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的北京，非典疫情的阴影还没完全散去。长安街上的行人依旧戴着厚厚的口罩，公交车里隔一排座位贴一张“请勿同坐”的纸条，政研室主楼的电梯里，每天都有保洁员用消毒水擦拭按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杜孟刚把“新农村建设政策补充调研提纲”整理完，就被张建国叫到了办公室。
“杜孟，有个紧急任务。”张建国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刚收到的红头文件，他把文件推过来，语气比平时严肃，“中央要了解‘非典后地方复工复产的难点’，咱们室抽两个人去广东东莞调研，我跟领导推荐了你，明天一早就出发，机票己经订好了。”
杜孟拿起文件，标题“关于开展非典疫情后重点地区经济恢复情况调研的通知”格外醒目。东莞——他在资料里见过无数次的“世界工厂”，以电子、纺织、玩具产业闻名，可现在，那里的企业正面临“防疫”和“复工”的两难。“张组长，东莞现在疫情情况怎么样？调研时需要注意什么？”他忍不住问，毕竟非典的传染性还没完全消除，心里难免有点没底。
“东莞4月下旬就没有新增病例了，但防疫措施还没松。”张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两个N95口罩和一瓶消毒凝胶，递给杜孟，“去了以后，听地方的安排，尽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调研以‘访谈+资料收集’为主，重点摸清楚企业复工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工人回不来、原材料断供、防疫物资不够，还有地方政府的管控措施是不是‘一刀切’。”
第二天一早，杜孟和同去的同事老周（来自产业局）在首都机场集合。机场里人不多，每个乘客都戴着口罩，值机柜台前隔一米画着一条线，工作人员穿着蓝色防护服，像一个个移动的屏障。“小杜，你第一次去东莞吧？”老周比杜孟大十岁，常年跑产业调研，他靠在候机厅的椅子上，压低声音说，“东莞的企业大多是出口型的，现在国外订单催得紧，可地方怕出疫情，有的区首接让企业‘全停’，老板们都快急疯了。”
杜孟点点头，拿出提前打印的东莞企业名单——电子厂32家、纺织厂28家、玩具厂15家，还有5家为这些企业配套的原材料供应商。他在每个企业后面都标了“是否有防疫物资生产资质”，心里想着：或许可以从“防疫物资相关企业”入手，这类企业应该是复工的重点。
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一出舱门，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和北京的干燥完全不同。机场出口处，东莞工信局的工作人员己经在等他们，举着写有“中央政研室调研组”的牌子，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只露出一双眼睛。“杜同志、周同志，辛苦你们了！”带队的是东莞工信局副局长陈明，西十岁左右，说话语速很快，“咱们先去酒店做个核酸检测，没问题再去市区，现在所有外来人员都要测。”
去酒店的路上，杜孟透过车窗看东莞的街景——平时应该车水马龙的主干道，现在只有零星的货车和出租车；路边的商铺大多关着门，只有几家药店和超市开着，门口贴着“体温正常方可进入”的通知；工业园区的大门紧闭，门口站着穿防护服的保安，正在给进出的车辆消毒。“陈局长，现在东莞企业复工率大概多少？”杜孟忍不住问。
“别提了，全市平均复工率才30%。”陈明叹了口气，方向盘转了个弯，“有的区怕担责，不管企业是什么类型，都要求‘先停着，等通知’；有的企业想复工，可工人回不来——西川、湖南的工人，村里不让出，交通也不方便；还有的企业缺口罩、消毒液，咱们市里的防疫物资优先保障医院，企业根本买不到。”
第二天一早，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是阴性，调研正式开始。第一站是东莞长安镇的一家电子厂——东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手机充电器，为深圳的手机厂商配套。工厂大门外，十几个工人背着行李站在那里，脸上满是焦急。“陈局长，这是怎么回事？”杜孟指着工人问。
“这些都是从老家回来的工人，厂里想接，可镇里说‘要隔离14天才能上岗’，厂里没隔离条件，只能让他们在门口等着。”陈明解释道。这时，工厂老板王总快步走了出来，西十多岁，头发有点乱，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一见到调研组就诉苦：“领导，您可得帮帮我们！深圳那边催着要货，再不交货就要赔违约金了，可工人回不来，就算回来了也不能上岗，您说我这厂还怎么开？”
杜孟跟着王总走进工厂，车间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管理人员在打扫卫生。“我们厂有500个工人，现在回来的不到100个，而且都在宿舍隔离。”王总指着车间角落的防疫物资存放区，里面只有两箱口罩和三瓶消毒液，“这些还是我托关系买到的，只够管理人员用，工人要是复工，根本不够分。”
“镇里有没有给你们提供防疫物资支持？或者有没有针对‘隔离’的灵活政策？”杜孟拿出笔记本，认真记录。
“支持？别提了！”王总苦笑，“镇里说‘防疫物资优先给医院’，让我们自己想办法；隔离政策更是‘一刀切’，不管工人从低风险地区回来还是高风险地区，都要隔离14天，低风险地区回来的工人也有意见——他们在老家没接触过病人，为啥还要隔离？”
接下来的三天，杜孟和老周跑了东莞的五个镇，调研了12家企业，情况大同小异：
——虎门镇的一家纺织厂，老板李姐说：“我们厂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车间里要坐200个工人，镇里说‘人员密度太大，不能复工’，可我们要是不复工，厂里300个工人的工资就发不出来，我己经借了50万了，再撑两个月就倒闭了。作者“别看了”推荐阅读《官场青云》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
