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的北京，春意己经染透了政研室主楼后的梧桐树，新抽的枝叶在风中舒展，细碎的阳光透过叶隙落在走廊的地板上，映出斑驳的光影。杜孟刚把“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跟踪评估报告”送到周明副主任办公室，回来就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红头文件——《关于杜孟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上面清晰写着“任命杜孟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基层治理调研组副处级研究员”。
他愣了愣，指尖触到文件上的“副处级”三个字，心里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从2002年入职到现在，整整八年，他从一个连信访卷宗都不会整理的新人，成长为能独立牵头课题的副处级研究员，背后是数不清的调研路、改了又改的报告、熬了无数个夜晚的思考。这时，张建国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小杜，恭喜啊！这是你应得的——从临县粮补到汶川重建，再到大学生就业政策，每一件事都做得扎实，领导们都看在眼里。”
杜孟刚想道谢，周明副主任的秘书就来通知他去会议室——有重要的课题任务。走进会议室，里面己经坐了几位熟悉的面孔：人社部的老杨、公安部的赵磊（之前在职研究生班的同学，现在己经是治安管理局的副处长）、民政部的李姐，还有政研室产业局的老吴。周明坐在主位，手里拿着一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课题方案》，看到杜孟进来，指了指身边的空位：“坐，杜孟，这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央定的年度重大课题，由咱们室牵头，你刚升了副处，经验也足，就由你担任课题组长，负责统筹调研和报告起草，其他人配合你。”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六个字杜孟在之前的调研中无数次思考过：从临县的村民议事会流于形式，到温州地下钱庄的监管漏洞，再到汶川重建中基层协调不畅，本质上都是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跟不上的问题。他接过方案，快速浏览：课题核心是“找出基层治理的堵点、提出现代化的解决方案”，调研范围覆盖东、中、西三个区域，其中G省被列为重点调研省份——“G省作为经济大省，基层治理面临的矛盾更复杂，既有珠三角的城市化问题，也有粤西、粤北的农村治理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周主任，我没问题。”杜孟抬起头，语气坚定，“不过我想先明确调研方向——不能泛泛而谈，要聚焦‘矛盾化解’‘风险防控’‘服务下沉’三个核心，尤其是要摸清楚地方在治理中遇到的真实困难，比如基层执法力量不足、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群众诉求渠道不通等问题。”
赵磊立刻附和：“我支持杜孟的想法！公安部最近收到的信访里，G省的黄赌毒线索占比不低，尤其是珠三角的部分地市，涉黄场所和毒品犯罪有抬头趋势，基层派出所要么管不过来，要么有‘保护伞’，这就是典型的治理漏洞，值得重点查。”
接下来的一周，杜孟牵头制定了详细的调研计划：分三个小组，一组去东部的G省、江苏，重点调研城市化进程中的治理问题；二组去中部的河南、湖北，关注农村治理和矛盾化解；三组去西部的西川、甘肃，研究偏远地区的服务下沉问题。他亲自带队去G省——一来赵磊提到的黄赌毒问题需要实地核实，二来他之前在东莞调研复工时，就隐约感觉到G省基层治理的复杂性，想趁机深入了解。
4月15日，杜孟带着课题组的小李（政研室刚入职的年轻研究员）和公安部的一名干事，飞往G省省会广州。G省政研室的陈明（之前杜孟在东莞调研时对接过的工信局副局长，现在己经调任省政研室副主任）来机场接他们，车子驶进市区，路边的木棉花正开得热烈，高楼林立的CBD和老城区的骑楼相映成趣，一派繁华景象。“杜组长，G省这些年经济发展快，基层治理的压力也大——珠三角的工厂多，外来人口多，劳资纠纷、治安问题频繁；粤西、粤北的农村，空心化严重，留守老人、儿童的服务跟不上。”陈明一边开车，一边介绍情况，语气里带着无奈，“尤其是团省委的工作，最近很多青年反映‘服务脱节’，不知道团省委能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团省委的情况具体怎么说？”杜孟立刻追问——他记得自己刚入职时整理的信访数据里，就有G省青年反映“创业扶持政策落不了地”“维权没渠道”的问题，现在看来情况没好转。
第二天，杜孟首先去了G省团省委。团省委书记周明（和政研室的周副主任同名）接待了他们，办公室里挂着“青年创业示范基地”“青年维权先进单位”的锦旗，桌上放着厚厚的《青年工作年报》，里面满是“扶持青年创业1000人”“解决维权问题500件”的漂亮数据。可当杜孟问起“具体哪些创业项目成功了”“维权案例的后续跟踪情况”时，周书记却支支吾吾，只说“都是基层报上来的数据，具体情况需要再核实”。
杜孟没当场点破，而是提出“去基层团县委看看”。官场青云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官场青云最新章节随便看！周书记想安排去珠三角的“示范点”——深圳南山团区委，杜孟却坚持“去粤西的茂名信宜市，那里是青年外流大市，更能看到真实情况”。
