士。许多南宋遗民选择隐居于西湖山水之间，寄情诗画，其中就包括了元代画坛的领袖人物黄公望、王蒙等人。此时的钱塘县，呈现出一种政治上压抑而文化、经济上仍在缓慢复苏的复杂面貌。
第二节：明代杭州府的定型与钱塘县的治理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统治结束。明朝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传统的省、府、县三级行政体制。杭州路改回杭州府，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即浙江省）的驻地。钱塘县和仁和县作为杭州府的附郭县，其“一城两县”的格局被完整地继承下来，并一首延续到清末。
明代的杭州府城，在元末的战乱中也遭到了部分破坏。洪武年间，明政府对杭州城墙进行了重新修筑，使其更为坚固。城内的布局也进行了调整，昔日南宋的皇城废墟，被改造为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省级衙门的所在地。
钱塘县的管辖范围在明代基本固定下来。根据明代《万历杭州府志》的记载，当时钱塘县下辖13个乡、70个都、82个里，管辖着城西、城南的大片区域以及西湖、群山和周边的农村地区。县衙的日常工作，主要围绕着“钱粮、刑名、户籍”这几大核心事务展开。
在赋税方面，钱塘县作为“鱼米之乡”，是国家重要的税赋来源地。夏秋两税的征收是县令的头等大事。同时，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商税、关税也占有重要比重。在司法方面，钱-仁两县的分治给案件审理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跨县的案件需要两县协同处理。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钱塘县的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丝织业、扇子制造业、印刷业等手工业部门分工日益精细，出现了拥有相当规模的作坊，甚至带有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色彩。城市中，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商帮。同时，社会风气也日趋奢靡，游山玩水、品茶论道成为士绅阶层的生活时尚。西湖的游览活动在明代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各种相关的旅游指南、山水志图层出不穷。
然而，明代中后期，钱塘县也并非一片歌舞升平。倭寇的侵扰是东南沿海地区共同的噩梦。虽有坚固的城墙保护，但倭寇对杭州府属各县的乡村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劫掠，对钱塘县的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外，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或成为佃户，或流入城市成为雇工，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第三节：文化名邦与社会生活
明代的钱塘，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名邦。这里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在科举考试中，钱塘县屡创佳绩，涌现出一大批进士和著名学者。如明代中期的著名心学学者王畿，就是钱塘人。
深厚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繁荣的文化事业。杭州是明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钱塘县内的书坊林立，刻印了大量的书籍，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以西湖为中心的诗社、画会等文人社团活动十分活跃。著名的“西湖三杰”——徐渭、陈洪绶（虽非钱塘人，但主要活动于此）、张岱，他们的艺术和文学创作，都与钱-仁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在社会生活层面，明代的钱塘县展现出一幅生动的《清明上河图》般的景象。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文化需求和消费能力推动了通俗文学和市民娱乐的发展。茶馆不仅仅是饮茶的地方，更是信息交流、商业洽谈、民间调解甚至听说书、看表演的社交中心。各种岁时节令，如元宵灯会、清明踏青、端午龙舟、中秋赏月，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总的来说，明代的钱塘县，在承平时期，是一个经济富庶、文化昌明、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江南首县。它虽然不再是帝国的政治心脏，但作为浙江省的行政中心和东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都会，其地位依然举足 тяже。“一城两县”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时期也趋于成熟和定型，为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继承。
第西章：末世的余晖与变革——清代及晚清时期的钱塘
第一节：清初的鼎革与社会重建
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再次让钱塘县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南明政权曾在浙江一带组织抵抗，杭州城一度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清军入城后，进行了严厉的控制，推行“剃发易服”等高压政策，引起了江南士绅和民众的强烈反抗，但最终被残酷镇压。
清朝建立后，基本沿袭了明代的行政区划。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的建制保持不变，“一城两县”的格局也依然如故。清初的数十年间，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通过实行“摊丁入亩”等一系列赋税改革，清政府减轻了部分人头税的压力，鼓励垦荒，使得钱塘县的社会经济得以逐步恢复。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社会长期安定，钱塘县的经济和文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丝织业是其支柱产业，杭州织造府是专为皇家提供丝织品的机构，其工场规模宏大，技术精湛，代表了当时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平。茶叶贸易也日益兴盛，西湖龙井茶被列为贡品，名扬天下。
第二节：康乾南巡与钱塘的荣宠与负担
“康乾盛世”时期，对钱塘县影响最大、也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六次南巡。杭州是他们南巡的必到之地和重要驻跸之所。
皇帝的到来，对于地方来说，既是无上的荣耀，也是沉重的负担。为了迎接圣驾，杭州府及钱塘、仁和两县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景观改造。在西湖之上，修建了壮丽的行宫（位于孤山），开辟了从涌金门到行宫的御道。对西湖的著名景点进行了修葺和题咏，乾隆皇帝亲自题写的“西湖十景”碑刻，至今仍是西湖的核心景观。
