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下旬的S市，春寒还没完全褪去，市政府旁侧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三层，却透着与天气不符的燥热——这里是“5·08专案组”的临时办公点，没有挂牌，门口只有两个穿着便衣的民警值守，推门进去，首先闻到的是浓得化不开的咖啡味，其次是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和纸张翻动声。
杜孟早上八点走进办公区时，央行S市分行的李科长正趴在桌上打盹，电脑屏幕还亮着，上面是L集团2017年10月的一笔转账记录；海关的赵伟坐在角落，手里捏着放大镜，逐行核对一份厚厚的报关单，眼角的红血丝像爬了一层蛛网；市纪委的李副书记则站在白板前，用红笔在“王健”和“香港空壳公司”之间画了一条粗线，旁边还标注着“待核实资金流向”。
“都没休息好？”杜孟放下公文包，拿起桌上的热水壶，给李科长的杯子续满水。热水溅到杯壁上，李科长猛地惊醒，揉了揉眼睛，看到是杜孟，赶紧站起来：“杜书记，您来了！我们昨晚梳理完了L集团近五年的对公账户流水，发现了一个规律，正想跟您汇报。”
他拉着杜孟走到电脑前，点开一个Excel表格，里面按时间顺序排列着L集团的进口付款记录：“您看，从2013年开始，L集团每个月都会向香港‘鑫源科技’支付一笔‘电子元件货款’，金额从最初的2000万涨到现在的8000万，但对应的报关单显示，每次进口的电子元件数量都是固定的100箱。我们查了国际大宗商品数据库，同型号的电子元件，2013年单价最高32美元，2017年涨到45美元，可L集团申报的单价却从60美元涨到了85美元，比国际市场价高了近一倍！”
杜孟指着表格里的“85美元/片”，眉头皱紧：“也就是说，他们每进口一箱电子元件，就通过高报价格，多付出去多少资金？”
“按每箱1000片算，每箱多付40美元，100箱就是4万美元，每个月就是4万美元，一年就是48万美元。”李科长又点开另一个表格，“更离谱的是出口，他们向香港‘宏远贸易’出口玩具，申报单价从2013年的8美元降到2017年的12美元，看似涨了，可我们从海关取样的玩具，成本价都不到3美元，而且大多是残次品，实际市场价顶多5美元，他们却按12美元申报，这里面的差价，其实是故意低报利润，把资金留在香港。”
正说着，赵伟拿着一份报关单走过来，脸色凝重：“杜书记，我们刚核实了2017年11月的一笔出口单，L集团申报出口‘优质塑胶玩具’10万件，金额120万美元，但实际到港的货物只有2万件残次品，剩下的8万件根本没发货，报关单上的‘货物验收章’是伪造的！”
杜孟接过报关单，手指抚过上面模糊的印章，心里的火气又上来了——王健不仅高报进口、低报出口，还敢伪造海关印章，胆子之大，远超他的想象。“这些伪造的印章，能查到来源吗？”他问。
“正在查，”赵伟说，“我们联系了香港海关，他们己经冻结了‘宏远贸易’的账户，正在调取他们的收货记录，应该能找到更多伪造证据。”
就在这时，杜孟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张主任”——张主任是他早年在中央政研室工作时的老领导，当时杜孟刚进综合局，张主任是分管调研的副主任，带了他两年，算是他的“伯乐”。杜孟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时候老领导来电，恐怕不只是关心近况那么简单。
他走到走廊尽头的僻静处，按下接听键，语气恭敬：“张主任，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小杜啊，听说你到S市当市委书记了，还牵头查了L集团？”电话里的声音依旧温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压力，“我昨天跟老朋友吃饭，正好聊起这件事，王健这个人我也认识，早年做外贸不容易，现在是S市的重点企业，解决了三万多人的就业，你查得太严，会不会影响S市的经济稳定？”
杜孟心里一沉，果然是为L集团说情来的。他握着手机，语气却没软：“张主任，您可能不清楚，L集团不是什么正经企业，他们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把资金转移到海外，涉案金额己经超过300亿元，还伪造海关印章，涉嫌走私和洗钱，这些都不是‘查得严’的问题，是触犯法律的底线了。”
“法律底线我知道，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嘛。”张主任的声音冷了几分，“你刚到S市，根基还不稳，别一下子把人得罪光。王健在省里、甚至中央都有人脉，你把他逼急了，对你没好处。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当年你在政研室，我就教你‘遇事留一线’，怎么现在反而忘了？”
杜孟攥紧了手机，指节泛白：“张主任，您当年还教我‘做调研要实事求是，当干部要对得起老百姓’。现在L集团把国家的钱转移到海外，损害的是国家利益，要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真的对不起您的教导，对不起老百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冷哼：“你还是这么轴。我把话放在这儿，这个案子你要是非要查到底，以后遇到困难， 顶点小说(220book.com)最新更新官场青云 可别来找我帮忙。”
“谢谢张主任的提醒，但案子我必须查。”杜孟说完，挂断了电话。走廊里的窗户没关，冷风灌进来，吹得他脖子发僵，可心里的那股劲却更足了——老领导的敲打，反而让他更加确定，L集团的“保护伞”远比他想象的更庞大，也更要查到底。
