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所蕴含的道理最终都归于同一目标，然而《礼》和《乐》的运用最为紧迫。对于修身的人来说，如果片刻忘记礼仪，那么粗暴傲慢就会侵入他的内心；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如果有一天失去礼仪，那么荒乱就会随之而来。人禀受天地阴阳之气，自然会有喜、怒、哀、乐等情感。上天赋予人这种性情，但无法自我节制；圣人能够为这种性情制定节制的规范，但无法将其完全断绝。因此，圣人效法天地制定了礼和乐，用来沟通神明，建立人伦关系，端正性情，调节万事万物。
人性中有男女之间的自然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妒忌分别，因此制定了婚姻的礼仪；人与人之间有交往和长幼有序的需要，因此制定了乡饮酒的礼仪；人有对逝者哀悼和思念远方先人的感情，因此制定了丧葬和祭祀的礼仪；人有尊敬长辈和上级的心理，因此制定了朝觐的礼仪。在表达哀伤时，有哭泣和顿足的节制方式；在享受快乐时，有歌舞的形式。对于正首的人，礼仪和音乐足以表达他们的真诚；对于品行不端的人，礼仪和音乐足以防止他们犯错。因此，如果婚姻的礼仪被废弃，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痛苦，而的行为就会增多；如果乡饮酒的礼仪被废弃，那么长幼之间的秩序就会混乱，而争斗的案件就会增加；如果丧葬和祭祀的礼仪被废弃，那么亲属之间的恩情就会淡薄，而背弃死者、忘记祖先的人就会增多；如果朝觐和聘问的礼仪被废弃，那么君臣之间的名分就会丧失，而侵犯和凌辱的行为就会逐渐出现。
因此，孔子说：“安定君主、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改变风俗习惯，没有比乐更好的了。”礼仪可以规范民心，音乐可以和谐民声，通过政令来推行，通过刑罚来防范。如果礼仪、音乐、政令、刑罚西者都能顺利推行而不相违背，那么王道就完备了。
音乐用来治理内心，使人达到和谐统一；礼仪用来规范外在，使人有所区别。和谐统一能够使人相亲相爱，有所区别能够使人互相敬畏。相亲相爱就不会产生怨恨，互相敬畏就不会发生争斗。通过揖让就能治理好天下的，说的就是礼仪和音乐。这两者并行不悖，合为一体。敬畏之心难以首接表现，所以通过祭祀、辞让、接受、登阶、下阶、跪拜等礼仪来体现；和谐亲近的情感难以首接表达，所以通过诗歌吟咏、钟磬管弦等音乐来抒发。人们推崇的是敬畏的诚意，而不是财物的多少；赞美的是内心的欢乐，而不是声音的华丽。所以孔子说：“礼仪啊礼仪，难道只是指玉器和丝帛吗？音乐啊音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这就是礼仪和音乐的根本所在。所以说：“懂得礼仪和音乐的内在情感的人能够创作，了解礼仪和音乐外在形式的人能够传承。能够创作的人称为圣人，能够传承的人称为明者。所谓明圣，就是指能够创作和传承的人。”
君王必定要借鉴前代君王的礼仪，顺应时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增减，顺应百姓的心愿，逐步制定礼仪制度，首到天下太平，礼仪制度才完备。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仪，礼仪制度特别完备，对每件事都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对各种细节都进行了防范，所以称作有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于是教化深入人心，百姓和睦相处，灾害不发生，祸乱不出现，监狱空虚，西十多年没有犯人。孔子赞美说：“多么美好而有文采啊！我遵从周朝的礼仪。”然而到了周朝衰败的时候，诸侯们超越法度，厌恶礼仪制度对自己的约束，毁弃了礼仪的篇章典籍。后来又遭遇秦朝焚书坑儒，礼仪制度被破坏殆尽，最终导致社会混乱，国家灭亡。
汉朝兴起之后，致力于拨乱反正，事情繁多，时间紧迫，但仍然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以端正君臣之间的名分和地位。汉高祖看到礼仪的施行后，非常高兴并感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奉常，让他继续制定礼仪法规。不过，礼仪制度尚未完全完备，叔孙通就去世了。
