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虽然能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之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陛下拥有天下，海内没有人不归附，广泛地听取意见，充分发挥臣子们的智慧，尽天下之所能，美德显著，施及西方之外。夜郎、康居这些远方的国家，距离万里，却都仰慕陛下的恩德，归附汉朝，这是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陛下的恩德还没有施及百姓，大概是因为陛下没有把心思用在这方面。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会变得高尚明智；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成就伟大的事业。高尚明智、成就伟大事业，不在于别的，就在于是否用心去做罢了。”希望陛下根据所听到的道理，在内心树立真诚，并努力去实践，那么与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事的表率，每天清晨就起身，为百姓操劳，思考古代的事情，努力寻求贤能的人，这与尧、舜的用心是一样的，然而还没有得到贤才，是因为士人平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不培养士人而想要寻求贤才，就好比不雕琢玉石而想要得到精美的花纹一样。所以培养士人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兴办太学。太学是贤能之士汇聚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所在。现在以一个郡、一个国的人口，却没有能够响应朝廷策问的人，这说明王道在很多地方都被阻断了。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核询问，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优秀的人才就应该能够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是陛下用来传达恩泽、宣扬教化的人。所以如果表率不贤明，那么陛下的恩德就不能宣扬，恩泽也不能流布。现在官吏既没有对百姓进行教育，又不执行陛下的法令，残暴地虐待百姓，与奸邪之人勾结，使贫穷孤弱的百姓遭受冤屈，生活困苦，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这实在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万物不能顺利生长，百姓没有得到救济，这都是因为长官不贤明，才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长官大多是从郎中、中郎中选出的，而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又通过选拔成为郎官，再加上他们富有，但不一定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绩，是以担任官职是否称职为标准，而不是以任职时间的长短来计算。所以有小才能的人虽然任职时间长，也不会脱离小官的职位；有大才能的人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也不妨碍担任辅佐的重任。因此，有关部门的官员都竭尽全力，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取得成绩。现在却不是这样了。人们依靠任职时间长而取得尊贵的地位，依靠任职时间久而获得高官，因此廉洁和羞耻的观念混乱，贤能与不贤能的人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真假。我认为应该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择他们属下的官吏和百姓中贤能的人，每年各推荐二人来担任宿卫，同时也可以观察大臣们的能力；所推荐的人如果是贤能的，就给予赏赐；所推荐的人如果是不贤能的，就给予惩罚。如果这样，诸侯和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尽力地寻找贤能的人，天下的贤才就可以得到任用。广泛地得到天下的贤才，那么三王的盛世就容易实现了，尧、舜的名声也可以赶上了。不要以任职时间长短来衡量功劳，而要以实际考察贤能为标准，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根据德行确定地位，那么廉洁和羞耻就会有不同的道路，贤能与不贤能的人也会处于不同的位置了。陛下施予恩惠，宽恕我的罪过，让我不要被条文制度所束缚，使我能够深入探讨研究，我怎敢不竭尽自己的愚见呢！于是皇帝又下诏书说：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要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要在当今得到验证”。所以朕询问关于天人感应的道理，上推唐尧、虞舜的盛世，下悲叹夏桀、商纣的灭亡，逐渐衰微、逐渐灭亡、逐渐昌盛、逐渐兴盛的道理，虚心地加以改正。现在你们诸位大夫既然明白阴阳造化的道理，熟悉先圣的学说，然而你们的论述还没有达到极致，难道是被当今的事务所困惑了吗？条理还没有说完，纲纪还没有结束，是因为朕没有理解清楚呢？还是你们的见解让人眼花缭乱呢？三王的教化所依据的根本不同，但都有失误，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就是道，难道意思不一样吗？现在你们诸位大夫既然己经阐述了大道的极致，说明了治乱的根源，那么请你们详细地加以研究，反复地加以推敲。
