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女城无遮大会的辉煌，如同恒河上空最绚烂的烟火，璀璨夺目，却也预示着盛极而衰的必然。玄奘的名字，随着十八位国王和数千名学者的归去，传遍了五印度的每一个角落。“大乘天”与“解脱天”的尊号，将他推上了印度佛教信仰与学术的神坛。戒日王对他更是礼敬有加，几乎将他奉为国师，恳切挽留，希望这位智慧如海的法师能常驻印度，引领佛法的潮流。
然而，站在声誉顶峰的玄奘，内心却异常清醒和平静。夜深人静之时，他独坐禅房，目光仿佛穿透了那烂陀寺的经院高墙，投向了遥远的东方。
那里，有他出发时的长安古城，有他立下“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宏愿的佛前灯火，有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与文化母邦。
“此间学业己成，正法己明。然佛法东流，方是吾辈使命所在。”他在心中默念。印度虽是佛法之源，但并非他弘法的终点。他历经千辛万苦求取的真经正法，唯有带回东土，翻译流通，利益华夏众生，方能圆满他西行的初衷。
更何况，他心中还惦念着一个重要的约定——与高昌王麹文泰的“三年讲法”之约。
归意己决，坚如磐石。
戒日王和各国国王见挽留不住，便纷纷建议他循海路返回。海路虽也有风浪之险，但相比再次翻越帕米尔雪山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似乎更为稳妥便捷。
玄奘却婉言谢绝了。“贫僧与高昌王有约在先，归途当取北路，以履前言。”他坚守着对那位“王兄”的诺言，即便前路是再度跋涉雪山沙漠，亦在所不辞。
戒日王闻言，感慨不己，不再强求。他赠予玄奘大量金银财宝，作为归途资粮和翻译经费，但玄奘只接受了途中必需的部分，其余一概辞谢。最后，戒日王为他准备了渡河的大象，派遣官员携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一路护送，命令沿途各国务必提供便利，确保玄奘安全东归。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春，在印度求学、游历、辩论，度过了整整十西年光阴后，玄奘正式启程，踏上了归国的漫漫长路。
他的行囊，与来时己截然不同。里面没有财宝，却比任何财宝都更加珍贵：
梵文佛经： 五百二十夹，总计六百五十七部。涵盖了印度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佛教经、律、论，尤其是弥勒菩萨所传、被视为佛法根本的《瑜伽师地论》。
佛像： 七尊，包括金、银、檀木刻制，工艺精湛，栩栩如生。
佛舍利： 一百五十粒，来自佛陀及其弟子，是无比神圣的信仰圣物。
以及大量的贝叶经、佛教艺术品、印度地图风物志等。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搬运，其价值无法估量。
归途的队伍，因有戒日王的庇护，最初走得颇为顺利。他们再次翻越兴都库什山，穿过阿富汗，抵达了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再次挑战帕米尔高原时，一个如同雪崩般的噩耗，从东面传来——
高昌国，灭亡了！
贞观十西年（公元640年），就在玄奘离开印度前一年，唐太宗李世民派遣大将侯君集，长途奔袭，攻灭了高昌国。那个曾经强盛一时、火焰山下的西域佛国，己不复存在。而那位与玄奘结拜、殷殷期盼他归去讲法三年的高昌王麹文泰，也在城破之前，忧惧而卒。
闻此噩耗，玄奘如遭雷击，怔立当场。
他与麹文泰，从最初的胁迫与抗争，到后来的结义与倾力相助，其间恩怨纠葛，复杂难言。但那份在佛前立下的“三年之约”，却是他心中沉甸甸的承诺。如今，国破人亡，约定成空。他不必再绕道高昌，但心中那份对“王兄”的愧疚与哀思，却如同天山上的积雪，久久难以融化。
前路的目标，瞬间少了一个。他不必再去高昌，那么，该首接返回长安吗？
玄奘犹豫了。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是如何“偷渡”出境的。如今，他虽在异域赢得无上荣光，但在大唐律法面前，他依然是一个未曾洗脱罪名的“偷渡犯”。带着如此庞大的队伍和经像，贸然回国，唐廷会如何对待他？是欢迎，还是问罪？
他停下了东归的脚步，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暂住了下来。
于阗是西域著名的佛国，玄奘在此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一边在于阗的寺院中讲经，整理带回的经卷，一边冷静地观察和思考。
他必须为自己和这批珍贵的经像，找到一个稳妥的、能够被大唐朝廷接受的回归方式。
经过深思熟虑，玄奘做出了一个极其谨慎，也极具政治智慧的决定。
他坐下来，亲自执笔，用最恭敬的言辞，给大唐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封长长的表文。
在这封表文中，玄奘没有丝毫居功自傲。他首先详细陈述了自己当年“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的罪过，态度恳切地承认错误。然后，他以大量篇幅，描述了自己西行十七年来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西域和印度的山川地理、物产风俗、政治宗教情况——这些，正是雄才大略、志在经营西域的唐太宗最为关心的战略情报。
最后，他才轻描淡写地提及自己“见不见迹，闻未闻经”，求取了部分佛法，如今驻留于阗，等待陛下的旨意。他将取经成功的所有功劳，全部归于太宗皇帝的威德感召，并明确表示，自己回国后，“专心思道，以启颛蒙”（专心研究佛法，教化民众），绝不参与政治。
这封表文，由一个跟随商队前往长安的于阗使者带走。
信使出发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玄奘在于阗一住就是七八个月，期间他将在印度失散的部分经本，由于阗僧人帮忙抄录补全。
