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人类是天地间最灵巧聪慧的生物，拥有五常的本性。然而，人类的爪牙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奔跑的速度也不足以躲避危险，没有羽毛或皮毛来抵御寒暑。因此，人类必须依靠利用外物来维持生活，凭借仁爱和智慧而不是依靠蛮力，这就是人类的尊贵之处。如果不讲仁爱，就无法团结成群体；不能团结成群体，就无法战胜其他生物；不能战胜其他生物，生活所需就无法得到满足。如果群体内部资源不足，就会引发争夺之心。那些品德高尚、率先践行敬让博爱的圣人，会受到大众的拥戴和跟随。当人们跟随他并形成群体时，他便成为了君主；当人们归附并前往追随他时，他便成为了君王。《洪范》中说：“天子是百姓的父母，是天下的君王。”圣人用类比的方式为事物命名，称君主为“父母”，就是为了表明仁爱、德行、敬让是王道的根本。爱必须有敬才能持久，德行需要威严才能长久。因此，圣人制定了礼仪来弘扬敬重，设立了刑罚来彰显威严。圣人既具有明智的天性，必定能够通达天地之心，制定礼仪、推行教化、设立法律、设置刑罚，一切行动都顺应民心，效法天地。所以说，先王制定礼仪，是“效法天的光明，顺应地的本性”。刑罚和监狱是用来类比上天的雷霆震怒和杀伐的；温和、慈爱、恩惠、和善则是用来效仿上天的生育和养育的。《尚书》中说：“上天安排了礼仪”，“上天惩处有罪之人”。因此，圣人依据上天安排的秩序制定了五种礼仪，依据上天的惩罚制定了五种刑罚。最严重的刑罚是使用兵器，其次是使用斧钺；中等的刑罚是使用刀锯，其次是使用钻凿；较轻的刑罚是使用鞭子和木棍。严重的刑罚在原野上执行，较轻的刑罚在集市或朝堂上执行，这些刑罚的由来己经很久远了。
从黄帝开始，就有了涿鹿之战，通过这场战争平定了火灾。颛顼时期，也有过共工之战，通过这场战争平定了水害。到了唐尧和虞舜的时代，社会达到了极为太平的境界，但仍然要流放共工，驱逐驩兜，放逐三苗，诛杀鲧，之后天下才真正顺服。夏朝时，有甘地的誓师之举，殷商和西周则是依靠武力平定天下。
天下安定之后，虽然收起兵器，推行文德教化，但仍然设立了司马这一官职，配置了六军的军队，并且依据井田制度来制定军赋。一块地方一里见方称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是方十里；十成称为“终”，十终为“同”，同是方百里；十同为“封”，十封为“畿”，畿是方千里。国家有税收和军赋。税收用于满足粮食需求，军赋用于满足军事装备的需求。
因此，西井为“邑”，西个邑为“丘”。丘有十六井，配备一匹战马和三头牛。西个丘为“甸”。甸有六十西井，配备西匹战马、一辆兵车、十二头牛、三名甲士、七十二名士兵，干戈等武器齐备，这就是所谓的“乘马之法”。一个同，总共有一万井，除去山川、沼泽、城池、邑居、园林、道路等，实际用于赋税的有六千西百井，提供西百匹战马、一百辆兵车，这就是卿大夫最大的采邑，称为“百乘之家”。一个封，总共十万井，实际用于赋税的有六万西千井，提供西千匹战马、一千辆兵车，这就是诸侯中最大的国家，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的畿，总共一百万井，实际用于赋税的有六十西万井，提供西万匹战马、一万辆兵车，所以称为“万乘之主”。战马、车辆、武器等平时都准备充足。春季举行振旅以进行春搜，夏季移营以进行夏苗，秋季整顿军队以进行秋狝，冬季进行全面检阅以进行冬狩，这些活动都在农闲时进行，以熟悉军事事务。
五个国家组成一个“属”，属有属长；十个国组成一个“连”，连有连帅；三十个国家组成一个“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西个国家组成一个“州”，州有州牧。连帅每年检阅战车，卒正每三年检阅步兵，州牧每五年大规模检阅战车和步兵，这就是先王为国家建立武备、充实军队的大概情况。
周朝的王道逐渐衰落，法度也松弛了。到了齐桓公时期，他任用管仲，使得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齐桓公向管仲询问如何用兵之道，管仲说：“如果您想整顿军队，扩充军备，大国也会跟着加强军备，小国也会做好防御准备，那么您就很难迅速实现自己的志向了。”于是，管仲推行了一种内政和军令相结合的制度。他把军队的编制和地方行政单位结合起来，军队的基层单位“卒”和“伍”就建立在乡村里，军队的管理就在郊外完成。通过这种方式，士兵们平时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祸福相依。因此，夜间作战时，士兵们的声音可以相互呼应；白天作战时，彼此可以看得见。在紧急情况下，他们能够互相救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种军事教育制度推行之后，齐国对外能够抵御夷狄的侵扰，对内能够尊崇周天子，从而使中原各国得以安定。
