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德国的政治天空彻底被纳粹的褐衫所染黑。1月，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不可靠分子”的系统性、制度性清洗。大学，这座本应是人类理性与自由的灯塔，未能幸免于难，反而首当其冲。
4月，纳粹政府颁布了《重建职业公务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其中臭名昭著的“雅利安条款”（Arierparagraph）明确规定，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必须被解雇。这意味着，在大学任教的所有犹太裔学者，顷刻间失去了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尊严。
哥廷根，这座世界数学的圣殿，遭遇了灭顶之灾。一份份冰冷的解雇信，被送到了那些曾经为这座城市带来无上荣光的人们手中：
埃米·诺特，抽象代数之母，被立即停职。
理查德·库朗，应用数学大师，数学研究所所长，被停职。
埃德蒙·朗道，解析数论巨擘，被禁止进入数学研究所。
费利克斯·伯恩斯坦，数学家，被解雇。
赫尔曼·外尔（其妻为犹太人）虽暂时幸免，但深感恐惧与厌恶，深知此地己不可久留。
消息传来，世界学术界一片哗然与愤怒。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正访美讲学，他立即发表声明谴责纳粹暴行，并宣布永不返回德国。他成为了纳粹宣传中“堕落的犹太物理学”的头号敌人。
在一片恐慌、愤怒和不确定性的气氛中，一场人类智慧史上规模空前的、被迫的迁徙开始了。哥廷根的星辰们，必须为自己寻找新的容身之所。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大西洋彼岸正在冉冉升起的新兴学术中心——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udy, Prion）。
这座由班伯格（Bamberger）家族资助、于1930年成立的研究院，其创院宗旨就是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学者提供一个免受教学和行政琐事困扰的“象牙塔”，让他们能纯粹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它的首任院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怀抱着巨大的雄心，而欧洲的灾难，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毫不犹豫地向大西洋彼岸那些陷入困境的天才们伸出了橄榄枝。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成为研究院招募的第一位教授，他的到来为普林斯顿贴上了世界顶级学术圣地的标签。紧接着，赫尔曼·外尔、约翰·冯·诺依曼等巨擘也接受了邀请。
对于埃米·诺特的处境，国际数学界尤为关切和愤慨。尽管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职位有限且竞争激烈，但在爱因斯坦、外尔等人的极力推荐和呼吁下，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 为她提供了一个教职。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也提供了紧急援助资金，帮助流亡学者度过难关。
在这场席卷整个学术界的风暴中，罗伯特·卡尔顿和艾琳娜·卡尔顿-诺特的处境微妙而复杂。艾琳娜因其姓氏“诺特”和与姑姑的紧密学术关联，早己被纳粹党徒视为“学术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非德意志精神”的代表，受到了严密监控和怀疑。罗伯特作为英国人，虽暂时安全，但深知妻子的处境岌岌可危，哥廷根的自由学术空气也己窒息。
他们几乎没有犹豫。在收到来自普林斯顿大学（与高等研究院相邻但独立）和高等研究院的联合邀请后，他们毅然决定离开这片正在自我毁灭的土地。
收拾行装的过程充满了悲怆与决绝。他们精心挑选了最重要的书籍、手稿和研究笔记，那些凝聚了他们十数年心血的公式、猜想和证明，是他们必须带走的、真正的财富。与埃米·诺特、库朗、朗道等人的告别沉重而匆忙，彼此祝福，相约在新大陆重逢。
1933年秋至1934年初，卡尔顿夫妇与其他数十位来自哥廷根、柏林、汉堡等地的杰出学者，陆续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站在远洋客轮的甲板上，回望逐渐消失的欧洲海岸线，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知未来的迷茫，但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火种得以保存的庆幸和一种重获学术自由的坚定。
普林斯顿，这座宁静的、遍布常春藤的大学小镇，以它特有的包容和活力，迎接了这批流亡的智慧。几乎一夜之间，普林斯顿取代了哥廷根，成为了世界数学和理论物理的新首都。
高等研究院最初的几年暂时借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办公楼里。于是，一个奇观出现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范氏大楼（Fine Hall）及其周围的草坪、咖啡馆和宿舍里，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一群人在激烈讨论：
爱因斯坦和外尔在争论统一场论的最新进展。
冯·诺依曼在向任何人愿意听的人阐述他关于量子力学数学基础和算子代数的惊人想法。
埃米·诺特从布林莫尔学院来访，与卡尔顿夫妇、奥斯卡·佩龙等代数和拓扑学家继续她们关于环、理想、同调论的抽象探索。
库朗正在筹划建立一个新的数学研究所（即后来的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并与他带来的助手们研究偏微分方程和应用数学。
泡利、维格纳等物理学家作为访问学者频繁出入。
哥廷根的精神——那种跨学科的、充满激情与挑战的、在咖啡馆和散步中自由交流的精神——在普林斯顿的草坪和公共休息室里完美地重现了。英语、德语、法语交织在一起，唯一的通用语仍然是数学。
卡尔顿夫妇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后，很快恢复了他们高效的合作模式。他们的家再次成为一个小型的学术沙龙。艾琳娜继续深耕她的同调论和代数拓扑，并与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所罗门·莱夫谢茨（Solomon Lefschetz） 等人交流，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拓扑学的发展。罗伯特则继续完善他的筛法理论，并与高等研究院和大学里的数论学家切磋。
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连接欧洲严谨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桥梁。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具体的研究成果，更是一整套思考问题、构建理论的方法论。他们向美国的学生和同事们展示了，数学并非仅仅是计算和解题的技巧，它更是一门关于结构、关系和抽象美的科学。
这场被迫的流亡，对德国和欧洲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灾难，它几乎摧毁了德国科学一个世纪的黄金时代。然而，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科学而言，它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智慧大输血。欧洲最精华的学术传统、最深刻的思想方法，被这些流亡者们带到了新大陆，并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在二战及战后结出了震惊世界的果实（如曼哈顿计划、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等）。
站在普林斯顿郁郁葱葱的草坪上，望着那些正在激烈辩论的同事们，卡尔顿夫妇时常会想起哥廷根的咖啡馆和菩提树大道。心中虽有故土难离的怅惘，但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参与感。他们知道，他们不仅是在延续个人的学术生命，更是在守护和传递一种跨越国界的、追求真理的永恒精神。思想的火焰不曾熄灭，它只是被风带到了另一片土地，燃烧得更加旺盛。第一卷的故事，在这片新的希望之地，暂告一个段落，但更宏伟的篇章，正等待着被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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