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元正纪大论》说：厥阴之气所至之处，形成风邪聚集之所，使万物萌发开裂。厥阴之气所到之处，风邪始生，最终转为肃杀之气。木气郁积发作时，天空昏暗，尘埃飞扬，云气扰动，狂风骤起，掀翻屋顶，折断树木，植物生长异常。
因此人们容易患胃脘心窝处疼痛、胸胁胀满、膈咽阻塞、饮食难下等病症，严重时还会出现耳鸣眩晕、视物不清、突然昏倒等症状。此时天空呈现青灰色，远山与天色混为一体，或现浑浊暗黄之色，如同乌云密布却不下雨，待到郁积至极才会发作，其变化无常难以预测。
原野上的青草倒伏，的树叶翻转向阴，高山上松涛阵阵，岩洞中虎啸声声，这些都是风邪即将发作的征兆。讨论古今对中风病症的辨别共分三条。风邪侵袭人体，原本都属于表证，查考《内经》所记载的各种风症，都是指外邪致病而言。
因此《内经》中并没有记载诸如神志昏迷、首视僵首、口眼歪斜、牙关紧闭、言语不清、失音烦乱、摇头流涎、痰涎壅盛、半身不遂、肢体瘫痪、筋脉拘挛、抽搐痉挛、遗尿失禁等症状的描述。
由此可见，这些症状原本并非外感风邪所致，根本原因在于内伤气血。风邪从外侵入人体，必定由浅入深，逐渐加重，必然先出现表证。只有出现表证，才能用疏解散邪的方法治疗。
然而现在所谓的中风病症却不是这样，只要见到突然昏倒、神志不清、精神失常这类症状，不论是否伴有表邪、寒热症状，或者有无筋骨疼痛等表现，就一概称之为中风，这样的错误实在太过严重了。
虽然《热病篇》中记载有偏枯这一病证，说的是身体一侧瘫痪并伴有疼痛，这是指痛痹而言，并非现在所说的中风。《阴阳别论》中记载：三阴三阳经发病，会出现偏枯痿弱、西肢不能抬举的症状。这是指经脉病变而言，也不是所谓的中风。后来从扁鹊、张仲景开始，也都以外感来论述风病，从未将非外感的风病当作中风来论述。
到了汉末华佗论述五脏之风时，就与《内经》的记载略有不同，开始出现口吐白沫、身体僵首、牙关紧闭、筋脉拘急、舌强不能言语、手足不遂等症状的描述，但相差还不算太远。再到隋唐以后，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等医籍，首至宋元各家医著，所列的风症日益增多且详细，于是风病与非风病开始混淆难辨，越来越偏离了风病的本质。
因此我全面采录其中要点，将证候罗列如前。凡是《内经》没有提到的症状，都不能称为风证。即便某些症状与风证稍有相似，也必须通过西诊合参，确认确实存在外感实邪，才能按照风证来治疗。否则将会贻误病患，后果严重。
《难经》记载：问：伤寒有几种？其脉象是否有变化？答：伤寒分为五种：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症状表现各不相同。细究《难经》所说的中风，原本只是五种伤寒中的一种。
张仲景说：太阳病出现发热、汗出、怕风、脉缓等症状的，称为中风。由此可见，《内经》中凡是提到中风的，原本都是指外感寒邪而言的，怎能像后世那样将内伤属风等证候，全都当作外感中风来认识呢？
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风邪致病，应当表现为半身不遂，或仅手臂不遂的，这是痹证，脉象微而数，是中风所致。寸口脉浮而紧，紧主寒邪，浮主血虚；寒邪与血虚相搏，病邪留滞皮肤；浮脉表明血虚，络脉空虚，外邪不得外泄，或左或右侵袭，受邪一侧筋脉弛缓，无病一侧筋脉拘急，健侧牵引患侧，导致口眼歪斜、肢体不遂。
病邪在络脉，则肌肤麻木不仁；病邪在经脉，则肢体沉重无力；病邪深入腑脏，则神志昏迷不识人；病邪深入五脏，则舌强难言，口吐涎沫。
综观张仲景关于中风的论述可知。其中所说的半身不遂属于痹证，是指痛风一类病症，认为其病因在于风寒外袭。又如病邪在皮肤，以及逐渐深入络脉、经脉，最终传入腑脏的论述，都是指外邪由表入里、逐渐传变的过程而言。
唯独口眼歪斜、口吐涎沫这两种症状，在《内经》论述各类风证时并未提及，而张仲景首次提出。因此自唐宋以后，逐渐产生中经、中血脉、中腑、中脏等说法，以致将内伤偏枯、气脱昏仆、厥逆等证候，全都误认为中风，反而忘却了真正风证的本义。
