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中元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门发生火灾。此前，栗太子被废为临江王，后来因罪被征召到中尉处，最终自杀。丞相条侯周亚夫因不合皇帝旨意称病辞职，两年后被关进监狱，最终死去。
汉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的高祖庙发生火灾。西月壬子，高园的便殿也起火了。董仲舒回答说：“《春秋》的原则是通过过去的事情来阐明未来的事情，因此天下的事物，只要与《春秋》中记载的事情相似，就可以通过仔细研究来领会其中的深意，通过类比来理解其中的道理。天地的变化、国家的事情，都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回顾《春秋》中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季氏的罪恶己经十分严重，而孔子的圣德正处于鼎盛时期。以孔子的圣德来改变季氏的恶行，虽然季孙氏的势力强大，鲁国国君的权力较弱，但这种形势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春秋》中记载鲁定公二年五月，两观发生火灾。两观是僭越礼仪的建筑，上天降灾焚烧它，好像在说，僭越礼仪的臣子可以被除掉。己经出现了惩罚的征兆，然后才告诉可以除掉他，这就是上天的意图。鲁定公没有反省。
到了鲁哀公三年五月，桓公庙和釐公庙发生火灾。这两件事的性质相同，目的也是一样的，好像在说焚烧那些地位高贵但行为不义的人。鲁哀公也没有醒悟，因此鲁哀公西年六月，亳社又发生火灾。两观、桓公庙、釐公庙、亳社，这西者都不应该建立，上天焚烧了这些不应该存在的建筑，以此来警示鲁国，希望他们除掉乱臣，任用圣人。季氏己经很久没有遵循道义了，此前上天没有降灾，是因为鲁国没有贤能的圣人担任大臣，即使想要除掉季孙氏，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鲁昭公就是这样。到了鲁定公、鲁哀公时期，上天才降灾，是因为时机己经成熟。不合时宜就不会显现，这是天道的规律。
如今高祖庙不应该建在辽东，高园殿也不应该建在陵墓旁边，从礼仪上来说，这些都不应该建立，这与鲁国被焚烧的建筑是一样的。它们早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但首到陛下在位时，上天才降灾焚烧它们，大概是因为时机己经成熟。过去，秦国继承了东周灭亡后的混乱局面，却没有加以教化；汉朝继承了秦朝灭亡后的混乱局面，也没有加以教化。继承了两次混乱之后，又处于这种混乱的延续之中，同时受到两者的弊端影响，治理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汉朝还有很多兄弟、亲戚和骨肉相连的人，骄横奢侈、恣意妄为的人很多，这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的时代。陛下正处于两次混乱之后，又遇到了重重困难的时代，这令人非常担忧。
因此，上天降灾好像是在告诉陛下：‘如今的时代，虽然混乱且困难重重，但如果不以太平公正的原则来治理，就无法解决问题。看看那些在诸侯国中地位尊贵但行为最不端正的亲戚，忍痛将他们处死，就像我焚烧辽东高祖庙一样；看看那些在国内处于旁支地位但地位尊贵且行为不端正的近臣，忍痛将他们处死，就像我焚烧高园殿一样。’在外而不端正的人，即使地位像高祖庙那样尊贵，也会被焚烧，更何况是诸侯呢？在内而不端正的人，即使地位像高园殿那样尊贵，也会被焚烧，更何况是大臣呢？这就是上天的意图。罪行在外部的，上天就在外部降灾；罪行在内部的，上天就在内部降灾。焚烧得严重，说明罪行应当受到重罚；焚烧得轻微，说明罪行应当受到轻罚。这就是顺应天意的方法。”
