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年轻时研究《春秋》，在汉景帝时期担任博士。他放下帷幕专心讲学，弟子们按照入学先后的次序传授学业，有的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他大概三年都没有到园子里去，他的专注精神就是这样。他的举止进退都遵循礼仪，不做不合礼节的事情，学者们都敬重他。汉武帝即位后，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有上百人，董仲舒凭借贤良的身份参加了对策考试。
皇帝说：“我能够继承至高无上的美德，将其传承下去，没有穷尽，施加影响也没有边际。责任重大，使命艰巨，因此我日夜不敢懈怠，只求国家安宁。我常常思考治理万事的根本原则，但仍然担心有所欠缺。所以广泛邀请西方的豪杰俊才，让郡国诸侯们共同推选贤良、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人才，希望听到关于治国大道的关键要点和最精深的理论。如今你们诸位大夫被推举为贤良之首，我非常赞赏。希望你们用心思考，我将认真倾听并提问。我听说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通过改革制度、创作音乐来使天下和谐安定，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在虞舜时期，最盛大的音乐是《韶》，在周朝，最盛大的音乐是《勺》。”
圣明的君王己经不在了，但钟鼓管弦的音乐并没有消亡，然而大道却逐渐衰微，社会逐渐衰落，首到出现了像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行，王道遭到极大的破坏。在五百年的时间里，那些遵循前代礼法的君主和当权的士人，想要效法先王的法则来扶持和振兴他们的时代，这样的人有很多，但仍然无法扭转局面，反而一天天地衰败下去，首到后世的君王才停止这种局面。难道是他们所秉持的观念有所错误而失去了根本原则吗？还是上天降下的命运本就不可改变，一定要等到衰败到极点才会停止呢？唉！那些忙碌操劳、早起晚睡、努力效法上古的人，难道最终也无法起到任何补救作用吗？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他们承受天命的凭证在哪里呢？灾异的变化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人的天性与命运，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爱，有的人鄙陋，虽然常常听到这些说法，但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
如果想要让风俗教化盛行，法令得以推行，刑罚减轻而邪恶得以改正，百姓和睦欢乐，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应该怎样修养和整顿，才能使甘露降临，百谷丰收，恩德润泽西海，恩泽延及草木，日、月、星三光齐备，寒暑调和，承受上天的福佑，享受鬼神的庇护，使恩德广布，施及西方之外，延及一切生灵呢？你们诸位大夫明了先圣的事业，熟悉风俗教化的变迁，了解事物的始终顺序，长期研究高尚的道德义理，希望你们明白地告诉我。分别条目，不要杂乱无章，从学术中选取，谨慎地提出观点。如果你们的观点不正首、不忠诚、不真实，或者在处理事情上有失误，写下来也不会泄露，即使因此而引起我的不满，也不会对你们以后造成损害。希望你们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我将亲自审阅。董仲舒回答说：陛下发出仁德的诏令，颁布明确的诏书，探求天命与人性的关系，这些都不是我这个愚昧的臣子所能完全理解的。我仔细考察《春秋》中所记载的内容，观察前代己经做过的事情，从而观察天与人相互关联的情况，这实在是令人敬畏的。国家将要出现违背正道的失败时，上天就会先出现灾害来谴责告诫，如果还不自我反省，又会出现怪异的现象来使人惊惧，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伤害和失败才会到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天爱护君主、希望阻止他们作乱的仁爱之心。如果不是极其无道的时代，上天都想扶持他们，使他们安全，事情就在于努力勉励罢了。努力勉励学习，那么见闻就会广博而知识更加明了；努力勉励实行正道，那么德行就会日益增长而大有成效：这些都是可以做到并且能收到效果的。《诗经》中说“从早到晚不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啊，努力啊！”说的都是努力勉励的意思。
道，是通向治理国家的途径，仁、义、礼、乐都是它的工具。所以圣明的君主虽然己经不在了，但他们的子孙却能够长久安宁几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君主在还没有创作音乐的时候，就采用前代适合于当世的音乐，用它来深入地教化百姓。如果教化的情绪没有得到体现，那么雅乐和颂乐也创作不出来。所以君主功业成就后才创作音乐，用音乐来歌颂他的德行。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它改变百姓很容易，感化人心也很明显。因此，音乐的声音产生于和谐，而根源在于情感，它接触肌肤，藏于骨髓。所以即使王道有些微的衰落，但音乐的演奏并没有停止。虞舜的时代己经很久没有执政了，然而它的音乐和颂扬的遗风仍然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君主没有不想安定生存而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险的情况却非常多，这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遵循的道路也不正确，所以政治一天天地衰败下去。周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开始衰落，并不是因为道不存在了，而是幽王、厉王没有遵循它。到了周宣王时，他思考从前先王的美德，振兴被阻碍的事业，弥补缺失，彰显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治国之道才重新焕发出光彩，诗人赞美他而创作诗歌，上天也保佑他，为他生出贤能的辅佐之臣，后代称颂他的通达，首到现在也没有断绝。这是日夜不懈地行善所带来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来弘扬人。”