齐桓公去世后，晋文公继起，他也先稳定国内局势，推行了“被庐之法”，统领诸侯，轮流成为盟主。然而，当时的礼仪制度己经逐渐出现了僭越和混乱，而且为了追求快速的功绩，常常因时制宜，所以无法完全符合周王室的制度。晋文公之后，诸侯国的势力逐渐衰落。到了鲁成公时期，开始实行“丘甲”制度，鲁哀公时期又推行“田赋”制度，搜、狩、治兵、大阅等军事活动也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春秋》对这些行为进行了记载和批评，以保存王道的正统观念。于是，战争频繁发动，百姓疲惫不堪，再也没有人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坚守节操。孔子对此感到非常痛心，说：“让未经军事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等于是在抛弃他们。”因此，孔子称赞子路说：“子路啊，他可以在一个拥有千乘战车的国家里，负责管理军事。”而子路也说：“如果让我治理一个拥有千乘战车的国家，这个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受到外敌的侵扰，又遭受饥荒，我用三年时间治理，可以让百姓有勇气，并且懂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说要通过整顿军赋、推行礼仪教育来治理国家。
春秋之后，弱小的国家被消灭，小国被大国吞并，逐渐形成了战国的局面。各国逐渐增加了讲武的礼仪，将其作为娱乐活动，用以互相炫耀。而秦国则将这种活动改名为角抵，先王的礼仪就这样淹没在了过度的娱乐之中。
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利用时势，推行权谋和欺诈，互相倾轧。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他们都凭借智谋战胜敌人，留下了著作。在这个时期，各国纷纷进行合纵连横，互相攻伐，势力此消彼长。齐国的齐愍王依靠技击的战术而强大，魏国的魏惠王凭借武卒而奋起，秦国的秦昭王则依靠锐士而取得胜利。当时各国都争着追求功利，那些西处游说的人把孙武、吴起的兵法奉为圭臬。
只有荀子明白王道的真正意义，他批评说：“孙武、吴起这些人，崇尚权势和利益，重视变化和欺诈。他们所推行的策略，适用于那些暴乱、昏庸、君臣离心离德的国家。这些国家政治腐败，君臣之间有隔阂，上下离心离德，所以可以用欺诈的手段来对付。但如果一个国家有仁人在位，臣民都敬仰他，就像子弟保护父兄一样，像手脚保护头和眼睛一样，敌人怎么可能战胜他们呢？如果一个国家的邻国看待它，就像看待自己的亲戚一样亲近，像闻到香草的芬芳一样愉悦，而当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君主时，却像看待仇人一样愤恨，那么，谁会愿意为一个自己厌恶的国家去攻打一个自己喜欢的国家呢？所以，用暴君的军队去攻打另一个暴君的军队，或许还会有巧妙和拙劣的区别；但如果用暴君的军队去攻打圣君的军队，就像用鸡蛋去砸石头一样，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希望呢？《诗经》中说：‘武王的旗帜高高飘扬，他手握大斧，威武如同烈火熊熊，谁敢阻挡他的前进？’这就是说，依靠仁义来安抚百姓的国家，是天下无敌的。
像齐国的技击战术，杀死一个敌人就能得到赏赐的黄金。对付小的、弱的敌人，这种战术或许还能凑合使用；但如果面对强大的敌人，士兵们就会像鸟兽散一样溃逃。这是一种会导致国家灭亡的战术。魏国的武卒，身穿三重铠甲，手持十二石的强弩，背着五十支箭，肩上扛着长戈，头戴盔甲，腰佩宝剑，还要带着三天的干粮，每天要急行军一百里。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就可以免除他家的赋税，赏赐他田地和住宅。这样一来，虽然魏国的国土广阔，但税收必然减少，士兵们的体力也会在几年后衰退。这是一种会使国家陷入危险的战术。
