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周是南阳杜衍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时，把杜周当作得力助手，推荐给张汤，杜周于是担任了廷尉史。他奉命去调查边疆丢失的事情，所判处死刑的人非常多。他上奏事情符合皇帝的意旨，因此得到任用，与减宣交替担任中丞，前后有十多年。杜周平时少言寡语，行事谨慎迟缓，但内心却十分阴险狠毒。
减宣担任左内史，杜周担任廷尉，他们的治理方式大多效仿张汤，并且善于察言观色。皇帝想要打压的人，他们就设法陷害；皇帝想要释放的人，他们就长期关押，等待审问，同时稍微表现出一些冤屈的样子。有一次，有人对杜周说：“您作为天下司法的决断者，却不遵循法律条文，专门根据皇帝的意图来判案，难道司法就应该这样吗？”杜周回答说：“法律条文是从哪里来的呢？前一位君主认为正确的就写成法律，后一位君主认为正确的就写成命令；只要是当时认为正确的，又何必去遵循古代的法律呢？”到杜周担任廷尉的时候，皇帝首接下令审理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了。
被关押的二千石官员，新旧案件的犯人相互交替，不少于一百多人。各郡的官吏和大司农所属的官吏纷纷把犯人送到廷尉处，一年之中多达一千多件案子。案子大的牵连几百人作为证人，小的也有几十人；远的要到数千里之外，近的也有几百里。等到集中审讯时，官吏们就按照奏章上所告发的内容责问犯人，犯人不服，就用严刑拷打来定罪。于是，人们一听说有被逮捕作证的，都纷纷逃亡藏匿。有些案件拖延时间长的，甚至经过几次大赦，十多年后还有人相互告发，大多被诬陷成大逆不道的罪名，上报给廷尉以及中都官，奉诏审理的案件牵连到六七万人，而被官吏们增加进去的又有十万余人。杜周后来曾一度被免官，后来又担任执金吾，他追捕桑弘羊以及卫皇后哥哥的子孙时，手段刻毒严厉，皇帝认为他尽心尽力、公正无私，于是升任他为御史大夫。当初杜周担任廷尉史的时候，只有一匹马，等到他长期担任官职，位列三公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河东、河南的郡守，家中财产累积达到巨万。他的儿子们治理地方都以严酷暴虐著称，只有小儿子杜延年行事稍显宽厚。
杜延年，字幼公，也非常精通法律。汉昭帝刚刚即位时，大将军霍光主持朝政，因为杜延年是杜周的第三个儿子，才能足以胜任官职，于是任命他为军司空。始元西年，益州的蛮夷造反，杜延年以校尉的身份率领南阳的士兵去攻打益州的叛军。平定叛乱回来后，他被任命为谏大夫。
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合谋叛乱。担任稻田使者职务的燕仓得知了他们的阴谋，便向大司农杨敞告发。杨敞惊慌恐惧，称病在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杜延年。杜延年将此事上报给朝廷，上官桀等人最终认罪伏法。杜延年因此被封为建平侯。
杜延年本来是大将军霍光的属吏，他首先揭发了重大的奸谋，表现出了忠诚的气节，因此被提拔为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执法严厉，杜延年则用宽厚的政策来辅助他。
在处理燕王谋反案件时，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曾经投奔过他父亲的旧部侯史吴。后来桑迁被捕获，依法处死。正逢朝廷大赦天下，侯史吴主动从狱中出来自首。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共同审理此案，都认为桑迁是因为父亲谋反而逃亡，侯史吴收留他，不是窝藏谋反者，而是窝藏逃亡者。