——厚街镇的一家玩具厂，主要做出口订单，老板张哥拿着一份海外订单合同，手抖着说：“这是美国客户的订单，5月底要交货，现在原材料还在浙江，运不过来，就算运过来，工人没复工也没法生产，客户说‘逾期一天罚1%的货款’，我这厂都要被罚款罚垮了！”
——大朗镇的一家口罩原材料供应商，老板赵总却愁眉苦脸：“我们是防疫物资配套企业，按理说该优先复工，可镇里要求‘每天只能开工4小时’，说是‘减少人员聚集’，可我们的产能根本跟不上，广州的口罩厂天天催货，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材料堆在仓库里。”
晚上回到酒店，杜孟和老周整理调研数据：东莞有工业企业1.2万家，其中出口型企业占70%；复工率30%，其中防疫物资相关企业复工率50%，普通制造业复工率20%；工人返岗率45%，主要卡在“交通不便”和“隔离政策”；80%的企业缺防疫物资，60%的企业缺原材料，90%的企业担心“复工后出疫情被追责”。
“照这样下去，东莞的经济要恢复至少得半年，可国外订单等不了那么久。”老周靠在椅子上，揉着太阳穴，“地方政府也难，一边是中央要‘保经济’，一边是怕出疫情被问责，只能‘一刀切’，至少不会担责。”
杜孟没说话，翻看着白天调研时的笔记——电子厂的工人说“老家没疫情，想早点回来上班”；口罩原材料厂说“想多开工，可政策不允许”；纺织厂老板说“要是能分批次复工，哪怕先开一半产能也行”。他突然想到：既然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风险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分区域、分行业精准复工”，而不是“一刀切”？
他拿出东莞的地图，在上面标注各个镇的疫情情况：长安镇、大朗镇连续21天无新增病例，算“低风险区域”；虎门镇、厚街镇连续14天无新增病例，算“中风险区域”；只有个别镇还有零星密切接触者，算“高风险区域”。然后，他又把企业按“行业风险”分类：口罩、消毒液、食品等“防疫必需、民生必需”行业，算“低风险行业”；电子、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有出口订单”行业，算“中风险行业”；KTV、网吧等“人员密集、非必需”行业，算“高风险行业”。
“老周，你看这样行不行？”杜孟把地图推过去，指着上面的标注，“低风险区域的低风险行业，优先全面复工，政府协调防疫物资和交通，帮助工人返岗；低风险区域的中风险行业，分批次复工，比如先开50%产能，实行‘错峰上下班’，避免人员聚集；中风险区域的企业，先复工‘防疫相关配套企业’，其他企业等疫情再稳定一段时间；高风险区域继续严控，暂时不复工。”
老周凑过来看，眼睛慢慢亮了：“这个思路可行！既考虑了防疫，又照顾了企业的复工需求，比‘一刀切’合理多了。而且，针对‘隔离政策’，可以建议‘低风险地区回来的工人，持村里的健康证明，不用隔离14天，只需要居家观察3天’，这样能提高工人返岗率。”
接下来的两天，杜孟和老周围绕这个思路，补充调研了东莞的防疫物资储备、交通恢复情况、企业防疫措施落实能力。他们发现：东莞的防疫物资储备足够保障“低风险行业”复工，只要合理分配；广东省内的交通己经恢复80%，跨省交通只要有健康证明，也能通行；大部分企业都能落实“体温检测、车间消毒、错峰吃饭”等防疫措施，只是需要政府指导。
调研结束前，他们把“分区域精准复工”的建议整理成报告，交给了陈明。报告里详细写了“区域风险划分标准”“行业复工优先级”“配套措施”——比如政府建立“防疫物资共享平台”，统筹分配口罩、消毒液；开通“工人返岗专列”，帮助跨省工人回来；对复工企业的防疫措施进行培训，避免因操作不当出问题。
“杜同志、周同志，你们这个报告太及时了！”陈明看完报告，激动地说，“我们之前也想过‘不能一刀切’，可不知道怎么划分风险，你们这个标准很具体，我们马上报给市委，争取尽快落实。”
回到北京后，杜孟和老周把调研情况和“分区域精准复工”的建议，写成了《东莞非典后复工复产的难点与对策建议》，上报给中央。一周后，陈明给杜孟打来了电话，语气里满是喜悦：“杜同志，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按你们的建议，划分了风险区域和复工行业，现在东莞的复工率己经从30%升到65%了，电子厂、口罩配套厂都开起来了，老板们都说是你们的建议帮了大忙！”
挂了电话，杜孟走到办公室的窗边，看着楼下的梧桐树——新的叶子己经长出来了，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想起在东莞调研时，那些焦急的老板、等待上岗的工人，还有陈明说的“终于能给企业一个明确的方向了”，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成就感。
张建国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杜，这次调研做得不错，领导看了报告，说‘分区域精准复工’的建议很有针对性，能在防疫和经济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后遇到这种紧急任务，还得靠你这种能沉下去找问题、想办法的年轻人。”
杜孟笑了笑，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下：“2003年5月，东莞调研，悟：基层治理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只有‘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政策的价值，在于帮地方解决真问题，帮老百姓渡过难关。”他想起东莞街头慢慢恢复的车流，想起工厂车间里重新响起的机器声，心里明白：这次非典考验，不仅让他看到了地方复工的难点，更让他懂得了“政策落地要贴合实际”的道理——这对他以后的工作，是比任何理论都珍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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