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风刮过汀州城头，带走了最后一丝眷恋的暖意，汀江的水面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愈发清冷。我们的大部队就像一条红色的铁流，告别了这座休整了近一月的古城，沿着崎岖的山路向东蜿蜒而去。
我骑在马上，夹在军部参谋处的行列里，回头能望见队伍的末尾消失在远处的山坳口，向前看，则是望不到头的、扛着红旗和各式枪支的弟兄。战士们的脚步沉稳而有力，踩在湿滑的泥土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汇成一片雄壮的交响。与以往任何一次转移不同，这次行军的队伍里，听不到太多嬉笑打闹，取而代之的是低沉的、热烈的讨论声。三五成群的战士们在行军间隙围在一起，手里捧着油印的小册子，那是我们参谋处和政治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连夜赶制出来的学习材料。
这不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转移，这是一次思想上的长征。目的地古田，那个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村庄，如今成了全军上下心中一个神圣的坐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去那个地方，开一个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大会，为这支年轻的军队找到一条真正光明的出路。
“卫国，你看看这路，”王良催马赶到我身边，他手里拿着我绘制的行军简图，眉头微蹙，“我们为什么不走大路，非要钻这些羊肠小道？这边的山太密了，队伍拉得太长，万一遇上敌人突袭，前后不能相顾，很危险。”
王良的担忧是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的，换做一个月前，我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但我现在理解得更深了一些。我指着地图上我们正在行进的路线，对他说：“王良，你看，我们走的这条线，虽然难走，但它贯穿了上杭、武平、连城三县的结合部。这一带敌人的统治力量最薄弱，而且群众基础最好，沿途都有我们的地方组织和赤卫队接应。我们这次行-军，既是军事行动，也是一次政治动员。”
我顿了顿，望着那些在路边迎接我们，送上热茶和干粮的客家乡亲，继续说道：“你看那些百姓的眼神。我们走大路，浩浩荡荡，确实威风，但也像一阵风刮过去，留不下什么。现在我们走小路，进村庄，跟他们同吃同住，开群众大会，把中央的精神和我们的政策讲给他们听。这叫什么？这就叫‘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我们每多走一个村子，革命的种子就多撒播一片地方。这比单纯打一场胜仗，意义可能更深远。”
王良顺着我的目光看去，陷入了沉思。他是个优秀的军人，战术素养极高，但过去他的世界里只有红蓝铅笔标出的敌我态势，而现在，地图上那些空白的区域，开始在他眼中变得鲜活起来，那里有村庄，有百姓，有能够决定我们这支军队生死存亡的力量。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他喃喃自语，“枪杆子和笔杆子，得一起使唤。”
我笑了笑，心里却不敢有丝毫放松。作为参谋，我的职责就是确保这次“思想长征”的安全。福建的张贞，广东的陈济棠，江西的金汉鼎，三路敌人虽然暂时没有大的动作，但他们的探子和前哨部队就像狼群一样，始终在我们周边游弋，寻找下嘴的机会。我们的行军路线每天都在根据最新的情报进行微调，侦察兵被派出去几十里，前卫、后卫和两翼的警戒部队时刻保持着战斗状态。
一天黄昏，部队在一个叫“官庄”的客家村寨宿营。我和王-良刚刚根据侦察兵带回的情报，在地图上标出了附近白军一个团部的最新位置，正商量着是否需要调整明天的行军路线。李铁牛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他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一进门就嚷嚷：“他娘的，这政治课俺是上不明白了！什么叫‘极端民主化’？当兵的给当官的提意见，这还有错了？”
原来，他们营今天晚上开士兵会议，讨论“九月来信”精神。会上，有几个老兵油子，借着“民主”的名义，公然顶撞连队干部，要求选举班长排长，甚至连打不打仗、怎么打仗都要投票决定。李铁牛一气之下，把桌子都掀了，要不是指导员死死拉住，他非得把那几个兵捆起来。
“老李，你先消消气，”我给他倒了碗水，“你觉得，军队是干什么的？”
“打仗的呗！”他想也不想就回答。
“那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
“听指挥啊！令行禁止！”
“这就对了，”我指了指桌上的油灯，“你看这灯，要有灯芯，还要有灯座，最重要的是要有油，才能亮。我们军队也是一样，干部是灯芯，战士是灯座，党的领导就是油。我们讲民主，是为了让大家畅所言欲，官兵平等，集思广益，把仗打得更好。但这个民主，必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如果什么事都投票，战场上敌人冲上来了，我们是先开会投票决定打还是跑？那不就乱套了吗？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的所谓‘民主’，就是中央信里批评的‘极端民主化’，它不是在帮助我们，而是在害我们，是在瓦解我们军队的战斗力。”
我的话很浅显，但李铁牛听进去了。他挠着头，脸上的怒气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恍然的神情。
“好像……是这么个理儿。那几个兔崽子，就是钻了牛角尖。”
旁边的王良也感慨道：“以前总觉得政治学习是务虚，现在看来，作者“985本硕”推荐阅读《抗战：从南昌起义开始》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这些问题要是不解决，我们这支部队走不远。打仗不光是靠拼刺刀，还得靠脑子，靠上下一条心。”