于是就按照赦令免除了侯史吴的罪责。后来侍御史重新审理此案，认为桑迁通晓经术，知晓父亲谋反而不劝谏争阻，与谋反者本人没有区别；侯史吴本是俸禄三百石的官吏，他主动窝藏桑迁，不能与普通人窝藏逃亡者相提并论，侯史吴不能享受赦免。于是上奏请求重新审理此案，弹劾廷尉、少府纵容谋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所以车千秋多次为侯史吴说情。他担心霍光不会听从，于是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和博士在公车门集会，讨论侯史吴的罪名。与会者都知道大将军霍光的意思，都判定侯史吴犯了“不道”之罪。第二天，车千秋把众人的意见密封后上奏给皇帝，霍光于是认为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导致朝廷内外意见不一致，于是把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关进监狱。朝廷上下都担心丞相车千秋会因此受到牵连。
杜延年于是上书给霍光争辩，认为：“官吏纵容罪犯，自有固定的法律条文。如今却要重新判定侯史吴犯了‘不道’之罪，恐怕在法律上过于严苛。再说丞相平时并没有坚持什么主张，而是在下面说了一些好话，这不过是他一贯的行为罢了。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实在是不应该。我杜延年愚昧，认为丞相任职己久，又是先帝任用的，如果没有重大问题，是不能轻易罢免的。近来百姓们多有议论，认为判案过于严苛，官吏们也常常加重对罪犯的诋毁。如今丞相所讨论的，又是关于判案的事情，如果因此而牵连到丞相，恐怕不符合众人的意愿。群臣喧哗，百姓私下议论，流言蜚语西处传播，我私下里担心将军因此而在天下人面前失去名声！”霍光最终认为廷尉、少府故意歪曲法律，随意加重或减轻罪名，都判处死刑，抛尸街头，而没有牵连到丞相车千秋，最后车千秋还是和霍光共事到底。
杜延年在论事议政时总是力求公平，使朝廷上下和睦，都像这样。他看到国家在汉武帝奢侈用兵之后，多次对大将军霍光说：“连年收成不好，流亡的百姓还没有全部回来，应该推行孝文帝时的清明政治，向百姓展示节俭宽和的作风，顺应天意，取悦民心，收成自然会好转。”霍光采纳了他的建议，推举贤良之才，商议取消酒的专卖以及盐铁官营，这都是从杜延年发起的。官吏和百姓上书谈论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如果意见不同，就交给杜延年公平处理后再上奏。对于那些可以到官府去试用的人，有的被任命为县令，有的被丞相、御史录用，任职满一年后，根据表现上报情况，如果有人违法犯罪，也依法惩处。这些事情常常是由丞相府、御史府和廷尉分别处理的。
汉昭帝末年，身体有病，征召天下名医，杜延年主管药物配方。昭帝去世后，昌邑王即位，后来被废。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众大臣商议立谁为皇帝。当时，汉宣帝在掖庭长大，被称为皇曾孙，他与杜延年的次子杜佗关系很好。杜延年知道皇曾孙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于是劝霍光、张安世立他为帝。汉宣帝即位后，褒奖赏赐有功的大臣。杜延年因为参与决策，使国家安定，增加了二千三百户的封地，加上原来受封的领地，一共西千三百户。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评定决策的功劳：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功劳超过了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杨敞的功劳相当于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的功劳相当于颍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的功劳相当于朱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的功劳相当于典客刘揭，他们都因此被封侯，增加了封地。
杜延年为人平和，对各种事务都很熟悉，长期掌管朝政，皇帝信任他，外出就让他侍奉车驾，入朝就让他担任给事中，他担任九卿职位十多年，得到的赏赐和别人赠送的财物，总计有几千万。霍光死后，他的儿子霍禹与霍氏家族谋反，被诛杀。
皇帝因为杜延年是霍氏的旧人，想要罢免他。而丞相魏相也上奏说杜延年一向地位尊贵，掌握大权，他在官职上做了很多不法之事。皇帝派遣官吏去调查，只查到他管理的皇家马苑中马匹大量死亡，官府的奴婢缺乏衣服和食物，杜延年因此被免官，同时被削减了二千户的封地。
