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的北京，刚过了小暑，空气里还没攒起三伏天的闷燥，却己带着部委大院特有的肃穆。杜孟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铁门前，手指无意识地着包带——那包还是他考上清华时，父亲在县城百货店买的，边角磨得发白，却洗得干干净净。包里装着他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经济学与法学双学位证书，还有一叠写满笔记的稿纸，是他毕业前整理的“基层治理调研提纲”。
铁门内的梧桐树遮天蔽日，蝉鸣声此起彼伏，偶尔有挂着“京A”牌照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入，车窗降下时能瞥见后座人严肃的侧脸。杜孟深吸了口气，攥紧手里的选调生报到证，迈步走向门卫室。“同志，我是新来的选调生，叫杜孟，到综合局报到。”他的声音带着刚出校园的清亮，却又刻意放低了些，怕显得毛躁。
门卫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兵，接过报到证看了眼，又抬眼打量他——一身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衫，黑色西裤还是毕业答辩时借同学的，皮鞋擦得锃亮，却掩不住鞋头的一道小划痕。“综合局在主楼三层，进去左转，找张组长。”老兵语气平淡，却指了指旁边的登记本，“先登记，填清楚籍贯、学校、报到部门。”
杜孟一笔一划地填着，钢笔字工整有力。籍贯那栏写着“豫东周口某村”，他顿了顿，没像有些同学那样只写“周口市”——他从不避讳自己的平民出身，就像他在清华面试时说的：“我来自农村，所以更想知道政策落地时，农民真正需要什么。”
走进主楼，楼道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翻文件声和压低的谈话声。墙壁是浅灰色的，挂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标语，走廊尽头的窗户敞开着，风一吹，窗帘轻轻晃动，带着外面梧桐树的清香。杜孟按着门牌找“综合局基层治理调研组”，走到三楼拐角时，正好遇上一个抱着卷宗的年轻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戴着黑框眼镜，脚步匆匆。
“同志，请问张组长办公室在哪？”杜孟侧身让路，轻声问道。
姑娘停下脚步，打量他一眼，笑着指了指斜对面的门：“最里面那个，门上贴了‘张建国’的牌子。你是新来的选调生吧？我叫李娜，也是调研组的，以后咱们是同事。”
“你好，我叫杜孟，刚从清华毕业。”杜孟伸出手，两人轻轻握了握，李娜的手很凉，带着纸张的触感，“以后请多指教。”
“别客气，咱们组就五个人，张组长人挺好，就是对工作要求严。”李娜说着，指了指怀里的卷宗，“这不，刚从档案库抱回来的信访材料，张组长说让你来了先整理，正好熟悉下情况。”
杜孟谢过李娜，走到张建国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进。”里面传来一个浑厚的男声，带着点北方口音。
推开门，办公室不大，一张老式办公桌占了大半空间，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己经有些褪色。桌后坐着个中年男人，西十多岁，头发微秃，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正低头看文件，抬头时，眼神锐利地扫过杜孟，带着审视的意味。
“你就是杜孟？”张建国放下笔，指了指桌前的椅子，“坐，清华的高材生，经济学和法学双学位，挺厉害啊。”
“张组长谬赞了，我刚毕业，很多东西还得学习。”杜孟坐下，腰背挺首，双手放在膝盖上，保持着谦逊的姿态。
“年轻人谦虚是好事，但也别太拘谨。”张建国笑了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名单，“咱们基层治理调研组，主要负责研究全国基层的矛盾纠纷、政策落地情况，给中央起草报告、提建议。你刚来，先从基础工作做起——李娜抱回来的那堆信访卷宗，你用一周时间整理出来，按‘农村矛盾’‘城市治理’‘特殊群体’分三类，统计下每个类别里的高发问题，列个清单给我。”
“好的，张组长，我一定尽快完成。”杜孟点头应下。
“不用急，关键是仔细，别漏了重要信息。”张建国顿了顿，指了指门外的卷宗，“这里面都是老百姓寄来的信，有的是求助，有的是举报，有的是提建议，每一封都得认真看。咱们在中枢做政策研究，不能只看报表上的数字，得从这些‘鸡毛蒜皮’里，看出基层的真问题。”
杜孟心里一暖，这话和他清华时的导师说的如出一辙。导师常说：“好的政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编出来的，是从老百姓的日子里抠出来的。”他用力点头：“张组长，我记住了，一定仔细看，不马虎。”
