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像一碟渐渐化开的墨，在沱江上空缓缓铺展。我站在大桥中央，铁索在风中发出细微的铮鸣。这是戊戌年霜降前三天，我初到资中的第一个黄昏。
江水是靛青色的，带着巴山夜雨洗出的澄澈，在桥墩处分成两股截然不同的水流：东侧湍急，翻起细碎的白沫，像谁打翻了玉瓶；西侧迟缓，凝着深沉的碧色，仿佛一块未打磨的翡翠。对岸的资中城就卧在这动静交界处，青瓦连绵如搁浅的舟群，几盏早亮的灯在薄暮里明明灭灭。
“外乡人？”身后传来苍老的声音。
回头看见个戴竹笠的老者，肩上扛着根磨得发亮的竹篙。他咧开嘴，露出被烟叶熏黄的牙齿：“第一次这样看沱江？”
我点头。他走到栏杆旁，竹篙指向江水：“你看这水势——急的是刚从赵家坝冲下来的，缓的是在重龙山下打过转的。一江之水，尚且分急缓，何况人世？”
这话像一粒石子，在我心湖荡开圈圈涟漪。
老者姓宋，在沱江摆渡西十年，如今桥通了，便改行当导游。他说话有种独特的韵律，像江水拍岸，起伏有致。“资中人有句老话：沱江九道弯，道道是乡关。”他掏出自酿的苞谷酒递给我，“你站的位置，正好是第三道弯。”
酒很烈，顺着喉咙烧下去。就在这时，落日完全沉入江心，整条沱江突然变成流动的火焰，对岸的古城墙在逆光中显出清晰的剪影，垛口如齿，吞咬着漫天霞光。
“三十年前，”老宋忽然说，“我在这里救起过一个姑娘。”
那是1988年的汛期，沱江水涨得漫过石阶。他在雨中撑船，看见桥墩旁漂着团红衣服。捞上来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手里紧紧攥着个蓝布包裹。
“她是从成都来的知青后代，来找亲生父母。”老宋又抿了口酒，“包裹里是她母亲留下的信，说当年在资中糖厂做工，不得己把她送给省城亲戚。”
姑娘按地址找到糖厂旧址，早己改建成了纺织厂。她在江边徘徊三天，最后选择了纵身一跃。
“后来呢？”我问。
“在卫生院醒来后，我陪她继续找。”老宋的眼睛在暮色里发光，“你猜怎么着？她母亲就在纺织厂当厨娘，二十年来天天在江边徘徊，就盼着哪天女儿回来。”
重逢那天下着毛毛雨。老宋记得很清楚，母女俩在江岸相认，哭喊声惊起了芦苇丛里的白鹭。而她们身后，沱江水默默东流，像一位沉默的证人。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老宋拍拍栏杆，“这江水啊，流的不是水，是人的命。”
这话让我想起史铁生笔下那条清平湾。原来每一条河流都是记忆的容器，承载着悲欢离合，却从不评判，只是流淌。
资中古城依着重龙山而建，沱江在这里拐出最温柔的弧度。第二天清晨，我循着江声往深处走。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两旁木门陆续吱呀呀打开，早点铺的热气混着江水腥味扑面而来。
在文庙街转角，我遇见了做糖画的李师傅。
他的摊子极简：小煤炉、铜锅、大理石板，还有插满成品稻草把。但他的手不简单——舀一勺融化的麦芽糖，悬腕运笔般倾泻，忽快忽慢，忽高忽低，眨眼工夫，游龙、飞凤、鲤鱼跃龙门便活灵活现。
“要个什么？”他问。
“就沱江吧。”我半开玩笑。
他愣了下，随即点头：“这个有意思。”
琥珀色的糖浆在石板上流动，他时而用铲刀轻压，时而用尖勺勾勒。我惊讶地发现，他不仅画出了江流曲线，还点出了资中八景：重龙晴岚、古渡春波、北田秋丰……最后撒上炒香的芝麻作舟楫。
“成了。”他举起糖画，对着晨光。糖丝细如发，却不断裂，整条沱江在透明中熠熠生辉。
围观的孩子发出惊叹。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问：“爷爷，能教我吗？”
李师傅弯腰递给她一根简单的糖葫芦：“先学这个。我八岁开始跟父亲学，到五十岁才敢说会了。”他转向我，“糖画如江水，看着简单，里面的力道分寸，差一丝就全垮。”
我小心舔了口“重龙山”，甜味在舌尖化开，竟真的尝出草木清香。或许这就是手艺人的魔法——把山水化作可品尝的艺术。
继续往南走，江岸出现大片甘蔗林。深秋时节，蔗秆由青转紫，在风中沙沙作响。几个老农在田边抽烟，看我用相机拍照，热情地招手。
“来尝尝，我们资中的甜。”他们砍下新鲜甘蔗，削皮递给我。
蔗汁清甜，带着泥土气息。老农告诉我，资中甘蔗与众不同，因沱江在此冲积出特殊的沙壤，种出的甘蔗渣少汁多。“老辈子说，咱们的甜里带着江水味。”
