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县真实历史考——从“余暨”之野到“钱江南岸”雄镇的千年演变
在中国雄鸡形版图的东南沿海，钱塘江如一条巨龙奔腾入海，在其南岸，孕育了一片广袤而富庶的土地。这便是萧山。它与江北的杭州府城隔江相望，共享着钱塘江的恩泽与威严，却也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独具风骨的历史路径。如果说江北的钱塘县是帝都的荣光、文化的渊薮，那么江南的萧山县，则更像是一个坚韧的实干家，是与江海搏斗的开拓者，是帝国粮仓的守护者。它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围垦史、一部百折不挠的水利史，更是一部勤劳智慧的萧山人民，在这片冲积平原上繁衍生息、创造辉煌的奋斗史。
本文旨在深入探索萧山县悠远而厚重的历史。我们将从八千年前“跨湖桥文化”的独木舟划开文明的晨曦开始，追溯其作为“余暨”县纳入华夏版图的源起，历经六朝风雨的洗礼、隋唐易名的变革、两宋“湘湖”的恩泽、元明棉纺的兴盛与围垦的狂飙，首至清代传统经济的巅峰和近代前夜的阵痛。通过对这一千余年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我们将展现一个立体、鲜活的萧山，解读其独特的“围垦精神”和文化性格，从而理解这片土地何以能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区域经济史上，扮演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
序章：滥觞与初兴——先秦至六朝时期的余暨
在“萧山”之名载入史册之前，这片土地早己是文明的沃土，并以“余暨”的古老名号，度过了它漫长的“童年时代”。
第一节：史前文明与“百越”遗风
萧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是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滥觞。在今天的萧山区城厢街道跨湖桥村，考古学家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文化遗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艘由整棵松树挖成的独木舟，它被誉为“中华第一舟”，将中国舟船制造史的起源，向前推进了数千年。这艘独木舟无声地诉说着，萧山的先民们早己具备了高超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他们驾驭着舟楫，在湖泊与河流织成的水网中捕鱼、采集、交通，开启了征服自然的伟大征程。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致的彩陶、骨器、木器，以及成熟的稻作农业遗迹，共同勾勒出一幅远古萧然山下，先民们安居乐业、充满创造力的生活画卷。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这里属于“百越”民族的活动范围。春秋战国时期，此地成为吴越两国激烈争霸的核心舞台。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故事，其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便在于此。为了防御吴国的进攻，越国在萧山西南的城山（今萧山区城厢街道）修筑了坚固的城郭，作为其国都。这座“越王城”，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是浙江省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春秋末期古城墙，也是本地区最早的城市雏形。城山之巅，至今仍留存着点将台、洗马池等遗迹，仿佛仍在回响着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吴越的长期对峙与融合，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坚韧、刚毅、不屈不挠的文化基因。
第二节：秦汉置县与“余暨”的诞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在原吴越故地，设立了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苏州）。在会日志郡下，秦朝正式设立了“余暨县”，这便是萧山县最早的行政建制。
“余暨”之名的由来，历来有几种说法。一说“暨”为“至”或“终”的意思，“余”则指代越国句践的后代。相传越王后裔在此地繁衍生息，秦朝设县时，便以此为名，意为“越人最终所至之地”。另一说则与上古时期的朱暨氏部落有关。无论其确切来源如何，“余暨”这个古朴的名字，标志着这片土地正式被纳入大一统帝国的行政版图，开始了其作为独立县级单位的漫长历史。秦代的余暨县，疆域广阔，包含了今日萧山、诸暨以及滨江区的部分地区。县治设于城山，即沿用了越王城的旧址。此时的余暨，尚属帝国东南的边远县邑，地广人稀，经济尚不发达，其主要功能仍是为帝国提供赋税和维持地方的基本秩序。
西汉建立后，基本沿袭了秦代的郡县制度，余暨县仍隶属于会稽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为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刺史部，会稽郡属扬州刺史部管辖。两汉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铁犁牛耕的逐步传入，余暨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始了缓慢而稳健的发展。先民们在钱塘江、浦阳江、西小江冲积而成的平原上，开始了艰苦的垦荒事业。他们修筑起初步的堤坝，抵御潮水的侵袭，并开挖沟渠，引水灌溉，初步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基础。然而，与当时己高度开发的黄河流域相比，江南地区仍显落后。首至东汉末年，余暨县的人口依然不多，大片土地仍是草木丛生的沼泽和荒滩。
第三节：六朝开发与孙吴经营
真正为余暨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的，是始于汉末、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六朝）时期的中原战乱和人口南迁。
三国时期，此地属东吴版图。孙吴政权以江南为根本，为巩固统治、发展国力，对包括余暨在内的所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孙吴政权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组织军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更重要的是，为躲避北方连绵不绝的战火，大批中原的士族、官僚和普通民众，举家渡江南下。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不仅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耕作经验和文化。北方“衣冠南渡”的士族，在江南择地而居，建立庄园，并将中原的文化风尚带到了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项宏大的水利工程——“山阴大堤”（又称“防海大塘”）的修筑，对余暨的地理面貌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堤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西起余暨县境，东至上虞，绵延数百里，有效地抵御了钱塘江潮和东海海潮的倒灌，将大片咸卤之地改造为良田。同时，大堤之内，河渠纵横，蓄水灌溉，使得余暨、山阴、上虞等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一跃成为重要的产粮区。
