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河间说：比如下痢带血，俗称为寒热相兼。这种说法尤其错误。岂不知水火阴阳寒热的关系，就像秤杆一样，一边高必然一边低，一方盛必然一方衰，怎么可能寒热同时在肠胃中都很严重而共同导致痢疾呢？就像热毒生疮疡而流出白色脓液，难道能因为白色就认为是寒证吗？这是因为在皮肤部位属肺金，所以呈现白色；在血脉部位属心火，就会形成血疮；在肌肉属脾土，就产生黄脓；在筋部属肝木，脓液就带青色；深至骨骼属肾水，就会排出紫黑色血液。这些都是随着五脏所属部位而呈现不同颜色，只是表象而己，根本原因都是热邪所致，只是深浅不同罢了。一般来说，下痢时里急后重、肛门灼痛、小便赤涩，都属于燥热之证，而下痢白色者也多属此类，可见其为热证是很明显的。
这种以五色对应五脏的理论虽有一定道理，但若认为根本原因都出于热证，就大错特错了。关于五脏对应五色之证，其中确有精妙之处，我在此进一步阐明。泄泻虽出自五脏，但根本都在脾胃。脾胃可受五气侵犯，因此：若泻物带红色，是脾心同病；带青色，是脾肝同病；带白色，是脾肺同病；带黑色，是脾肾同病；纯黄色者，则是脾胃本脏自病。
若脾病兼心证，是心火乘脾土，此时土多热象，说是火证尚可。若脾病兼肝证，是肝木克脾土，此时脾土多衰败之象，并非火证。若脾病兼肾证，是肾水反侮脾土，此时脾土多寒象，亦非火证。若脾病兼肺证，是母（肺）气下泄，此时脾土多虚象，仍非火证。若是脾脏自病，是脾土受损，此时多现湿象，更非火证。这些兼证或盛或衰，其病机顺逆变化如此复杂，岂可一概归为热证？
脾肾强盛者可能出现实热证，而脾肾虚弱者多表现为虚寒证，这是可以通过脏腑之气来辨别的。况且火性本热，但还有虚火、实火之分；风性属阳，但也有风热、风寒之别；土主中气，却存在湿热、寒湿之异。至于金的寒性、水的冷性，同属西北寒凉之性，自然寒多热少，这是必然之理。怎能说五脏之痢都源于热证呢？这种说法导致寒证被误治，实在难辞其咎。关于赤白痢的详细论述，可参看后文丹溪的条辨。
刘河间说：治疗各种痢疾，最好用辛苦寒凉的药物，或稍加辛热药辅助。因为辛热能发散郁结，苦味能燥湿，寒性可清热，使气机调达平和，比如钱乙的香连丸之类。所以治痢应以黄连、黄柏为君药，用其大苦大寒之性，专治湿热之病。
但河间这种说法，恰恰是治痢的最大误区。再看他对药性的论述，称多数苦寒药易致泄泻，唯独黄连、黄柏性冷而燥。自朱丹溪之后，这一观点流传至今，导致后世医家治痢普遍滥用寒凉药，全是这种错误理论的贻害。
暂且不论其他，单就“苦能燥湿”这一说法来辨析，便可看出河间的见解大错特错。关于五味的理论都出自《内经》，《内经》说“以苦燥之”，指的是某些苦味药具有燥性。河间未能细察，便认为凡是苦味都能燥湿，却不知《内经》所言的苦味药，其性质有两种，作用有六类。如说“火生苦”，“其类火，其味苦”，“少阳在泉为苦化，少阴在泉为苦化”，“湿淫于内，治以苦热；燥淫于内，治以苦温”，这些都是指苦味的阳性作用。又说“酸苦涌泄为阴”，“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这些都是指苦味的阴性作用。这就是苦味药性质的两种区分。
《内经》还指出苦味药有六种作用：以苦发之、以苦燥之、以苦温之、以苦坚之、以苦泄之、以苦下之。具有发散作用的苦味药，如麻黄、白芷、升麻、柴胡之类；具有燥湿作用的苦味药，如苍术、白术、木香、补骨脂之类；具有温补作用的苦味药，如人参、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肉豆蔻、秦椒之类；具有固涩作用的苦味药，如续断、地榆、五味子、诃子之类；具有清热泄火作用的苦味药，如栀子、黄柏、黄芩、黄连、木通、龙胆草之类；具有泻下通便作用的苦味药，如大黄、芒硝之类。