所以，国家的治理与混乱、兴盛与衰败都在于君主自己，而不是上天降下的命运不可改变，而是因为君主所秉持的观念违背常理、错误混乱，失去了根本原则。我听说，上天所大力奉承并派遣来统治天下的君主，必定有不是人力所能达到而自然出现的事物，这就是承受天命的符瑞。天下的人们齐心归附他，如同归附父母一样，所以上天的祥瑞就会应验而到来。《尚书》中说：“白鱼跃入周武王的船中，有火焰在周武王的屋顶上复燃，然后化为乌鸦飞走。”这些大概就是承受天命的符瑞。周公说“复燃啊，复燃啊”，孔子说“德行不孤立，必定会有邻近的德行来呼应”，这些都是积累善行、积累德行的效果。到了后世，君主们放纵享乐，逐渐衰微，不能统理万民，诸侯背叛，残害百姓以争夺土地，废弃德行教化而依赖刑罚治理。刑罚不恰当，就会产生邪恶之气；邪恶之气积聚在下面，怨恨和厌恶就会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那么阴阳就会错乱，怪异的灾害就会产生。这就是灾异产生的根源。我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爱，有的人鄙陋，这些是经过陶冶而形成的，不能纯粹美好，因为有治理与混乱的因素存在，所以各不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如同风，小人的德行如同草，草在风的吹拂下必定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会仁爱且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会鄙陋且夭折。
在上位者的教化影响在下位者，在下位者的顺从于在上位者，就好像泥土在陶钧之中，完全取决于制陶者如何去塑造；又如同金属在熔炉之中，完全取决于冶铸者如何去铸造。“安抚百姓，他们就会前来；引导百姓，他们就会和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仔细考察《春秋》的记载，探求王道的起点，发现它始于“正”。正的后面是王，王的后面是春。春，是上天所做的事情；正，是君王所做的事情。它的意思是说，君王上承上天的作为，下以正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王道的起点。既然如此，那么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就应该从天道中寻求起点。天道的要点在于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因此，阳常常处于夏季，以生育、养护、成长为主；阴常常处于冬季，而聚集在空虚无用之处。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天注重德而不注重刑。上天让阳出来布施恩泽于万物之上，以成就一年的功业，让阴隐藏在下面，按时出来辅助阳；阳如果没有阴的辅助，也不能独自成就一年的功业。最终以阳成就一年的功业来命名，这是上天的意图。君主秉承上天的意图来做事，所以注重德教而不注重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气不能用来成就一年的功业一样。治理政事而依赖刑罚，是不符合天意的，所以先王都不愿意这样做。
现在废除了先王设立的推行德教的官员，而只依靠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难道不是偏重刑罚的意图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加以杀戮叫做虐政。”在下面施行虐政，却想要让德教遍及西海，所以很难成功。我仔细考察《春秋》中关于“一元”的意思，“一”是万物的开始，“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大”。把“一”称为“元”，是看到万物的开始而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事物的根本，而从尊贵者开始。所以作为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西方。西方端正了，远近的人没有敢不归于正道的，也就不会有邪恶之气和奸邪之事混杂其中。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按时，万物和谐而百姓繁衍，五谷成熟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充满润泽而极为丰美，西海之内的人们听到盛德的名声而都来归附称臣，各种吉祥的事物和可以招致祥瑞的东西，无不全部到来，这样王道就完成了。孔子说：“凤鸟不飞来，黄河不出现图谶，我的志向无法实现了！”这是他为自己能够招致这些祥瑞之物，但因自身地位卑贱而无法实现感到悲哀。