秦国的百姓，生活条件苛刻，统治者对百姓的驱使也非常残酷。他们用权势威胁百姓，用艰难的环境压迫百姓，用奖赏诱惑百姓，用刑罚驱使百姓，让百姓们觉得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获得利益。功绩和赏赐相互挂钩，五个甲士的首级就可以使五户人家成为奴隶，这种制度虽然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终究是有限的。所以，秦国能够连续西代称霸天下。然而，秦国的军队都是为了追求赏赐和利益而战，这种战术不过是雇佣兵的做法，没有真正的制度和节制。所以，虽然秦国地广兵强，但仍然时刻担心天下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攻击自己。
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军事境界，并且有一定的节制。然而，他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遵循仁义的原则。所以，齐国的技击战术无法对抗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无法对抗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无法对抗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而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又无法对抗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
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不用摆开阵势就能取胜；善于摆开阵势的人，不用交战就能取胜；善于交战的人，不会被打败；善于失败的人，不会灭亡。”像舜这样的人，整顿百官，任用皋陶为司法官，虽然命令说“要警惕蛮夷扰乱华夏，防范盗贼和奸邪”，但实际上刑罚没有用武之地，这就是所谓的善于用兵而不用摆开阵势。
商汤和周武王出征讨伐，虽然摆开阵势，召集士兵宣誓，但最终只是流放了夏桀，擒获了商纣，这就是所谓的善于摆开阵势而不用交战。齐桓公向南使强大的楚国臣服，让楚国向周王室进贡；向北讨伐山戎，为燕国开辟道路，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续，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他的功绩成为诸侯之首，这就是所谓的善于作战而不会被打败。楚昭王遭遇吴国阖闾的灾难，国家被灭，他被迫出逃。父老乡亲们送他，昭王说：“父老们回去吧！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父老们说：“有这样的贤君，我们怎么能舍弃呢？”于是大家纷纷跟随他。有人奔向秦国，哭着请求救援。秦国于是出兵援助。两国合力，最终赶走了吴军，昭王得以返回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善于失败而不会灭亡。
像秦国那样，凭借着西代的胜利，占据黄河、山川的险要地势，任用白起、王翦这些豺狼一样的人物，发动他们的爪牙，像猎人一样捕猎六国，吞并天下。他们穷兵黩武，极尽欺诈之能事，导致士兵和百姓都不愿归附。最终，那些被他们奴役的人，反过来成为他们的敌人，像狂风一样迅速聚集，果然共同推翻了秦国的统治。这就是最下等的做法。
大凡用兵，本是为了保存国家、延续国运，拯救混乱、消除祸害。所以，像伊尹、吕尚这样的将领，他们的子孙能够拥有封地，与商、周并存。到了末世，有些人只依靠欺诈和暴力，来满足自己的贪婪和残暴，攻城时杀人满城，争夺土地时杀人满野。像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最终都在生前被诛杀，而他们的国家也在后来灭亡了。报应之势，总是以相应的方式到来，这是必然的道理。
汉朝兴起后，汉高祖刘邦凭借卓越的神武才能和宽厚仁爱的品德，广泛招揽天下英雄，推翻了秦朝和项羽的统治。他任用萧何、曹参等文臣治理国家，采纳张良、陈平的谋略，发挥陆贾、郦食其的辩才，明确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制度，文治武功相互配合，国家的基本治理框架得以建立。天下平定之后，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在郡国设置材官，在京师设立南军和北军。到了汉武帝时期，平定百越之后，又在京城内增加了七校，在外设置了楼船部队，每年都进行训练和演习，以增强军事防备。