气化的规律在于，阳气主燥，阴气主湿，这是不变的道理。像黄连、黄柏这类沉阴下降之药，其性至苦大寒，怎么可能还具有燥性？这岂非违背常理？河间只知“苦能燥湿”这一说法，却忽略了苦味药还有发散、温补、固涩、泄热、泻下等五种作用，这又作何解释？
医道中的谬误，往往都是这样——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导致后人治痢时，大多不辨寒热虚实，动辄套用河间之法。等到病情危重时，还说什么“血色如此，岂敢用温药？腹痛如此，岂敢用补药？”至死不觉悟，实在可悲。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到底是谁的过错？
刘河间在论述病时说道：之症多因热邪亢盛导致浮肿，就像六月暑湿交蒸时万物蓬勃生长一样，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水肿的成因在于湿热。
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病症中，因热邪所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因寒邪引起的更为常见。因热邪导致的，是由于湿热壅滞，阴气运行不畅；而因寒邪引起的，则是由于寒湿凝滞，阳气不能运化。《内经》明确指出：“脏寒生满病”，又说：“胃中寒则胀满”，这些都是黄帝、岐伯的论述。由此看来，怎能说胀满都是热病呢？况且万物生长茂盛是天地阳和之气的作用，用来比喻人体强健尚可，若用来比拟浮肿的病象，就大错特错了。
刘河间说：战栗颤抖是火邪的表现。所谓寒战，有人认为是脾寒所致，这是不明白阴阳变化的道理。其实这是由于心火亢盛到极点，反而表现出水气克制的征象，所以出现寒战。这种寒战实际上是火极似水的假象，并非真正兼有寒气所致。
按照这种说法，凡是见到寒战都属火证，那么为何《内经》说“阴盛则生寒”，又说“阳虚则畏外寒”，还说“阳虚阴盛，卫外之气不足，所以先见寒战”，更明确指出“阳明经气虚则寒战鼓颔”？这些都是经典医籍的论述，而河间却一概归为火证，其正确与否不言自明。
刘河间说：惊证是心神突然躁动而不安宁的表现。所谓“恐惧则易受惊”，是因为恐惧伤肾导致肾水亏虚，心火因而亢盛，所以容易受惊。
按照这个说法：恐惧容易导致惊悸，恐惧会损伤肾气。但《内经》指出：“肝气虚则易恐”，又说“恐惧使气机下陷，惊悸使气机紊乱”。既然肝气己虚，肾气己伤，又出现气机下陷紊乱，这分明是阳气受损的病证。既然阳气己伤，怎么突然又说心火亢盛导致惊悸都属火证呢？即便说恐惧伤肾，不能滋养肝木，导致肝虚而惊，又有何不可？况且单纯肾水亏虚的情况确实存在，难道水衰就必定火盛吗？现在常见受惊恐惧之人，往往出现阳痿遗尿，其虚损之象显而易见。虽然因火邪扰心而惊悸的情况确实存在，但不能将所有因恐惧而惊的病证都归为火证，这种说法实在违背医理。
刘河间说：神志虚妄错乱，是因心火亢盛导致肾水亏虚，使人的意志不能精专，所以精神失常，出现如见鬼神的症状。有人认为鬼神属阴，见到鬼神是阴盛至极、阳气脱失的表现，这种说法纯属臆测。按照这种观点，凡是神魂失守而出现妄见妄言的症状，都属火证，这显然不对。虽然邪火亢盛导致发狂见鬼的情况确实存在，但难道就没有阳气极度虚弱而阴邪作祟见鬼的情况吗？《难经》明确指出：“脱阴者目盲，脱阳者见鬼。”华佗也说：“得阳则生，得阴则死。”这些难道都是无稽之谈吗？为何如此固执己见呢？
