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31日的克拉科夫，春意正浓，维斯瓦河岸边的蒲公英开成了一片金黄。然而，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另一场与皮肤相关的恐怖正在悄然上演——这一次，它隐藏在看似平静的家庭生活之下。
清晨七点，老妇人海伦娜·科瓦尔奇克像往常一样，为她的“儿子”耶日准备早餐。自从耶日几个月前失业后，他就变得异常沉默，整天待在房间里，只有在吃饭时才露面。更奇怪的是，他的脸上总是戴着一副几乎覆盖全脸的深色口罩。
“你的感冒还没好吗？”海伦娜关切地问，将煎蛋放在耶日面前。
耶日——或者说，那个穿着耶日衣服的人——只是摇了摇头，低头快速进食。他的动作有些僵硬，声音透过口罩发出，显得沉闷而陌生。
海伦娜今年78岁，眼神己大不如前，但她还是注意到了不寻常的地方。儿子的脸颊边缘，口罩没有完全贴合皮肤的地方，似乎有一道细微的接缝。而且，他身上总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甜腻的腐臭味。
“耶日，你把口罩摘了吧，在家里不用这么拘束。”她试探着说。
“不行。”回答简短而生硬，“医生说要防止传染。”
海伦娜的心沉了下去。这不是她儿子说话的方式。耶日向来健谈，即使心情不好，也不会对母亲如此冷淡。更奇怪的是，她注意到“儿子”左手上的那道童年留下的疤痕不见了。
当天下午，海伦娜与邻居玛尔戈扎塔闲聊时提到了自己的担忧。
“也许他只是心情不好，”玛尔戈扎塔安慰道，“失业对男人的打击很大。”
“不，不只是心情，”海伦娜压低声音，“我敢肯定，那不是我的耶日。”
玛尔戈扎塔以为老人只是胡思乱想，但还是善意地建议：“如果他真的行为异常，或许你应该告诉谁？比如社区医生？”
这个建议让海伦娜下定了决心。傍晚时分，她趁“儿子”在客厅看报纸时，假装递给他一杯茶，然后做出了一个改变一切的决定——她突然伸手，抓住了“儿子”的脸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海伦娜终身难忘。她手指触及的皮肤异常冰冷且富有弹性，随着她用力一扯，那张“脸”竟然像面具一样被掀开了一角，露出了底下另一张完全不同的、年轻得多的面孔。
面具下的那双眼睛惊恐地睁大，属于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尖叫起来：“奶奶，不要！”
海伦娜踉跄后退，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她认出了那张脸——那是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
“耶日在哪里？”海伦娜颤抖着问，心中己有了可怕的答案。
弗拉基米尔——或者叫弗拉，正如家人常称呼的那样——颓然坐倒在地，面具完全滑落，露出他本来的面容。他无声地指向阁楼的方向。
米洛什·科瓦尔斯基警探接到报警电话时，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电话那头的值班警官语气异常：“警探，我想您最好亲自来一趟。又一起...剥皮案。”
当科瓦尔斯基带队赶到现场时，老妇人海伦娜正坐在门廊的摇椅上，神情恍惚地重复着：“我的耶日...我的弗拉...”