《诗经》中不是说吗：“唉！你们君子，不要总是贪图安逸。神明在听着你们的一切，他会赐予你们洪福。”朕将亲自审阅，你们诸位大夫一定要努力阐明。董仲舒再次回答说：我听说《论语》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现在陛下幸而施予恩惠，让臣等这些学习经典的人有机会陈述意见，又再次下达明确的策问，以督促我们表达心意，探究圣德的极致，这绝不是愚臣我所能完全做到的。我上次的对策，条理没有说完，纲纪没有结束，言辞没有分别明白，意思也没有表达清楚，这是臣浅陋的过错。策问中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要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要在当今得到验证。”我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它普遍地覆盖、包容一切而没有差别，设置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经历阴阳、寒暑来成就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而建立道，也普遍地爱护万物而没有偏私，广施恩德、推行仁爱来使万物生长繁茂，设立道义、制定礼仪来引导万物。春天是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仁爱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天是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恩德是君主用来养护百姓的；霜雪是天用来使万物凋零的，刑罚是君主用来惩罚百姓的。由此说来，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是古今通用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探究天道，向下考察人情，参照古代，验证当今。
所以《春秋》所讥讽的，正是天降灾害的对象；《春秋》所厌恶的，正是出现怪异现象的原因。《春秋》记载国家的过失，同时记载灾异的变化，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人的行为，其善恶的极致，与天地相互贯通、相互感应，这也是天人感应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置负责教育训诫的官员，致力于用道德来感化百姓。百姓受到广泛教化之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因犯罪而被关押。现在的时代废除了这种制度而不推行，没有用来教化百姓的方法，百姓因此抛弃道义而追逐财利，所以触犯法律而犯罪的人很多，一年中的案件要用万来计算。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制度不可不用，所以《春秋》对改变古代制度的行为加以讥讽。上天的命令叫做“命”，命不是圣人不能推行；天生的质朴叫做“性”，性不是经过教化不能形成；人的欲望叫做“情”，情不是用法度来约束就不能节制。所以君主对上谨慎地承受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致力于明确地教导百姓，以形成良好的性情；端正法度的合理性，区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的泛滥。修养这三方面的内容，那么治国的根本就建立了。人受命于天，本来就超越其他生物而与众不同。在家庭中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在社会上有君臣、上下的关系，相聚相遇时，又有长幼、尊卑的礼节。人们鲜明地用礼仪来相互交往，愉快地用恩情来相互关爱，这就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上天让人种植五谷来食用，种植桑麻来穿衣，饲养六畜来供养，驯服牛马，圈养豹子，关押老虎，这是因为人得到了上天赋予的灵性，比其他生物更为尊贵。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人的本性最为尊贵。”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其他生物更为尊贵；知道自己比其他生物更为尊贵，然后才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才会重视礼仪；重视礼仪，然后才能安于行善；安于行善，然后才会乐于遵循天理；乐于遵循天理，然后才能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策问中说：“上推唐尧、虞舜的盛世，下悲叹夏桀、商纣的灭亡，逐渐衰微、逐渐灭亡、逐渐昌盛、逐渐兴盛的道理，虚心地加以改正。”我听说众多微小的东西可以积成大的事物，积累小的成就可以达到大的成功，所以圣人没有不从微小之处达到光明，从微贱之处达到显赫的。因此尧从诸侯兴起，舜从深山发迹，不是一天就显达的，而是逐渐达到的。言语出于自身，就不能阻塞；行为发自自身，就不能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君子凭借它们来感动天地。所以积累小的才能成就大的，谨慎对待微小的事情才能显著。《诗经》中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翼翼。”尧每天兢兢业业地推行他的道，而舜每天勤勤恳恳地表达他的孝心，善行积累而名声显赫，德行彰明而自身尊贵，这就是逐渐昌盛、逐渐兴盛的道理。善行积累在自身，就像白天逐渐加长，而人们却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自身，就像灯火消耗灯油，而人们却看不见。如果不是明白人性、洞察世俗的人，谁能知道呢？这就是唐尧、虞舜之所以得到美名，而夏桀、商纣让人悲叹恐惧的原因。善恶相互依从，就像影子和回声随着形体和声音一样。所以夏桀、商纣残暴傲慢，进谗言、行残害的人一起进用，贤能智慧的人隐居埋没，恶行日益明显，国家日益混乱，但他们却安然自得，好像太阳还在天空中，最终却逐渐衰落而彻底灭亡。残暴不仁的人，不是一天就灭亡的，也是逐渐达到的。所以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仍然享有君位十几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道理。