这话并非虚言。史料记载，资中糖业起于唐宋，盛于明清，最辉煌时“糖坊遍两岸，江船塞满河”。蔗糖顺沱江下重庆、出三峡，远销汉口、上海。有个传说：某年汉口糖价大跌，资中糖商连夜将千担白糖倾入江中，次日江水皆甜，自此“甜城”名号传遍江南。
“现在不行喽。”老陈——最年长的蔗农——摇摇头，“年轻人嫌种蔗累，都进城打工了。这些地，”他指着远处抛荒的田块，“明年也要改种蔬菜了。”
但他在蔗林深处留了片“祖宗地”，专种老品种的竹蔗。“不为卖钱，就为让后人知道，真正的资中甜是什么味儿。”
黄昏时，他们带我去看老糖坊遗址。荒草蔓生中，石碾半埋土中，榨床上锈迹斑斑。老陈摸着残破的灶台，轻声说：“我太爷爷在这里熬了一辈子糖。”
夕阳透过没有瓦片的屋顶，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凝固的旧梦”。这些废墟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存在——像沱江底的沉沙，在某个汛期会被重新搅起，再度融入奔流。
那晚我住在临江的客栈。老板娘五十来岁，听说我对沱江感兴趣，翻出本相册。“这是我公公留下的。”
泛黄的照片记录着不同年代的沱江：1920年的木帆船群，1958年全民炼钢时的火光冲天，1981年特大洪水淹到二楼窗口……最让我动容的是1976年的照片——江岸挤满人群，人人手捧自制的白花，目光投向北方。
“那天传来周总理骨灰撒入江河的消息，”老板娘说，“资中人自发到江边送行。没有组织，但秩序井然。我公公说，那时沱江静得能听见眼泪滴落的声音。”
我久久凝视照片。江水无言，却见证过最真挚的哀恸。
深夜难眠，我独自来到江边。月色很好，水面浮着碎银般的光斑。有夜钓的老者，渔火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孤独的星座。
“上钩了吗？”我问。
他提起鱼篓，里面两尾鲫鱼扑腾：“沱江的鱼都成精了，不好钓。”他递过小马扎，我们并肩坐在石滩上。
他说自己原是中学历史教师，退休后天天来钓鱼。“不是真要鱼，是要这种感觉。”他挥竿，鱼线在夜空划出优美弧线，“坐在江边，就像坐在时间河边。你听——”
江声潺潺，时而如私语，时而似叹息。
“我教了西十年历史，最后在江边才真懂历史。”他说，“书本上的历史是干涸的河床，真实的历史就像这江水，永远鲜活，永远流动。”
他有个理论：沱江是资中人的集体潜意识。“你看我们说话做事，都带着江水节奏——不急不缓，外柔内刚。洪水来了就退，退了再重建；旱季来了就等，等了又丰盈。”
这话让我想起白天的见闻。糖画的柔韧，甘蔗的甜韧，老糖坊的坚韧，不都是这种水性的体现？
临走前，我重登沱江大桥。晨雾初散，江水在朝阳下泛起金鳞。远处有货轮拉响汽笛，惊起成群白鹭。
老宋的渡船正在过桥洞，他站在船头对我挥手。蔗农老陈在岸边检查堤防，弯腰时露出后背的汗渍。客栈老板娘在晾晒床单，江风把蓝印花布吹成帆。历史老师又甩出鱼线，银丝划过晨光。
这些平凡的资中人，就像江心的沙洲，任流水千年冲刷，自岿然不动。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悲欢，都化作水汽升腾，最终又落回江中，成为沱江永不枯竭的源头。
我忽然明白，所谓“凝固的旧梦”，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像琥珀里的昆虫，将瞬间定格成永恒。而“流淌的恋曲”，也不是缥缈的抒情，是日复一日的劳作、守望与传承。
掏出李师傅送的糖画，它己在晨光中开始融化。糖丝渐渐模糊，资中八景慢慢交融，最后变成一团温暖的琥珀色。我把它轻轻放入江中。
糖在漩涡里转了个圈，缓缓沉没。几只鱼过来啄食，水面荡开细密涟漪。这一刻，流动与凝固、瞬间与永恒、甘甜与苦涩，都在这江水中达成和解。
风吹动我的笔记本，纸页哗哗翻过，像江水的另一种形态。而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或许也会在某个清晨，化作露水落入沱江，成为无数浪花里微不足道的一朵。
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正如那位历史老师所说：“我们都是沱江的过客，但沱江会记得所有真心爱过它的人。”
江水东流，无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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