我曾见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述，认为人体之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因而专主抑火之说，并牵强引用《内经》“阳道实，虚”及“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等文字作为佐证。这实在是严重违背经旨、损害生机的谬论。为什么呢？因为人禀受天地之气得以生存，而有生之气就是阳气，没有阳气就没有生命。所以从出生到成长，从成长到壮盛，无不是以阳气为主导，而精血都是由阳气化生的。因此阳气旺盛则精血充盛，生机旺盛；阳气衰弱则精血衰少，生机衰退。《内经》说：“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这不正说明血是由气化生的吗？
朱丹溪只知道精血都属于阴，所以提出“阴常不足”的说法，却不知道化生精血的根源在于阳气。倘若精血不足，又怎么可能阳气有余呢？由此看来，为何不说“难成易亏的是阳气”，反而说“难成易亏的是阴气”？这就像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一样荒谬。他所创制的补阴方剂，声称能够补阴，但黄柏、知母这类药物只能降火，怎能真正补阴？如果滥用这些药物，反而会戕伐生气，导致阴液更加耗竭。用这种方法来补阴，实在是错得离谱。
考察朱丹溪引证的《内经》原文，其谬误何其明显。《内经》说：“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虚。”这是《太阴阳明论》在论述脾与胃发病机理的差异，因为阳明主表，太阴主里。凡感受外邪，阳经先受病，邪入六腑，外邪在表，邪气必然亢盛，所以说“阳道实”。饮食不节、起居失常，阴经先受病，邪入五脏，内伤脏气，脏气必然亏虚，涓涓不止江河生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所以说“虚”。这是《内经》根据阳主外、阴主内的特性，说明阳病多实、阴病多虚的道理，岂能据此认为天地间正常的阴阳关系就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呢？这种牵强附会的引证，实属第一谬误。
《内经》又说：“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这是《方盛衰论》论述阴阳隔绝导致的病证，意思是极度亏虚于下则气不升，下不升则上亦不降，所以说“至阴虚，天气绝”；阳气亢盛于上则气不降，上不降则下亦不升，所以说“至阳盛，地气不足”。这原本是论述上下气机不交的情况，也并非指“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况且后两句或许勉强可通，但前两句说“至阴虚，天气绝”，这又作何解释？这更是荒谬之论。
以朱丹溪的渊博学识，为何会如此牵强附会地引用经文？莫非是被偏执之见所蒙蔽，以致强词夺理而不自知？我虽学识浅陋，但心系医道，故不能为朱丹溪讳言，特在此指出其谬误，还望高明之士予以指正。
朱丹溪在《相火论》中说：五行各有其特性，唯独火分为两种，一是君火，属于人火；二是相火，属于天火。火的性质内阴外阳，主司运动，所以一切运动变化都属于火的作用。自然界化生万物，始终处于运动之中；人体维持生命活动，也始终处于运动状态。这种持续不断的运动变化，都是相火推动的结果。
人自懂事之后，五志之火受外物影响，必然产生波动。这种被引发的火，就是《内经》所说的“五火”。相火容易妄动，与五脏的虚火相互煽动而失常。这种妄动的火变化莫测，无时不在，不断消耗人体真阴。亏虚则生病，枯竭则死亡。
朱丹溪这番论述，无非是为了强调火邪致病而推崇其补阴学说。若粗略看来，似乎有些道理，容易使人信服；但若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其观点虚妄不实，实在贻误后人。请允许我详细剖析其中道理，为后人解惑。天地初开之时，阴阳二气相继而生，动静之理由此显现，阳主运动，阴主静止。阴阳定位之后，五行分布其间，各自具备特性，火主热，水主寒。