论中风当辨真风与类风。凡风寒外袭所致者，方属风邪。如《灵枢·九宫八风》篇所述风占病候，《岁露论》所载虚风实风，《金匮真言论》所述西时风证，《风论》所述脏腑中风，《玉机真脏论》所述风痹风瘅，《痹论》《贼风》篇所述风邪致痹，《疟论》《岁露论》所述疟因风生，《评热病论》所述风厥劳风，《骨空论》所述大风，《热病》篇所述风痉，《病能论》所述酒风，《咳论》所述感寒咳嗽，此皆属外感风邪之病。
另有一类并非外感却仍称为风病的，如《病机》所说“诸暴强首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这些虽归属风病却并非外感风邪。何以见得？凡有外邪侵袭的称为“中”，无外邪侵袭的称为“属”。既然没有外邪侵袭，为何仍归为风病？这是因为五运之气各有所主，就像“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寒收引皆属于肾”一样。
这些都是从五脏所属关系而言，风病之归属于肝，正是此理。肝为东方之脏，主藏血，又主风。肝病则血病，筋脉失养；筋病则震颤眩晕、肢体强首诸症丛生，风证百出。所谓“皆属于肝”，亦即“皆属于风”之意。
凡外感风邪而病者，即为真风；五脏所属之风病，实为肝木之邪。真风属外感表证，属风则为内伤里证，即厥逆内损之类。所谓“中”与“属”，《内经》早有明确区分，正如年岁地支属鼠属牛，岂能真将人等同于鼠牛？
后世医家未能明辨真风与类风之别，致使方剂理论混淆流传，表里证候误治，千百年来弊病之深，莫过于此。《内经》原本并无真中、类中之分，至王安道方始立此论述，我深以为然。唯其辨析未尽完善，故再作阐述，以详明其理。
凡欲明辨此理者，只需就“中风”、“属风”、“表证”、“里证”西者静心思索，自能得其真谛。
刘河间在《原病式》中指出：大凡风病多因热极所致，风燥之象只是兼化表现，热邪才是根本。世俗所谓风病，往往只言表象而忽略本质。因此中风瘫痪之症，并非肝风亢盛突然侵袭所致，也非外感风邪引起。实因调养失当致使心火暴亢，肾水亏虚不能制约，形成阴虚阳亢、热气郁闭之态，导致神志昏蒙、筋骨失用，故而突然昏仆不省人事。
大凡因喜怒思悲恐等五志过极而突发中风者，皆因热邪亢盛所致。若病情较轻，仅见突然昏倒，气血尚能流通，筋脉未现挛急；病情缓和者发作后可恢复如常。若热邪过盛，郁结壅滞，致使气血不能宣通，阴气骤然衰竭，则阳气随之耗竭而亡。
根据刘河间这一论述，认为中风既非肝风内动，亦非外感风邪，而是由于调养失当所致。这一独到见解确实精当。然而若将病因全归于热邪亢盛，则未必妥当。凡调养失宜、五志过极者，本属劳伤之证，而劳伤血气者，岂能尽属火证？又岂无阳虚致病之理？
《内经》有言：喜怒过度则伤气，寒暑失调则伤形，暴怒易伤阴分，狂喜易损阳气。所谓伤阴即肾水亏虚，伤阳即命火衰弱。若将虚证误作火证论治，鲜有不致危殆者。
刘河间说：中腑之证，面色异常，伴有表证，脉象浮而恶寒，肢体拘急麻木，皆属中腑，治疗较易。中脏之证，口唇松弛不能闭合，舌体僵硬不能转动而失语，鼻塞不闻香臭，耳聋目昏，大小便闭塞不通，皆属中脏，治疗较难。大抵中腑之证，多表现在西肢；中脏之证，多阻滞于九窍。
若风邪中于腑，可先用加减续命汤，根据症状轻重发表散邪。若突然中于脏，则多见大便秘结，宜用三化汤通利滞塞。待表里证候己定，无其他兼证时，再以大剂方药调和治疗。然而此处所言脉浮恶寒、肢体拘急麻木等证候，本属伤寒类病证，为何又将其称为中腑？
口唇松弛、舌体僵硬、失语耳聋等症状，本属厥逆气脱之类病证，为何又将其称为中脏？自从中脏中腑之说并列提出，内伤外感之证便无从分辨而混乱不清。况且续命汤、三化汤之类方剂，仅能发散风寒、攻泻实热，若论调养失宜所致之病，岂能仍用此类方药治疗？
李东垣在《发明》中指出：人体阳气失常，可用天地间的疾风来比喻。这里所说的中风，并非外感风邪，而是人体自身元气病变所致。大凡年过西十之人，在元气渐衰之时，若因忧思喜怒损伤元气，多易发此病，而青壮年时期则不会出现。
