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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卷二十四上 食货志第四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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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个普通农民五口之家,其中服役的人不少于两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而一百亩土地的收获不超过一百石粮食。春天要耕地,夏天要除草,秋天要收割,冬天要储藏粮食,还要砍柴,修建官府的建筑,应付各种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天气,冬天不能躲避严寒冰冻,一年西季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此外,还要私人应付人情往来,如送行、迎接客人,吊唁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幼儿,这些都在其中。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面对紧急的政令和暴虐的赋税,赋税的征收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早上刚下令,晚上就要交齐。有粮食的人只能以半价卖出,没有粮食的人则要借高利贷,利息高达本金的一倍。于是,就有人不得不卖掉田地和房屋,甚至出卖子孙来偿还债务。

而商人的情况则不同。大的商人通过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商人坐在店铺里出售货物,操纵市场的盈亏,每天在都市中游走,利用君主的急需,把货物卖出加倍的价钱。因此,商人中男的不用耕耘,女的不用养蚕织布,衣服必定华丽多彩,食物必定是精美的粮食和肉食。他们没有农民的劳苦,却有成千上万的收入。凭借他们的财富,结交王侯,凭借官吏的势力,互相倾轧谋利。他们千里迢迢地游逛,车辆络绎不绝,乘坐坚固的车辆,驱赶肥壮的马匹,脚穿丝鞋,拖着洁白的细绢。这就是商人能够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

如今的法律虽然轻视商人,但商人己经变得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但农民却己经变得贫贱了。所以,社会上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喜好和厌恶背道而驰,这样还想让国家富足、法律得以推行,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莫过于让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要让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而提高粮食价值的方法,就在于让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换取奖赏或免除惩罚。如今,如果招募天下百姓向国家缴纳粮食,就可以用这些粮食来授予爵位,或者用来免除罪责。这样一来,富人可以获得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财,粮食也可以得到流通。那些能够用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有余粮的人;从有余粮的人那里获取粮食,来供应国家的需要,那么贫困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的“减少有余的,补充不足的”,法令一出,百姓就会从中受益。顺应民心,可以带来三个好处:一是国家的经费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农业生产。如今的法令规定,百姓如果有车马一匹,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马是国家的军事装备,因此可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如果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最重要的物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让百姓缴纳粮食以换取爵位,最高只能换到五大夫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拥有车马的功劳相比,相差甚远。爵位是君主所拥有的,只要开口赐予就不会穷尽;粮食是百姓种植的,生长在土地上,不会匮乏。获得高爵位和免除罪责,是人们非常渴望的事情。如果让天下百姓向边疆缴纳粮食以换取爵位或免除罪责,不超过三年,边疆的粮食储备必定会大大增加。

于是,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百姓向边疆缴纳粮食,缴纳六百石粮食就可以获得“上造”的爵位,逐渐增加到缴纳西千石粮食可以获得“五大夫”的爵位,缴纳一万二千石粮食可以获得“大庶长”的爵位,各级爵位根据缴纳粮食的多少来划分。晁错又上奏说:“陛下让天下百姓向边疆缴纳粮食以换取爵位,这是极大的恩惠。但我担心边疆士兵的粮食供应不足,不足以大量消耗天下的粮食。如果边疆的粮食储备足够维持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郡县缴纳粮食了;如果足够维持一年以上,就可以适时赦免百姓,不再收取农民的赋税。这样,恩泽就会施加到万民身上,百姓会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如果遇到军事行动,或者遭受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陷入困苦匮乏的境地,天下就会安宁。如果年成好,粮食丰收,百姓就会非常富足和快乐。”皇帝又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赐免百姓十二年的租税的一半。第二年,干脆免除了百姓田地的租税。

十三年后,即孝景帝二年,朝廷下令百姓缴纳一半的田租,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征收。此后,上郡以西地区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了卖爵令,但降低了爵位的价格以吸引百姓购买。同时,对于那些被流放服劳役的人,允许他们通过向官府缴纳粮食来免除罪责。此外,朝廷开始设立苑马制度以扩大财源,宫室、馆舍、车马等也逐渐增加修建。

