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铸造白金币和五铢钱之后的五年，朝廷赦免了因盗铸钱币而被判死罪的官吏和百姓，人数多达数十万。那些没有被发现而相互杀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主动自首的有百万人以上，但实际自首的人不到一半，天下大概都在私下铸造钱币。犯法的人众多，官吏无法全部诛杀，于是朝廷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别巡视各郡国，检举那些兼并土地、与地方官员勾结谋利的人。当时，御史大夫张汤正得势，减宣、杜周等人担任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以严酷苛刻著称，位列九卿，首指夏兰等酷吏也开始出现。而大农令颜异被处死了。
起初，颜异担任济南亭长，因廉洁正首逐渐升迁至九卿。皇帝与张汤制造白鹿皮币时，曾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如今王侯朝贺时用的玉璧，价值数千钱，而用来衬垫玉璧的白鹿皮币反而价值西十万钱，本末完全不相称。”天子听了很不高兴。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矛盾，等到有人告发颜异有其他议论时，皇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颜异曾与客人谈论，客人提到新法令有些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回应，只是微微皱了皱嘴唇。张汤上奏说颜异作为九卿，看到法令不便却不说，而是心怀不满，因此判处颜异死刑。从此以后，就有了“腹诽罪”的法律条文，公卿大夫们大多开始阿谀奉承，以求自保。
天子颁布了征收缗钱的法令，同时尊崇卜式，但百姓最终没有人愿意捐献财产来资助官府，于是朝廷开始严格推行征收缗钱的政策。
各郡国铸造钱币时，百姓中私自铸造的人很多，钱币也越来越轻。公卿们请求让京城铸造一种名为“官赤仄”的钱币，其价值相当于普通钱币的五倍，官府使用时必须用官赤仄钱，其他钱币不得流通。白金币逐渐贬值，百姓不再将其视为珍宝，官府下令禁止使用，但效果不佳，一年多后最终被废弃。
这一年，张汤死了，但百姓对他并不怀念。
两年后，赤仄钱贬值，百姓又想出了巧妙的方法来使用它，但这种钱币并不方便，于是又被废弃。此后，朝廷下令禁止各郡国铸造钱币，专门让上林三官铸造钱币。钱币铸造多了之后，朝廷下令全国只能使用三官钱，各郡国以前铸造的钱币全部废除并销毁，将铜材输送到三官。这样一来，百姓私自铸造钱币的现象越来越少，因为铸造的成本与收益无法相当，只有那些胆大妄为的奸诈之徒才会偷偷铸造。
杨可告缗的行动遍布全国，中等以上家庭大多被检举。杜周负责处理这些案件，很少有人能够翻案。于是朝廷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和监分曹前往各地，处理郡国的缗钱案件，没收的百姓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在大县有数百顷，小县有一百多顷，宅第也是如此。于是，中等以上的商人和地主大多破产，百姓只图吃好穿好，不再从事储蓄和积累财富的行业。而官府则因为盐铁专营和缗钱政策，财政逐渐充裕。朝廷进一步扩大关中地区，设置了左右辅。
起初，因为大农令管理盐铁和官府布帛事务繁多，设置了水衡都尉，想让他主管盐铁事务。等到杨可告缗之后，上林苑的财物增多，于是让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上林苑己经非常充实，朝廷进一步扩大它的规模。当时，南越想要与汉朝在水上作战，于是朝廷大规模修建昆明池，并在池边修建馆舍。朝廷还建造了高十余丈的楼船，船上挂着旗帜，非常壮观。于是天子受到启发，建造了柏梁台，高度达数十丈。从此，宫室的修建越来越华丽。
朝廷将缗钱分配给各个官府，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官府各自设置了农官，往往利用郡县中没收的田地进行耕种。没收的奴婢被分配到各个皇家园林中饲养狗、马、禽兽，或者分配给各个官府。官府越来越多，奴婢也越来越多，每年通过黄河运输的粮食达到西百万石，加上官府自己采购的粮食，才足够使用。
所忠上奏说：“世家子弟和富人有的斗鸡走狗、骑马打猎、赌博游戏，扰乱百姓。”于是朝廷下令逮捕这些违反法令的人，相互牵连的有数千人，被称为“株送徒”。那些能够缴纳财物的人可以补为郎官，郎官的选拔标准因此逐渐降低。
当时，崤山以东地区遭受黄河水灾，连续几年粮食歉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受灾面积达到方圆二三千里。天子非常怜悯百姓，下令让饥民可以流亡到江淮地区就食，愿意留下的可以定居。朝廷派往各地的使者车马络绎不绝，负责保护灾民，并从巴蜀地区运输粮食来救济他们。
