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的G省，春风早早就裹着湿热的气息漫过珠江，高铁驶进广州南站时，车窗外的木棉花正开得热烈，猩红的花瓣缀在光秃秃的枝桠上，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杜孟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着公文包内侧——那里贴着林薇绣的小“林”字，还有一张叠得整齐的汶川大娘的“谢谢”纸条。他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成片的工厂厂房、挂满集装箱的港口、鳞次栉比的城中村，心里突然泛起一阵熟悉的陌生感——这是他第三次来G省，前两次是调研，这次却是赴任，身份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肩上的担子也重了几分。
高铁缓缓停靠站台，杜孟拎着那个半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十年的调研笔记、H省毒品线索清单、温州金融案例集，还有林薇织的灰色毛衣——跟着人流走出车厢。刚到出站口，就看到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的男人举着“中央政研室杜孟同志”的牌子，西十岁左右，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眼神里却藏着几分疲惫。
“是杜孟同志吧？我是G省团省委书记周明，特意来接你。”男人快步走过来，主动接过杜孟的帆布包，手指触到包底的硬壳笔记本时，愣了一下，“看来杜同志是个爱做笔记的人，这包沉甸甸的，装的都是‘宝贝’吧？”
“周书记客气了，都是之前调研时的一些资料，想着到了团省委或许能用上。”杜孟笑着握手，周明的手很暖，却带着薄茧，不像是常年坐办公室的干部——后来他才知道，周明之前在粤北的乡镇待了八年，是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
两人走到停车场，周明开的是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车身上还留着几处细小的划痕。“团省委经费紧张，这车还是前几年淘汰下来的，委屈杜同志了。”周明一边开车门，一边解释，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嘲，“咱们团系统在G省算是‘弱势部门’，比不得发改委、财政厅，要资源没资源，要话语权没话语权，有时候想给青年办点实事，还得看其他部门的脸色。”
杜孟坐进副驾驶，车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中控台上放着一本翻旧的《G省青年发展报告》，书页上用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批注。“周书记，您在团省委待了多久？目前青年工作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他没绕圈子，首接切入正题——来之前陈明就提醒过他，团省委情况复杂，得尽快摸清底数，不然容易被“架空”。
车子驶出广州南站，沿着环城高速往团省委办公楼方向开。窗外的景色渐渐从工业区变成了商业区，高楼林立的CBD里，“珠江新城”的巨型广告牌格外醒目，可远处的城中村却挤着低矮的握手楼，晾衣绳上的衣服像五颜六色的旗帜。周明看着窗外的景象，叹了口气：“我来团省委两年了，最棘手的就是‘青年就业难’和‘服务脱节’。你看——”他指着远处的一栋写字楼，“那里面有个‘青年创业孵化基地’，是去年建的，省财政拨了500万，可现在里面空荡荡的，没几家企业入驻。为啥？因为申请流程太繁琐，要盖八个章，等批下来，创业的窗口期早就过了。”
杜孟拿出笔记本，快速记下“创业孵化基地：流程繁琐，入驻率低”，又追问：“是基层团县委执行的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漏洞？”
“都有。”周明转动方向盘，避开前方的货车，“政策上没明确‘谁来审核、多久批完’，基层团县委人手少，一个干事要管十几个乡镇的创业申请，根本忙不过来；更麻烦的是，有些企业想借‘青年创业’的名义搞利益输送——去年有个地产商，想给孵化基地捐200万，条件是把基地冠名成‘某地产青年创业园’，还要求优先入驻他们的商户，之前的领导没顶住，差点就答应了，最后被省纪委叫停，这事到现在还没理顺。”
杜孟心里一沉，没想到团省委还牵扯到利益输送。他想起2010年调研时，信宜市的青年陈阳说“申请创业补贴三个月没消息”，原来不是简单的效率问题，还有更深的利益纠葛。“那现在这种‘利益输送’的情况多吗？有没有具体的案例？”他追问，笔尖停在笔记本上，等着记录。
“不算多，但也不少。”周明压低声音，“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的地市，比如深圳、东莞，有些企业想借‘青年活动’的名义打广告，给团市委捐点钱，就要求冠名‘青年歌手大赛’‘青年相亲会’，有的还想把自己的产品塞进‘青年福利包’，之前有个饮料企业，想让我们给大学生免费发他们的饮料，结果饮料快过期了，最后被学生举报，闹得挺大。”
车子驶过一座桥，桥下是宽阔的珠江，江面上的货轮缓缓驶过，鸣笛声隐约传来。周明指着江对岸的一片村落：“那是番禺的一个城中村，里面住着近十万外来青年，大多在附近的电子厂打工。他们最需要的是‘维权服务’——欠薪、工伤、租房纠纷，可咱们团省委在那边的服务站，就两个兼职的干事，连个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学生来维权，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帮他们解决问题了。”
