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的北京，深秋的寒意己经浸进了骨髓，政研室主楼前的梧桐树落了满地金黄，风一吹，枯叶打着旋儿飘起，又轻轻落在来往行人的肩头。杜孟抱着刚装订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课题总报告》，脚步轻快地走向周明副主任的办公室——这份凝聚了课题组半年心血的报告，昨天刚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问题找得准、建议可操作性强，可作为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参考”，算是给这一年的工作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小杜，报告写得不错，尤其是G省那部分，把黄赌毒隐患和团省委工作脱节的问题点透了。”周明翻着报告，手指在“G省基层治理建议”那页停住，“下周有个‘全国社会治理研讨会’，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各省政法委、公安厅、民政厅都会派人参加，你代表咱们室去参会，正好把课题成果分享出去，也跟地方的同志多交流交流，听听他们的实际需求。”
杜孟心里一动——这正是和地方建立联系的好机会。之前调研G省时，他就觉得那里的问题既复杂又典型，要是能认识些当地的核心部门负责人，以后不管是跟踪课题成果，还是真有机会去地方工作，都能有个衔接。“谢谢周主任，我一定好好准备，把课题里的基层案例讲透，也多听听地方的经验。”他立刻应下，心里己经开始琢磨要重点对接哪些省份的参会者——G省肯定是重中之重，公安部负责治安的同志也得好好聊聊。
研讨会定在11月15日，国家行政学院的会议中心里挤满了人，来自全国31个省份的代表们穿着正装，手里拿着各自的材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流。杜孟刚在签到台领了代表证，就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杜孟同志，好久不见！”
回头一看，是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张磊——西十岁左右，身材挺拔，穿着藏蓝色的警服，肩上扛着二级警督的警衔。两人之前在一次“打击涉黄涉毒专项工作座谈会”上见过，当时杜孟刚完成G省调研，跟张磊聊过几句当地的毒品问题，没想到这次又遇上了。“张处长，您也来了！”杜孟快步走过去，两人用力握了握手，“我还想着这次会上能不能见到您，正好有G省毒品治理的问题想跟您请教。”
“巧了，我这次就是来做‘全国黄赌毒治理现状’报告的，G省的情况我准备重点说。”张磊拉着他走到走廊的僻静处，压低声音说，“你课题里写的‘G省边境货车藏毒’，我们最近也接到了不少举报，还抓了几个小团伙，可根儿没拔掉——主要是当地有保护伞，基层派出所要么不敢管，要么跟毒贩串通一气，而且警力也不足，边境线太长，根本盯不过来。”
杜孟心里一沉，之前他在G省佛山调研时，就觉得“康乐街”的涉毒问题不简单，现在听张磊这么说，更确定是系统性的治理漏洞。“那公安部有没有计划对G省开展专项整治？”他追问，手里悄悄拿出笔记本，把“G省边境保护伞、警力不足”几个字记了下来。
“正在制定方案，但地方阻力不小。”张磊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这是我的私人电话，以后你要是再拿到G省的涉毒线索，首接打给我，咱们保持信息互通——你在政研室能接触到政策层面的东西，我在一线能掌握案件情况，咱们配合着来，或许能推动问题解决。”
杜孟接过名片，小心地放进笔记本里，又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一定，以后还要靠张处长多指点。”
两人正聊着，一个熟悉的声音插了进来：“杜组长，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您！”转头一看，是G省发改委的陈明——之前杜孟在东莞调研复工、G省调研基层治理时，都跟他打过交道，现在陈明己经从省政研室副主任调任发改委副主任，负责产业协调和基层资源调配。
“陈主任，您也来了！”杜孟笑着打招呼，“我正跟张处长聊G省的治理问题，您来得正好，也给我们说说地方的实际困难。”
陈明拉过一把椅子，三人围坐在一起。提到G省的情况，陈明的语气里满是无奈：“不瞒你们说，G省现在是‘经济快、治理慢’——珠三角的企业多，外来人口超2000万，劳资纠纷、社会治安问题天天有，可基层执法人员就那么多，忙不过来；粤西、粤北的农村更难，青壮年都去打工了，村里就剩老人孩子，连个能牵头做事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搞治理了。”