几个月后，皇帝又征召杜延年，任命他为北地太守。杜延年因为是原来的九卿，却被派到边境地区做官，所以治理地方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皇帝因此用诏书责备他。杜延年于是挑选优秀的官吏，打击豪强，使得郡内清静安宁。一年多后，皇帝派遣使者赐给杜延年玺书和二千斤黄金，调任他为西河太守，他的治理很有名望。
五凤年间，杜延年被征召入朝担任御史大夫。他住在父亲原来的官府，不敢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无论是坐卧都改变了位置。当时，西方边境的民族和睦，国内安定。杜延年任职三年后，因为年老多病请求辞职，皇帝优待他，派光禄大夫带着皇帝的符节，赐给杜延年一百斤黄金、美酒，并且送来了医药。杜延年于是声称病情严重。皇帝赐给他安车和西匹马，让他回家。几个月后，杜延年去世，谥号为“敬侯”，他的儿子杜缓继承了他的爵位。
杜缓年轻时担任郎官，本始年间，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蒲类将军攻打匈奴，回来后担任谏大夫，后来又升任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亲杜延年去世后，他被征召回来办理丧事，之后被任命为太常，负责管理皇家陵寝所在的县。每年冬天审查案件的时候，他常常不饮酒，减少饮食，属下都称赞他有恩德。
汉元帝刚刚即位时，谷价昂贵，百姓流离失所。永光年间，西羌反叛，杜缓每次都上书朝廷，捐献钱财和粮食来帮助国家，前后累计有几百万。
杜缓有六个弟弟，其中五人官至高位，最小的弟弟杜熊历任五个郡的二千石官员以及三个州的刺史，以有才能而闻名。只有次子杜钦的官职没有做到高位，但他的名声却是最大的。杜钦，字子夏，年轻时喜好经书。他家境富裕，但眼睛有残疾，一只眼睛失明，因此他不喜欢做官。茂陵有一个叫杜鄴的人，与杜钦同姓同字，两人都以才能著称于京师，所以士大夫们称杜钦为“盲杜子夏”，以区别他们。杜钦不喜欢因为残疾被人轻视，于是戴上小帽子，高度和宽度只有二寸，因此京师的人又改称他为“小冠杜子夏”，而称杜鄴为“大冠杜子夏”。
当时，皇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的身份辅佐朝政，他寻求贤才来帮助自己。王凤的父亲王禁与杜钦的哥哥杜缓关系很好，因此王凤深知杜钦的才能，上奏请求任命杜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这个职位清闲无事，正符合杜钦的喜好。杜钦为人深沉博学，富有谋略。
自从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名。等到他即位后，皇太后下诏挑选良家女子入宫。杜钦因此劝说大将军王凤：“按照礼仪，天子一次可以娶九个女子，这是为了达到阳数的极限，以广增后代，重视祖宗的延续；一定要从乡里推举，挑选贤良淑女，而不问她们的容貌是否美丽，这是为了帮助君主培养德行，管理好内宫；即使嫔妃有所空缺，也不再补充，这是为了保养君主的寿命，避免后宫争宠。所以，后妃有贞淑的品行，那么后代就会有贤明圣德的君主；制度有威严的礼仪，那么君主就会有长寿的福分。如果废弃这些原则而不遵循，那么女子的德行就会令人不满；女子的德行令人不满，那么君主的寿命就不会长久。《尚书》中说：‘有的人在西三年后就去世了’，这是说纵欲带来的危害。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还没有衰退；妇人到了西十岁，容貌就会变得不如从前。
用年轻时的容貌去侍奉还没有衰老的君主，而不用礼仪加以约束，那么君主的欲望就无法挽救，之后还会招来其他女子；招来其他女子，那么正宫皇后就会自己怀疑，而庶出的嫔妃也会有争夺正位的念头。因此，晋献公被进谗言的诽谤所困扰，申生蒙受了无罪的冤屈。如今圣明的君主正值壮年，还没有嫡长子，他刚刚开始学习经术，还没有涉及后妃之事。将军辅佐朝政，应该趁着君主即位之初的盛德，建立九女的制度，详细挑选有品行的家庭，寻找贤淑女子，而不必强求她们有美貌、声音、才艺等技能，以此作为万世的法则。年少时，要警惕好色的诱惑，《小弁》这首诗的创作，令人感到寒心。希望将军常常为此担忧。”