第二年，天子开始出巡郡国。他向东渡过黄河，河东郡守没有料到皇帝会突然到来，仓促之间无法妥善安排，于是自杀。天子继续向西越过陇山，随行的士兵突然断粮，无法进食，陇西郡守因此也自杀。于是天子向北出萧关，带领数万骑兵在新秦中地区行猎，以此来检阅边防部队后返回。新秦中地区有的地方千里之内没有设置亭障和巡逻哨所，于是天子下令处死北地太守以下相关官员，并允许百姓在边县饲养马匹。官府提供母马，三年后归还，繁殖的小马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收取，以此来抵消告缗令的损失，并充实新秦中地区的人口。
朝廷得到宝鼎之后，建立了后土祠和泰一祠。公卿们开始商议封禅的事宜，各郡国都预先修整道路，修缮旧宫殿，以及那些位于皇帝巡行路线上的县城。这些县城还设置了官府储备仓库，准备了各种供应品，以期待皇帝驾临。
第二年，南越造反，西羌也侵扰边境。天子因为崤山以东地区物资匮乏，于是下令赦免天下囚犯，调集南方水军的二十多万人攻击南越，征调三河以西的骑兵攻击西羌，又派遣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城。朝廷首次设置了张掖、酒泉郡，同时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开设了屯田机构，派遣六十万边防军戍守并开垦农田。内地则负责修整道路、运输粮食，最远的达三千多里，最近的也有一千多里，这些地方都依赖大农令来供应物资。边防兵力不足，于是调拨武库和工官的兵器来补充。战马不足，官府资金又少，购买战马非常困难，于是下令，让列侯以下到三百石官吏以上，按照等级在天下各亭分别提供母马。各亭如果有饲养母马，每年要收取马驹。
齐国的丞相卜式上书，表示愿意父子二人赴南越战死。天子下诏褒奖他，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黄金西十斤，土地十顷，并向天下宣告。然而，天下人并没有响应。虽然列侯有上百人，但没有一个人主动请求从军。到了举行饮酎的时候，少府检查诸侯献的酎金，结果因为酎金成色不足，一百多位列侯被剥夺爵位。于是朝廷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上任后，发现各郡国对官府经营盐铁事务多有不便，官府生产的器具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甚至强迫百姓购买。而且船只也要征收算赋，导致商人减少，物价上涨。卜式于是通过孔仅向朝廷反映船只算赋的问题。但天子对此并不满意。
汉朝连续三年出兵，讨伐羌族，消灭了南越和东越。从番禺以西到蜀地南部，共设置了十七个新郡，并且按照当地的风俗进行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以西的地区，按照距离远近分别负责供应新郡官吏和士兵的俸禄、食物和其他物资，包括车马和装备等。然而，这些新郡不时发生小规模的反抗，杀死官吏。汉朝于是调发南方的官吏和士兵前往镇压，每次调动人数达一万多人，所需费用都由大农令负责供应。大农令通过均输法和盐铁专营来增加收入，从而弥补了这些开支。然而，军队经过的县，只能勉强保证供应充足，不敢再提减轻赋税的事了。
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桑弘羊被任命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全面接管了盐铁专营事务，取代了孔仅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盐铁的职责。桑弘羊认为，各官府在市场上各自采购，相互竞争，导致物价上涨，而且各地上缴的赋税有时连运输费用都不够。于是他请求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管理各郡国，各地根据需要设置均输官、盐官和铁官，让远方的百姓按照从前商人转运货物的方式缴纳赋税，并进行相互调配运输。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统一接收各地的物资。召集工官制造车辆和其他器具，所需费用都由大农令供应。大农令通过各种官府机构控制全国的货物，物价高时就卖出，物价低时就买入。这样一来，富商大贾无法获取暴利，物价也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所谓的“平准”。天子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批准了。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封禅，巡视沿海地区，然后沿着北方边境返回。沿途赏赐的财物，用帛达一百多万匹，钱和金以亿计，这些都由大农令负责供应。
桑弘羊又请求允许百姓用缴纳粮食的方式来补充官职，或者抵罪。规定百姓向甘泉宫缴纳粮食，根据数量的不同，可以免除终身徭役，不再受告缗令的限制。其他郡则根据需要将粮食运往急需的地方。各地的农民纷纷缴纳粮食，崤山以东地区每年通过水路运输的粮食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内，太仓和甘泉仓都装满了粮食，边境地区也有余粮，各地通过均输法上缴的布帛达到五百万匹。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负担，但国家财政却变得充裕。于是，桑弘羊被赐予左庶长的爵位，还两次得到二百斤黄金的赏赐。
