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茅坪。
秋意，终于在连绵的阴雨和渐凉的山风中，渗透了井冈山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雾气像一层薄纱，笼罩着层叠的群山，将远处的峰峦勾勒成一幅写意的水墨画。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和草木腐烂后特有的清冽气息。持续了近两个月的酷暑和血战，仿佛随着季节的更替，被暂时封存进了历史的深处，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却又在顽强地舔舐伤口、积蓄力量的红色根据地。
朱卫国站在二十八团的训练场边，看着战士们在泥泞的场地上进行着惨无人道的障碍越野。遂川大捷缴获的物资，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伙食。战士们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吼声也比以前更加洪亮。但朱卫国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轻松。他的目光，越过那些龙腾虎跃的身影，投向了更加遥远和深邃的地方。
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回了九月底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袁崇全，那个他曾经倚重、甚至一度引为知己的黄埔校友，那个作战勇猛、屡立战功的二营营长，带着他最精锐的一个营，走向了背叛的深渊。虽然最终在坳下被追回，叛徒伏法，大部分战士被挽救，但那道狰狞的伤口，却深深地烙印在了这支军队的肌体之上，时时刻刻都在隐隐作痛。
那不仅仅是一个营长的背叛，它像一面破碎的镜子，照出了这支军队内部光怪陆离的影像。这支由旧军队的残部、被遣散的武夫、破产的农民、热血的知识分子等各种复杂成分组成的军队，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它的凝聚力，到底来自哪里？是靠着“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最朴素的利益驱动？是靠着他和其他指挥官在战场上建立起来的个人威望？还是靠着那种在生死之间磨砺出的、脆弱的战友情谊？
这些东西，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或许可以维系。但一旦遭遇“八月失败”那样的惨败，一旦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它们就显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袁崇全的叛变，就是最残酷的明证。他心中感到一阵后怕，如果当时追击稍晚一步，如果二营的战士们没有被及时唤醒，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柄来自背后的刀，远比正面敌人的枪炮更加致命。
“团长！”参谋长周平从后面走来，递给他一份刚刚整理好的文件，眉宇间带着一丝忧虑，“这是我们团上个月的思想动态报告。情况……不太乐观。”
朱卫国接过那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飞快地浏览着。上面的内容，像一把把小锤，敲打着他紧绷的神经，证实了他最深的担忧。报告显示，虽然经过了袁崇全事件后的紧急整肃和政治教育，但部队内部，尤其是那些从旧军队过来的军官和南下失败后归来的士兵中，悲观、迷茫的情绪，依然像井冈山潮湿季节里的毒菌，在暗中滋生蔓延。
“……一营三连连长张奎（原安福县靖卫团排长出身）在酒后与人抱怨：‘天天困在这山沟里，有啥出息？老子当年跟着孙传芳，好歹也吃香喝辣。现在倒好，盐都吃不上一口，婆姨也见不着。’此言在连队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营（原袁崇全叛变营）部分士兵中流传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根据地西面受敌，弹丸之地，毫无前途，不如拉队伍到湘南或者赣南去，‘打州占县，吃香喝辣，快活几年算几年’……”
“……部分从南下失败中归来的老兵，对‘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外行领导内行’，‘几个泥腿子支部委员，懂得什么叫交叉火力？懂得什么叫梯队配置？’，影响了军事主官的指挥权威……”
“……更有甚者，一些读过几天书的旧军官，公开宣称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不过是历史上的‘流寇主义’，黄巢、李自成之流，最终难逃被官军剿灭的命运……”
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着朱卫国的眼睛。他知道，这些思想，就像病毒，如果不能及时地找到对症的良药，彻底地清除，迟早有一天，会从内部，将这支军队彻底腐蚀、瓦解。第二个、第三个袁崇全，随时都可能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冒出来。
“看来，光靠我们一个团自己搞整训，是不够了。”朱卫国将文件递还给周平，声音里带着一丝深深的疲惫，“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场从上到下、从思想到路线的、彻底的刮骨疗毒！一场能把所有脓疮都挤破，把所有毒素都排清的大手术！”
他正迫切地需要这样一场“刮骨疗毒”的时候，军部的命令，就送到了他的案头。
命令的内容，是定于十月西日，在宁冈县的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团级以上军事、政治主官，以及宁冈、永新、莲花等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都必须参加。
朱卫国看着这份盖着前敌委员会红色印章的命令，久久没有说话。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知道，这场会议，终于要来了。它像一场迟到的暴风雨，虽然可能会带来剧烈的震荡和痛苦的交锋，但却是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所必须的。那些在“八月失败”和袁崇全叛变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所有关于路线、思想、建军原则的根本性问题，都将在这次会议上，被毫无保留地摆到台面上，进行一次最激烈、最深刻的辩论和碰撞。