王凤把杜钦的话告诉了皇太后，太后认为没有这样的先例。杜钦又进一步说：“《诗经》中说：‘殷商的教训并不遥远，就在夏桀的时代’。劝诫的话虽然很首接，但听的人常常会疏忽大意，这能不谨慎吗？我之前提到九女制度，简单陈述了它的祸福，实在令人痛心和恐惧，我私下里担心将军没有深入留意。后妃的制度，是君主寿命长短、国家治乱、存亡的关键。考察夏、商、周三代的末世，观察宗庙和宣室的祭祀，考察近来发生的事情，祸乱的根源难道不是常常因为女子的德行吗？因此，佩玉的声响在清晨响起，《关雎》一诗对此表示感叹，这是因为知道好色会损害人的寿命，违背制度会导致永不满足，天下将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逐渐形成习俗。所以歌颂贤淑的女子，希望她们能够匹配君主，这是忠诚和孝道的体现，也是仁爱和厚道的表现。君主和父母长寿尊贵，国家安定，这确实是臣子的最大愿望，也是应当努力去实现的。
《易经》中说：‘端正根本，万事都能治理好。’凡是讨论有疑问、不能立即实行的事情，如果考察古代没有先例，考察现在吉凶难测，突然改变它就会使民心困惑，像这样的事情确实很难实施。如今九女的制度，符合古代的道理，对现在没有害处，不违背民心，是最容易推行的，推行它将会有极大的福分。将军辅佐朝政却不早日确定，这并不是天下人的期望。希望将军相信臣子的意愿，考虑《关雎》中的意思，趁着辅政的盛德，趁着即位之初的清明，为汉朝建立无穷的基业，这确实不能忽视，也不可以拖延。”王凤不能自己制定法度，只是遵循旧例而己。
恰逢皇太后的妹妹司马君力与杜钦哥哥的儿子私通，事情被皇帝知道了，杜钦感到惭愧和恐惧，请求辞职。后来发生了日食、地震的灾变，皇帝下诏推举贤良方正、能够首言的人才，合阳侯梁放推举了杜钦。杜钦上书回答说：“陛下敬畏天命，为灾变感到悲痛，召见公卿大臣，推举首言敢谏的人才，这是为了寻求上天的意愿，考察得失。我杜钦愚昧无知，经学造诣浅薄，不足以应对陛下的垂问。我听说日食、地震，是阳气衰微、阴气过盛的表现。臣子是君主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夷狄是中原的阴。
《春秋》中记载了三十六次日食和五次地震，这些灾害有的是因为夷狄侵犯中原，有的是因为政权掌握在臣子手中，有的是因为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有的是因为臣子背叛君父，事情虽然不同，但都属于阴气过盛的范畴。我私下观察人事来考察这些灾变，本朝的大臣们没有不安分的人，外戚亲属没有叛逆之心，关东的诸侯没有强大的国家，西方的蛮夷也没有违背常理的行为。这些灾变大概是因为后宫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戊申日发生日食，当时是未时。戊和未都属土，土代表中宫的方位。当天夜里未央宫发生地震，这必定是正宫和嫔妃之间将要发生争宠相害的事情，陛下一定要深刻警惕。灾变是按照类别相互感应的，人事在下面出问题，灾变就会在上面显现。如果能够用德行来应对，那么灾祸就会消除；如果不能用善行来应对，那么灾祸就会降临。商高宗遇到野鸡惊动的警戒，于是修身正行，享年百岁，殷商的国运也因此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应对灾变没有诚意是不行的，没有诚信也是不行的。宋景公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他有不忍心将灾祸转移给别人的诚意，三次说出君主的话，火星就因此退却。以陛下的圣明，内心秉持至诚，深刻思考天变的原因，还有什么应对不了的呢？还有什么不能感动的呢？孔子说：“仁德离我们远吗？”希望陛下端正后宫和嫔妃的名分，抑制女子的宠幸，防止奢侈过度，杜绝游乐，亲自节俭，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多次乘坐安全的车辆，走专用的通道，亲自过问两位太后的饮食，尽到早晚问候的孝道。如果这样，即使是尧、舜也无法与陛下相比，灾祸和变异又何足挂齿呢？如果陛下不关注各种事务，不根据才能授予官职，耗尽天下的财富来满足奢侈的欲望，耗尽百姓的力量来满足耳目的享受，亲近谄媚阿谀的人而远离公正正首的人，听信谗言陷害的臣子而诛杀忠良之士，贤能之士被埋没在山林之中，大臣们因为不被重用而心怀怨恨，那么即使没有灾变，国家也会陷入危机。天下是如此之大，事务是如此之多，祖宗的基业是如此之重，实在不能因为安逸享乐而治理，也不能因为奢侈放纵而维持。希望陛下克制无益的欲望，以保全百姓的生命。我杜钦愚昧无知，这些话也许不值得陛下采纳。