策问中说：“三王的教化所依据的根本不同，但都有失误，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就是道，难道意思不一样吗？”我听说，快乐而不，反复而不厌倦，这就叫做道。道是万世的准则，而失误是道的缺失。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而不能完全兴起的地方，所以政治有疏忽而不能推行，纠正它的偏颇来弥补它的缺失罢了。三王的道所依据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对立，而是用来挽救过失、扶持衰落，这是他们所遇到的变化的结果。所以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改正历法，更换服饰的颜色，只是顺应天命罢了；其余的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还有什么可改变的呢！所以君主有改革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朝崇尚忠，商朝崇尚敬，周朝崇尚文，这是因为他们继承前代的教化，应当采用这些来纠正。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一百代以后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说历代君主所采用的，也不过这三种罢了。夏朝继承了虞舜的制度，而唯独不说所减少和增加的内容，是因为他们的道是一致的，所崇尚的也相同。道的根本原则来源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舜继承了尧，三位圣人相互授受而遵循同一条道，没有挽救过失的政策，所以不说他们所减少和增加的内容。
由此看来，继承太平盛世的君主，他们的道是一样的；继承混乱时代的君主，他们的道就会有所改变。现在汉朝继承了大乱之后的局面，似乎应当稍微减少周朝的文饰，采用夏朝的忠厚。陛下有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道义，怜悯世俗的风气日益浇薄，悲叹王道不能彰显，所以推举贤良方正的人才，加以讨论、考察和询问，想要振兴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盛世的治道。我愚昧无能，只能陈述所听到的，诵读所学的，转述老师的话，努力不遗漏罢了。至于论说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盛衰，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三公九卿的任务，不是臣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我私下里感到奇怪的是：古代的天下也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古代能够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好淳厚，不用命令百姓就会自行去做，不用禁止百姓就会自行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的行为，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恩德润泽草木，恩泽遍及西海，凤凰飞来聚集，麒麟前来游逛。用古代的情况来衡量现在，为什么相差得如此之远呢？是哪里违背了古代的道理呢？还是哪里违背了天理呢？试着用古代的情况来验证，返回到天理上来考察，或许可以明白吧。上天也有它的分配，给了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给了翅膀的就去掉它的脚，这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接受小的。
古代接受俸禄的人，不用体力劳动，不从事商业活动，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接受小的，与天意相同。己经接受了大的，又获取小的，天都不能满足，更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喧嚣抱怨、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信而担任高位，家庭温暖而享受丰厚的俸禄，凭借富贵的资本，与百姓在下面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上呢！因此他们增加奴婢的数量，扩大牛羊的规模，增加田地住宅的面积，拓展产业，积累财富，不停地追求这些，来逼迫百姓，百姓一天天被削弱，一月月被侵夺，逐渐陷入极度贫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则穷困愁苦；穷人穷困愁苦而上面又不加以救济，那么百姓就不愿活下去。百姓不愿活下去，尚且不怕死，又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而邪恶行为无法制止的原因。所以接受俸禄的人家，只享受俸禄就可以了，不要与百姓争夺谋生的职业，然后利益才能平均分配，百姓才能家家富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远古的道理，天子应该效法它来制定制度，大夫应该遵循它来作为行为准则。所以公仪子担任鲁国的相国，到他家里看到有人织布，他生气地赶走了妻子；在房舍里吃饭，看到有葵菜，他生气地拔掉了葵菜，说：“我己经享受俸禄，还要夺取种园子的人和养蚕女的利益吗？”古代的贤人君子在官位上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百姓敬重他们的行为而听从他们的教导，百姓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到了周朝衰落的时候，卿大夫对道义放松，而对利益却急切追求，没有互相推让的风气，却有争夺田地的诉讼。所以诗人痛恨并讽刺他们，说：“高高的南山，岩石高耸。显赫的太师，百姓都在仰望你。”你喜好道义，那么百姓就会向往仁爱而风俗善良；你喜好利益，那么百姓就会喜好邪恶而风俗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百姓所效法的对象，远方的人所从西面八方来仰望的人。近处的人看到而效法他，远处的人仰望而效法他，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地位而做出平民百姓的行为呢！那种急切地追求财利，常常担心匮乏的人，是平民百姓的想法；那种急切地追求仁义，常常担心不能感化百姓的人，是大夫的想法。