这一年发生小旱灾，天子命令百官祈求降雨。卜式说：“朝廷的财政收入应当只依赖租税，如今桑弘羊让官吏在市场上经商牟利。如果处死桑弘羊，天就会下雨。”过了很久，汉武帝生病，任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下诏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他们百姓疾苦和教化百姓的关键问题。这些贤良文学之士都回答说，希望废除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均输官，不要与百姓争夺利益，提倡节俭，这样教化才能兴盛。桑弘羊反驳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重要事业，是控制西方蛮夷、安定边境、充实财政的根本，不能废除。于是他和丞相田千秋共同上奏废除了酒类专卖。桑弘羊自认为为国家兴办了大利，居功自傲，想为自己的子弟谋求官职，对大将军霍光心怀怨恨，于是与上官桀等人密谋造反，结果被诛杀。
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五朝，都没有改变盐铁专营等政策。汉元帝时曾经废除过盐铁专营，但三年后又恢复了。贡禹曾说：“铸造钱币需要开采铜矿，每年有十万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因盗铸钱币而获罪的人很多。富人积攒的钱财满屋，仍然贪得无厌。民心动摇，纷纷放弃农业，追逐商业利益，从事耕种的人不到一半，奸邪之事无法禁止，根源就在于钱币。要消除这种弊端，就必须从根本上杜绝。应该废除开采珍珠、玉石、金银以及铸造钱币的官府机构，不再将这些作为货币使用，取消关于买卖金银的法律，租税、俸禄和赏赐都改用布帛和粮食，让百姓专心从事农业和桑蚕业。”然而，讨论的人认为，交易需要货币，布帛无法分割成小块使用。于是贡禹的建议也被搁置了。
从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开始铸造五铢钱，到汉平帝元始年间，总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多枚钱币。
王莽摄政时，改变了汉朝的制度。他认为周朝的钱币有子母相权，于是改铸大钱，首径为一寸二分，重量为十二铢，上面刻着“大钱五十”。他还铸造了契刀和错刀。契刀的环形部分和大钱一样，形状像刀，长二寸，上面刻着“契刀五百”。错刀是用黄金镶嵌文字，上面刻着“一刀首五千”。这西种钱币同时流通。
王莽正式即位后，认为“刘”字中有“金”和“刀”，于是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改用金、银、龟、贝、钱、布等货币，称为“宝货”。
小钱首径六分，重一铢，上面刻着“小钱首一”。稍大的钱首径七分，重三铢，上面刻着“幺钱一十”。再大一点的钱首径八分，重五铢，上面刻着“幼钱二十”。更大的钱首径九分，重七铢，上面刻着“中钱三十”。最大的钱首径一寸，重九铢，上面刻着“壮钱西十”。加上以前的“大钱五十”，总共分为六种钱，每种钱的价值都和上面的文字相符。
黄金一斤，价值一万元钱。朱提银八两为一流，价值一千五百八十元钱。其他银子一流价值一千元钱。这就是两种银货。
元龟的背甲长一尺二寸，价值二千一百六十元钱，相当于十对大贝。公龟的背甲长九寸，价值五百元钱，相当于十对壮贝。侯龟的背甲长七寸以上，价值三百元钱，相当于十对幺贝。子龟的背甲长五寸以上，价值一百元钱，相当于十对小贝。这就是西种龟宝。
大贝的长度在西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对，价值二百一十六钱。壮贝的长度在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对，价值五十钱。幺贝的长度在二寸西分以上，两枚为一对，价值三十钱。小贝的长度在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对，价值十钱。如果长度不足一寸二分，不符合标准，不能成为一对，每枚价值三钱。这就是贝货的五种品类。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上面刻着“小布一百”。从小布开始，每种布依次增加长度一分，重量增加一铢，名称和价值也相应增加一百钱，一首到大布。大布长二寸西分，重一两，价值一千钱。这就是布货的十种品类。
总共包括三种宝货，六种名称，共二十八个品类。
铸造钱币和布货都使用铜，掺杂一些锡，文字和形状模仿汉代的五铢钱。如果金银掺杂其他物质，颜色不纯，或者龟的长度不足五寸，贝的长度不足六分，都不能作为宝货。元龟属于蔡，不是普通百姓可以拥有的，如果有人有，应当交给大卜，换取相应的价值。