这一路，我们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白天是行军的战士，晚上就变成了学习的学生。从军官到士兵，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那些曾经模糊的概念——“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辩中，变得清晰起来。大家开始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为谁而战，我们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经过一周多的艰难跋涉，十二月八日的下午，我们的队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古田。
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几十户客家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溪流两岸。也许是因为偏僻，这里并没有受到太多战火的侵扰，显得宁静而祥和。我们的到来，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乡亲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眼神里有警惕，也有几分期待。
大会的会场，设在村口的廖氏宗祠。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客家祠堂，飞檐翘角，气势不凡。我和几个参谋第一时间就投入到了会场的布置和大会的筹备工作中。
我的具体任务，是和政治部的同志一起，负责收集和整理各纵队、各支队报上来的议案和讨论总结。这是一个繁琐但至关重要的工作。几天下来，我面前的桌子上就堆起了小山一样高的材料。
这些材料，用粗糙的马粪纸写成，字迹也歪歪扭扭，但上面记录的，却是这支军队最真实的脉搏。我一份份地看下去，心情也愈发沉重和清晰。
一个连队报上来的材料里写道：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好的自己先挑，剩下的才上交归公。有的甚至把缴获的手枪、金银，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严重影响了官兵关系和部队的纪律。
另一个支队的总结报告里，则尖锐地指出了“流寇思想”的危害：一些指挥员满足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愿意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认为“建立根据地是麻烦事，不如打了就走来得痛快”。这种思想导致我们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却始终没有一块稳固的后方，部队的伤病员和后勤补给一首是大问题。
还有关于“非组织观点”的，比如向上级报告工作，报喜不报忧；执行上级命令，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打折扣……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像一根针，深深地扎在军队的肌体上。如果不能将它们一一拔除，这支军队即便能取得再多的军事胜利，最终也难免会走向衰败和瓦解。我这才真正理解了中央这封信的及时和重要，也理解了即将召开的这次大会，将要承担何等重大的历史使命。
一天晚上，我正在整理材料，三纵队的张代表走了进来。他也是筹备处的成员，负责理论材料的准备。他看我对着一堆材料愁眉不展，便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国，是不是觉得问题很多，头绪很乱？”
我点了点头：“是啊，张代表。以前我总觉得，只要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其他都是小问题。现在看来，这些‘小问题’，才是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你能这么想，说明你进步了，”张代表欣慰地笑了，他拿起一份关于“极端民主化”的报告，说：“你看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什么？是一些同志把我们党和军队的民主，同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混淆了。我们的民主，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是为了达到政治上、军事上的高度集中。而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是破坏集体和纪律的。不把这个根本道理搞清楚，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军队就没有真正的战斗力。”
他的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这些天来，我一首陷在具体的问题里，而他却能从理论的高度，看清问题的本质。我意识到，自己要学的东西还太多太多了。
日子在紧张而有序的筹备中飞快地过去。各部队的代表陆续抵达古田，村子里到处都是穿着军装的身影。战士们帮着乡亲们挑水、扫地，医护人员为村民们看病送药，宣传队的队员们则在村头的大榕树下，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整个古田，都洋溢着一种昂扬而又严肃的气氛。
十二月十五日的深夜，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我和王良他们还在核对着最后一批代表的名单和议案。廖氏宗祠里灯火通明，不时有领导同志进进出出，他们的脸上虽然带着疲惫，但眼神却异常明亮。
那位离开我们几个月的前委书记己经回来了，亲自领导着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虽然我还没有机会见到他，但他的回归，就像一根定海神针，让全军上下的心都彻底安稳了下来。我们都知道，有他在，这艘一度有些迷航的船，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走出祠堂，伸了个懒腰。十二月的山风冰冷刺骨，但我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我抬起头，看到古田上空的夜空格外清朗，星星璀璨，仿佛在预示着什么。
我知道，天快要亮了。一场决定这支人民军队命运的伟大洗礼，即将在这座宁静的客家小山村里，拉开序幕。而我，将有幸成为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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