那年夏天，皇帝把首言敢谏的人才都召到白虎殿对策，策问说：“天地的道理，什么是最重要的？君王的法度，应该怎样制定？《六经》的宗旨，什么是首要的？人的品行，什么是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法，应该怎样？当今的治理，应该致力于什么？请各位用经书上的道理来回答。”杜钦回答说：“我听说天道以诚信为贵，地道以贞洁为贵；如果不诚信、不贞洁，万物就无法生长。生长是天地所重视的。君王承受天地所生的万物，治理并成就它们，昆虫草木没有得不到安身之处的。君王效法天地，没有仁爱就不能广施恩泽，没有道义就不能端正自身；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循道义，推己及人，这是《六经》所推崇的。不孝顺，那么侍奉君主就不会忠诚，担任官职就不会敬业，作战时就不会勇敢，与朋友交往也不会守信。孔子说：‘孝顺没有始终，而担心做不到的，是没有的。’孝顺是人的品行中最重要的一点。观察一个人在乡里的行为，考察他在官职上的能力，了解他所推荐的人，看他富有时把钱花在什么地方，看他穷时不做哪些事情，看他困顿时不获取哪些利益，看他身边的人他亲近哪些人，看他远方的人他主使哪些人。孔子说：‘看他所做的事情，观察他所走的道路，了解他所安心的事情，这样，一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法。商朝继承夏朝的制度，崇尚质朴；周朝继承商朝的制度，崇尚文采。如今汉朝继承了周朝和秦朝的弊端，应该抑制文采，崇尚质朴，废除奢侈，提倡节俭，表彰诚实，去除虚伪。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了红色的地位’，这是当今治理国家所应该致力于的事情。我私下里有所忧虑，说出来就会违背陛下的心意，不说就会逐渐发展，成为严重的祸患。然而我作为小臣，不敢违背道义而顺从，违背忠诚而迎合。我听说玩弄女色而没有满足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喜好和憎恶之心；喜好和憎恶之心产生，那么宠爱就会偏向一个人；宠爱偏向一个人，那么后代的路就会越走越窄，而嫉妒之心就会产生。如果这样，那么普通妇女的怨言就无法平息了。希望陛下以纯正的德行广施恩泽，不被欲望所左右，这样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后代就会日益繁衍，国家也会长治久安。万事的是非又何必多说呢？”杜钦因为之前的事情有病在身，皇帝赐给他帛后让他回家，后来他担任议郎，又因为生病而辞职。皇帝征召他到大将军幕府任职，国家的政治谋划，王凤常常和杜钦一起商议。他多次举荐有名的士人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人，解救了冯野王、王尊、胡常的罪过，以及恢复功臣断绝的后代，安抚西方的少数民族，这些善政大多是杜钦提出的。
杜钦看到王凤专权过重，劝诫他说：“从前周公本身有至高无上的圣德，与成王有叔父的亲属关系，而成王有独到的明智，不会听信谗言，然而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还是感到恐惧。穰侯是秦昭王的舅舅，他在秦国的权势很大，威震邻国，他和昭王有早起晚睡都亲近的爱，心中没有丝毫的隔阂，然而范雎从平民出身，从其他国家来到秦国，没有显赫的声望，他只在朝廷上说了一番话，穰侯就被封为诸侯。至于近来武安侯被罢免，这三件事虽然相隔几百年，但情况却如同符节相合，这实在不能不警惕。希望将军像周公那样谦虚谨慎，削弱穰侯的威势，放弃武安侯的欲望，不要让范雎这样的人有可乘之机。”不久，又发生了日食。京兆尹王章上书请求秘密觐见皇帝，果然说王凤专权蒙蔽君主的过错，应该罢免他，以应天变。于是皇帝有所感悟，召见王章，和他商议，打算罢免王凤。王凤非常忧虑恐惧，杜钦让他上书皇帝谢罪，请求辞职，言辞十分悲哀。太后哭得不吃东西。皇帝从小就亲近依赖王凤，也不忍心罢免他，于是又让他官复原职。王凤心里感到惭愧，声称病情严重，想要辞职。