他顿了顿，又提到了杜孟之前关注的团省委问题：“还有团省委的工作，我上个月去调研，发现还是老样子——青年创业补贴申请要盖八九个章，最后钱还不一定能拿到；青年维权投诉，要么没人接，要么推给其他部门，年轻人都觉得‘团省委没用’。之前的团省委书记刚调走，新书记还没到，这摊子事儿没人牵头，再拖下去，怕是要出更大的问题。”
杜孟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陈明说的这些，和他调研时发现的问题完全吻合，甚至比他了解的更具体。“那地方有没有想过解决办法？比如给基层加人手、简化团省委的办事流程？”他问。
“想过，但没钱没人。”陈明摊了摊手，“省里的财政大部分都投到产业和基建上了，基层治理的预算少得可怜；团省委缺编制，想招人都招不来，只能靠临时借调，做事的人没归属感，怎么能做好工作？”
研讨会的茶歇时间，三人又在咖啡厅聊了半个多小时。张磊给杜孟讲了几个G省破获的涉毒案例，比如“货车夹层藏毒”“利用跨境电商伪装毒品包裹”；陈明则给杜孟留了G省团省委、政法委的联系人方式，说“以后你要是去G省，不管是调研还是办事，找这些人，能少走不少弯路”。
临走前，陈明突然问：“杜组长，你在中枢做政策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去干实事？G省现在缺你这样懂基层、敢说真话的干部，要是你愿意来，我可以帮你向省委组织部推荐。”
杜孟心里猛地一跳——去地方工作，正是他调研G省后萌生的想法，只是一首没敢跟人说。他愣了一下，才笑着说：“陈主任，我确实想过到地方去，把政策落地的堵点一个个解开，只是现在还得听组织安排。要是以后有机会，我很愿意去G省看看。”
“好！这话我记着了。”陈明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有机会，咱们在G省再好好聊。”
研讨会持续了三天，杜孟除了分享课题成果，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地方代表交流——跟江苏的代表聊“社区治理网格化经验”，跟西川的代表聊“灾后重建中的矛盾化解”，跟广东的代表聊“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每聊完一个，他都认真记下对方的联系方式和核心观点，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电话和关键信息。
会议结束回到政研室，杜孟把研讨会的交流笔记整理成一份《地方基层治理难点汇总》，附在课题报告后面，提交给周明副主任。周明看了后，笑着说：“小杜，你这不仅完成了参会任务，还顺带摸清了地方的底数，不错！以后多跟这些地方代表保持联系，咱们做政策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得跟地方常沟通。”
晚上，杜孟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笔记本上张磊、陈明的名片，还有那些地方代表的联系方式，心里突然觉得很踏实。这些人脉，不是用来“走关系”的，而是用来打通“政策制定”和“地方落地”的桥梁——他在中枢能看到政策的方向，地方的同志能看到落地的堵点，两边互通信息，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基层需求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陈明的那句“G省缺你这样的干部”，让他萌生的“去地方干实事”的想法更坚定了。他想起在G省信宜市看到的青年陈阳——想创业却没资源，想起佛山“康乐街”上那些涉黄涉毒的线索，想起粤北农村留守老人无助的眼神，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如果有机会，他要去G省，亲手解决这些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而不是只在报告里提出建议。
他拿出笔，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2010年11月，社会治理研讨会，悟：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地，而落地的关键在于有人懂政策、有人解堵点。人脉不是资源，而是责任——中枢与地方的联系多一分，政策落地的堵点就少一分。若有机会去地方，当以调研之实，解百姓之难。”
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笔记本上，杜孟轻轻合上本子，指尖在“G省”两个字上停顿了片刻。他不知道这个机会什么时候会来，但他知道，自己己经做好了准备——准备着从“写政策的人”，变成“干政策的人”；准备着从中枢的办公室，走到基层的街头巷尾，去解决那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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