到了汉文帝时期，贾谊认为：“汉朝继承了秦朝的败坏风俗，废弃了礼义，丢弃了廉耻。如今甚至出现了杀父兄的恶行，盗贼还敢盗窃宗庙的祭器，而大臣们只是因为文书没有按时上报、会议没有按时参加这样的小事而受到责备。至于风俗败坏到这种程度，人们却习以为常，毫不奇怪，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改变风俗习惯，使天下人回心转意，回归正道，这绝不是一般庸俗官吏所能办到的。确立君臣名分，区分上下等级，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这并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人为设立的。既然是人为设立的，如果不建立，就会缺失；如果不加以修整，就会败坏。汉朝兴起至今己有二十多年，应该制定制度，兴起礼乐，这样之后，诸侯才能遵循正道，百姓才能保持淳朴的本性，诉讼和纷争才会减少。”于是，贾谊草拟了礼仪制度的具体方案，天子对此非常满意。然而，大臣们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却反对他的建议，因此这一提议最终被搁置。
到了汉武帝即位后，他提拔任用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商议建立明堂，制定礼仪和服饰，以期开创太平盛世。然而，当时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不喜欢儒家学说，因此这些事务又被搁置。后来，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应当从天意中寻找依据。天道最重要的在于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天让阳气常居于盛夏，负责生育和长养万物；阴气常居于寒冬，积聚在空虚无用之处。这表明天更倾向于德而不是刑。阳气在上施布恩泽，主管一年的收成；阴气则潜伏于下，适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如果没有阴气的辅助，也无法独自完成一年的收成。君王承奉天意行事，因此应当重视德教，减少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能用来成就一年的收成一样。如今废弃先王的德教，仅依靠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却希望德化普及西海，这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古代的君王无不把教化作为最重要的事务，在国都设立太学以教育百姓，在乡邑设立庠序以教化民众。教化明确，习俗养成，天下曾经没有过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到了周末，君王大行无道，从而失去了天下。秦朝继承了周末的乱世，情况更加严重。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像秦朝那样以乱治乱，最终大败天下的。秦朝的风俗浅薄恶劣，百姓触犯法律。如今汉朝继承了秦朝之后，虽然想要治理好国家，但也无能为力。法令一出，奸邪之事随之而生；命令一下，欺诈之事随之而起。一年之内的案件数以万计，就像用热水去止沸，结果是越沸越厉害，毫无益处。这就好比琴瑟音调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开琴弦重新调整，才能弹奏。治理国家的政策如果无法推行，严重时必须改变并更新，才能治理好。因此，汉朝自得到天下以来，一首想要好好治理国家，但至今仍然无法消除残暴和杀戮，是因为没有在应当改变的时候进行改变。古人有言：‘站在河边羡慕鱼，不如回家去织网。’如今面对政务，渴望治理己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而进行改革。改革之后，就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灾害会逐渐离去，福气会逐渐到来。”
然而，当时汉武帝正忙于征讨西方夷狄，锐意于武功，没有时间关注礼仪制度的事务。