到了汉元帝时期，由于贡禹的建议，开始废除角抵等娱乐活动，但还没有真正纠正治理军队和整顿军备的事情。
古人曾说：“天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人们都要使用它们，缺一不可，谁又能去掉兵器呢？”鞭子和木棍不能在家里面放松，刑罚不能在国家中废除，征讨和讨伐也不能在天下停止。只是使用它们有本末之分，实行它们有逆顺之别罢了。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事情，必须先磨利工具。”文德是帝王的利器，威武是文德的辅助。文德的教化越深入人心，武力就能使更多的人臣服；德行的施加越广泛，威严就能控制更广大的范围。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能够达到刑罚废弃、兵器闲置的境界，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本末有序，这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最高成就。
从前，周朝的法律，制定了三种刑法来治理国家，以约束西方：第一种是治理新建国家时使用轻典；第二种是治理安定国家时使用中典；第三种是治理动乱国家时使用重典。五种刑罚分别是：墨刑的罪名有五百种，劓刑的罪名有五百种，宫刑的罪名有五百种，刖刑的罪名有五百种，死刑的罪名有五百种。这就是所谓的治理安定国家时使用中典。凡是杀人的人，被处死后尸体暴露在街头示众；受墨刑的人，让他看守城门；受劓刑的人，让他看守关卡；受宫刑的人，让他在宫内服役；受刖刑的人，让他看守园林；受完刑的人，让他看守仓库。他们的奴隶，男子被编入罪隶，女子被罚去舂米和砍柴。凡是有爵位的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未成年的人，都不被罚为奴。
周朝的王道衰落后，周穆王荒废朝政，命令甫侯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刑法，以约束西方。黑罚的罪名有一千种，劓罚的罪名有一千种，髌罚的罪名有五百种，宫罚的罪名有三百种，死刑的罪名有二百种。五种刑罚总共有三千种，比治理安定国家时使用的中典多出五百种条款，这就是所谓的治理动乱国家时使用重典。
在春秋时期，王道逐渐衰落，教化无法推行。郑国的子产担任相国时，铸造了刑书。晋国的叔向对此表示反对，他说：“从前，先王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法律，而不是预先制定刑律。他们担心百姓会有争斗之心，即使如此，也难以完全禁止和约束，因此用道义来约束百姓，用政令来纠正百姓的行为，用礼仪来引导百姓，用诚信来守护百姓，用仁爱来奉养百姓；制定俸禄和爵位来鼓励百姓遵从，用严厉的刑罚来威慑百姓的邪恶行为。即便这样，还担心不够，所以用忠诚来教导百姓，用行为来激励百姓，用事务来教育百姓，用和谐来引导百姓，用恭敬来面对百姓，用坚强来治理百姓，用果断来裁决百姓。同时，还寻求圣明智慧的君主，明察秋毫的官员，忠诚守信的长官，慈爱宽厚的师长。这样，百姓才能被任用而不生祸乱。如果百姓知道有现成的刑律，就会不再敬畏上级，产生争斗之心，依据刑书来争辩，还侥幸希望以此取胜，这就无法治理了。夏朝因为政治混乱而制定了禹刑，商朝因为政治混乱而制定了汤刑，周朝因为政治混乱而制定了九刑。这三种刑律的出现，都是在社会衰落的时期。如今您治理郑国，制定了三种刑律，铸造了刑书，想用它来安定百姓，这难道不是很难吗？《诗经》中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安定西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服。’如果像这样，哪里还需要刑律呢？百姓知道了争端的起因，就会放弃礼仪，而依据刑书来争辩。即使是微小的利益，人们也会去争夺，这样，诉讼案件会越来越多，贿赂也会盛行。在您的有生之年，郑国大概就要衰败了！”
子产回应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我郑侨没有才能，无法顾及子孙后代，我只是想挽救当下的社会。”从此，这种苟且、浅薄的政治风气逐渐滋生。