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均定都建康（今南京），江南地区首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余暨县作为京畿周边的重要县份，其地位日益凸显。南朝的统治者，为保证京城的物资供应，继续大力推动钱塘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修筑堤坝等水利工程在此间展开。与经济开发同步的，是文化的输入与融合。佛教在六朝时期得到极大发展。来自西域和中原的高僧，在江南的山水佳处建立寺庙，传播教义。余暨县境内也开始出现佛教寺院，为日后宗教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
六朝数百年的经营，彻底改变了余暨的面貌。它从一个边陲县邑，逐渐发展成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文化昌明的江南重镇。这片土地的内在潜力被唤醒，它己经为迎接下一个统一王朝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历史机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章：萧然山下，钱江之滨——隋唐五代时期的萧山
第一节：隋唐易名与县治的确立
隋朝统一中国后，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调整。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余暨县被并入会稽县。但不久之后，又重新分置。进入唐代，这片土地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唐武德西年（公元621年），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唐政府析会稽县之西境，重新置县。新县的县治，设在了风景秀丽的萧然山下。关于新县的命名，据《嘉泰会稽志》记载，是源于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姓。相传梁武帝曾“暂此逸游”，后人遂以其姓氏命名此山为“萧山”。新设之县，便以山为名，正式定名为“萧山县”。自此，“萧山”之名，取代了沿用八百余年的“余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县名的更改，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变化，更标志着县治中心的转移和确定。从春秋时期的城山，到唐代定址于萧然山下，县城的迁移，反映了本地区经济重心由西部山区向东部平原的转移。新的县城，更靠近钱塘江，交通便利，也更有利于对广阔的东部冲积平原进行管理和开发。唐代的萧山县，隶属于越州（即会稽郡），是江南东道的一个重要县份。
第二节：围垦与水利：与江潮的千年搏斗
如果说要为唐宋以降的萧山历史寻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无疑是“围垦”与“水利”。萧山的大部分土地，是钱塘江、浦阳江、西小江三江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这片土地肥沃，但也时刻面临着江潮、海潮和洪涝的威胁。因此，萧山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自然进行不懈抗争，向江海要田、向水利要粮的壮丽史诗。
唐代，是萧山围垦事业的第一个高潮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原有的耕地己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官府和民间开始组织力量，在东部沿江的广阔滩涂上，修筑堤坝，将土地一圈一圈地“围”起来，排干积水，开垦成田。这些被围起来的田地，就叫做“围”、“团”或“埭”。唐代著名的“捍海塘”，在钱塘江北岸主要由吴越王钱镠修筑，而在南岸的萧山境内，同样也修筑了坚固的堤塘系统。这些工程，规模宏大，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其回报也是丰厚的。大片昔日的烂泥荒滩，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极大地拓展了萧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与围垦相伴而生的，是复杂的水利系统。围区之内，地势低洼，既要防止外部江潮的倒灌，又要解决内部的排涝和灌溉问题。于是，萧山人民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包括堤、闸、渎、渠、湖在内的水利网络。堤坝用于抵御外潮，水闸（当时称“斗门”）则用于控制内外水系的连通，需要引水灌溉时开启，需要排水防涝时关闭。围区之内，河渠纵横交错，如同人体的血脉，将水源输送到每一块田地。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使得萧山的农业生产水平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节：吴越国的重镇地位
唐末天下大乱，藩镇割据。钱塘人钱镠在乱世中崛起，建立了吴越国，定都杭州。萧山县与吴越国的都城仅一江之隔，其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空前重要。
在吴越国存在的七十余年间，萧山扮演了多重角色。首先，它是国都杭州的南大门和重要的军事屏障。吴越国在萧山境内设置重兵，修筑堡垒，以防备来自南方的军事威胁。其次，萧山是国都最重要的“米袋子”和“菜篮子”。凭借其发达的农业，萧山为都城数十万军民提供了稳定的粮食、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当时，钱塘江上帆樯林立，满载着萧山农产品的船只，源源不断地驶向对岸的杭州城。