回到办公区，李副书记看到他脸色不好，过来问：“杜书记，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杜孟摇摇头，把情绪压下去，“老领导来电，劝我‘灵活处理’，被我拒绝了。不说这个，继续说案子——香港那两家空壳公司，查到实际控制人了吗？”
“查到了！”外汇局的张处长拿着一份文件跑过来，脸上带着兴奋，“我们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调取了‘鑫源科技’和‘宏远贸易’的注册资料，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法人都是一个叫‘李伟’的人，而这个李伟，是王健的表哥，常年住在加拿大，根本不在香港办公。”
他指着文件里的身份证复印件：“您看，李伟的身份证地址是S市郊区的一个村子，和王健的老家是同一个地方。我们还查到，李伟在加拿大的房产，都是王健出资购买的，去年还过户了一艘私人游艇给李伟，名义上是‘生日礼物’，实际上就是为了转移资产。”
杜孟接过文件，看着李伟的照片——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满脸横肉，眼神躲闪，和王健有几分相似。他又翻到后面的资产清单，加拿大温哥华的两套豪宅，价值合计2000万美元；一艘游艇，价值500万美元；还有一个开曼群岛的银行账户，余额1.2亿美元，开户人是李伟，但资金来源全是香港空壳公司的转账。
“证据链越来越清晰了。”杜孟把文件放在桌上，召集所有人围过来，“现在我们己经掌握了L集团的三个核心罪证：第一，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通过香港空壳公司转移资金；第二，伪造海关印章，虚假报关；第三，王健通过表哥李伟，在海外隐匿资产。接下来，我们要做三件事：一是请香港警方协助，控制李伟在香港的代理人，调取空壳公司的全部账户流水；二是联系加拿大移民局，冻结李伟在加拿大的资产，防止他转移；三是纪委这边，重点排查S市哪些官员和王健、李伟有资金往来，把‘保护伞’挖出来。”
“杜书记，”陈刚突然开口，“王健那边好像察觉到了，我们的便衣发现，他昨天去了一趟加拿大驻S市领事馆，还和一个律师见了面，可能在准备移民。”
“加紧监控！”杜孟立刻说，“把他的护照信息发给所有口岸边检，一旦他试图出境，立刻扣下。另外，安排人24小时盯紧他的住处和公司，不许他销毁任何证据。”
所有人都行动起来，办公区又恢复了之前的忙碌——李科长在和香港金融管理局通电话，确认流水调取进度；赵伟在整理伪造的报关单，准备交给司法鉴定机构；李副书记在和省纪委对接，传递“保护伞”的排查线索；陈刚在安排便衣，加强对王健的监控。
杜孟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老领导的敲打、王健的反扑，都没能让这支队伍退缩，反而让大家更团结，更坚定。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汶川村民写的“谢谢”纸条，轻轻展开——纸条己经有些磨损，但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像一盏灯，照亮了他心里的方向。
中午，小周送来盒饭，杜孟随便扒了几口，就又投入到工作中。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L集团资金外逃案件阶段性报告》，把查到的证据、资金流向、空壳公司信息一一整理出来，准备上报中央纪委和国务院金融委。报告的最后，他写道：“此案涉及金额巨大，保护伞层级较高，恳请中央给予支持，确保案件顺利查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下午三点，香港警方传来消息，己经控制了“鑫源科技”的香港代理人，并调取了该公司近五年的账户流水，证实有超过280亿元资金从L集团转入后，又转到了李伟的海外账户。杜孟收到消息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现在证据己经足够，我们可以正式对L集团立案调查，同时申请对王健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他潜逃。”
会议结束后，杜孟站在办公区的窗边，看着外面的天空——云层渐渐散开，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白板上的“资金流向图”上，把那条红色的线索照得格外清晰。他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更艰难的挑战，老领导背后的势力、王健的人脉，都可能成为阻碍，但他不会退缩。
晚上七点，杜孟还在办公室修改报告，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省纪委书记的电话：“小杜，中央纪委收到你的报告了，己经同意立案，还会派专人来S市指导办案。你放心，不管涉及到谁，省委都会支持你，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到底！”
“谢谢书记！”杜孟的声音有些激动，连日来的压力仿佛瞬间消散了不少。
挂了电话，他走到白板前，在“王健”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旁边写了西个字：“法网恢恢”。办公区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键盘敲击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决战，敲响了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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