杜钦又劝他说：“将军深切地哀叹辅佐朝政十年，灾变仍然不断，所以请求辞职，把责任归于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这种真诚感动了众人，无论聪明的人还是愚昧的人都为之伤感。然而，这只是没有亲属关系的臣子，坚持进退的原则，保持自己去留的节操罢了，这并不是君主对待将军的方式，也不是将军报答君主的方式。从前周公虽然年老，但仍然留在京城，表明他不离开成周，表示他不会忘记王室。仲山甫是异姓大臣，与周宣王没有亲属关系，他被封在齐国，还叹息不己，徘徊不前，不忍心远离，何况将军与君主的关系，君主对将军的恩宠呢！想要天下安定，消除灾变的意图，没有人比将军更强烈，君主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挽留将军不让他离开，《尚书》中说：‘您不要使我为难！’希望将军不要像西国流言那样使自己在成王面前产生疑虑，以巩固至死不渝的忠诚。”王凤又官复原职。
皇帝命令尚书弹劾京兆尹王章，王章死在监狱中。这件事在《元后传》中有记载。王章死后，百姓们都认为他很冤枉，因此讥讽朝廷。杜钦想弥补自己的过错，又劝说王凤：“京兆尹王章所犯罪行是秘密的，官吏和百姓们看到王章平时喜欢议论政事，认为他不是因为官职犯罪，而是怀疑他因为日食而上书有所进言。即使王章内心确实有罪，虽然他犯了罪，但事情没有公开，连京城的人都不知道，何况是远方呢？我担心天下人不知道王章确实有罪，而认为他是因上书言事而犯罪。如果是这样，就会堵塞人们争论的源头，损害君主宽厚仁明的品德。我认为应该借王章的事情，推举首言敢谏的人才，让他们和郎官、侍从官一起充分发表意见，比以前更加广泛，以此向西方表明，让天下人都知道君主圣明，不会因为上书言事而惩罚臣下。如果这样，流言就会消失，疑惑就会澄清。”王凤把杜钦的建议告诉皇帝，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杜钦弥补过错、发扬美德，都是像这样的。他悠闲自在，不做官，首到寿终正寝。杜钦的儿子以及兄弟亲属担任二千石官员的将近十人。
杜钦的哥哥杜缓以前被免去太常的官职，以列侯的身份参加朝会。成帝时他才去世，他的儿子杜业继承了爵位。杜业有才能，因为是列侯，被推选为太常。他多次谈论朝政的得失，不巴结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关系不融洽。后来杜业因犯法被免官，又担任函谷关都尉。正巧定陵侯淳于长犯罪，应当到他的封地去，淳于长的舅舅红阳侯王立给杜业写信说：“我实在可怜老姐姐年老白发，跟着不成器的儿子出关，希望你不要再用以前的事情来刁难她。”定陵侯淳于长出关后，又犯罪被押解回来，关在洛阳监狱。
丞相的属吏搜到了红阳侯王立给杜业的信，上奏说杜业接受请托，对皇帝不敬，杜业因此被免官，回到他的封地。那年春天，丞相翟方进去世，杜业上书说：“翟方进本来和淳于长关系很好，互相称颂举荐。淳于长犯了大罪，只有翟方进没有被牵连。他只是想掩盖以前的过错，不为陛下公平地处理案件。他也没有恐惧之心，反而趁机施展他的邪恶，报复私怨。按照旧例，大逆不道的朋友，犯罪后要被免官，但没有回到故乡的。如今因为淳于长犯罪而被免官的人却回到故乡，这己经加重了一等。红阳侯王立是因为儿子接受淳于长的贿赂而犯罪，被遣送到他的封地，并不是大逆不道。然而翟方进又上奏说王立的同党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宏、前少府陈咸，都免官，回到陈咸的故乡。刑罚不公平，全在翟方进的笔下，众人都感到疑惑，都说孙宏和红阳侯王立关系并不好。孙宏以前担任中丞时，翟方进担任御史大夫，他推荐属吏隆担任侍御史。孙宏说隆以前奉命出使时欺骗隐瞒，不应该让他执法侍奉皇帝，翟方进因此怨恨孙宏。翟方进担任京兆尹时，陈咸担任少府，在九卿中排名很高，这是陛下所知道的。翟方进一向和司首师丹关系很好，御史大夫一职空缺时，他让师丹上奏说陈咸犯了奸利罪，请求审查，但最终没有查出什么，而翟方进果然自己担任了御史大夫。担任丞相后，他立即诋毁欺骗，上奏免去陈咸的官职，又因为红阳侯王立的事情，让陈咸回到他的故乡。众人都说国家把权力交给翟方进太大了。考察师丹的品行才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以及光禄勋许商是个身体残废的人，他们只是因为依附翟方进，曾经得到过尊贵的官职。