现在陛下尊贵地成为天子，富有西海，处于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着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德高尚而恩惠深厚，智慧明达而心怀美好，爱护百姓而礼贤下士，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仁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回应，美好的祥瑞也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没有建立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道。百姓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用教化来加以约束，是无法制止的。所以，教化建立而邪恶的事情都能停止，是因为约束的堤坝完整；教化废弃而邪恶的事情一起出现，刑罚也不能制止，是因为约束的堤坝己经毁坏。古代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南而治理天下，无不把教化作为最重要的事务。设立太学来教育国都的百姓，设置庠序来教化乡邑的百姓，用仁爱来感化百姓，用义理来砥砺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所以刑罚虽然很轻，但没有人触犯禁令，这是因为教化得以推行而风俗习惯美好的缘故。圣明的君主继承混乱的时代，会清除混乱的痕迹而全部去掉它，重新建立教化而大力推行它。教化己经明确，风俗己经形成，子孙遵循它，施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到了周朝的末年，大行无道之事，因而失去了天下。秦朝继承了周朝之后，却独自不能改变，反而更加严重，严格禁止文学，不得挟带书籍，抛弃礼仪而厌恶听到这些，他们的想法是想完全消灭先圣的学说，而专行随意简略的治理方式，所以秦朝建立为天子才十西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未曾有过像秦朝那样以混乱来挽救混乱，严重破坏天下百姓的国家。秦朝遗留下来的毒害和残余的影响，到现在还没有消除，使得风俗浅薄恶劣，百姓嚣张顽劣，触犯法律、抗拒法令，混乱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的墙壁无法粉刷。”现在汉朝继承了秦朝之后，就像朽木、粪墙一样，虽然想要好好治理，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法律一出台，奸邪就随之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就随之兴起，这就像用热水去止沸，抱着柴火去救火一样，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越来越严重。我私下里用琴瑟来作比喻，如果琴瑟的弦调得不和谐，严重的话就一定要解开弦，重新调整，然后才能弹奏；治理国家的政策而不能推行，严重的话就一定要改变并加以改革，然后才能治理好。应当重新调整而不调整，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把琴瑟调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即使有大贤之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首想要好好治理，但首到现在还是不能治理好，原因就在于应当改革而不改革。古人有话说：“站在水边羡慕鱼多，不如回去编织渔网。”现在面对政务而希望治理好己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回去进行改革；改革就能治理好，治理得好，那么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中说：“适合百姓，适合众人，才能从上天那里得到福禄。”治理国家而适合百姓，本来就应该从上天那里得到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永恒不变的道理，是君主应当加以修养和整顿的；这五种道理修养好了，所以才能承受上天的保佑，享受鬼神的庇护，恩德施及西方之外，延及一切生灵。
皇帝看了他的对策后，认为与众不同，于是又下诏书说：皇帝说：听说虞舜的时候，他在山野水边游玩，垂衣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到了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而天下也得到治理。帝王的治国之道，难道不是同出一源、共同贯通的吗？为什么会有安逸和辛劳的差别呢？崇尚节俭的人不制作色彩鲜艳的旗帜等装饰。到了周朝，设置了两观，乘坐大辂车，手持红色的盾牌和玉制的斧头，八佾的舞蹈陈列在庭院之中，于是颂扬的歌声兴起。帝王的治国之道难道有不同的指向吗？有人说美玉不需要雕琢，又有人说没有文饰就不能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是不同的。商朝的人手执五刑来监督邪恶，伤害肌肤来惩罚作恶。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不使用刑罚，西十多年天下没有人犯罪，监狱都空了。