阴阳动静是五行的先天本质，先天指的是本性规律；五行寒热是阴阳的后天表现，后天指的是变化形态。这先后天关系，有些可以混为一谈，有些则不能混淆。可以混同的方面，比如火本属阳，说火主运动也未尝不可。但不可混淆的是，阳气是生命元气的根本，火邪则是病理变化的显现，而运动本是阳气的正常功能，岂能将正常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混为一谈，断言一切运动都属火邪呢？
从天地自然的角度来看，《周易》说“天行健”，难道天的运行就是火吗？如果天没有这种运动，生机就会停止；人没有这种运动，生命就会终结，又怎能将运动都归为火呢？如果说是火，那火就该被祛除，难道人的生命活力也要被祛除吗？如果说一切运动都属火，难道必须静止不动才行吗？把阳气当作火邪，言辞看似相近，道理却大相径庭。所以朱丹溪说“阴亏则病，阴竭则死”；我则认为“阳衰则病，阳脱则死”。这细微差别中蕴含着天壤之别，医者不可不仔细辨别。
有人问：您的话虽有理，但恐怕未能理解丹溪的本意。他说五脏各有火，五志激发则火随而起，导致真阴受损，阴绝则死，这难道不是因为情志活动而生火吗？我回答：这种情况仅指过度引发火邪的特定病证，比如欲念不遂或纵欲无度，确实会扰动相火导致虚劳、痨瘵。但若说所有情志活动都能生火，则不然。所谓五志，指喜怒思忧恐。《内经》说：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既然五志伤及五脏，又怎能说它们都引发火邪呢？
《内经》又说：喜则气散，怒则气逆，忧则气闭，思则气结，恐则气下。这五种情志受外物触动，必然产生波动，波动就会耗损元气。既然元气己经这样被消耗，火邪又从哪里产生呢？所以《内经》说：五脏主藏精气，不可损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元气衰竭，元气衰竭就会死亡。由此可见五脏不可伤，元气也不可伤，从未听说受伤就必定化火。即便说是化火，也必然有火证表现。如果没有火证，仅用“动”字来牵强附会，这与捕风捉影有何区别？天下事岂不都可以这样颠倒是非了？
我常见到被五志所伤之人，伤到极处必然出现战栗发抖，这是因为元阳不固、神气失守所致。倘若让刘河间（刘完素）来诊治，必定又会说战栗都是火邪所致。是非对错就在这细微差别之间，怎能不让人为天下苍生感到痛心！
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说：相火之外，还有脏腑厥阳之火，五志波动时各自会引发火邪。相火是《内经》所说“一水不胜二火”之火，源于先天造化；厥阳之火则是《内经》所说“一水不胜五火”之火，源于后天人欲。气机上升时，随火势上炎，升而不降，谁能遏制？
《内经》中关于“五火”的论述，出自《解精微论》解释厥病导致目盲的机理。说的是阳气上壅，阴气下陷，阴阳之气不能交会，所以形成厥证。“厥”就是气机逆乱的意思。
由于阳气上逆导致火不降，阴气下陷导致火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眼睛作为至阴之精微，难以承受五脏阳气上逆的冲击。这里只是说明厥逆之病的机理如此，哪里是在说火有五种而水只有一种呢？再考二火之说，出自《逆调论》论述人身极寒却不战栗的情况，称为骨痹。
说的是此人肾气素来强盛，长期从事水性活动，导致肾脂枯竭而骨髓不能充盈，所以寒气深入骨髓。又因肝为一阳，心为二阳，这两个脏器都潜伏火邪，形成“一水不胜二火”的局面，所以身体虽寒却不战栗。这里只是说明骨痹的病理机制如此，又怎能据此得出“阳常有余”的结论呢？如果仅凭“五火”“二火”之说就牵强附会为火证，那么《示从容论》中提到的“二火不胜三水”之说，又该如何解释？为何偏偏不引用这段论述呢？试以此质问朱丹溪，他又将如何作答？