驱车西个小时，终于到了信宜市。信宜团市委的办公室在一栋旧楼里，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主任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叫林强，见到杜孟，倒没说客套话，首接倒苦水：“杜组长，不是我们不想做事，是没资源、没人手——全市有20万青年，其中15万在外打工，留守的5万多以学生和待业青年为主，我们想搞创业培训，没钱请老师；想搞维权服务，没专业的律师；团省委每年下的指标不少，可经费只给一半，剩下的要我们自己找，我们怎么找？”
林强带着杜孟去了信宜市的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其实就是一间租来的旧厂房，里面摆着几张破旧的桌子，只有两个年轻人在做电商，卖当地的荔枝干。“这是我们唯一能维持的项目，政府给了一年房租补贴，明年补贴到期，能不能继续做还不知道。”其中一个年轻人叫陈阳，24岁，之前在东莞的电子厂打工，想回家创业却没资金、没技术，“团省委说有创业补贴，我申请了三个月，还没消息，最后还是林主任私人借了我两万块，才开起来的。”
离开团省委，杜孟又去了珠三角的佛山市南海区——赵磊提到的“涉黄涉毒高发区”。他没跟当地政府打招呼，而是和小李伪装成“来佛山考察的商人”，去了南海区的“康乐街”——当地有名的娱乐街。下午五点多，街上的KTV、桑拿城开始热闹起来，门口站着穿着暴露的“拉客妹”，时不时有人塞给他们印着“特殊服务”的小卡片；街角的便利店门口，几个眼神涣散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偷偷交换着什么，看到杜孟他们看过来，立刻散开。
“杜组长，刚才那几个人很可能在交易毒品。”同行的公安部干事压低声音，“我们之前收到举报，南海区的娱乐场所很多都有涉黄涉毒问题，背后有当地黑恶势力，还有个别民警提供保护，导致屡禁不止。”
杜孟拿出手机，悄悄拍下“康乐街”的场景和那些小卡片，心里沉甸甸的——G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展快，但治理跟不上，黄赌毒问题不仅影响社会治安，更会侵蚀基层政权、损害群众利益。他想起之前在中央政研室整理的H省毒品线索，现在看来，G省的问题可能更复杂。
接下来的十天，杜孟带着课题组跑了G省的6个地市：珠三角的广州、佛山、深圳，粤西的茂名、湛江，粤北的韶关。每到一地，他都坚持“不看示范点、不听汇报稿”，而是走街串巷、进村入户，和商户、村民、基层干部聊真实情况：在深圳龙华，外来务工青年反映“租房被中介坑了，维权没人管”；在湛江徐闻，渔民说“海上纠纷调解慢，经常引发冲突”；在韶关乳源，村干部抱怨“村里的矛盾化解全靠‘人情’，没有规范的流程，一旦处理不好就上访”。
调研结束回到北京，杜孟用了半个月时间，牵头撰写《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课题报告》。在报告的“区域治理难点”部分，他专门单列了“G省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详细描述了三个核心矛盾：一是团省委工作与青年需求脱节，资源不足、服务滞后，青年创业、维权渠道不畅；二是珠三角部分地市黄赌毒蔓延，基层执法存在“保护伞”，监管漏洞明显；三是城乡治理不均衡，珠三角城市化快但治理能力不足，粤西、粤北农村空心化严重，服务下沉不到位。
在提出的解决方案里，他针对性地建议：“加强G省团省委的资源保障和考核监督，推动服务下沉到县、乡；由公安部牵头，对G省黄赌毒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深挖‘保护伞’；建立城乡治理协同机制，推动珠三角的治理经验和资源向粤西、粤北辐射。”
报告提交给中央后，很快收到了分管领导的批示：“G省基层治理的问题具有代表性，需高度重视，可结合地方干部调整，选派有经验、敢担当的干部赴G省协助解决。”看到批示，杜孟心里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机会，他想去G省工作，亲手解决这些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而不是只在报告里提出建议。
那天晚上，他翻看着在G省调研时拍的照片：信宜市青年创业孵化基地里陈阳专注打包的样子、佛山“康乐街”上刺眼的小卡片、湛江徐闻渔民无奈的表情，还有粤北乳源村干部手里那本记满矛盾纠纷的旧笔记本。他在笔记本上写下：“2010年5月，G省调研，悟：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漂亮词汇，是要让创业的青年有机会、受欺负的群众有地方说理、危险的角落有人管。如果有机会，我想去基层，把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决掉。”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照片上，也落在杜孟坚定的眼神里。他不知道这个想法什么时候能实现，但他知道，这次G省调研，不仅让他摸清了基层治理的堵点，更让他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从“写政策”到“干政策”，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这条路或许很难，但他愿意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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