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三年（222年），九州大地的局势从“魏蜀对峙”转向“三方角力”的核心——江东孙权在曹魏与蜀汉的拉扯中，终于打破“中立观望”，于同年十月在武昌（今湖北鄂州）正式称王，国号“吴”（史称“东吴”），改元“黄武”。这场“混战”没有爆发三国全面交锋，却围绕“孙权称王”展开了三层关键博弈：曹魏因孙权拒附而发起的东线攻势、蜀汉与东吴从“试探联盟”到“初步联手”的磨合、三方在荆州南部的疆域争夺。最终，这场博弈让“三国鼎立”从“松散制衡”变为“固化对峙”，每一方都明确了自身的战略定位，天下彻底进入“魏强、蜀吴联合抗魏”的长期格局。
正月至西月：曹魏伐吴——曹丕对孙权“拒附”的军事回应
黄初二年（221年）末，孙权对曹魏的“观望”态度，逐渐演变为“隐性拒附”——他既不接受曹丕“攻蜀换吴王封号”的要求，也拒绝向曹魏输送江东特产（丝绸、珍珠等）作为“藩属贡赋”，甚至暗中阻断了曹魏从江东沿海获取海盐的通道。曹丕认为孙权“阳奉阴违，意在独立”，决定以武力施压，迫使孙权重新归附，同时也想借此削弱江东实力，避免其与蜀汉形成稳固联盟。
黄初三年正月，曹丕任命三路大军伐吴：
1. 东线（徐州方向）：派大将军曹休率五万陆军（含两万骑兵），从徐州南下，进攻江东的广陵（今江苏扬州）——目标是突破江东的江北防线，威胁建业（东吴潜在都城）；
2. 中线（荆州方向）：派大司马曹仁率西万陆军，从荆州南部的樊城出发，进攻江东的濡须口（今安徽无为）——濡须口是江东长江防线的核心节点，控制此处可切断江东与荆州的联系；
3. 西线（洞口方向）：派上军大将军曹真率三万水军（整合青州、徐州降兵），从洞口（今安徽和县）沿长江东进，配合曹仁进攻濡须口，同时牵制江东水军。
孙权面对曹魏三路来攻，迅速调整战略：放弃“中立”，转而向蜀汉释放“联盟信号”（派使者赴成都，承诺“若蜀汉出兵牵制曹魏西线，江东愿与蜀汉平分荆州南部”），同时集中主力抵御曹魏：
- 派陆逊（时任东吴大都督）率五万水军，驻守濡须口，对抗曹仁、曹真的中路与西路军——陆逊擅长水战，他在濡须口修建水寨，以“坚守不出、疲敌扰敌”策略，多次击退曹魏水军的进攻，烧毁曹真战船十余艘；
- 派吕范（时任东吴水军副都督）率三万水军，驻守广陵附近的长江水域，阻挡曹休的陆军渡江——吕范利用长江春季水位上涨的优势，以战船封锁江面，曹休的骑兵无法渡江，只能在江北与江东水军对峙；
- 派贺齐（时任东吴安东将军）率两万陆军，驻守荆州南部的武陵，防备曹魏从荆州迂回，同时接应可能来援的蜀汉兵马。
至西月，曹魏伐吴战局陷入僵持：曹休攻广陵不下，曹仁、曹真在濡须口被陆逊牵制，粮草消耗巨大，且春雨连绵导致军营积水、士兵染病（曹魏军多为北方人，不适应南方湿热气候）。曹丕见短期内无法破局，又怕蜀汉趁机从西线攻魏（此时刘备己派赵云率两万兵马进驻汉中边境，做出北伐姿态），只能下令撤军——曹魏第一次伐吴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迫使孙权归附，反而让孙权彻底坚定了“独立称王”的决心。
五月至九月：蜀吴联盟磨合——从“利益交换”到“军事协同”
曹魏伐吴撤军后，孙权加快了与蜀汉的联盟进程——他深知，仅凭江东一己之力，难以长期对抗曹魏，必须与蜀汉联手，形成“东西夹击”之势。黄初三年五月，孙权派重要谋士鲁肃赴成都，与刘备、诸葛亮商谈联盟细节，双方最终达成“蜀吴联盟盟约”：
1. 疆域约定：蜀汉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两郡划归东吴，东吴则承认蜀汉对益州、汉中的统治，双方以湘江为界，平分荆州南部；
2. 军事协同：若曹魏攻蜀，东吴需从东线攻魏（徐州或荆州）牵制；若曹魏伐吴，蜀汉需从西线攻魏（汉中或凉州）呼应；
3. 政治共识：双方均承认“曹魏为共同敌人”，互不侵犯，不与曹魏单独议和，待灭魏后再商议天下归属（暂时搁置“汉室正统”之争——蜀汉仍称“汉”，东吴则保留“独立称王”的权利）。
盟约达成后，蜀吴联盟进入“军事协同”的初步磨合：
- 蜀汉方面：刘备派关羽率三万兵马，从益州东部的白帝城出发，进驻荆州南部的公安（原蜀汉领地，现划归东吴暂管），协助东吴防守荆州——关羽的到来，既增强了荆州南部的防御力量，也向曹魏传递了“蜀吴联合”的信号；
- 东吴方面：孙权派周泰（时任东吴平虏将军）率两万兵马，进驻武陵，与关羽的兵马协同防御，同时约定“若曹魏再攻荆州，关羽从公安出击，周泰从武陵策应”。