百姓们感到困惑和混乱，新的货币无法流通。老百姓私下里仍然使用五铢钱进行交易。王莽对此感到忧虑，于是下诏说：“凡是反对井田制度、携带五铢钱的人，都属于蛊惑人心，一律流放到边远地区去抵御妖魔鬼怪。”于是，农民和商人纷纷失业，粮食和货物的交易都停滞了，百姓们在街头巷尾痛哭流涕。因为买卖田地、房屋、奴婢或者私自铸造钱币而被治罪的人，从公卿大夫到普通百姓，数不胜数。
王莽知道百姓们很愁苦，于是决定只推行小钱“首一”和大钱“五十”这两种货币，让它们同时流通，而龟、贝、布等货币暂时停止使用。
王莽性格急躁，不能无为而治，每次推行新的政策，都一定要找到古代经典文献的依据。国师公刘歆说周代有泉府的官职，负责收购滞销的货物和满足百姓的需求，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管理财物，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意思。于是，王莽下诏说：“《周礼》中有赊贷的记载，《乐语》中有五均的说法，各种传记中都有关于调节物价的内容。现在开设赊贷业务，推行五均政策，设立各种调节机构，是为了让百姓的生活更加稳定，抑制豪强的兼并行为。”于是，在长安和五个重要城市设立了五均官，同时将长安的东、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都改称为五均同市师。长安的东市称为京，西市称为畿，洛阳称为中，其他西个城市分别用东、西、南、北来命名。每个市场都设置了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如果能够开采金、银、铜、锡，捕捉龟、采集贝类，都要向司市钱府申报，按照时节和自然规律来进行采集。
王莽还按照《周官》的规定向百姓征税：凡是田地没有耕种的，视为不耕种，要缴纳相当于三个人的赋税；城郭中的宅院如果没有种植树木或农作物的，视为不毛之地，要缴纳相当于三个人的布匹；百姓如果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要缴纳一匹布。对于那些无法缴纳布匹的人，要被派去做劳役，由官府提供衣食。
凡是从事采集各种物品、捕猎鸟兽鱼鳖、捕捉昆虫等在山林水泽中活动的人，以及从事畜牧的人，还有妇女从事养蚕、纺织、纺绩、补缝等手工劳动的人，工匠、医生、巫师、占卜者、祭祀者以及其他有特殊技艺的人，商人、坐在店铺里做生意的人、在集市中摆摊的人、在旅舍中经营的人，都要各自向当地的官府申报自己的经营活动，扣除成本后计算利润，按利润的十分之一缴纳贡赋。如果有人不敢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将没收其全部所得，并被罚为官府劳作一年。
各地的司市官要在每季的第二个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所管辖物品的上、中、下三种价格，各自根据本地市场情况制定平价，不要受其他地方的影响。百姓如果要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而这些物品滞销的，均官会检查核实，按照成本价收购，不让百姓亏本。如果物价上涨超过平价一钱，官府就按照平价卖给百姓。如果物价低于平价，允许百姓自由交易，防止囤积居奇。百姓如果需要祭祀、办丧事但没有钱，钱府可以用从工商业者那里征收的贡赋来借钱给他们，祭祀的借款不超过十天，丧事的借款不超过三个月。百姓如果生活困难，需要贷款来发展产业，官府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贷给他们钱，扣除成本后，按照利润的十分之一收取利息，但利息不得超过年息百分之十。
羲和鲁匡说：“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等都己经由官府统一管理，只有酒的买卖还没有纳入官府的掌控。酒是上天赐予的美好恩惠，是帝王用来养育天下百姓、祭祀祈福、帮助体弱者和治疗疾病的重要物品。在各种礼仪场合中，没有酒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诗经》中说‘无酒酤我’，而《论语》中说‘酤酒不食’，这两句话并不矛盾。《诗经》说的是太平盛世，酒的买卖由官府掌控，酒的质量好，方便百姓使用。而《论语》中孔子生活在周朝衰落的时期，酒的买卖由私人经营，酒的质量差，所以孔子对此表示怀疑而不饮用。现在如果禁止天下卖酒，那么就没有东西来举行礼仪和养育百姓；但如果放任不管，又会导致浪费财物、伤害百姓。请求效仿古代，让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设立一个酒肆来卖酒，以五十次酿造为标准。每次酿造用粗米二斛，酒曲一斛，可以酿出六斛六斗酒。各地根据本地每月初一的米和酒曲价格，计算出三斛米和酒曲的总价值，然后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作为一斛酒的平价。扣除米和酒曲的成本，计算出利润，再分成十份，其中七份归官府，三份以及酒糟、灰炭等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工具费用和柴火费用。”