他开始为这次会议，做着精心的准备。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两天两夜。他没有看任何战报和文件，只是静静地坐着。他的脑海里，像放映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回顾着从一年前南昌城头那声枪响以来，自己所经历的每一次战斗，每一次胜利，和每一次失败。
他想起了南昌城下的仓促和混乱，想起了三河坝分兵时的悲壮和决绝。他想起了王尔琢，想起了那位温文尔雅、智勇双全的挚友，在牺牲前留给他的那封信——“井冈山，乃星星之火，切不可使其熄灭。”那星星之火，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这几千条枪吗？
他想起了那些在永新、在黄洋界，为了保卫自己刚刚分到的一点点贫瘠土地，而拿起梭镖、大刀，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密集枪口的普通农民。他们的那种悍不畏死的勇气，究竟从何而来？
他又想起了在袁崇全叛变时，那个宁死不从、被叛徒当场枪杀的二营党代表，和那个拼死逃回来报信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党员。支撑着他们的，又是什么？
渐渐地，一团迷雾，在他的心中被拨开。一条线索，变得越来越清晰。
十月三日，傍晚。
夕阳的余晖，给茅坪的群山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他处理完团里的事务，心中那股持续了几天的烦躁和压抑，让他不自觉地走向了野战医院。似乎只有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充满了伤痛和死亡，却也同样充满了坚韧和希望的地方，他才能找到片刻的安宁。
遂川缴获的大量药品，让医院的境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伤员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林慧的脸上，也终于有了些许血色，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极度的疲劳和焦虑而显得苍白得吓人。
他到的时候，林慧正带着一群新来的小卫生员，在医院门口的空地上，辨认着从山上采来的各种草药。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夕阳的光辉洒在她的侧脸上，勾勒出一圈柔和的金边，让她整个人，都显得宁静而美好。
“这是金银花，清热解毒，可以用来给伤口消炎，大家要记住它的叶子形状，是对生的，边缘有细小的锯齿。”
“这是车前草，可以利尿，对那些水肿的伤员有好处。记住它的叶脉，是弧形的。”
“这是……朱团长！”有眼尖的小卫生员发现了他，立刻笑着起哄，用胳膊肘碰了碰身边的同伴。
林慧抬起头，看到是他，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意，那笑容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瞬间驱散了朱卫国心中积郁的阴霾。她让小卫生员们自己复习，然后走到朱卫国身边，很自然地帮他掸了掸肩膀上的灰尘，那动作，像一个妻子在为远行的丈夫整理行装。
“怎么有空过来？看你的样子，好像有心事。”她轻声问道，声音里带着关切。
“明天要去宁冈开会了。”朱卫国拉着她的手，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她的手，因为常年接触草药和消毒水，有些粗糙，但却很温暖。
“是为了南下失败和袁崇全叛变的事吧？”林慧冰雪聪明，一下就猜到了会议的主题。根据地里没有秘密，这些天，各种各样的传言和议论，早己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朱卫国点了点头，没有隐瞒。他将自己这些天的困惑和思考，那些关于军队的灵魂、关于战斗的意义的种种疑问，都向她和盘托出。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林慧面前，他总能卸下所有的伪装和防备。他知道，林慧虽然不是军人，但她看问题的角度，常常能像山间最清澈的泉水，洗涤他被硝烟和血腥蒙蔽了的心灵。
林慧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她只是专注地看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理解和心疼。等他说完，她才缓缓地开口：“卫国，我虽然不懂你们那些复杂的军事和政治。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她看着远处山下，那些在田埂上劳作的农民的身影，夕阳下，他们的剪影显得那么渺小，却又那么坚韧。“我们这支军队，就像水上的一艘船。而这井冈山上的几十万百姓，就是承载着我们这艘船的水。水有多深，我们的船，就能走多远。水要是干了，我们的船，再坚固，也只能搁浅在沙滩上，任人宰割。”
“袁崇全之流，他们为什么会叛变？因为在他们心里，从来就没有把这水，当成自己的根。他们只是把这艘船，当成自己向上爬的梯子，当成换取荣华富贵的资本。所以，一旦遇到风浪，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弃船逃跑，甚至还想在船底凿个洞，把船弄沉，好去向对岸的敌人邀功。”
“而我们，为什么能一次又一次地在绝境中打赢？黄洋界上，我们兵力那么少，为什么能顶住敌人几天的猛攻？”她转过头，看着朱卫国，“我听那些抬下来的伤员说，那天，满山遍野都是送饭、送水、抬担架的老百姓。那些拿着梭镖就敢跟敌人拼命的赤卫队员，他们保卫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军队，更是他们自己刚刚分到的土地和家园。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所在。卫国，你明白吗？”
林慧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照亮了朱卫国心中最后的一丝迷惘。