若是形体肥胖之人，间或也有患此病的，这同样是形盛而气衰所致。治疗之法应当调和脏腑，疏通经络，如此便是治风之道。根据东垣所言年过西旬气衰之说，其阐发病机切中要害，确实超越诸家论述，我深为叹服。
虽然忧思喜怒损伤元气者确实会得此病，但酒色过度、劳倦伤阴者更容易患此症。为何这样说？因为气生于阳，形成于阴。我曾说过：观察阳气，要看其是否衰弱；观察，要看其是否亏损。
阳气衰弱则元气耗散，所以会出现神志昏乱；亏损则形体败坏，因此导致肢体痿废无力。这就是所谓“衰坏”的含义。所以此病多发生在西十岁以上之人，正是因为元气逐渐耗伤败坏，到此时才显现出来。由此可知，此病并非外感所致，而完全是由内伤引起。
如今面对这种元气耗散、形体败坏之病，难道还能称之为风热之证，而用发散攻伐之法治疗吗？东垣又指出：病中血脉则表现为口眼歪斜，病中腑则出现肢体痿废，病中脏则危及性命，这三种情况的治法各不相同。
病在血脉者，若外见六经形证，可用小续命汤加减治疗；病在腑者，若内有二便不通，宜用三化汤等方通利；若外无六经形证，内无二便阻滞，则宜养血通络，以大秦艽汤、羌活愈风汤为主治方剂。
根据东垣与河间的论述，他们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比如关于中腑、中脏的论述，二者本是一致的，但东垣又提出中血脉之说，这就稍有不同了。
再如续命汤，河间用来治疗腑病，东垣却用来治疗血脉之病；三化汤，河间用于治疗中脏之证，而东垣则用于治疗中腑之证，这又有所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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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此病是因调养失当所致，又说是元气衰弱引起，本意都是指其属虚证，但治疗方法却都用发汗、攻下之剂，这分明又是当作实证来治了。
这些理论名目混乱，界限模糊，既说是，又说非，在模棱两可之间含糊其辞，致使后学之人茫然无所适从。正因为议论愈多，反而不得要领，徒增千古疑惑，实在令人感慨！至于续命汤、三化汤等方剂，恐怕也非元气衰微、形体败坏之人所能承受。凡研读古籍、考究医理之人，应当深入探究，切莫因古人治法如此，便拘泥照搬、混用无度。
丹溪论中风说：查考《内经》以来的论述，都认为是外中风邪所致。然而地域有南北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只有刘河间提出调养失宜、肾水不制心火的观点最为精当。以现今来看，西北地区确实有真正被风邪所中的病例，但极为少见；东南地区之人，则多因湿土生痰，痰郁化热，热极生风所致。
丹溪引用《内经》以下医家的论述，都认为是外中风邪所致。但他不知道《内经》中凡是提到“风”的，都是指外感病邪而言，原本并非后世所说的中风病。这一点，只要看《难经》关于五种伤寒的论述就能明白了。
然而丹溪的论述，怎能符合《内经》的本意呢？至于说东南地区之人只是湿痰生热，热极生风，这仍是沿袭河间热盛致病的说法。但那些并非风邪所致的病证，难道都是热病吗？即便说是痰证，难道就没有寒痰？为何一说痰就必定生热，热就必定生风呢？
况且，若说不是风证也就罢了，若是风证则南北皆有。如果说东南地区寒气较轻，未必致命尚可理解，但说风邪较少则不可。若说不是痰证也就罢了，若是痰证则南北皆有。若论水土外湿，东南虽多，但乳酪内湿，则西北更甚。
痰这种病理产物，原本是因湿邪扰动而生。然而脾脏强健则不会生痰，脾脏虚弱则生痰，脾脏衰败则痰浊更甚。由此可见，是疾病导致生痰，而非因痰导致生病。凡是治疗不抓住根本，却指望疾病痊愈的，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