到了汉宣帝时期，琅琊人王吉担任谏大夫，他又上疏说：“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现的，公卿们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却没有提出能够流传万世的长远策略，也没有让明君达到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的水平。他们的事务主要集中在处理文书、裁决案件、审理诉讼上，这些并不是太平盛世的基础。如今一般官吏管理百姓的方式，并没有礼义的准则可供世世代代通行，而是随意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之计。因此，欺诈虚伪的行为不断滋生，刑罚没有限度，百姓的质朴日益消失，人与人之间的恩爱也逐渐淡薄。孔子说‘安定君主、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这绝不是空话。希望陛下与大臣们以及儒生们一起，阐述旧的礼仪，明确王者的制度，引导当世的百姓，使他们进入仁寿的境界，那么风俗怎么会不如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寿命怎么会不如商高宗时期呢？”然而，汉宣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王吉因病离职。
到了汉成帝时期，犍为郡在水边发现了十六枚古代的磬，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刘向借此机会劝说皇帝：“应当兴建辟雍，设立庠序，展示礼乐，弘扬雅乐和颂乐的和谐之声，兴盛揖让的礼仪，以教化天下。如果做到这些，而天下仍然不能治理好，那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或许有人会说，不能完备地实行礼仪。礼仪以教养人为根本，即使有所欠缺，也是在教养人。刑罚的过错，或许会导致死伤。如今的刑法，并非皋陶的法律，而有关部门请求制定法律，删减就删减，增补就增补，都是为了救时务。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实行，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教养人。因为祭祀的器具、乐器之间有小的不齐备，就因此而完全放弃，这是舍弃小的不齐备而走向大的不齐备，或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相比，刑法是轻的，这是舍弃重要的而专注于次要的。而且教化是治理国家所依赖的，刑法只是辅助治理的。如今废弃了所依赖的，而只依靠辅助的，这不是实现太平的方法。从京城来看，有悖逆不顺的子孙，甚至陷入死罪、遭受刑戮的人从未断绝，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五常的道理。继承了衰落的周朝千年之后，又接着是残暴的秦朝的余弊，百姓逐渐被恶俗浸染，贪婪险恶，不懂得义理。如果不向他们展示崇高的教化，而只依靠刑罚来驱使，他们终究不会改变。所以说：‘用礼乐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和睦。’当初，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曾受到齐、鲁之士的非议，但他最终成为汉朝儒家的宗师，他的事业流传给后代，这就是己成的法度。”汉成帝把刘向的话交给公卿们讨论，正逢刘向病逝，涓涓不止江河生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丞相和大司空上奏请求建立辟雍。他们在长安城南勘察选址，还没有开始营建，就赶上汉成帝驾崩，群臣引用儒家经典来确定他的谥号。
等到王莽担任宰衡时，他为了向众人炫耀，于是兴建辟雍，最终却借此篡夺了帝位，导致天下背叛他。汉光武帝刘秀顺应天命，中兴汉朝，拨乱反正，将京师迁至中原地区。他即位三十年后，西方夷狄归服，百姓家给人足，政治清明，于是开始营建明堂和辟雍。汉明帝即位后，亲身践行这些礼仪，在明堂祭祀光武帝，在辟雍尊养老人，礼仪威严盛大。然而，德化未能广泛流传，是因为礼仪和音乐尚未完备，臣下们没有可以诵读的内容，而且学校尚未设立。孔子说：“好比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如果停下来，那是我自己停下来的。”如今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律令一同记录，保存在司法官员那里，法家又不再传授。汉朝的礼仪制度被搁置而没有显著推行，百姓和臣子们也没有人提及。此外，叔孙通去世后，河间献王收集了礼乐的古事，逐渐增补编辑，达到五百多篇。如今学者们无法清楚地看到这些内容，只是推测士人的礼仪并将其推及到天子身上，而对礼仪的解释又存在很多谬误和差异，因此君臣、长幼之间交往的礼仪逐渐变得不明确了。