阁楼里的景象让经验丰富的警察们也感到不适。一具无头男尸被整齐地放置在防水布上，周围堆放着家庭杂物。尸体颈部切口整齐，显然是被利刃一次性切断。更令人不安的是，尸体脸部皮肤被完整剥下，手法精准，几乎像是专业外科医生的作品。
在客厅里，弗拉基米尔平静地坐在沙发上，脸上的人皮面具被放在茶几上，像一件怪诞的艺术品。
“你为什么这么做？”科瓦尔斯基在弗拉对面坐下，谨慎地开口。
弗拉抬起头，眼神异常清澈：“因为他活该。”
随着审讯的深入，一个扭曲的家庭悲剧逐渐浮出水面。弗拉的父亲耶日表面上是个体面的会计，实际上却长期出轨，对妻子奥克塔维娅精神虐待。一年前，奥克塔维娅因癌症去世，弗拉坚信是父亲的背叛加速了母亲的死亡。
“母亲临终前，他还带着那个女人的香水味来看她。”弗拉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根本不配得到原谅。”
5月15日，父子间爆发了激烈争吵。弗拉声称父亲先动手，他在自卫中失手将父亲推下楼梯。发现父亲断气后，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弗拉解释道，“如果我扮成父亲，他们就不会伤心。”
于是，这位雅盖隆大学的退学生运用自己在生物学上学到的知识，花费整整两天时间，小心翼翼地剥下了父亲的脸皮，并用特殊的防腐剂处理，制成了一张可以佩戴的面具。
“你穿着他的衣服，模仿他的声音和举止...”科瓦尔斯基感到一阵反胃，“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半个月？”
弗拉点头：“首到奶奶发现了真相。”
消息传回警局，专案组立即沸腾了。又一个“剥皮”案！而且凶手弗拉基米尔曾与卡莎在同一所大学就读！
“时间线对得上吗？”科瓦尔斯基急切地问卡米尔，“卡莎失踪时，弗拉在做什么？”
“根据他的课程记录，弗拉在1998年秋季学期己经退学。也就是说，卡莎失踪时，他有充足的时间。”
更令人怀疑的是，在搜查弗拉的房间时，警方发现了一本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了人体皮肤的处理方法和防腐剂配方。其中提到的几种化学品，与在卡莎皮肤上发现的成分类似。
科瓦尔斯基亲自参与了第二次审讯。这次，他首截了当地提出了卡莎案。
“卡莎·佐瓦达，雅盖隆大学的学生。你认识她吗？”
弗拉的表情有了微妙的变化：“听说过。她失踪了，对吧？”
“我们发现她时，她的大部分皮肤被人剥下，制成了一件‘马甲’。”科瓦尔斯基紧紧盯着弗拉的眼睛，“手法与你对父亲做的有相似之处。”
弗拉立刻摇头：“那不是我。我只会对伤害我家人的人下手。”
“我们查到你和卡莎曾选修同一门课。而且有人看见你们在图书馆交谈过。”
“那又怎样？我和很多人说过话。”弗拉的声音开始变得激动，“我承认我杀了父亲，但我没有碰那个女孩！”
随后的调查却令人困惑。弗拉的同学证实，他确实与卡莎有过接触，但似乎仅限于学术讨论。更重要的是，弗拉提供了卡莎失踪当天的不在场证明——他声称自己当时在华沙参加一个求职面试。
警方核查了这一说法，发现弗拉确实购买了前往华沙的火车票，也有酒店入住记录。但关键的时间段——11月12日下午至晚上——却无法完全核实他的行踪。
“他可能故意制造不在场证明，”卡米尔分析道，“先去华沙露面，然后悄悄返回克拉科夫作案。”
科瓦尔斯基沉思良久。弗拉的弑父案与卡莎案有太多相似之处：剥皮、保存皮肤、对皮肤的病态痴迷...但差异也同样明显：弗拉只剥了脸皮，而卡莎的凶手剥了全身的皮；弗拉是为了伪装，而卡莎案的动机尚不明确。
“两个案子可能有关联，也可能只是可怕的巧合。”科瓦尔斯基在案件日志中写道，“弗拉可能是卡莎案的凶手，也可能只是另一个被同样黑暗欲望驱使的个体。”
随着弗拉因弑父罪被正式起诉，卡莎案的调查似乎又有了新的方向。但科瓦尔斯基内心隐隐感到不安——如果弗拉真的是卡莎案的凶手，为什么他如此爽快地承认弑父，却坚决否认与卡莎案有关？如果他不是，那么这座城市中是否真的隐藏着两个有剥皮癖好的杀手？
在弗拉被转移至拘留所的那天晚上，科瓦尔斯基收到了一份匿名信件。信封里只有一张从医学教科书上撕下的页面，上面是人体皮肤的解剖图。在图的边缘，有人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
“第一个是练习，第二个是作品，第三个将是杰作。”
科瓦尔斯基感到一阵寒意顺着脊柱爬升。如果这封信真的来自凶手，那么卡莎案可能不是结束，而仅仅是个开始。
而更令人恐惧的是——如果弗拉不是卡莎案的凶手，那么真正的“维斯瓦河剥皮者”仍然逍遥法外，可能正在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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