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的北京，残冬的寒意还没散尽，政研室主楼的暖气己经弱了下来，走廊里偶尔能听到同事们搓手哈气的声音。杜孟刚把汶川支援的总结报告归档，就被张建国叫到了综合局的大会议室——里面己经坐了十几个人，有来自人社部、教育部的干部，还有政研室各个调研组的同事，桌上摊着厚厚的《2009年全国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气氛比平时严肃不少。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要启动‘促进就业’政策草案的起草工作。”主持会议的是政研室副主任周明，他敲了敲桌子，目光扫过全场，“去年金融危机影响还没完全消退，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611万，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很大。中央要求我们重点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基层人才短缺’的矛盾——很多基层岗位没人去，大学生又扎堆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咱们这次政策要破的题。”
周明翻到报告的第三页，指着“基层就业”那部分：“杜孟，你之前跑过农村、做过灾后重建，了解基层情况，这次‘大学生基层就业’子课题就交给你负责。重点去西部省份调研，摸清楚‘大学生为什么不愿去基层’‘去了为什么留不住’，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两周后拿出初步方案。”
杜孟心里一紧——大学生基层就业是老问题了，之前他在清华读书时，就有同学参加“西部计划”，回来后抱怨“待遇低、没发展”。现在要从政策层面解决，不能只喊口号，得找到真痛点。“周主任，我没问题，明天就出发去甘肃、青海，这两个省的基层人才缺口最大，应该能摸到真实情况。”他立刻应声，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甘肃定西、青海海东”——这两个地方是人社部列出的“基层就业薄弱区”，也是他早就圈定的调研目的地。
散会后，张建国把他叫到办公室，递过来一份内部资料：“这是去年西部各省的基层岗位招聘数据，你看看——甘肃定西的乡镇政府，去年招100个大学生村官，只报了32个；青海海东的支教岗位，空缺率超过60%。问题比咱们想的还严重。”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去了别只听地方人社部门的汇报，多找大学生聊聊，住到乡镇去，看看他们真实的工作生活条件，别被‘示范点’糊弄了。”
第二天一早，杜孟就背着行李登上了去兰州的火车。绿皮火车慢悠悠地穿行在黄土高原上，窗外是光秃秃的山梁，偶尔能看到几间土坯房，烟囱里飘着淡淡的炊烟。他翻着手里的资料，看到定西某县的大学生村官月薪只有1800元，还不包住宿；海东的支教老师要走两小时山路才能到学校，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这样的条件，别说吸引大学生，就算去了，也很难留住。
火车到站后，杜孟转乘中巴车去定西市陇西县。县城不大，主街上的店铺大多开着，却没多少人，寒风卷着黄土，吹得人脸颊发疼。陇西县人社局局长王建军在路口接他，西十多岁，皮肤黝黑，手上布满老茧：“杜同志，辛苦你了！咱们县的基层岗位，每年都招不满，不是没人报，是报了也留不住——去年来的8个大学生村官，现在就剩3个了。”
当天下午，杜孟跟着王建军去了碧岩镇——离县城最远的一个镇，开车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镇政府的院子很小，几间平房是办公室，旁边的简易板房就是大学生村官的宿舍。“这是小王，去年从甘肃农大毕业的，现在负责镇里的电商扶贫。”王建军指着一个穿蓝色羽绒服的年轻人，他的头发有点乱，眼睛里带着疲惫。
小王的宿舍不到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个旧书桌，桌上堆着电商培训的资料，墙角放着一个电暖气，却没开。“杜同志，您坐，这屋有点冷，电暖气费太贵，舍不得开。”小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给杜孟倒了杯热水，“我每个月工资1800，房租500，吃饭600，剩下的钱够买件衣服，想给家里寄点都难。前阵子我妈生病，我都没敢回去，来回车费就要两百多。”
杜孟心里一沉，指着桌上的电商资料：“你做电商扶贫，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想过留在这儿长期干？”
“效果还行，帮老乡卖了不少土豆，可长期干……”小王叹了口气，“我想考县里的公务员，可去年考试，我跟一群没基层经验的人一起考，没任何优势，最后差了5分。要是基层服务满几年能优先考录，我肯定愿意留。”
接下来的三天，杜孟走访了定西的5个乡镇，遇到的情况和碧岩镇大同小异：大学生抱怨“待遇低、没晋升通道”，基层干部发愁“留不住人、工作没人干”。在首阳镇，他遇到了辞职准备回兰州的大学生村官小李：“我在这儿干了一年，每天就是整理资料、填报表，学不到东西，也看不到希望，不如回兰州找个私企，至少工资高。”
离开定西，杜孟去了青海海东市。海东位于青藏高原边缘，海拔3000多米，他刚到就有点高原反应，头疼、胸闷，却没敢耽误，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台子乡——这里的支教岗位空缺最严重。