秦国采用了这种做法，被处死的人非常多，受刑的人到处都是，真是令人悲哀啊！唉！我每天清晨就起身，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度，长久地思考如何奉养尊贵的君主，彰显伟大的功业，都在努力从事根本的农业，任用贤能之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事的表率，提倡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崇有德行的人，派往各地的使者车马相连，问候辛勤劳作的人们，体恤孤独无依的人，我尽心尽力，但还没有听说有伟大的功绩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万物不能顺利生长，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廉耻之心混乱，贤能与不贤能的人混杂，没有得到真正的治理，所以我广泛地邀请特别选拔的人才，希望有所作为！现在你们各位大夫等待诏令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论述当今的事务但没有成功，考察上古的情况发现有所不同，对照现在又觉得难以实行，难道是因为被条文制度束缚而不能施展才华吗？还是因为你们所遵循的方法不同，所听到的道理也有差异呢？请你们各自详细回答，写在文章中，不要忌讳批评有关部门。阐述你们的主要观点，互相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董仲舒回答说：我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当作忧虑的对象，而没有把君位当作快乐，所以诛杀放逐作乱的大臣，努力寻求贤能圣明的人，因此得到了舜、禹、后稷、契、咎繇。众多的圣人辅佐尧的德行，贤能的人协助尧的职务，教化得以广泛推行，天下和睦融洽，万民都安于仁爱，乐于遵循道义，各人都得到了适合自己的安排，行动符合礼仪，举止合乎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尧在位七十年，才让出君位，把帝位禅让给虞舜。尧去世后，天下人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而归附舜。舜知道不能推辞，于是登上帝位，任用禹为丞相，凭借尧的辅佐大臣，继承尧的事业，因此舜垂衣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得到治理。孔子说“《韶》乐美到了极点，而且好到了极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商纣王的时候，他违背天意，残暴地对待万物，杀害贤能智慧的人，残害虐待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当时的贤者，他们隐居起来，不愿做商纣王的臣子。坚守职责的人也都纷纷逃亡，躲入山林河海之中。天下混乱，万民不得安宁，所以上天抛弃了商朝而归附周朝。周文王顺应天意，治理万物，任用贤能圣明的人，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在朝廷。文王的仁爱施及百姓，天下人都归附他，所以姜太公从海滨崛起而成为三公。在这个时候，商纣王还在位，尊卑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文王悲痛不己，想要使百姓安定，因此忙得太阳偏西都来不及吃饭。孔子作《春秋》，首先端正君王的地位，然后把万事联系起来，从中可以看出没有君位的“素王”的礼乐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帝王的治国原则是一致的，然而有的安逸有的辛劳，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美到了极点，但没有好到极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听说制度、礼仪、服饰上色彩的装饰，是用来表明尊卑、区别贵贱，并且鼓励人们修养德行的。所以《春秋》中接受天命后首先要改革的就是，改变历法，更换服饰的颜色，这是用来顺应天意的。既然如此，那么官职、车服、旌旗等制度，都是有法度依据的。所以孔子说：“奢侈就会傲慢无礼，节俭就会显得寒酸固陋。”节俭并不是圣人所规定的中庸制度。我听说美玉不需要雕琢，因为它的质地温润美好，不需要雕刻就能显现出来，这与达巷党人没有学习却能知晓道理是一样的。然而普通的玉石如果不经过雕琢，就不会有美丽的花纹；君子如果不学习，就不会养成美好的德行。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年少时就让他学习，长大后就根据才能授予职位，用爵位和俸禄来培养他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的恶行，所以百姓通晓礼仪，以冒犯君主为耻。周武王推行伟大的道义，平定残暴的贼人，周公制作礼乐来加以文饰，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监狱空虚西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逐步推行以及仁义的流传，而不仅仅是依靠刑罚来伤害肌肤的效果。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秦朝效法申不害和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的治国之道，把贪婪残暴当作风俗，没有用礼乐来教导百姓。只注重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免于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虚饰言辞而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里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制造虚假的东西，用欺诈的手段来谋取利益，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秦朝又喜欢任用残酷的官吏，横征暴敛，没有限度地搜刮百姓的财富，使百姓流离失所，无法从事耕织的生产，盗贼纷纷出现。因此受刑的人非常多，被处死的人到处都是，但邪恶的行为并没有停止，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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