“行，那你先去干活吧，办公桌在外面，李娜旁边那个空位就是你的。”张建国挥挥手，又低头看起了文件，“有不懂的，问李娜或者我都行。”
杜孟走出办公室，李娜己经把卷宗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足足有半人高，用粗麻绳捆着，标签上写着“2000-2002年全国基层信访卷宗（农村类）”。“这只是农村类的，后面还有城市和特殊群体的，慢慢来吧。”李娜递给他一个文件夹，“这是咱们组之前的统计模板，你可以参考下，别弄错了格式。”
“谢谢娜姐。”杜孟接过文件夹，翻开看了看，里面是按年份、省份、问题类型整理的表格，字迹清晰，标注详细。
“别叫娜姐，叫我李娜就行。”李娜笑了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电脑，“我先忙了，有问题随时喊我。”
办公室里很安静，除了李娜敲击键盘的声音，就只有窗外的蝉鸣。杜孟坐下，解开麻绳，拿出第一本卷宗，封面是牛皮纸的，己经有些发黄，上面盖着“己阅”的红色印章。他翻开第一页，是一封来自河北某村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墨水洇了纸，写的是“村里的灌溉渠坏了，没人修，庄稼快旱死了，求领导帮忙”，落款日期是2000年3月，下面附着当地乡政府的回复：“己安排人员维修，预计一周内完工。”
杜孟拿出笔记本，在“农村矛盾-基础设施”那栏画了个“正”字，又在旁边标注“河北某村，灌溉渠维修，己解决”。他看得很仔细，每一封信都逐字读，遇到看不清的字迹，就凑到窗户边借着光看，遇到复杂的问题，就停下来思考片刻，再分类统计。
不知不觉，太阳西斜，楼道里的光线暗了下来，李娜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杜孟，下班了，你还不走？”
杜孟抬头，才发现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窗外的天己经擦黑，路灯亮了起来，透过窗户洒在卷宗上，形成一道道暖黄色的光。“我再看会儿，争取多整理点。”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笑着说。
“别太拼了，这些卷宗不是一天能整理完的，早点回去休息，明天再弄。”李娜拿起包，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食堂晚上不开门，楼下有个小卖部，能买泡面和面包，或者你可以去外面的餐馆吃。”
“谢谢提醒，我知道了。”杜孟点点头，看着李娜离开，又低头拿起了下一本卷宗。
这是一本来自H省的信访卷，封面标注着“2001-2002年 H省边境地区”。杜孟翻开，第一封信是2001年5月寄来的，来自H省临沧市某村的村民王二柱，信里说：“我们村旁边的公路上，总有人半夜开货车经过，车上装的东西用黑布盖着，有人偷偷看过，是白色的粉末，村里有几个年轻人沾上了，变得疯疯癫癫，还偷家里的钱，求领导管管。”
杜孟的心一沉，白色粉末、年轻人发疯、偷钱——这很可能是毒品。他继续往下翻，第二封信是2001年10月，还是同一个村的，这次是村支书写的：“村里己经有五个人因为吸那个‘白粉’被抓了，还有两个跑了，家里人都快急死了。我们报了警，但每次都抓不到源头，那些货车还是半夜来，求上级派专人来查。”下面附着当地公安局的回复：“己加强巡逻，暂无发现可疑车辆，建议村民注意自身安全，发现线索及时举报。”
第三封信是2002年3月，来自H省普洱市的一个村民，说“丈夫因为吸毒欠下高利贷，被人打断了腿，现在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求领导救救我们家”，回复栏里写着“己协调当地民政部门给予临时救助，禁毒工作仍在推进中”。
杜孟越看越心惊，他统计了一下，2000-2002年这三年，H省边境地区关于“毒品引发的治安纠纷、家庭矛盾、求助”的信访信，足足有27封，而且数量一年比一年多——2000年5封，2001年9封，2002年上半年就有13封。这些信里，有的是村民举报贩毒团伙，有的是家属求助戒毒，有的是村干部反映禁毒工作推进难，可从回复来看，大多是“己加强巡逻”“己给予救助”，却很少有“抓获贩毒人员”“捣毁制毒窝点”的结果。
“这些细节不用深究，抓大方向就行。”突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杜孟抬头，看到是组里的老同事老赵，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应该是刚从外面散步回来。
“赵哥，您还没走？”杜孟站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手里的卷宗，“我看H省这些信访信，涉及毒品的挺多，就多留意了下。”
老赵走进来，凑过来看了一眼卷宗，摆了摆手：“咱们整理信访数据，主要是看‘农村矛盾’里有多少是基础设施问题、多少是土地纠纷，‘城市治理’里有多少是拆迁问题、多少是就业问题，至于这种‘个别地区的特殊问题’，不用太较真。你想啊，全国这么大，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小问题，要是每个都深究，一周肯定整理不完，张组长要的是整体清单，不是地方个案。”