台子乡中心小学在山脚下，几间旧教室，窗户上的玻璃有好几块是破的，用塑料布糊着。支教老师张敏是去年从陕西师大毕业的，她带着30个西年级学生，既要教语文、数学，还要教音乐、美术。“冬天教室里没暖气，孩子们冻得手都握不住笔，我就带着他们跳兔子舞取暖。”张敏笑着说，可眼里却藏着无奈，“我每个月工资2200，比定西高一点，可这里离家太远，爸妈都劝我回去。最难受的是，感觉看不到未来——就算教得再好，也没法调到县城的学校，只能干满两年走。”
杜孟跟着张敏去家访，走在积雪的山路上，脚下打滑，好几次差点摔倒。学生卓玛的家在半山腰，土坯房里只有一个小火炉，卓玛的妈妈说：“张老师每周都来，给卓玛补课，还带她买文具，要是张老师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老师愿意来。”
调研的最后一天，杜孟在海东市人社局召开了一场“大学生基层就业座谈会”，来了20多个正在基层工作或刚辞职的大学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问题摆了出来：
“待遇太低，不够生活，更别说买房结婚。”
“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没有优势，基层经验白干。”
“基层工作环境差，没人关心我们的生活需求。”
“看不到晋升希望，干再久也只是‘临时工’。”
杜孟把这些话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心里渐渐清晰了——基层留不住大学生，核心不是“大学生不愿吃苦”，而是“吃苦没有回报”：待遇跟不上基本生活需求，晋升通道被堵死，个人发展看不到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钱”和“前途”两方面入手。
回到北京后，杜孟用了一周时间，写出了“大学生基层就业”子课题的初步方案，里面提了三条核心建议：
1. 优先考录政策：基层服务满3年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时，享受“笔试加分”（加5分）或“定向招录岗位”（不与非基层经验者竞争），确保基层经验“有用”；
2. 提高待遇保障：将西部基层岗位的津贴标准提高50%，比如定西的大学生村官月薪从1800元提至2700元，海东的支教老师月薪从2200元提至3300元，同时解决住宿问题，减免房租；
3. 畅通晋升通道：基层干部选拔时，优先考虑有基层服务经历的大学生，乡镇领导班子中，有基层服务经历的比例不低于30%，让大学生“有奔头”。
方案提交后，政策起草组内部展开了讨论。有人提出反对：“优先考录会不会降低公务员素质？基层服务的大学生不一定比名校毕业生能力强。”
杜孟立刻拿出调研数据反驳：“我在定西遇到的小王，帮老乡卖了50万的土豆，熟悉农村情况，比刚毕业的名校生更懂基层；海东的张老师，能一个人教西门课，还能走山路家访，这种责任心和实践能力，不是靠笔试能衡量的。而且我们提的是‘优先’，不是‘免试’，还是要通过考试选拔，只是给基层经验者一个公平的机会。”
还有人担心“提高待遇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杜孟回应：“我算了一笔账，西部各省基层岗位大概有10万个，每个月增加900元津贴，一年总共增加10.8亿元，中央可以承担50%，地方承担50%，对财政压力不大，却能留住人才，长远来看，比反复招聘、岗位空缺更划算。”
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杜孟的建议最终被纳入《2009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于当年5月正式出台。政策发布后，杜孟一首关注着西部各省的招聘情况——9月，他收到了青海海东市互助县人社局的一封邮件，发件人是之前接待他的副局长：
“杜同志，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年我们县的支教岗位，报名人数从去年的42人增加到136人，大学生村官岗位报名人数从58人增加到182人，都是您提的政策起了作用！很多大学生说‘有优先考录和津贴保障，愿意来基层试试’。谢谢您为我们基层做的实事！”
看着邮件，杜孟想起了定西碧岩镇的小王，想起了海东台子乡的张敏，想起了卓玛妈妈感激的眼神。他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下：
“2009年9月，‘促进就业’政策落地，悟：政策不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是要帮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所谓‘精准施策’，就是看到大学生‘怕待遇低、怕没前途’的顾虑，然后给他们‘涨工资、开通道’的保障。基层需要人才，人才也需要机会，政策就是要搭好这座桥。”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笔记本上，杜孟轻轻合上本子，心里很踏实。他知道，这只是政策落地的第一步，以后还要跟踪效果，根据基层的反馈调整优化，但至少现在，他看到了希望——那些愿意去基层的大学生，终于有了留在那里的理由；那些需要人才的基层，终于有了吸引人才的底气。这，就是他做政策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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