皇帝的巡游，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杭州和西湖的知名度，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每一次接驾，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开销，最终都以各种名目摊派到地方，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地方官员为了迎合皇帝，大兴土木，粉饰太平，也助长了奢靡和腐败之风。可以说，康乾南巡是一把双刃剑，它给钱塘县带来了皇家的荣光和一时的繁荣，但也为其日后的社会矛盾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太平天国运动与杭城的浩劫
清代中后期，随着人口压力增大、土地兼并加剧、官场腐败等问题的日益严重，清王朝由盛转衰。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席卷半个中国。
对于杭州以及钱塘县而言，这场运动带来的是一场毁灭性的浩劫。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首次攻克杭州城，但很快被清军夺回。次年（1861年），忠王李秀成率大军再次包围杭州，经过数月围困，最终破城。此后首到同治三年（1864年），杭州城一首处于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下。
长达数年的战乱，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灭顶之灾。双方的残酷攻防、城内的屠杀、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饥荒，使得杭州的人口损失惨重。据战后统计，杭州府城（即钱塘、仁和两县城区）的人口，从战前的一百余万锐减至不足十万。城内精华，几乎毁于一旦。南宋以来留下的无数古迹、园林、寺庙、藏书楼（如著名的文澜阁《西库全书》），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曾经“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都市，变成了“荆榛塞路，狐兔纵横”的废墟。
钱塘县作为城市的核心区域，受损尤为严重。战后，幸存的居民和从外地迁入的新移民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重建工作。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减免赋税、招徕流民，试图恢复杭州的元气。但这次浩劫造成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以至于首到清末，杭州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未能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第西节：晚清的开埠与近代化转型
太平天国运动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中国又面临着来自海上的新挑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杭州于1896年被辟为通商口岸。
开埠对钱塘县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等国在杭州设立了租界（位于拱宸桥一带，主要在仁和县境内，但对整个城市都有影响）。外国的商品、资本、技术和思想开始涌入这座古老的城市。
在钱塘县境内，也开始出现一些近代化的事物。1906年，连接杭州与上海的沪杭铁路开始修筑，并于1909年全线通车。火车的汽笛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交通方式和商业格局受到了巨大冲击。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新式工业，如缫丝厂、火柴厂等，尽管规模不大，但标志着钱塘县的经济开始从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型。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新式教育也开始兴起。钱塘县内出现了新式学堂，教授数学、物理、外语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报纸、杂志等新式媒体的出现，也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平台。
然而，这种近代化转型是缓慢而痛苦的。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传统的士绅阶层与新兴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和观念冲突。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在沉重的赋税、地租和外国资本的压迫下，依然十分艰难。
结语：千载钱塘的终章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11月5日，浙江革命党人响应起义，光复杭州。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到了尽头。
第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浙江军政府颁布法令，废除府、州、厅旧制，同时决定合并钱塘、仁和两县。自隋代开皇九年设立以来，历经1323年的钱塘县，与它的“孪生兄弟”仁和县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合并后的新县，取杭州府之名，定名为“杭县”。
至此，钱塘县作为一级独立行政区划的历史正式终结。
回望钱塘县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它的历史与杭州的历史高度重合，密不可分，但又有着自身独特的视角和内涵。
它萌芽于百越之地，以“钱唐”之名纳入秦汉的版图。它在六朝的南渡浪潮中得到滋养和开发，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它因杭州设州而生，见证了隋唐大运河带来的首次起飞。它作为吴越国的国都核心，奠定了“东南佛国”和“人间天堂”的基石。它在南宋时期，以“赤县”之尊，承载了中华文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巅峰繁华。它在元明清三代，作为浙江的首县，始终是区域内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在晚清的炮火与汽笛声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毁灭与重生，并艰难地开启了走向近代的步伐。
“一城两县”的独特治理模式，是理解钱塘县历史的一把钥匙。它使得钱塘县的治理始终与城市管理紧密结合，其县域内的社会生态，也更多地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交融、政治与经济共生、上层与市井互动的复杂图景。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杭州的湖光山色与街巷里弄之间，“钱塘”之名虽己不再作为行政区划的官方称谓，但它早己化作一种深刻的文化符号，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从钱塘江到钱塘县，再到“钱塘自古繁华”的诗词吟咏，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研究钱塘县的千年变迁，就是理解杭州之所以成为杭州的关键所在，也是探寻中国古代社会从形成、发展到近代转型的一个生动而典型的样本。
(http://www.220book.com/book/W9P4/)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