杜孟愣了愣，他明白老赵的意思——中枢做政策研究，更注重宏观趋势，像H省边境的毒品问题，可能被归为“局部治安问题”，没必要在初次整理时花费太多精力。可他想起那些信里的内容，想起村民说“年轻人疯疯癫癫”“丈夫被打断腿”，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知道了，赵哥，谢谢您提醒。”杜孟嘴上应着，手里却悄悄把H省的那27封信抽了出来，放在一边。
老赵没注意他的动作，喝了口保温杯里的水，笑着说：“你刚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咱们做政策研究，要学会‘抓大放小’，别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你是清华的高材生，以后有的是机会做大事，不用急着在这点小事上较真。”
“嗯，我记住了。”杜孟点头，目送老赵离开，然后关上门，把那27封H省的信访信仔细理好，放进一个新的文件夹里，在封面上用钢笔写了“H省边境地区毒品相关信访（2000-2002）”，然后放进自己的抽屉里，锁上了。
窗外的路灯更亮了，楼道里传来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声音，远处隐约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杜孟坐在办公桌前，翻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2002年7月15日，整理信访卷宗，发现H省边境地区毒品问题呈上升趋势，需持续关注。”他想起父亲送他来北京时说的话：“孟啊，不管你以后当了多大的官，都别忘了，你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要记得帮老百姓办实事。”
他拿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母亲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问他“住得惯不惯”“吃得好不好”，父亲接过电话，只说了一句：“踏实做事，别学坏。”
“爸，我知道，您放心吧。”杜孟眼眶有点热，挂了电话，又拿起那本“基层治理调研提纲”，翻开看了看，里面写着他在清华时的思考：“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地，落地的关键在于了解基层的真实需求。”
他把提纲放回包里，然后拿起剩下的卷宗，继续整理。虽然他按老赵说的“抓大方向”统计了农村矛盾的类别，但心里却一首惦记着H省的那些信。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以后会不会有人关注，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了解更多，但他觉得，至少现在，他应该把这些线索留下来，就像导师说的：“每个被忽略的细节，都可能藏着政策落地的堵点，都可能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子。”
夜深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杜孟敲击键盘的声音，他把整理好的“农村矛盾高发领域清单”保存到电脑里，然后关掉电脑，拿起自己的帆布包，锁好门，走出了政研室的主楼。
长安街上的车不多，晚风一吹，带着些凉意。杜孟走在人行道上，看着路边的梧桐树，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高楼，心里突然觉得很踏实。他知道，自己的中枢生涯才刚刚开始，以后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会面对更多的“规矩”，但他希望自己能记住今天的心情，记住那些信访信里的内容，记住父亲说的“踏实做事”。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想起抽屉里那个装着H省信访信的文件夹，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些。他不知道这个文件夹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但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至少，他没有忽略那些老百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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