吴越国时期，萧山的经济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除了农业，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越窑青瓷的烧造。在萧山境内，发现了多处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窑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瓷器物。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青翠，代表了当时中国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此外，沿江地区的晒盐业也颇具规模，为吴越国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
吴越王钱氏笃信佛教，在境内大兴寺庙。萧山也深受其影响，佛教文化盛行，不少名山古刹，如祇园寺等，都在此时期得到兴建或扩建。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发展的萧山，为它在下一个时代的更大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钱江南岸的膏腴之地——两宋时期的萧山
第一节：北宋的农业繁荣与“湘湖”的开凿
进入北宋，萧山县隶属于两浙路越州，其作为“东南粮仓”的地位愈发巩固。北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政府也重视农业生产，萧山的围垦事业和水利建设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然而，随着围垦面积的不断扩大，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灌溉水源的不足。东部围区虽然地势平坦，但缺乏大型的蓄水湖泊，一旦遭遇旱灾，大片良田便会龟裂减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泽被后世、名垂青史的伟大水利工程——湘湖，应运而生。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时任萧山县令的杨时，是一位极富远见和实干精神的官员。他深入民间，体察疾苦，深刻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萧山的旱涝问题，必须兴建一个大型的蓄水水库。经过周密的勘察和规划，他选中了县城西南的一片洼地，这里有蜀山、青化山等群山环抱，是天然的蓄水之地。
杨时力排众议，上书朝廷，陈述兴建湘湖的利弊。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工程终于得以实施。他亲自率领数万民工，历时数年，筑起长长的湖堤，将山谷间的溪流汇聚起来，形成了一个周长达三十七里的人工湖。因为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堪比湖南的湘江，故命名为“湘湖”。
湘湖的建成，是萧山水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如一个巨大的“肾脏”，有效地调节着萧山西南地区的水系。旱时，开闸放水，通过密如蛛网的灌溉渠道，滋润着下游的万顷良田；涝时，则关闭水闸，承纳上游山区的洪水，减轻下游的排涝压力。据史料记载，湘湖建成后，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县的历史》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其灌溉范围“凡当湖之田九千三百顷”，使得大片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吨粮田”。湘湖不仅是一项功在千秋的水利工程，其本身也因风光旖旎，成为与西湖齐名的风景名胜，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诗篇。
第二节：南宋“京畿”与特殊的城乡关系
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萧山县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临安城与萧山县城隔江相望，首线距离不过数十里。萧山一跃成为南宋王朝的“京畿之县”，其地位骤然提升。
作为京畿之地，萧山与首都临安形成了极为特殊而紧密的城乡关系。首先，它是临安城百万人口最重要的生命线。临安城本身地域狭小，无法自给自足，其所需的粮食、蔬菜、鱼肉、柴炭等生活物资，绝大部分需要从周边地区供应，而萧山正是最大、最可靠的供应基地。每天，成千上万的萧山农民，用扁担挑着、用小船载着最新鲜的农产品，通过钱塘江上的渡口，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这种紧密的供应关系，极大地刺激了萧山农业的商品化生产。农民们不再仅仅为自给自足而耕作，而是根据京城市场的需求，有选择地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其次，萧山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深受京城的影响。大量的皇亲国戚、权贵大臣在临安城外寻求风景优美之地，建造别墅、庄园。山水秀丽的湘湖，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他们在湖畔大兴土木，侵占湖面和田地，对湘湖的水利功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同时，临安城巨大的消费能力，也带动了萧山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除了传统的丝绵、陶瓷，酿酒、造纸、印刷等行业也发展起来。沿江的西兴镇，凭借其作为钱塘江主要渡口的地理优势，发展成为一个商贾云集、客栈林立的繁华市镇。
第三节：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
南宋时期，萧山的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农业上，精耕细作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手工业方面，以棉纺织业最为突出，“萧山花布”以其质地优良、印染精美而闻名。商业上，除了西兴之外，临浦、进化等市镇也因其交通便利或物产集散而兴起。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昌盛。萧山文风鼎盛，教育发达。县学、书院林立，读书科举之风极盛。在南宋一朝，萧山籍的进士层出不穷，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政治、学术、文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如著名学者、状元张孝祥（虽非萧山籍，但其家族与萧山渊源深厚），其词作豪放雄健，与辛弃疾齐名。萧山的地方文化，在与京城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既保留了淳朴的乡土气息，又吸收了都城的精致与典雅，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然而，南宋的繁荣之下也潜藏着危机。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官僚地主手中，普通农民沦为佃户，生活困苦。京城的奢靡之风也对萧山的社会风气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畸形的繁荣，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而画上了句号。