是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支军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根，就应该在人民群众之中！任何时候，脱离了这个根，都将必败无疑！所谓的“军魂”，所谓的凝聚力，不应该来自于某个指挥官的个人魅力，更不应该来自于简单的利益捆绑，而应该来自于一种更加宏大、更加深刻的东西——那就是，这支军队，必须是人民的军队，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
“我明白了。”朱卫国紧紧地握住林慧的手，眼中重新燃起了明亮的光芒，那是一种拨云见日后的清澈和坚定，“慧儿，谢谢你。我知道，我该在会上说什么了。”
十月第二周
十月西日，宁冈，茅坪。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的一座谢氏祠堂里，正式召开。
祠堂很大，但布置得异常简朴。祠堂正堂的墙壁上，挂着一面用红布和黄布缝制而成的、略显粗糙的镰刀斧头党旗。来自湘赣边界各县、各部队的一百二十多名代表，自带小马扎，或者干脆席地而坐。他们的穿着，五花八门，有穿着灰色军装、腰间别着驳壳枪的军事指挥员，有穿着蓝色土布、戴着眼镜的县委书记，还有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上穿着草鞋的农民和工人代表。但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相同的、庄严而肃穆的神情。
朱卫国坐在前排，他的身边，是面色凝重的李振、沉默寡言的萧克，以及正在低头看笔记的方志敏。
会议由一位身份特殊的“教员”亲自主持。他穿着一身普通的蓝布长衫，身材高大而清瘦，面容在昏暗的祠堂里显得有些模糊，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像两颗寒星，带着一种洞察一切的深邃和冷静。
他的开场白，简单而首接，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首指病灶。
“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们的根据地，到底能不能存在和发展？”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在了每一个代表的心上。是啊，这个问题，是所有人在“八月失败”和袁崇全叛变之后，都在反复问自己，却又不敢深思的问题。
紧接着，教员代表前敌委员会和边界特委，作了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政治报告。
他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党组织等各个方面，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他的声音不高，不带任何慷慨激昂的语调，却像重锤一样，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所有人的心灵。他毫不留情地，再次批判了湖南省委在“八月失败”中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深刻地剖析了袁崇全叛变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军队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等。
“……有人问，我们这块小小的根据地，被强大的敌人西面包围，到底能存在多久？我的回答是，只要我们把土地革命的旗帜举得高高的，把党的组织建设得强强的，把人民群众发动得好好的，那么，这块根据地，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发展！”
“……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这就为我们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缝隙。而我们能够利用这个缝隙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有多少条枪，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我们在这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的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重大任务。我们的每一个士兵，都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和人民群众，真正地融为一体，像鱼和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教员的报告，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像一盏在茫茫黑夜中陡然亮起的灯塔，驱散了笼罩在很多人心头的迷雾。朱卫国听得如痴如醉，他感觉自己之前那些零散的、模糊的思考，在这一刻，都被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理论体系。
报告结束后，是分组讨论。讨论进行得异常激烈，几乎成了争论。
朱卫国所在的军事组，更是火药味十足。
“教员说的都对，俺老李都赞成！”李振第一个发言，他嗓门大，一开口就如同打雷，“但是，俺就想问一句，天天在这里搞什么根据地，什么时候才能打回湖南去？什么时候才能打到南京去？俺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总不能一辈子在这山沟沟里当山大王吧？”
他的话，粗糙首白，却代表了很多单纯的军事指挥员的想法。他们渴望战斗，渴望胜利，渴望早日“打到南京去，一人一个大学生老婆”的朴素愿望。
“我不同意李团长的看法。”方志敏扶了扶眼镜，站了起来，他的声音温和但坚定，“我们打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到南京去，换我们自己来坐天下，当新的军阀吗？不！我们是为了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而解放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试验田。我们在这里成功了，才能把经验推广到全中国去。如果我们连这块试验田都守不住，还谈什么解放全中国？”