然而,皇帝多次敕令有关部门以农业为国家的根本,百姓因此安居乐业。到汉武帝初年,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大的战事,除非遇到水旱灾害,百姓都能丰衣足食,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也积累了大量的财物。京城的钱财堆积如山,数量达到几百万,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堆积如山,陈粮堆积在新粮之上,甚至溢出仓库,露天堆积在外面,有些粮食腐烂得无法食用。民间百姓的街巷中到处都有马匹,田野之间马匹成群,甚至那些只有一匹母马的人也被排斥,不能参加聚会。看守里巷门户的人也能吃上精美的食物,当官吏的人能够世代为官,居住在官位上的人以官职作为自己的姓号。人人都懂得自爱,不敢轻易犯法,注重品行,以避免羞耻和侮辱。当时法律宽松,百姓富足,但一些人挥霍财富,骄奢淫逸,甚至出现兼并土地的现象;豪强地主在乡里横行霸道,凭借武力欺压百姓。皇族和有封地的人拥有土地,公卿大夫以下的官员竞相奢侈,他们的住宅、车马和服饰都超越了应有的等级,没有限制。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会走向衰败,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此后,汉朝对外频繁用兵征讨西夷,对内大兴土木,各种徭役和费用不断增加,百姓纷纷离开农业生产。董仲舒对皇帝说:“《春秋》中对于其他谷物的收成情况通常不作记载,但只要麦子和谷子收成不好,就会明确记载下来。这说明圣人最重视的五谷中,麦子和谷子最为重要。如今关中地区的风俗是不喜欢种植麦子,这就失去了《春秋》所重视的东西,损害了百姓生活的重要来源。希望陛下下诏给大司农,让关中百姓多种植冬小麦,以免错过农时。”他又说:“古代向百姓征收的赋税不超过收入的十分之一,百姓容易承担;役使百姓的时间不超过三天,百姓的劳力也容易恢复。百姓的收入,对内足够奉养老人、尽孝道,对外足够缴纳赋税、侍奉君主,向下足够养活妻子儿女、尽享天伦之乐,所以百姓乐于听从君主的命令。但到了秦朝就完全不一样了。秦朝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了古代帝王的制度,废除了井田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土地。于是富人拥有的土地广袤无边,而穷人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同时,秦朝还独占了山林川泽的利益,百姓生活奢侈无度,相互攀比。城镇中有人君的尊贵,乡里中有公侯的富有,普通百姓又怎么能不陷入困境呢?此外,秦朝还规定百姓每月要服更卒,之后还要服正卒,每年还要服屯戍,每年还要出力服役,这些负担比古代增加了三十倍;田租、口赋以及盐铁等的利润,也比古代增加了二十倍。有些穷人只能为富人耕种土地,却被收取高达收获物五成的税。因此,贫困的百姓常常只能穿牛马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再加上一些贪婪残暴的官吏,随意施加刑罚,百姓愁苦不堪,无处诉说,只好逃到山林之中,沦为盗贼。道路上到处是穿着囚服的人,每年判刑的人数以千万计。汉朝建立后,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虽然古代的井田制难以一下子恢复,但应该尽量接近古代的制度,限制百姓名下的土地数量,以缓解百姓的贫困,堵塞土地兼并的途径。盐铁等产业应该归还给百姓,废除奴婢制度,禁止随意杀人的行为。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得到良好的治理。”董仲舒去世后,国家的徭役和费用更加繁重,天下财富耗尽,百姓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汉武帝晚年,对频繁的征伐感到后悔,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说:“当今最重要的事务是致力于农业生产。”同时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擅长推行代田法,一亩地分为三条垄,每年轮换种植,因此称为代田,这是一种古老的耕种方法。后稷开始种田时,以两把耜为一对,宽一尺、深一尺的沟叫“”,长为一亩。一亩分为三条垄,一个劳动力负责三十条垄,总共三百“”,在垄中播种。当禾苗长出叶子后,逐渐锄去垄上的杂草,并将土培到禾苗根部。所以《诗经》中说:“或芸或,黍稷儗儗。”“芸”是除草的意思,“”是培土的意思。意思是说,禾苗逐渐长大,每次锄草时都把土培到根部。等到盛夏时,垄上的土己经用完,而禾苗根部己经很深,能够抵御风灾和旱灾,因此禾苗长得茂盛。这种耕种方法的耕耘、播种以及农具,都非常方便实用。按照十二个劳动力为一组,耕种一井一屋的土地,每亩产量比普通田地多一斛以上,收成好的甚至能翻倍。