《易经》说：“背负着东西还乘车，招致强盗前来。”乘车是君子的位置，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是说处于君子的位置却做平民百姓的行为，那么灾祸一定会到来。如果处于君子的位置，做出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像公仪休那样做鲁国的相国，就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了。《春秋》强调“大一统”，这是天地永恒的纲常，古今通用的道理。现在每个学派有不同的学说，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百家的主张各不相同，意思也不一样，所以君主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法制屡屡变更，臣民不知道该遵守什么。我认为，凡不属于六艺学科和孔子学说的，都要断绝他们的途径，不让他们与儒学并进。这样，邪恶不正的学说就会灭绝消失，然后国家的统一制度才能建立，法令制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该遵从什么。对策结束后，皇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的相国，侍奉易王。易王是皇帝的哥哥，一向骄横，喜好逞强好勇。董仲舒用礼仪来匡正他，易王很敬重他。过了很久，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攻打吴国，终于灭掉了吴国。孔子称赞商朝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国也有三位仁人。齐桓公向管仲请教疑难问题，我向您请教疑难问题。”董仲舒回答说：“我愚昧无知，不足以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我听说从前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来后露出忧虑的神色，说：‘我听说攻打别的国家不问仁人，这种话为什么问到我这里呢！’仅仅是被问到，尚且感到羞耻，更何况是采用欺诈的手段去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本来连一个仁人都没有。仁人端正道义而不谋取私利，阐明正道而不计较功劳。所以孔子的弟子中，五尺高的儿童都羞于称道五霸，因为他们崇尚诈力而把仁义放在后面。
如果只是采用欺诈手段，所以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门下称道。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算是贤能的，但与三王相比，就好像武夫与美玉相比一样。”易王说：“好。”董仲舒治理国家，用《春秋》中关于灾异变化的道理来推论阴阳错乱的原因，所以求雨时，就关闭属于阳的渠道，开放属于阴的渠道；要停止雨时，就反过来做。这种做法推行到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后来他中途被免职，担任中大夫。在这之前，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推论这件事的天意，草稿还没有呈上去，主父偃拜访董仲舒，私下里看到了他的草稿，嫉妒他，就偷了他的书稿并上奏给皇帝。皇帝召集众儒生来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写的书，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于是皇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问，他被判处死罪，但皇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于是不敢再说灾异的事情了。董仲舒为人廉洁正首。当时正向外排斥西方的外族，公孙弘研究《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迎合世俗，掌握权柄，职位升到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奉承谄媚，公孙弘因此嫉恨他。胶西王也是皇帝的哥哥，特别骄横放纵，多次残害二千石的官员。公孙弘就对皇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任胶西王的相国。”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对他很好。董仲舒害怕时间长了会获罪，就借口有病辞职。他总共担任过两个诸侯国的相国，总是侍奉骄横的国王，他端正自己的行为来率领下属，多次上书劝谏，教导国中的百姓，他所在的国家都被治理得很好。等到他离职回家后，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而是把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当作自己的事情。董仲舒在家的时候，朝廷如果有重大事情，皇帝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明确的道理。从汉武帝即位开始，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时就开始推崇儒学。到董仲舒回答皇帝的策问时，他推尊孔子的学说，贬抑排斥百家的学说。设立管理学校的官员，州郡推举茂才、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董仲舒年老后，在家中去世。他的家迁到茂陵，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凭借学问做了大官。董仲舒所写的著作，都阐明了经学的意旨，以及他上书陈述的条令教化，总共有123篇。而他解说《春秋》的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著作，又有几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于后世。选取其中切合当世、施用于朝廷的内容，写在篇中。赞语说：刘向称赞说：“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即使是伊尹、吕尚也无法超过他，管仲、晏婴这类人，只是霸主的辅佐，大概比不上他。”到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尚是圣人的配偶，王者没有他们就不能兴起。所以颜渊死了，孔子说‘唉！上天要让我灭亡啊。’只有这一个人能够担当得起，而宰我、子贡、子游、子夏等人是比不上的。董仲舒生活在汉朝继承秦朝废除学术之后的时代，《六经》己经离散解析，他放下帷幕，发愤攻读，潜心研究儒家的大业，使后来的学者有所统一，成为众儒的首领。然而考察他的师承和朋友渊源所受到的熏陶，还比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比不上他，伊尹、吕尚也赶不上他，这就错了。”到刘向的曾孙刘龚，是一位善于议论的君子，他认为刘歆的话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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