朱丹溪说：气机过盛就会化火。又说：五脏各自有火，五志激发时，火邪便随之而起。若是寒邪致病，必须身体感受寒气，或口入寒凉之物，才会形成寒病。不像各种火证，病从内生，所以因气机致病属寒的，十例中难有一二。
我品味丹溪这番话，不禁合书叹息——难道气机致病属寒的当真十无一二吗？气本属阳，阳气盛者固然生热，难道阳气虚者就不能生寒吗？《内经》明言：气实者热，气虚者寒。又云：血气喜温暖而恶寒冷，寒则凝涩不流，温则消散畅行，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况且今人之中，气实与气虚者孰多孰少？由此推之，寒热病机之偏重便显而易见了。
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比如心气虚则精神昏聩，肺气虚则治理失序，脾气虚则饮食不化，肝气虚则神魂不宁，肾气虚则阳事衰弱、精少志消，胃气虚则运化失常并累及诸经，三焦虚则上中下三焦功能俱损，命门虚则精气神皆失根本。这些病症，哪一样不是气虚所致？气虚即是阳虚，阳虚则五脏失温而内生虚寒，所以多见阳气衰微之病。若一定要等到外感寒气或内伤生冷才认定为寒证，那么这些虚寒病证又该作何解释？
医者治病最可贵之处，在于能辨识生命之气，这实在是医家最要紧的学问。而丹溪全然未能体察此理，所以才会说出“气有余便是火”这样的话。我则反其道而言：气不足便是寒。若让他听到我的观点，不知他是否能够认同。
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说：六气致病，湿热之证十居八九。照此说法，既然湿热病占十之八九，那么寒凉药物自然也该用十之八九，这实在是荒谬之论。阴阳之道本如天平，寒往暑来，此消彼长，若真如丹溪所言偏热至此，岂非气候紊乱、天道失常？
黄帝问道：天地德化政令的动静损益是怎样的？岐伯回答：德化政令与灾变不会相互叠加，胜复盛衰不会偏多偏少，往来消长不会过度失衡，升降作用不会彼此缺失。万物都随气机变化而自然调节。这是《气交变大论》的原文，难道也不足为信吗？
丹溪在《夏月伏阴论》中说：若在夏季火气当令之时，妄用温热药物，岂不犯实实虚虚之弊？有人问：西月纯阳尚可理解，五月一阴生，六月二阴现，岂非阴冷之象？丹溪答道：这只是阴气初动于地下。此时西阳之气浮于地面，烈日炎炎，熔金化石，哪有什么阴冷可言？
依照丹溪这一说法，夏季便只宜用寒凉药了。然而《内经》中黄帝问：“用寒药反生热证，用热药反生寒证，是何缘故？”岐伯答道：“因只治其当令之气，所以适得其反。”如此看来，丹溪只知治疗当令之气，却不知当令之气也有不可专治之时。况且春夏温热、秋冬寒凉，这是西时主气；而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六气客气。所以春夏会有阴寒之令，秋冬亦有温热之时，这正是主气不足、客气偏胜的表现。《内经》所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难道丹溪只知主气，而对客气的循环胜复之理竟全然不知吗？
这还只是就西时气候而言。至于人的血气阴阳，本就各有差异，病症的表里寒热，岂能一概而论？假使在夏季遇到阴证却忌用温热药，冬季遇到阳证却忌用寒凉药，病人还能活命吗？可见丹溪只知夏季当用凉药，却不懂应当舍时从证。细看他所论，只说夏季忌用温热，却不提冬季忌用寒凉，其对火热的畏惧、对火证的偏执，竟到了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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