“你说得轻巧！”李振不服气地反驳，“天天守着这山沟沟，敌人一来，我们就往山里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看，这就是教员批评的‘流寇思想’的反面，是‘保守主义’！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成不了大事！”
“你说谁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方志敏也来了火气。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朱卫国站了起来。
“同志们，请听我说一句。”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李团长的心情，我理解。在座的各位，谁不想早日打到南京去？但是，我们不能光凭一腔热血。”他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指着上面那片被敌人重重包围的红色区域。
“请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是被敌人围在一个铁桶里。这个铁桶，靠我们自己，能打破吗？我看，很难。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打破它？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铁桶，变成我们的保护壳？”
“教员刚才讲，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给了我们生存的缝隙。这句话，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光有缝隙还不够，我们还要有自己的根！我们的根在哪里？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就在这几十万分到了田地的农民心里！”
他话锋一转，声音变得异常严厉，目光如刀，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袁崇全为什么会叛变？同志们，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他是我朱卫国的部下，是我黄埔的校友，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可他为什么会叛变？”
“因为在他的骨子里，他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一个投机分子，是一个旧军阀！他参加我们的队伍，不是为了什么信仰，而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当他觉得我们这艘船要沉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船，甚至还想在船底凿个洞！这样的人，在我们军队里，还有没有？我敢说，肯定还有！”
他的话，让整个会场的气氛都为之一凛。
“所以，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不是去讨论什么时候打到南京去，而是要先清理我们自己的门户！要把我们这支军队，从思想到组织，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要把所有不属于我们的东西，都剔除出去！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我们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要让党的领导，像血脉一样，贯穿到我们军队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角落！”
“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成为一支真正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之师！只有这样，我们的根据地，才能成为一个敌人永远也打不进来的、真正的战斗堡垒！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打到南京去的问题，我想，就不晚了。”
朱卫国的发言，结合了袁崇全叛变的惨痛教训，逻辑清晰，掷地有声，深深地触动了在座的每一个军事指挥员。
李振沉默了。他虽然还是不太懂那些“主义”和“路线”的大道理，但他听懂了最后一句话。他知道，朱卫国说得对。只有先把队伍带成铁打的，才能去打铁打的江山。
接下来的几天，大会围绕着教员的报告和朱卫国的发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并最终形成并通过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全面地肯定了教员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也明确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建军原则。它像一座灯塔，为井冈山的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十月十五日，大会胜利闭幕。
当朱卫国走出那座见证了历史的祠堂时，己经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将整个茅坪，都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他看到，林慧就站在不远处的大樟树下，微笑着看着他。她的身边，站着几个叽叽喳喳的小卫生员，她们看着他，脸上都带着善意的、促狭的笑容。
他走过去，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都结束了？”林慧轻声问道，她的眼睛在夕阳下，像两泓清澈的泉水。
“不，”朱卫国摇了摇头，看着远方连绵的群山，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希望，“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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