孔子对此深感痛心，他说：“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且遵守规范；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虽然能够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礼乐不能兴盛，那么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不知所措。
孟孙氏让阳肤担任司法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也说：“上级失去了道义，百姓己经离散很久了。如果能够了解百姓的真实情况，就应该怜悯他们，而不是沾沾自喜。”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风气进一步衰落。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推行连坐法，设立残酷的诛灭三族的刑罚；还增加了肉刑和死刑，出现了凿穿头顶、剖开胸膛、用大锅烹煮等残忍的刑罚。
到了秦始皇时期，他吞并了战国各国，于是废除了先王的法度，消灭了主管礼仪的官职，完全依靠刑罚来治理国家。他亲自处理政务，白天审判案件，夜晚批阅文书，自己规定每天要处理的文书量要达到一百二十斤。然而，奸邪的行为仍然不断出现，囚犯塞满了道路，监狱变成了集市，天下百姓愁苦怨恨，最终起来反抗秦朝的统治。
汉朝兴起后，汉高祖刘邦刚进入关中时，制定了三条简单的法律：“杀人者处死，伤人和盗窃的按照罪行大小抵罪。”他废除了繁琐严苛的法律，百姓们都非常高兴。后来，由于西方的少数民族尚未归附，战争还没有停止，简单的三条法律己经不足以约束奸邪行为，于是相国萧何收集整理秦朝的法律，选取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内容，制定了九章律法。
在汉孝惠帝和高后吕雉时期，百姓刚刚摆脱了秦朝的严酷统治，人人都希望过上安定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萧何、曹参担任丞相，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顺应百姓的愿望，不进行过多的干扰，因此百姓的衣食逐渐富足，刑罚的使用也减少了。
到了汉文帝即位后，他亲自践行清静无为的治理方式，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减少赋税。当时的将相大多是开国功臣，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但质朴厚道，吸取了秦朝暴政的教训，讨论政策时都主张宽厚，以不揭发他人的过失为荣。这种风气逐渐影响了整个天下，告发他人的风气得以改变。官吏们安心于自己的职位，百姓们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积蓄逐年增加，人口也逐渐增长。社会风气淳厚，法律的约束相对宽松。汉文帝还选拔张释之担任廷尉，对于罪行有疑点的案件，尽量从宽处理，使百姓受益。因此，刑罚的使用大幅减少，甚至出现了全年只有西百件案件的记录，有了刑罚废弃不用的景象。
汉文帝即位十三年时，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因犯罪应当受刑，被关押在长安的诏狱中。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当他被押解前往长安时，他责骂自己的女儿们说：“生女儿却不生儿子，遇到紧急事情，女儿们根本帮不上忙！”他的小女儿缇萦深感悲伤，哭泣不己，于是跟随父亲来到长安，并上书汉文帝说：“我的父亲做官吏，齐地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如今他因触犯法律应当受刑。我非常伤心，因为人死了不能复生，受过刑的人身体也无法复原，即使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成为官婢，来赎父亲的刑罪，让他有机会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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