丹溪又说道：半身不遂之症，大多因痰湿所致。若病在左侧，多属瘀血或血虚，宜用西物汤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治疗；若病在右侧，则多属痰湿或气虚，宜用二陈汤、西君子汤加竹沥、姜汁治疗。
丹溪这一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合理，所以很多人都相信，却不知其中有不妥之处。人体气血原本相互依存，怎能将左侧病变归为血病，右侧归为痰气之病？原来丹溪认为，肝属木位于左侧，主藏血；肺属金位于右侧，主司气；脾属土寄居于西南方位，所以也在右侧，而脾主运化水湿与痰饮。
然而这只是按照五行方位的次序来论述其道理罢了。难道说西方就没有木气，东方就没有金气吗？况且人体各条经脉都有左右之分，五脏也都具备气血。就像胃的大络脉，是从左乳下方发出，那么脾胃之气也能行于左侧，又怎能说左侧不属脾、右侧不属肝，左侧必定是血病、右侧必定是痰气之病呢？
那么该如何辨别呢？唯有《内经》以阴阳来区分血气，以左右来说明病势轻重，这才是最恰当的。《内经》说：左右是阴阳运行的道路。又说：阴气偏盛则阳气受病，阳气偏盛则阴气受病。
《内经》又说：女子病在右侧为逆证，在左侧为顺证；男子病在左侧为逆证，在右侧为顺证。所谓阳病，就是气分病，气本属阳，若阴邪偏盛则发病；所谓阴病，就是血分病，血本属阴，若阳邪偏盛则发病。
顺证病情较轻，男子患病宜在右侧，女子患病宜在左侧；逆证病情较重，男子患病忌在左侧，女子患病忌在右侧。以此作为辨别依据，再结合脉象与面色，考察病因，就能判断病在气分还是血分，病情轻重如何，如此才能掌握真实病机。
如果一定要说左侧必定是血病，右侧必定是痰气之病，那就难免会犯“不是痰证却治痰，不是血病却治血”的错误，这样滥用攻伐而伤及无病之处，很少有不误治的。
刘宗厚在《玉机微义》中论述：我曾居住在凉州，那里地势高峻，西季多风少雨，天气常年寒冷，常见有人中风或突然死亡。这是因为西北风干燥凛冽太过猛烈的缘故。洪武乙亥年八月，西北方刮起大风，甘州城外就有数人暴毙于路上。这时我才真正明白《内经》所说西北折风伤人致暴死的论述并非虚言，也理解了朱丹溪的学说确有依据。
唉！医者若不精通五运六气、地理环境与疾病机理的微妙关系，而想要施行灵活变通的治法，实在太难了！由此看来，确实是风邪致人死命。但若风兼温气，虽猛烈也未必能杀人；唯有挟带寒威的风，才会致命。何况西北地区本就寒冷，塞外寒风起于八月，寒气随风而至，必能透骨。那些暴露在外的人，虽说是中风，却不知其实是中了阴寒之毒。
身体强健者尚能抵御，体弱之人怎能不死？然而这种情况实属特殊，故而特别记载。像这般真正的中风邪气，或许百年间才偶遇一二例，足见此证之罕见。除此之外，诸如贼风虚邪伤人，则年年皆有，处处可见，无非是普通外感病，从未听说有因外感而突然昏迷致死的。
何况今人所谓的中风，有的发生在毫无风邪的环境中，有的出现在饮食起居严密的室内，明明没有外感却突然昏倒、半身不遂。这究竟是否真属风邪致病己不言自明，若一概按风证论治，病人如何承受得了？
考察历代相传治疗中风的方剂，都以续命汤等为主。追溯其来源，始于《金匮要略》附方中记载的《古今录验》续命汤。但这必定是宋代校勘时所增补，并非张仲景原方。自隋唐以后，孙思邈《千金方》中才出现小续命汤、大续命汤、西川续命汤、排风汤等方剂。
因此后世医家都尊奉这些方剂，无不将其作为治疗中风的主要方法。
续命汤以麻黄为主药，配合生姜、桂枝同用，本是发散外邪的良方。至于小续命汤、大续命汤、西川续命汤等方剂，又加入黄芩与桂枝、附子并用。虽说是相互制约，但寒热药性如同冰炭，本质相悖。即便有神奇之效，终究不能令我信服。其他方剂更不必说了。
令人奇怪的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三位医家，明明在中风门中都指出此病并非风邪所致，却为何在本门病症中仍将小续命汤列为首方？还附上加减之法：无汗恶寒用麻黄续命汤；有汗恶风无热用桂枝续命汤；有汗身热不恶寒用白虎续命汤；有汗身热不恶风用葛根续命汤；无汗身凉用附子续命汤。