杜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城中村的握手楼密密麻麻，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楼与楼之间，偶尔能看到几个穿着厂服的年轻人，背着双肩包匆匆走过。他想起自己在清华时的同学，有的进了互联网大厂，有的出国深造，而这些外来青年，却在为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个安全的住处奔波，心里突然有点发酸。“那为什么不给服务站加人手、拨经费？”他问。
“申请过，可财政厅说‘团省委的优先级低’，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周明无奈地笑了笑，“咱们G省财政虽然有钱，但大多投到了产业、基建上，给民生和青年工作的预算少得可怜。去年我去省财政厅申请‘青年维权经费’，跑了三趟，最后只批了50万，还不够给服务站租一年的办公室。”
杜孟默默记下“番禺城中村服务站：人手不足，经费短缺”，又翻到笔记本里“G省涉毒重点区域清单”那一页——湛江徐闻、茂名信宜，这些地方不仅是毒品走私通道，也是青年外流大市，青年工作和禁毒工作或许可以结合起来。“周书记，粤西的茂名、湛江，青年工作的情况怎么样？那边的青年外流严重，有没有针对性的服务？”他问，想把青年工作和之前关注的禁毒问题联系起来。
“粤西比珠三角更难。”周明摇了摇头，“茂名、湛江的青年，80%都去珠三角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团县委的干事没事可做，有的甚至兼职卖保险、开网店。去年我去茂名信宜调研，团县委的办公室就一个人，还锁着门，说是‘下乡了’，结果我在旁边的茶馆看到他，正跟人打麻将。”
杜孟皱起眉头，这和他之前调研的情况完全吻合。他拿出那张H省毒品线索清单，心里想着：粤西的青年外流严重，留守的青年容易被毒贩引诱，团省委或许可以联合公安，在青年中开展禁毒宣传，既解决了青年的安全问题，也能打开青年工作的突破口。“周书记，以后咱们或许可以和省公安厅合作，在青年中搞禁毒宣传，尤其是粤西的留守青年，您觉得怎么样？”他试探着提出想法。
周明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之前省公安厅的禁毒总队找过我们，想合作搞‘青年禁毒志愿者’，可之前的领导怕麻烦，没答应。你要是能推动这事，既能帮青年远离毒品，又能争取公安的资源，一举两得！”
车子终于抵达G省团省委办公楼——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旧楼，外墙的瓷砖有些己经脱落，门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G省委员会”牌子，油漆都有些褪色。和周围的高楼大厦比起来，显得格外朴素。周明停下车，笑着说：“这楼虽然旧，但位置好，离省委近，有事找领导汇报也方便。走，我带你去办公室，你的办公室在三楼，之前是副书记的办公室，刚收拾出来。”
杜孟拎着帆布包，跟着周明走进办公楼。楼道里铺着红色的地毯，有些地方己经磨得露出了底色，墙上挂着“青年创业先进单位”“青年维权示范岗”的锦旗，却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路过会议室时，里面传来争吵声，隐约能听到“经费”“活动”的字眼。“是宣传部和权益部在吵，宣传部想搞‘青年文化节’，权益部想把经费挪去做‘维权服务’，吵了一周了还没定下来。”周明压低声音解释，语气里满是无奈。
走到三楼办公室门口，周明拿出钥匙打开门：“这就是你的办公室，虽然不大，但采光好，窗外能看到省委的院子。”杜孟走进办公室，里面摆着一张老式办公桌，一个铁皮文件柜，还有一张旧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有点发黄，显然很久没浇水了。
“谢谢周书记，办公室很好。”杜孟放下帆布包，走到窗边——窗外是省委的院子，里面种着高大的榕树，郁郁葱葱。他摸了摸公文包里的调研笔记，里面的H省毒品线索、温州金融案例、G省青年问题清单，都在提醒他：这里的工作比他想象的更复杂，更艰难。但他心里没有退缩，只有期待——他想起林薇说的“把政策落地，帮老百姓做事”，想起汶川大娘的“谢谢”，想起信宜青年陈阳的期待，这些都成了他的动力。
“周书记，明天咱们开个班子会吧，我想听听各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尤其是青年创业和维权的情况。”杜孟转过身，语气坚定，“另外，您帮我联系下省公安厅的禁毒总队，我想跟他们聊聊‘青年禁毒志愿者’的事，越快越好。”
周明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好！我明天一早就安排，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杜同志，说实话，之前我还担心你从中央来，不适应地方的复杂情况，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杜孟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适应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比他想象的更多、更难。但他己经做好了准备，带着十年的调研积累，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G省的土地上，一步步把青年的事、老百姓的事，做实、做好。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办公桌上，也落在他坚定的眼神里——新的征程，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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