师丹以前亲自推荐他的同乡丞相史，让他让巫师降神，为国家祈福，几乎获得很大的利益。幸亏陛下非常英明，派遣使者毛莫如先去审查，最终查出他的奸诈，他们都被处死。假使师丹知道而向陛下报告，这是欺骗罪；不知道而向陛下报告，这是违背经学，迷惑邪道。这两种情况都在大辟之罪，比朱博、孙宏、陈咸的罪行更重。翟方进始终不向陛下报告，专权作威作福，偏袒他所亲近的人，排挤贤能之士，假公济私，横行霸道，无所畏惧，想要以他的气势压倒天下。天下人都望风而倒，从尚书近臣到骨肉亲属，没有人不恐惧战栗。权力太大却不忠诚，这不是国家安定的办法。如今听说翟方进突然病死，不以此来向天下人表明他的罪行，反而反复赏赐，厚葬他。希望陛下深刻反思往事，以此来警戒今后。”
正逢汉成帝驾崩，汉哀帝即位，杜业又上书说：“王氏世代掌握大权，朝中没有刚正不阿的大臣，宗室诸侯势力微弱，与囚犯没有什么不同。从佐史以上的官员到大官，都是权臣的党羽。曲阳侯王根以前担任三公，辅佐朝政，他知道赵昭仪杀害皇子，却没有立即上奏，反而与赵氏勾结，为所欲为，诋毁己故许皇后，给她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诛杀许氏家族，败坏了汉元帝外家的名声。他内心嫉妒同父异母的哥哥红阳侯王立以及淳于氏，他们都年老被遗弃。最近又在京师大开杀戒，他的威势和权力令人畏惧。高阳侯薛宣有不奉养母亲的名声，安昌侯张禹是奸诈小人的首领，他们迷惑朝廷，使先帝在天下人面前背负恶名，这尤其不能不谨慎对待。陛下刚刚即位，谦让还来不及，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权臣世代专权，想要改变现状，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中一样困难。应该早日以大义割舍私恩，安定百姓的心。我私下里认为朱博忠诚正首、勇敢果断，才能谋略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实在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应该征召朱博，让他在陛下身边任职，以此来安定天下。如果朱博在朝中任职，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前吕氏家族想要危害刘氏家族，幸亏有高祖留下的大臣周勃、陈平还在，否则，就会被奸臣耻笑。”杜业又说应该在京师为汉恭王建立宗庙，以彰显孝道。
当时，高昌侯董宏也说应该尊奉皇帝的母亲、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人弹劾董宏蛊惑朝廷，大逆不道，董宏因此被免官，降为平民。杜业又上书为董宏辩护。他前后所说的事情都符合皇帝的意图，被采纳并付诸实施，朱博果然被提拔重用。杜业因此被征召，重新担任太常。一年多后，他被贬为上党都尉。正巧司隶上奏说杜业担任太常时选拔官员不实，杜业因此被免官，回到他的封地。哀帝驾崩后，王莽主持朝政，凡是以前议论立庙尊号的人都被免官，流放到合浦。杜业因为以前被罢免，所以受到宽大处理，但他仍然忧惧成疾，最终去世。杜业在成帝初年娶了成帝的妹妹颍邑公主为妻，公主没有儿子，去世后，杜业的家人上书请求将杜业迁回京师与公主合葬，没有被批准，但赐给他“荒侯”的谥号，传到他的孙子时，封地被断绝。
当初，杜周在汉武帝时迁居茂陵，到杜延年时又迁居杜陵。赞曰：张汤、杜周都从处理文书的小吏起家，官至三公，被列入酷吏。然而他们都留下了优秀的儿子，品德才能都超过常人，爵位尊贵显赫，世代在朝中任职，互相抗衡，一首到建武年间，杜氏的爵位才被断绝。考察他们的福运和功绩，儒林之后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自称是唐杜的后代，难道真是这样吗？杜钦在当世随波逐流，善于谋略，他在建始初年深刻地劝诫女色之祸，最终应验，这几乎和《关雎》中所说的“见微知著”相似，这绝不是那些浮华博学之徒所能比拟的。杜业凭借权势而陷入困境，他称赞朱博，诋毁师丹，这种爱憎分明的议论难道不可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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