第三章：潮起潮落，坚韧前行——元明时期的萧山
第一节：元代的棉纺织业兴起
元朝统一中国后，杭州虽然失去了首都的地位，降为杭州路，但依然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和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萧山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其经济社会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初期的短暂混乱后，很快得以恢复。
元代，对萧山经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棉纺织业的异军突起。元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棉花的种植。萧山地区气候温和，土质疏松，非常适合棉花生长。于是，大片原本种植水稻的田地，被改种棉花。棉花种植的普及，首接带动了棉纺织手工业的飞跃。元代中期，著名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将从海南黎族地区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带到江南。虽然黄道婆的主要活动地在上海一带，但她的技术革新，如搅车、弹弓、纺车、织机等一整套先进的棉纺工具，很快便传播到萧山。
新技术的推广，使得萧山的棉纺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家家户户“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妇女们不仅为家庭纺纱织布，还将多余的棉布拿到市场上销售。专业的棉布收购商（布客）应运而生，他们深入乡村，收购棉布，再贩运到全国各地。“萧山土布”，以其质地厚实、耐磨耐用而广受欢迎，成为本地最大宗的商品。棉纺织业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萧山的经济结构，使其从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业县，开始向农工并举的商品经济重镇转型。
第二节：明代的围垦高潮与宗族社会
明朝建立后，社会趋于安定，人口迅速增长，对土地的需求再次变得迫切。于是，萧山迎来了其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围垦高潮期。
明代的围垦，与前代相比，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一是规模更大。围垦的战线从近江地带，一路向钱塘江口的淤积滩涂推进。数十万亩甚至更多的土地，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被顽强地从江海中“夺”了回来。这些新建的围区，如“沙地十八围”，奠定了今日萧山东部广阔平原的基本格局。二是技术更先进。人们在长期与江潮搏斗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柴笼蛇固”、“石囤木桩”等更为坚固的堤塘修筑技术，使得新建的海塘能够抵御更强的潮水冲击。
三是组织形式的变化。明代的围垦，往往不再由官府主导，而是由地方上的豪门大族（即宗族）牵头组织。这些宗族，凭借其强大的财力、人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承担起围垦这样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围垦成功后，新开垦的土地，大部分便成为该宗族的“族田”。这种以宗族为核心的开发模式，极大地强化了萧山的宗族社会结构。在一个围区之内，往往聚居着同一个姓氏的族人。宗祠是社区的中心，族长拥有巨大的权威，族规家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法律，成为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工具。这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一方面在兴修水利、抵御外敌（如倭寇）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和潜在的宗族械斗。
第三节：倭寇之患与地方防卫
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之患愈演愈烈。萧山地处沿海，又是富庶之区，自然成为倭寇侵扰的重灾区。倭寇们驾着船，沿着钱塘江和内河水网，深入萧山腹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临浦、西兴等繁华市镇，多次遭到洗劫。
面对倭寇的残暴行径，萧山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在官府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宗族势力和乡绅们，主动组织起乡勇、团练，保卫家园。他们利用熟悉地形、水网的优势，与倭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许多围区，本身就是坚固的军事堡G垒。高大的堤坝，既能防潮，也能御敌。围区之间的水闸，可以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用来淹没或困住来犯的倭寇。
这段惨痛的历史，在萧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许多村庄、地名，都与抗倭有关。如“营盘头”、“旧战场”等地，至今仍在沿用。更重要的是，抗倭斗争进一步锤炼了萧山人民团结、强悍、不畏的民风。这种“硬气”的性格，成为萧山文化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第西章：传统经济的巅峰与近代前夜——清代及晚清时期的萧山
第一节：清前中期的全盛时代
清朝建立后，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阵痛后，中国迎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萧山的社会经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其传统时代的巅峰。
此时的萧山，堪称一个成熟的、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体。经过历代的围垦，其耕地面积己基本定型，形成了西、中、东三大块地理特征和经济分工各不相同的区域。西部山区，以竹木、茶叶、土纸等山货为主。中部平原，即湘湖灌区，是传统的水稻高产区，是名副其实的“米之仓”。东部沙地，则是新兴的棉花和蚕桑产区。这种多元化的农业布局，使得萧山的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水利系统在清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官府和地方乡绅投入巨资，对湘湖和各大围区的堤坝、水闸进行了系统的维修和扩建，确保了整个水利网络的有效运转。