同年八月，曹魏驻守荆州北部的将领夏侯尚（夏侯渊之侄），见蜀吴在荆州联合布防，想趁机破坏联盟——他率两万兵马，突袭荆州南部的夷陵（今湖北宜昌），试图切断蜀汉与东吴的联系。关羽与周泰闻讯后，迅速协同反击：关羽率一万兵马从公安北上，正面抵御夏侯尚；周泰率一万兵马从武陵西进，绕到夏侯尚后方，切断其粮道。夏侯尚腹背受敌，兵马死伤过半，只能退回荆州北部——夷陵之战的胜利，不仅挫败了曹魏破坏蜀吴联盟的企图，更让双方实现了首次“军事协同”，联盟从“纸面约定”变为“实际合作”。
与此同时，孙权在江东内部加快了“称王”的筹备：他安抚江东豪强（承诺“称王后勤俭治国，不加重赋税”），整合地方兵力（将分散的豪强私兵全部编入正规军，兵力增至十二万），还派人赴交州（原曹魏附庸，现倾向东吴），说服交州刺史士徽（士燮之子）归附东吴——至九月，孙权己掌控江东六郡、荆州南部、交州全境，具备了“称王”的政治、军事基础。
十月至十二月：孙权称王与三方格局固化
黄初三年十月十三日，孙权在武昌举行称王大典，正式即位为“吴王”，国号“吴”，定都武昌（后于229年迁都建业），任命陆逊为上大将军、诸葛瑾（诸葛亮之兄）为大将军、鲁肃为太傅，建立东吴政权。称王诏书明确提出“东吴的战略定位”：以“保境安民、联蜀抗魏”为核心，既不追求“统一天下”，也不向曹魏妥协，专注于巩固江东、荆州、交州的统治。
孙权称王的消息传开后，三方反应各异，最终推动格局固化：
1. 曹魏方面：曹丕虽愤怒（认为孙权“僭越称王，公然抗魏”），却因刚经历伐吴失败，兵力、粮草需休整，无法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只能采取“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策略——断绝与东吴的所有贸易，召回驻东吴的使者，向天下宣告“孙权为僭越逆贼，号召诸侯共讨之”，但未付诸军事行动；
2. 蜀汉方面：刘备、诸葛亮对孙权称王持“认可态度”——刘备派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赴武昌，代表蜀汉祝贺孙权称王，重申“蜀吴联盟不变”，同时与东吴约定“来年春季，蜀汉攻汉中，东吴攻徐州，共同牵制曹魏”；
3. 东吴方面：孙权称王后勤俭治国，避免激化内部矛盾——他取消了江东豪强的部分徭役，鼓励农民屯田（东吴耕地面积因屯田增加二十万亩），同时加强水军建设（打造楼船五十艘，水军兵力增至七万，成为三国中最强的水军力量）。
至十二月，三方格局彻底固化：
- 曹魏：掌控中原、北方、西域共十二州，兵力约二十二万，经济最富庶，却需分兵防守西线（抗蜀）、东线（防吴），陷入“两线防御”的被动局面，短期内无法再发起大规模统一战争；
- 蜀汉：掌控益州、汉中及荆州南部部分地区，兵力约九万，虽实力最弱，但凭天险固守，且有东吴联盟牵制曹魏，得以喘息（刘备此时己开始筹备“夷陵之战”后续的国力恢复，诸葛亮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蜀锦生产、农田开垦）；
- 东吴：掌控江东六郡、荆州南部、交州，兵力约十二万，水军最强，凭长江天险与蜀吴联盟，成了三国平衡的关键——既不被曹魏吞并，也能牵制曹魏，保障蜀汉的安全，自身则专注于南方发展。
战后格局：三国对峙长期化，混战转向局部争夺
黄初三年（222年）冬天，武昌的吴国王宫、成都的蜀汉朝堂、洛阳的曹魏皇宫，都在规划来年的战略：曹丕在洛阳整训水军，准备来年再伐吴；刘备在成都恢复生产，计划先稳固益州，再图北伐；孙权在武昌调整防线，既要防备曹魏，也要与蜀汉协调联盟行动。
这场被称为“第二十三波混战”的博弈，没有大规模决战的惨烈，却重塑了天下格局：从“曹魏试图统一、蜀吴各自为战”，变为“魏强、蜀吴联合抗魏”的长期对峙；从“疆域争夺”，转向“国力比拼+联盟磨合”。孙权称王，标志着“三国鼎立”彻底成型——此后数十年，天下的战乱不再是“统一与割据的较量”，而是三国之间围绕荆州、汉中、徐州等战略要地的局部争夺，以及各自内部的国力积累。
陆逊在武昌的长江水寨，望着江面往来的东吴战船，对诸葛瑾说：“曹魏虽强，却难敌蜀吴联手；刘备虽弱，却有益州天险。这天下，怕是要在三方制衡中，安稳些时日了。”诸葛瑾点头：“联盟稳固，江东才能安全；江东安全，蜀汉才能喘息——这便是三方共存的根本。”
黄初三年的冬天，没有了之前“诸侯混战”的动荡，却开启了三国时代的新篇章——一场以“联盟、制衡、局部争夺”为核心的长期博弈，正式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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