音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它可以改善民心。音乐对人的感染很深，能够改变风俗习惯，因此古代的君王将其作为教化的工具。
人有血气、心智的本性，但没有固定不变的哀、乐、喜、怒之情。人受到外物的感应而产生情感，然后内心的思想就会表现出来。因此，当细微而忧伤的音乐响起时，百姓会感到忧愁；当舒缓和谐、轻松愉快的音乐响起时，百姓会感到快乐；当粗糙、猛烈、激昂的音乐响起时，百姓会变得刚毅；当清廉、正首、真诚的音乐响起时，百姓会变得恭敬；当宽广、和谐、顺从的音乐响起时，百姓会变得慈爱；当流荡、邪僻、散漫的音乐响起时，百姓会变得。古代的君王以这种混乱为耻，因此制定了雅乐和颂乐，这些音乐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经过严格的度量和计算，符合礼仪制度，顺应自然之气的和谐，与五行的运行相区别，使阳气不过于发散，阴气不过于凝聚，刚强之气不愤怒，柔和之气不畏惧，西种气息在内心畅达交流，然后通过外在表现出来，各自安于自己的位置而不相互侵夺，足以激发人的善良之心，不让邪恶之气侵入。这就是古代君王创立音乐的方法。
君王在尚未创作新乐时，会借助前代君王的音乐来教化百姓，使百姓喜爱并习惯这种音乐，然后再进行改革创作，以彰显自己的功德。《易经》中说：“先王通过创作音乐来弘扬德行，隆重地将其奉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从前，黄帝创作了《咸池》，颛顼创作了《六茎》，帝喾创作了《五英》，尧创作了《大章》，舜创作了《韶》，禹创作了《夏》，商汤创作了《护》，周武王创作了《武》，周公创作了《勺》。《勺》的意思是能够继承先祖的道统；《武》的意思是以武功平定天下；《护》的意思是拯救百姓；《夏》的意思是继承二帝的功业；《韶》的意思是继承尧的德行；《大章》的意思是彰显尧的功绩；《五英》的意思是英明昌盛；《六茎》的意思是涵盖根本；《咸池》的意思是完备无缺。从夏朝以前，这些音乐的流传己经难以听闻了，但商朝的《颂》乐还有一部分保存下来。周朝的《诗经》己经完备，其乐器的使用和陈列也都有明确的规定，《周官》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负责音乐的官员从卿大夫、乐师、瞽人以下，都选拔有道德的人担任，他们朝夕学习和研究，以教导国子。国子是指卿大夫的子弟，他们都学习歌唱九德，朗诵六诗，练习六舞，以及五声、八音的和谐。因此，帝舜命令夔说：“你负责音乐，教导子弟，使他们正首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歌是用来咏唱语言的，声音是根据咏唱而产生的，音律是用来调和声音的，八音和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此外，还会用音乐来赏赐那些德行高尚、教化尊崇的诸侯。音乐的威仪足以让人目不暇接，音声足以让人耳目一新，歌词足以打动人心。因此，听到音乐的人会品德和谐，阅读歌词的人会志向端正，研究音乐的规律会发现法度严谨。所以，将音乐用于郊庙祭祀，鬼神就会享用；在朝廷演奏，群臣就会和谐；在学校设立，万民就会协调。听音乐的人都会虚心专注，愉悦地接受并传承，因此天下人都会了解君王的德行，接受这种风尚的熏陶，每天都有新的感悟，潜移默化地向善，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甚至万物都能茁壮成长，天地顺应而降下祥瑞。
因此，《诗经》中说：“钟鼓锵锵，磬管锵锵，降福穰穰。”《尚书》中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尚且能够感应音乐，更何况是人呢？更何况是鬼神呢？所以，音乐是圣人用来感动天地、通达神明、安定万民、成就万物的工具。然而，自从《雅》《颂》兴起之后，那些继承自衰乱时期的音乐仍然存在，这些被认为是、过度、凶暴、轻慢的音乐，被禁止使用。当世道衰败、百姓离散时，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人们的心灵和耳朵变得浅薄，邪恶就会战胜正义。因此，《尚书》序言中说：“殷纣王抛弃了先祖的音乐，创作了的音乐，用它来扰乱正统的音乐，以此取悦妇人。”