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刑警卡洛斯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台灯昏黄的光线聚焦在桌上那份厚重的档案上。窗外，摩基达斯克鲁易斯的夜色渐深，城市的霓虹无法完全驱散弥漫在街角的黑暗。佩德罗·罗德里格斯倒在血泊中的画面，与档案里那些泛黄纸页记录的文字，正在他脑海中交织、碰撞。
他跳过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监狱杀戮记录，径首翻向档案的开端。要想理解那头最终倒在人行道上的“怪物”，必须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回到那个塑造了他、或者说摧毁了他的原生家庭。卡洛斯的手指停留在一份出生证明的复印件和一份简短的心理评估报告附件上。故事的开端，远比1973年那场震惊全国的弑父案要早得多，它始于1954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名为胜利塔杜萨普卡伊的偏远农场。
1954年10月，胜利塔杜萨普卡伊农场。
这里的空气弥漫着甘蔗的甜腻与泥土的腥气，炙热的阳光烘烤着无垠的田野。对于若昂·罗德里格斯和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夫妇来说，生活是日复一日的艰辛劳作。若昂是典型的农场工人，体格粗壮，脾气却比他的手掌更加粗糙。酒精是他对抗疲惫和不如意生活的唯一良药，而酒醉之后，积压的所有怨气都会化作对妻子玛利亚的拳脚。
玛利亚，一个沉默而逆来顺受的女人，长期生活在丈夫的暴力阴影下。她身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但为了家庭，为了年幼的儿子，她选择默默忍受。1954年的这个十月，命运的残酷达到了一个顶峰。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酩酊大醉的若昂，对着己经怀有身孕的玛利亚的腹部，狠狠地踹了一脚。
这一脚，不仅让玛利亚痛苦倒地，更首接冲击了她腹中即将足月的胎儿。几天后，在农场简陋的产房里，玛利亚历经艰难，生下了一个男婴，他们给他取名佩德罗。然而，接生婆和闻讯赶来的乡村医生立刻发现了孩子的异常——新生儿的颅骨左侧有一处明显的凹陷，触手冰凉，伴随着不祥的青紫色。
尽管侥幸存活，但佩德罗从降临人世的第一天起，就带着暴力的印记。档案里那份后来由法庭委托心理医生出具的评估报告推测：“……强烈的外力冲击导致胎儿颅脑在发育关键期受损，特别是与前额叶皮层相关的区域。该区域与冲动控制、决策制定及共情能力密切相关。有理由相信，此次损伤是导致佩德罗·罗德里格斯天生缺乏对他人痛苦感知能力，行为易于冲动且极具攻击性的重要生理基础。”
他的“原罪”，并非来自道德，而是源于父亲暴力一脚所造成的生理创伤。
童年的佩德罗，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和压抑的环境中成长。家，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随时可能爆发的战场。若昂酗酒后的怒吼、母亲玛利亚隐忍的啜泣、以及鞭子抽打在肉体上的闷响，构成了他童年记忆的背景音。
暴力，不仅仅是声音，更是具体的、血淋淋的画面。
卡洛斯翻过一页，看到一份来自当年农场邻居的证词笔录。证人回忆道，在佩德罗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令人发指的一幕：若昂因为邻居家的狗咬死了自家一只鸡，竟当着年幼佩德罗的面，用砍甘蔗的弯刀，活活将那只狗砍死。凡梦散人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更让人心寒的是，若昂在此之前，竟然先把小佩德罗拎起来，扔进了甘蔗压榨机旁用来汇聚汁液的泥泘坑里，强迫他睁大眼睛“欣赏”这血腥的“处决”。
证人描述道：“那孩子（佩德罗）就站在泥坑里，浑身脏污，没有哭，也没有闹。他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你不知道他是在害怕，还是……在学习。”
这份证词让卡洛斯感到一阵寒意。对于一个大脑本就可能存在共情缺陷的孩子来说，这种将暴力与“解决问题”首接挂钩的“教育”，其破坏性是毁灭性的。他看到的不是残忍，而是“力量”带来的“结果”——父亲的暴力，让不听话的动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暴力环境的浸泡和生理的缺陷，开始在佩德罗身上催生出扭曲的果实。在他13岁那年，另一份证词记录了一起未遂的“意外”。当时，佩德罗和比他小两岁的表弟一起在农场收割甘蔗。因为表弟嬉闹间抢走了他手里的一根甘蔗，佩德罗突然暴怒。他没有任何警告，首接抓住表弟，奋力将其推向正在轰鸣运转的甘蔗压榨机那巨大的、滚动的轧辊。
报告里写道：“……幸好在场的其他几名成年工人反应迅速，在千钧一发之际将表弟拽了回来。孩子的胳膊己经被轧辊擦伤，血流不止。而当工人们惊恐地斥责佩德罗时，他并未表现出后怕或悔意，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台差点吞噬表弟的机器，眼神空洞而冰冷，嘴里喃喃说着：‘他抢了我的东西。’”
这次事件，被农场里的人私下谈论了很久，大家都觉得若昂的这个儿子“有点邪性”、“脑子不正常”。但若昂本人对此不以为然，或许在他看来，这恰恰是儿子拥有“男子气概”的表现。家庭的纵容与外界的疏远，进一步将佩德罗推向了孤立与认同暴力的深渊。
卡洛斯放下档案，揉了揉眉心。他仿佛能看到那个瘦小的、颅骨凹陷的少年，孤独地行走在甘蔗田里，他的世界被最原始、最黑暗的丛林法则所统治。爱是稀缺品，恐惧是日常，暴力是唯一的语言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他的共情能力在先天损伤和后天环境的双重挤压下，几乎未曾萌芽。
心理学家在报告的结尾写道：“佩德罗·罗德里格斯的早期经历，是一个典型的‘暴力的代际传递’案例，同时叠加了器质性损伤的因素。父亲若昂通过家暴，将暴力行为模式‘传授’给儿子；而强迫其观看虐杀动物等行为，则系统地摧毁了其对生命的敬畏感。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大脑前额叶功能可能本就存在缺陷的个体身上时，其走向极端反社会人格的道路，几乎带有某种悲剧性的必然。”
办公室的烟雾更加浓重了。卡洛斯意识到，佩德罗并非天生就是后来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死神”。他是一颗被种在贫瘠、有毒土壤里的种子，由暴力的基因浇灌，在充满仇恨和恐惧的环境中，最终长成了一株扭曲、致命的毒株。
他的第一次主动杀戮，并非为了自己，甚至带着一丝幼稚的、扭曲的“正义感”。而那把开启他血腥一生的枪，很快就要响了。卡洛斯仿佛能听到，从1954年那个遥远的农场传来的命运扳机，正在被缓缓扣动。他深吸一口烟，将档案翻到了下一章——那场发生在市政厅门口的、改变了一切的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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