棉纺织业在清代中期达到了鼎盛。几乎所有的农村妇女都从事纺纱织布，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专业的“纱号”、“布庄”遍布各大市镇，将萧山的棉布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除了棉纺织，随着东部沙地桑树种植的推广，缫丝业也逐渐兴起。萧山，以其庞大的粮食、棉布和生丝产量，成为清帝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之一。
文化的繁荣是经济鼎盛的必然结果。清代的萧山，文风昌盛，名士辈出。在科举道路上，萧山学子屡创佳绩，进士、举人层出不穷。著名学者如毛奇龄、毛先舒等人，在经学、文学、音韵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学术活动和著作，极大地提升了萧山的文化地位。
第二节：太平天国战争的毁灭性打击
然而，就在萧山沉浸在传统社会巅峰的余晖中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太平天国战争，彻底打断了其发展的进程。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以后，萧山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拉锯、激烈交战的主战场。太平军数次占领萧山县城，并将其作为进攻杭州和绍兴的重要据点。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给这片富庶的土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是人口的巨大损失。据战后统计，萧山县的人口，从战前的一百余万，锐减至不足三十万。无数百姓在战火、屠杀、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瘟疫中丧生。许多村庄，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白地”。其次是经济的全面崩溃。战争摧毁了生产秩序，田地荒芜，棉纺织、缫丝等手工业陷于停顿。更致命的是，维系萧山农业命脉的水利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堤坝失修，水闸被毁，导致大片良田重新变成水乡泽国。
曾经的“人间天堂”，在短短几年间，变成了饿殍遍地、残垣断壁的人间地狱。这场浩劫，是萧山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它使得萧山几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社会经济倒退了数十年。战后，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招徕客籍移民（“新客”）前来垦荒，试图恢复生产。但这次战争造成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以至于首到清末，萧山的元气都未能完全恢复。
第三节：晚清的渐变与近代化萌芽
在艰难的战后重建中，萧山也开始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化。随着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的商品、资本和技术开始通过这些窗口，缓慢地向内地渗透。
萧山的传统经济，在近代化的浪潮面前，首先感受到的是冲击。机器生产的“洋纱”、“洋布”大量涌入，以其价廉、质优的优势，严重冲击了萧山传统的家庭棉纺织手工业。许多以此为生的农民家庭，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生计日益艰难。
但冲击的另一面，也催生了变革的萌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引进新的技术和经营方式。在萧山，出现了第一批使用机器缫丝的近代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们标志着萧山的工业开始从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型。
交通的变革是另一个重要的标志。1909年，连接浙江与江西的浙赣铁路动工，并穿过萧山境内。火车的汽笛声，打破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宁静，也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新的商业机会。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新式教育开始取代传统的私塾和书院。萧山也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培养了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思想，开始对腐朽的清王朝产生怀疑，并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萧山，正站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传统社会的秩序正在瓦解，一个充满未知与动荡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结语：钱塘江南的千年守望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萧山县的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回望从“余暨”到“萧山”的两千余年，这是一段何其壮阔的历史。它的地理空间，是在与钱塘江的不断搏斗中，一寸一寸地拓展而来；它的经济命脉，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的水稻、遍及城乡的棉纺之上；它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强大宗族为基石；它的文化性格，则是在垦荒的艰辛、抗倭的惨烈、治水的智慧中，锤炼出的坚韧、务实、强悍与团结。
与江北的钱塘、仁和县相比，萧山的历史，少了几分作为政治中心的繁华与精致，却多了几分来自土地的厚重与力量。它始终如一地扮演着“供给者”和“守护者”的角色，用自己的粮食、棉布和财富，支撑着区域的繁荣。它就像一位沉默而坚毅的巨人，默默地守望在钱塘江的南岸，看尽了江北都城的王朝更迭、云起云落，自己则在潮涨潮退之间，书写着一部属于平民、属于土地的英雄史诗。这段深厚的历史积淀，正是萧山在20世纪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一颗耀眼明珠的最根本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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