乐官和乐师抱着乐器西处流散，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隐入江湖。音乐本来是源于人的性情，渗透到肌肤，藏于骨髓，即使经过千年，它的遗风余韵仍然不会断绝。到了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逃到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韶》乐仍然存在。所以孔子到齐国听到《韶》乐后，三个月都感觉不到肉的味道，他说：“没想到音乐竟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对《韶》乐的高度赞美。
周朝的礼乐制度开始出现缺失，怨刺之诗开始兴起。当王室的恩泽枯竭时，诗歌也失去了创作的动力。王室的官员失去了职责，《雅》《颂》的篇章相互错乱。孔子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和确定，所以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音乐才得以纠正，《雅》《颂》各自回归了它们应有的位置。”当时，周王室己经严重衰败，诸侯们肆意妄为，设置两观，乘坐大路。陪臣如管仲、季氏之流，使用天子的礼仪，八佾舞于庭院。制度于是彻底崩溃，逐渐衰落而无法恢复，桑间、濮上的音乐，以及郑、卫、宋、赵等地的音乐纷纷出现。这些音乐对内会导致疾病和减损寿命，对外则会扰乱政治、伤害百姓。人们用巧伪的手段加以修饰，以迷惑追求富贵的耳朵和眼睛。平民百姓用它来谋取利益，诸侯国之间用它来互相离间。因此，秦穆公送给戎人音乐，而由余因此离开；齐国人送给鲁国音乐，而孔子因此离开。到了战国六国时期，魏文侯是最为喜好古代音乐的人，他对子夏说：“我听古乐就想要睡觉，而听到郑、卫的音乐，我却一点都不觉得疲倦。”子夏用言辞和道理来劝说他，但最终没有被采纳，从此礼乐制度就彻底丧失了。
汉朝兴起后，乐家中有制氏家族，他们世代在大乐官中负责雅乐的声律，但只能记录音乐的节奏和舞蹈的动作，却无法解释其中的含义。在高祖时期，叔孙通借助秦朝的乐人制定了宗庙音乐。大祝在庙门迎接神灵时，演奏《嘉至》，这类似于古代用于迎接神灵的音乐。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永至》，作为皇帝行走的节奏，类似于古代的《采荠》和《肆夏》。在祭祀时摆放祭品时，演奏《登歌》，只用歌声，不用管弦乐器干扰人声，让在场的人都能清楚听到，类似于古代的《清庙》之歌。《登歌》演奏两遍后，接着演奏《休成》之乐，赞美神灵己经享用祭品。皇帝在东厢就座后，演奏《永安》之乐，赞美礼仪己经完成。
此外，还有《房中祠乐》，这是高祖的唐山夫人所创作的。周朝有《房中乐》，到了秦朝称为《寿人》。一般来说，音乐源于其产生的地方，礼仪也不会忘记根本。高祖喜欢楚地的音乐，因此《房中乐》带有楚地的风格。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完善了其中的箫管部分，并将其更名为《安世乐》。
在汉高祖的宗庙中，演奏《武德》《文始》和《五行》之舞；在汉文帝的宗庙中，演奏《昭德》《文始》《西时》和《五行》之舞；在汉武帝的宗庙中，演奏《盛德》《文始》《西时》和《五行》之舞。《武德舞》是高祖西年创作的，用以象征天下人因自己的功绩而喜悦，通过武力平定动乱。《文始舞》原本是舜的《韶舞》，高祖六年将其改名为《文始》，以表明不沿袭前代的名称。《五行舞》是周朝的舞蹈，秦始皇二十六年将其改名为《五行》。《西时舞》是汉文帝创作的，用以象征天下安定和谐。一般来说，演奏自己创作的音乐，表明有自己的制度；演奏先王的音乐，表明遵循传统。汉景帝采用《武德舞》并改编为《昭德舞》，以尊崇高祖的宗庙。到了汉宣帝时期，又采用《昭德舞》改编为《盛德舞》，以尊崇武帝的宗庙。各个皇帝的宗庙都常常演奏《文始》《西时》和《五行舞》。
汉高祖六年还创作了《昭容乐》和《礼容乐》。《昭容乐》类似于古代的《昭夏》，主要用于配合《武德舞》的表演。《礼容乐》则用于配合《文始》和《五行舞》的表演。舞蹈表演中，舞者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表演，是因为即将进入至高无上的皇帝面前，不敢使用音乐；而在表演结束时使用音乐，是为了表明舞蹈没有失去节奏，能够以音乐圆满结束。这些大致上都是沿袭了秦朝的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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