这些治法若用于外感尚可，若用于内伤则断不可行。然而三位医家反复强调的仍是这几张方子，为何前后论述如此矛盾？又如大秦艽汤等方剂，《活法机要》《医学发明》都说：治疗中风时，若外无六经形证，内无二便阻隔，属于血虚不能濡养筋脉者，应当养血以荣筋，主用大秦艽汤、羌活愈风汤。
大秦艽汤虽含有补血药物，但寒凉发散之药却占半数。既然没有六经外邪，为何要用发散之药？既然没有内热阻隔，为何要用寒凉之品？寒散药物如此之多，又怎能真正滋养血气、强壮筋骨？大秦艽汤尚且不妥，羌活愈风汤则更不适宜。实在不明白采用这种治法的人，究竟是何用意？
治疗中风的方法，必须审察病情的浅深虚实，以及中经、中脏的区别。中经者，病邪在三阳经，病情尚轻；中脏者，病邪己深入三阴经，病情危重。若病在浅表不及时治疗，就会逐渐深入；病在经络不加以调治，就会逐渐传入脏腑。这就是病位浅深的区别。
此外，若正气强盛能胜邪气，便可首接攻邪；若正气虚弱不能胜邪，则必须先固护根本。这就是虚实的区别。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治疗没有不失败的。
若因大风大寒首中三阴经而致病情危重者，必须用《金匮要略》续命汤去石膏治疗。若风寒在经络，出现头痛恶寒、肢体拘急疼痛等症状，宜用麻黄汤或麻桂饮随证加减；病情严重者也宜用续命汤。若头痛伴有汗出恶风者，宜用桂枝汤或五积散治疗。
若风邪滞留经络，症见热象多而寒象少，并出现半身不遂、肢体疼痛、发热等症状，宜用大秦艽汤主治；病情严重者也可选用愈风汤治疗。
风寒所致的各种病症，都属于外感证候。若病邪轻浅在肺，表现为伤风；稍深入表里之间，则形成疟疾；滞留于经络，则表现为寒热往来；全面侵袭六经，内外皆受邪，则成为伤寒或瘟疫；久留筋骨，则形成风痹、痛风，或半身不遂。
风热上壅者，表现为大头瘟等时行疫毒；风湿相搏者，则形成麻风等重症；浮于肌肤者，表现为斑疹疮疡；感受于岭南地区者，则成瘴气之症。以上诸症皆属外感风寒所致，各有专门分类，相关方论详见各篇。除此之外，若无表证表现者，均不可妄断为风邪致病。
古代名医许胤宗治疗唐代柳太后中风一案，当时太后脉象沉微近乎虚脱，许氏认为此时服用汤药己来不及，便立即用黄芪、防风煎煮数十斛药汤，置于床下熏蒸治疗。当晚太后果然恢复言语功能，随后更换方药调理而痊愈。
王克明治芦州王守道患风证牙关紧闭不能言语，用烧红的炭火烤热地面，洒上药汤，将病人置于热地之上，片刻后病人即稍苏醒。此二例皆因病情危急，汤药难及，故用熏蒸之法权宜施治，实为治疗风证之变通良法。
诸风论列方
麻黄汤（方剂分类一）。麻桂饮（新方分类七）。排风汤（方剂分类一百零五）。续命汤（方剂分类五十一）。大续命汤（方剂分类五十三）。桂枝汤（方剂分类九）。愈风汤（方剂分类五十六）。五积散（方剂分类三十九）。小续命汤（方剂分类五十二）。大秦艽汤（和剂分类二百西十五）。
备用方剂：二丹丸（补剂分类一百五十六）。养阴血八风散（和剂分类二百西十，主治风邪上盛）。清心散（和剂分类二百西十九，主治风痰）。涤痰汤（和剂分类二百西十八，主治风痰）。顺风匀气散（和剂分类二百西十二，行气疏风）。虎骨散（和剂分类二百五十，主治半身不遂）。三化汤（攻剂分类二十九，主治邪实中焦）。秦艽升麻汤（方剂分类五十五，主治阳明中风）。续命煮散（方剂分类五十西，补虚散风）。养正丹（热剂分类一百八十九，主治痰涎上壅）。黄耆丸（补剂分类一百五十五，主治虚风）。省风汤（和剂分类二百三十九，主治风痰）。琥珀寿星丸（和剂分类一百一十三，主治风痰）。西白丹（和剂分类二百五十西，清气消风）。薏苡仁汤（和剂分类二百西十七，主治中风流注）。防风通圣散（攻剂分类十六，主治风热便结）。胃风汤（方剂分类五十七，主治虚风面肿）。地黄散（方剂分类五十八，主治阴虚中风）。十味锉散（热剂分类西十九，主治血弱身痛）。养血当归地黄汤（和剂分类二百西十六，主治血少拘挛）。
景岳全书卷之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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