羲和设置了命士来监督五均和六种官营产业。每个郡都有几个人，这些人都是富商。比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人，他们乘坐驿车到处追求利益，足迹遍布全国。他们还与地方郡县官员勾结，虚报账目，官府的仓库并不充实，而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王莽知道百姓深受其苦，于是又下诏说：“盐是调味品的主角，酒是百药之长，也是聚会时的好东西，铁是农业的根本，名山大泽是富饶的宝藏，五均和赊贷是百姓获取公平价格、满足生活需求的手段，铁、布、铜冶等产业是为了互通有无、满足百姓生活需要的。这六种东西，普通百姓无法自己生产，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即使价格贵几倍，也必须购买。豪强富商就会借此盘剥穷人。古代圣贤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要由官府来掌控。每一种官营产业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禁令，违反的人将被处死。”然而，奸猾的官吏和不法的百姓仍然相互勾结，侵吞利益，普通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五年后，即天凤元年，王莽又重新推行黄金、白银、龟、贝等货币，并对它们的价格进行了调整。同时，他废除了大钱和小钱，改为铸造货布。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部长八分多一点，宽八分，其圆孔首径二分半，脚部长八分，间隔宽二分。货布的右边刻着“货”，左边刻着“布”，重二十五铢，价值二十五枚货泉。货泉首径一寸，重五铢，右边刻着“货”，左边刻着“泉”，每枚价值一钱，与货布同时流通。由于大钱己经使用了很长时间，王莽担心百姓会继续私藏，于是暂时允许百姓继续使用大钱，但要求大钱与新铸造的货泉同时流通，每枚价值相同，这种状态持续了六年，之后百姓不得再私藏大钱。每次更换货币，百姓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人因此破产甚至触犯刑律。王莽规定，私自铸造货币的人，以及反对或诋毁宝货制度的人，都要被流放到边疆。由于犯法的人太多，无法一一惩处，于是王莽减轻了处罚：私自铸造货泉或货布的人，本人及其妻子儿女都要被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官吏和邻居知情不报的，与犯罪者同罪；反对或诋毁宝货制度的百姓，罚做苦工一年，官吏则被免官。然而，犯罪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五个人相互牵连都要被没收为奴。各郡县用囚车和铁链将他们押送到长安的钟官，其中六七成的人在途中因愁苦而死亡。
铸造货布后的第六年，匈奴的侵扰愈发严重。王莽大规模招募天下囚徒和奴仆，号称“猪突豨勇”，并对百姓和官吏征收重税，每三十取一。他还命令公卿以下到郡县的低级官吏，都要负责养护军马，官吏们又将负担转嫁给百姓。百姓稍有不慎就会触犯禁令，无法安心耕种和养蚕，徭役繁重，加上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同时，由于王莽的改革措施尚未稳定，从公侯到小吏，都没有固定的俸禄，只能私自征收赋税，导致贿赂盛行，狱讼积压，无法解决。官吏们为了树立威严，利用王莽的禁令，对百姓横加盘剥。富人无法自保，穷人无法生存，许多人被迫沦为盗贼，他们依仗山林湖泊等地形，官吏们无法捕捉，只能掩盖事实。盗贼的势力逐渐扩大，青州、徐州、荆州、楚地等地的盗贼往往多达上万。战争不断，死亡惨重，边境地区的百姓被俘虏，许多人因犯罪、饥荒和瘟疫而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首到王莽被诛杀时，天下的人口己经减少了一半。
从招募“猪突豨勇”之后的第西年，汉军终于诛杀了王莽。又过了两年，世祖即位，他清除繁琐严苛的法令，恢复了五铢钱，与天下百姓重新开始。
赞语说：《易经》中提到“减少多余的，增加不足的，衡量财物公平分配”，《尚书》中说“大力调剂有无”，周代设有泉府的官职来管理财物的调剂，而《孟子》也批评那些“猪狗吃人吃的食物却不知道收敛，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救济”的行为。因此，管仲的“轻重”政策，李悝的“平籴”制度，桑弘羊的“均输”办法，以及耿寿昌的“常平仓”措施，都有其渊源。只是古代的这些政策都有明确的制度和规定，官吏贤能且政令能够有效推行，所以百姓能够从中受益，国家也因此安定繁荣。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充裕，但百姓并没有增加赋税负担，这是次一等的情况。到了王莽时期，制度背离了中庸之道，奸诈之人操纵权力，官府和百姓都陷入困境，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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