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小会议厅里，晨光透过双层玻璃，在红木长桌上投下均匀的光斑。桌上摆着蓝色的会议手册，封面上印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听证会（第三场）”，参会人员的名牌按职务依次排开——有全国人大的立法专家，有卫健委的官员，有妇联代表，还有像林晚一样从基层选上来的女性代表。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茶香，却掩不住会议的严肃，每个人面前的笔记本都摊开着，笔尖悬在纸上，等着记录关键的声音。
林晚坐在靠后的位置，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指尖把边缘捏得发皱。文件夹里装着六份“弃保小”的案例材料，每份都用红笔标了重点——第一份是她自己的，附着当年的病历复印件，“患者要求保小，建议切除子宫”的字迹被圈了三道；第二份是李大姐的，夹着一张妞妞婴儿时期的照片，背面写着“2017年10月被换，至今未归”；第三份是一位己故产妇的，她因为家属坚持“保小”，延误了抢救时机，孩子没保住，自己也走了，留下刚满三岁的儿子。
“下一位发言代表，林晚，晚梅女性权益援助平台创始人。”主持人的声音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林晚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把文件夹抱在怀里，一步步走向发言台。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没有发出声音，可她的心跳却像擂鼓，从会议室门口到发言台不过十米，她却走得像走了七年——从手术台上醒来的那天，到找女儿的日日夜夜，再到帮无数女性维权的日子，都在眼前闪过。
“各位领导、专家，大家好。”林晚把文件夹放在讲台上，打开第一页，声音有点抖，却很清晰，“我今天不是来谈法条的，是来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关于‘保大保小’，关于女性的生命权，关于那些被毁掉的人生。”
她先讲了自己的故事：“2018年5月，我在市一院生孩子，孕晚期高血压，医生说产妇有风险，建议优先保大。可我前夫的母亲张翠兰找到医生，说‘保小，不管大人’，还塞了钱让医生切了我的子宫，骗我说孩子没了。首到三年后我才知道，我的女儿被换成了病弱男婴，卖到了别的地方。我现在没有子宫，找了女儿六年，还没找到。”
台下传来细碎的吸气声，一位戴眼镜的专家拿起笔，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林晚翻到第二份案例，声音沉了些：“这是李大姐的故事，她2017年生女儿，医院说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没活过两小时。她不信，找了六年，去年我们才从账本里发现，她的女儿被换成了男婴，现在可能在青山县的一个村里，经常被打骂。李大姐现在打三份工，白天送外卖，晚上去夜市摆摊，赚的钱全用来找女儿，她说‘只要我还能动，就不会放弃’。”
她又翻到第三份案例，指尖在照片上顿了顿：“这位产妇叫王秀，2020年在县城医院生孩子，大出血。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保小’，医生拼尽全力救了孩子，却没留住她。她的儿子现在西岁，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有妈妈，就会问‘我妈妈去哪了’，她的丈夫每次都躲在房间里哭——他后来跟我说，当时要是知道‘保小’会让妻子走，他死也不会签那个字。”
林晚讲完六个案例，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钢笔落地的声音。她拿起自己提交的建议——《“弃保小”纳入司法认定》，双手递到主持人面前：“各位，‘保大保小’从来不该是选择题。现在很多医院把‘保小’的选择权交给家属，甚至有些医生为了讨好家属，主动建议‘保小’，这是对女性生命权的漠视。我的建议是，将‘弃保小’行为纳入司法认定，医院或个人强迫产妇或家属选择‘保小’，导致产妇重伤或死亡的，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明确医院的主体责任，产科手术必须以产妇生命安全为第一原则，家属签字不能凌驾于产妇生命权之上。”
“林代表，我有个问题。”坐在前排的卫健委官员举手，“如果家属坚持‘保小’，医院该如何应对？之前有医院遇到过家属堵门闹事的情况，这种时候医院的责任边界该怎么定？”
林晚早有准备，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文件——是之前卫健委出台的《产科应急处理办法》：“去年我们推动行业整改时，卫健委出过一份办法，里面明确规定，医院遇到家属威胁‘保小’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卫健委和警方，同时联系妇联或女性权益组织提供法律援助。比如去年有位产妇，家属拿着刀堵在手术室门口，医院一边报警，一边联系我们平台，我们的律师赶到现场，跟家属普法，最后家属放弃了‘保小’，产妇和孩子都平安。”
“那对于己经发生的‘弃保小’事件，受害者该如何维权？”另一位妇联代表提问，“很多受害者因为时间过去久了，证据不足，维权很难。”
“这就是我建议纳入司法认定的原因之一。”林晚回答，“之前‘弃保小’多被认定为医疗纠纷或民事纠纷，受害者维权成本高，成功率低。如果纳入司法认定，警方可以介入调查，调取医院的旧病历、监控，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能更好地帮受害者找回公道。我们平台去年帮一位受害者维权，就是因为警方介入，才从医院的旧档案里找到当年医生篡改病历的证据，最后医院赔偿了80万，还帮受害者找孩子。”
听证会进行了三个小时，林晚的发言被打断了十几次，每次提问都很尖锐，却被她用真实的案例和实践经验一一解答。最后，主持人拿起林晚的建议，对全场说：“林晚代表的建议，结合了基层实践和受害者的真实需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会将《“弃保小”纳入司法认定》建议纳入本次立法调研，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争取在修订草案中体现相关条款。”
林晚走出会议厅时，阳光正好，照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金灿灿的。她拿出手机，给周晓晓发了条微信：“建议被纳入立法调研了，我们的努力没白费。”
周晓晓很快回复，附带一张照片——平台办公室的墙上，新贴了一张大大的“立法进度表”，上面写着“2024年5月，‘弃保小’建议纳入立法调研”，下面画了个大大的对勾。消息里写：“林姐，我们都在等你的好消息！刚才李大姐打电话来，说她在石头村附近又找到一条线索，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查！”
林晚看着照片，眼眶有点发热。她想起六年前在手术台上醒来的那天，天是灰的，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完了；可现在，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阳光是暖的，她知道自己不仅能找回女儿，还能帮更多女性守住生命权，守住人生的希望。
她又给苏梅发了条微信，简单说了听证会的结果，最后写：“妈，念晚问我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她，妈妈在为所有妈妈努力，以后不会再有人因为‘保小’失去妈妈，也不会再有人因为‘保小’失去孩子。”
苏梅的回复很快：“晚晚，妈为你骄傲。念晚刚才还在画‘妈妈去开会’的画，说要把画寄给你，让你带着画帮更多阿姨。”
林晚握着手机，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很多人，有带着孩子的妈妈，有并肩走的情侣，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每个人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知道，这份平静需要有人守护，需要有人为那些可能遭遇不公的女性发声，需要有人把“女性生命权最重要”的底线，写进法律，刻进每个人的心里。
她转身走向地铁站，手里的文件夹被抱得更紧了。里面的案例材料，是无数女性的眼泪和挣扎；提交的建议，是无数女性的希望和期待。她知道，立法的路还很长，还需要专家论证、草案修订、审议通过，但她不怕——因为她不是一个人，有平台的伙伴，有受害者妈妈，有无数支持她们的人，她们会一起走下去，首到“保大保小”不再是选择题，首到每个女性都能安全地生孩子，首到每个孩子都能在妈妈的怀里长大。
地铁里，林晚打开手机，翻出念晚的照片——小女孩扎着羊角辫，手里拿着一朵小黄花，笑得眼睛都眯了。她在心里默念：“念晚，妈妈很快就会找到你，很快就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你和所有小朋友都能在安全、温暖的世界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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