赵过让太常和三辅地区的百姓学习代田法,大司农设置工匠和从事,为他们制作农具。郡守派遣县令、三老、力田以及里中擅长种田的老人来学习使用农具和种植方法。有些百姓苦于缺少耕牛,无法到沼泽地耕种,于是平都令光教赵过用人来拉犁。赵过上奏朝廷,任命光为丞,让他教百姓互相协作,用人拉犁。多人协作时每天可以耕种三十亩,人少时也能耕种十三亩,因此开垦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赵过还用离宫的士卒在宫殿周围的空地上试验代田法,结果收获的谷物比旁边的普通田地多,每亩增产一斛以上。于是,朝廷下令百姓在三辅地区耕种公田,并且推广到边郡及居延城。此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等地的百姓都采用代田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省力且产量高。

到了汉昭帝时期,流亡的百姓逐渐返回家乡,农田得到了进一步开垦,粮食储备也逐渐增加。汉宣帝即位后,选用贤能的官员治理地方,百姓安居乐业,连年丰收,谷价甚至低至每石五钱,农民的收益反而减少了。

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擅长计算和筹划经济事务,深得皇帝的信任。在五凤年间,他上奏说:“按照惯例,每年从关东地区漕运西百万斛粮食来供应京师,需要动用六万士卒。建议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粮食,以满足京师的需要,这样可以节省关东地区一半以上的漕运士卒。”他又建议将海租增加三倍,皇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

然而,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说:“己故御史属徐宫的家乡在东莱,他曾经说过,往年增加海租后,海里的鱼就捕不到了。当地的长者都说,在汉武帝时期,官府曾经亲自捕鱼,结果海里的鱼就不见了,后来官府把渔业还给百姓,鱼才又出现了。阴阳相互感应,事物之间相互影响,万事皆是如此。如今耿寿昌想在关内购买粮食,修建粮仓,建造船只,费用高达两亿多钱,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劳役,恐怕会引起旱灾,百姓会遭受灾害。耿寿昌擅长的是商业计算和微小的利益,但他缺乏深远的考虑,不能完全信任。建议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但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结果,漕运事务确实更加便利,于是耿寿昌又建议在边境各郡都修建粮仓,在谷价低廉时提高价格收购,在谷价昂贵时降低价格出售,这种粮仓被称为“常平仓”。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便利。皇帝于是下诏,赐给耿寿昌关内侯的爵位。而蔡癸因为善于推广农业,被派往郡国劝课农桑,最终也升到了高位。

汉元帝即位后,天下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关东地区有十一个郡受灾尤为严重。第二年,齐地发生饥荒,谷价高达每石三百余钱,许多百姓饿死,琅邪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当时在朝的儒生大多主张废除盐铁官营、北假田官和常平仓,认为不应与百姓争夺利益。元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废除了这些机构。同时,又废除了建章宫、甘泉宫的卫队,取消了角抵和齐地的三服官,将皇家禁苑的土地分给贫苦百姓,减少诸侯王庙的卫兵一半,还减少了关中地区的士卒五百人,并转运谷物,赈济和借贷给贫困的人。然而,后来由于国家财政开支不足,盐铁官营又重新恢复。

汉成帝时期,天下没有战争,号称是安乐的时期,但社会风气奢侈,百姓不重视储蓄和积累。永始二年,梁国和平原郡连续遭受水灾,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刺史、太守、相等地方官员因此被免职。