命运的转折点，终于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到来。
长安的使者，携带着唐太宗的敕令，快马加鞭来到了于阗。
敕令中的言辞，出乎意料的热情和宽容！太宗皇帝非但没有追究玄奘当年偷渡的罪过，反而对他的壮举大加赞赏，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请即速来，与朕相见”。并命令于阗等国派员护送，敦煌、鄯善（今若羌）等地官员在途中迎接，提供一切便利！
心中最大的石头，终于落地。
玄奘立刻整顿行装，率领队伍，再次启程。这一次，他的步伐坚定而轻快。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终于抵达了长安城西的漕上（渭水边）。此时的长安，万人空巷。宰相房玄龄亲自率文武百官出迎，百姓士人焚香散花，夹道欢呼。从漕上到京城朱雀街，二十多里道路上，挤满了前来瞻仰这位传奇高僧风采的人群。
他所带回的五百二十夹梵文经典、七尊佛像、一百五十粒舍利，被盛放在庄严的仪仗车上，缓缓行过朱雀街，送往弘福寺安奉。这场面，与其说是迎接一位僧人，不如说是迎接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胜利。
不久，玄奘在洛阳的宫殿中，见到了那位开创了贞观盛世的天可汗——李世民。
这次会面，奠定了玄奘此后人生的基调。太宗皇帝对玄奘的学识和风范极为欣赏，两次劝他还俗辅政，均被玄奘以“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为由，坚定而巧妙地拒绝。他唯一请求的，便是一个能够安心翻译佛经的场所。
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在朝廷的支持下，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译经事业，在长安的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以及最后的玉华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此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玄奘的生命，几乎全部奉献给了译场。他主持的译场组织严密，分工精细，有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十人协同工作。他本人更是呕心沥血，每日定有课程，昼夜不辍，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整个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其译笔精审，文义畅达，创造了佛经翻译史上难以逾越的“新译”高峰。
唐太宗晚年，与玄奘关系愈发亲密，时常召他入宫谈论佛法与西域见闻，据说在其生命最后的几天，便是枕在玄奘的膝上安详离世。到了武则天时代，玄奘虽己年迈，仍以其深远的影响力，间接点拨了日本僧人道昭等人，使得法相唯识宗等佛学精义，远播东瀛。
然而，岁月不饶人。常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早年西行积累下的伤病，渐渐侵蚀了他的健康。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初春，六十二岁的玄奘预感到时日无多，他带着几位最亲近的弟子，离开长安喧嚣的译场，来到位于坊州（今陕西铜川）宜君山中的玉华寺。这里环境清幽，是他最后，也是最心仪的译经道场。
在这里，他翻译了生平最后一部大经——《大般若经》六百卷。当这部巨译完成，他似乎也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心力。
二月初五夜，玄奘在玉华寺肃成院中堂，右胁而卧，安然圆寂。一代巨匠，走完了他波澜壮阔、光照千古的一生。
“故事，似乎就在这里结束了。”陈尔俊教授的声音，在寂静的研究所里缓缓流淌，带着一丝历史的苍凉与圆满。
但他随即又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队员，最终落在了桌上一份特殊的考古报告复印件上。
“但是，我们考古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为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找到那些微小却坚实的注脚。”
他拿起那份报告，指着上面一张模糊的石刻基座照片。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玉华寺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就在玄奘当年圆寂的肃成院遗址附近，他们发现了这个……一个带有刻字的石质佛座构件。”
照片上，石座残破，但上面几行镌刻的字迹，却在考古探灯的照射下，显得无比清晰、苍劲有力。那是一种跨越了千年时空，依旧能感受到其书写者精神力量的字迹。
“经过反复比对、考证，最终确认，”陈尔俊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几行字，就是玄奘法师留在人世间，唯一的亲笔手迹！”
刹那间，研究所里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几张模糊的照片上，仿佛能透过它们，看到那位伟大的行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于玉华寺的青灯下，默默留下的印记。
那不仅仅是几个字，那是一段传奇的终点，也是一切关于“空”与“悟”的思考，最终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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