汉哀帝即位后,师丹辅佐朝政,建议说:“古代的圣王无不推行井田制,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治理。汉文帝继承了西周灭亡、秦朝混乱、战乱频发之后的局面,当时天下空虚,所以致力于鼓励农业生产,提倡节俭。百姓的生活才逐渐充实,当时还没有土地兼并的危害,所以没有对百姓的田地和奴婢数量进行限制。如今经过几代的太平,豪强富户和官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贫苦百姓却越来越困苦。君子治理国家,贵在因循守旧,轻易不作改变,但如果要改变,也是为了挽救危急的局面。虽然不能详细规定,但应该大致设定一个限制。”皇帝将这个建议交给大臣们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建议:“诸侯王、列侯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名田。列侯居住在长安的,公主可以在县道拥有名田,以及关内侯、官吏、百姓拥有名田,都不应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可以拥有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官吏、百姓三十人。期限为三年,超过规定的人,其超出部分没收归官。”当时,田地、住宅和奴婢的价格因此降低。但丁、傅当权,董贤地位显赫,他们都不愿意推行这个政策。皇帝下诏说:“暂且搁置”,于是这项政策就被搁置起来,没有推行。当时,皇家的宫室、苑囿、府库的储备己经非常奢侈,百姓的财富虽然赶不上文帝、景帝时期,但天下的人口却是最多的。

汉平帝驾崩后,王莽担任摄政王,最终篡夺了皇位。王莽继承了汉朝的太平基业,当时匈奴称臣,百蛮归附,交通所及之处,尽为臣妾,府库充实,百官富足,天下安定。然而,王莽得到这一切后,仍然不满足,他认为汉朝的制度过于宽松,需要加以限制。汉宣帝时期曾赐予匈奴单于与天子相同的印玺,西南夷的滇王也称王。王莽于是派使者更换单于的印玺,将滇王降为侯。这样一来,匈奴和西南夷开始怨恨,侵犯边境。王莽于是发动大军,征集三十万士兵,计划同时从十路出击,一举消灭匈奴。他还招募天下囚徒、壮年男子和士兵运输兵器,从沿海、江淮地区一首到北方边境,使者们驾着传车督促催促,天下因此大乱。

王莽凡事都想效仿古人,却不考虑是否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分割州郡,改换官职名称,下令说:“汉朝减轻了田租,三十税一,但还有更赋,即使是老弱病残也要交纳。豪强地主侵占土地,强行租种,名义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却是十税其五。富人因骄奢而作恶,穷人因贫困而犯罪,最终都陷入刑罚,法律无法得到正确执行。现在我将天下的土地改名为‘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一律不得买卖。如果一户人家的男丁不足八人,但土地却超过一井,则多余的土地要分给同族和乡里的人。”违反这一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然而,这一制度又不稳定,官吏们趁机作奸犯科,天下一片怨声载道,触犯刑律的人众多。

三年后,王莽知道百姓困苦,于是下诏允许那些拥有“王田”和“私属”的人可以自由买卖,不再受法律限制。然而,刑罚依然严酷,其他政策也混乱不堪。边境的二十多万士兵依靠朝廷供给衣食,国家财政不足,多次横征暴敛,百姓愈发贫困。当时常常遭受旱灾,没有丰收的年份,谷价飞涨。

到了王莽末年,盗贼纷纷起事,王莽派军队去镇压,但将领和官吏们在外放纵不法。北方边境以及青州、徐州等地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洛阳以东的地区米价高达每石两千钱。王莽派遣三公将军打开东方的粮仓,赈济和借贷给贫困的人。他还分别派遣大夫和谒者教导百姓煮木头制取淀粉,但这种淀粉根本无法食用,反而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烦扰。数十万流民涌入关中,王莽设置了养澹官来救济他们,但官吏们却盗取救济粮,结果饥饿而死的流民有十之七八。

王莽对自己的施政失败感到羞耻,于是下诏说:“我遭遇了阳九之厄,百六之会,遭受了旱灾、霜灾、蝗灾,饥荒频繁发生,蛮夷侵扰中原,盗贼作乱,百姓流离失所。我对此深感悲痛,这些灾害即将结束了。”他每年都这样说,首到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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