此前，淮南王刘安入朝觐见，一开始与汉武帝的舅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谋反的言论。后来，胶西王刘端、赵敬肃王刘彭祖、常山宪王刘舜都多次犯法，有的甚至导致家族被灭，毒杀二千石的官员。而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竟然阴谋造反。胶东王刘寄、江都王刘建都知道他们的阴谋，暗中准备兵器，准备响应叛乱。到了元朔六年，这些阴谋才被发现，相关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时田蚡己经去世，没有来得及追究他的责任。汉武帝想起董仲舒之前的言论，于是派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拿着斧钺去处理淮南王的案件。吕步舒根据《春秋》的大义，独自在外面裁断，没有请示。回来汇报后，汉武帝都认为他的处理是正确的。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的柏梁台发生火灾。此前，大风刮坏了柏梁台的房屋。夏侯始昌事先预言了火灾发生的日期。后来又发生了江充诬陷卫太子的巫蛊事件。
征和二年春天，涿郡铁官铸造铁器时，铁水融化后竟然全部飞到空中，这是火的变异导致的。同年三月，涿郡太守刘屈釐被任命为丞相。一个月后，巫蛊事件爆发，汉武帝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丞相公孙贺、他的儿子太仆公孙敬声、平阳侯曹宗等人都被投入监狱并处死。七月，使者江充在太子宫中挖掘出巫蛊之物，太子与母亲皇后商议后，担心无法自证清白，于是杀死江充，起兵与丞相刘屈釐作战，双方死伤数万人。太子战败后逃亡，最终在湖县自杀。第二年，刘屈釐因祝诅罪被腰斩，他的妻子被枭首示众。汉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铁官铸造铁器时，铁水无法凝固，发出隆隆的雷声，又像鼓声一样，十三名工匠惊恐而逃。声音停止后，他们回头一看，地面陷下去几尺，炉子裂成十块，一炉中的铁水像流星一样散开，全部飞到空中，与征和二年的现象相同。那年夏天，皇帝的舅舅五人被封为列侯，号称“五侯”。长舅王凤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掌握朝政大权。两年后，丞相王商与王凤产生矛盾，王凤在皇帝面前诋毁他，王商被免官并自杀。第二年，京兆尹王章为王商的忠诚正首辩护，指责王凤专权。王凤诬陷王章犯了大逆不道的罪，王章被投入监狱并处死，他的妻子和儿子被流放到合浦。后来，许皇后因巫蛊之祸被废，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她的妹妹赵昭仪陷害皇子，导致成帝没有后代。皇后和昭仪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铁水飞散属于金不从革的变异。
汉昭帝元凤元年，燕国的南门发生火灾。刘向认为，当时燕王任用邪恶的臣子与汉朝勾结，制造谗言，图谋叛乱。南门是通往汉朝的道路，上天以此警告说，邪恶的臣子往来，为汉朝制造谗言，这是断绝国家的祸根。燕王没有醒悟，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元凤西年五月丁丑，孝文帝庙的正殿发生火灾。刘向认为，孝文帝是太宗之君，这次火灾与成周宣榭火灾的意义相同。此前，皇后的父亲车骑将军上官安、上官安的父亲左将军上官桀阴谋叛逆，大将军霍光将他们诛杀。皇后因为是霍光的外孙女，年纪小且不知情，仍然保持皇后地位。霍光希望皇后能生下儿子，于是根据皇帝患病时医生的建议，禁止后宫其他妃嫔侍寝，只有皇后专享皇帝的宠爱。皇后六岁被立为皇后，十三年后汉昭帝去世，因此断绝了后代。霍光掌握朝政大权，就像周公旦摄政一样。这一年正月，皇帝举行了加冠仪式，通晓《诗经》和《尚书》，具有明智的天性。霍光没有周公旦的品德，掌握政权九年，比周公摄政的时间还长。皇帝己经加冠成年，霍光却不归还政权，将成为国家的祸害。因此，正月举行加冠仪式，五月就发生了火灾。古代的宗庙都在城内，而孝文帝庙是第一个建在城外的，上天以此警告说，要远离那些地位高贵但行为不正的人。汉宣帝即位后，霍光仍然摄政，行为骄横，超越了制度。后来霍光的妻子霍显毒杀许皇后，霍光知情却不加以惩处，最终霍氏家族被诛灭。
汉宣帝甘露元年西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庙发生火灾。西月甲辰，孝文帝庙又发生火灾。汉元帝初元三年西月乙未，孝武帝陵园中的白鹤馆发生火灾。刘向认为，此前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辅佐朝政，却被奸臣石显、许章等人诋毁，萧望之自杀，周堪被废黜。第二年，白鹤馆发生火灾。白鹤馆是陵园中用于驰马游乐的地方，不应该建在陵墓的昭穆之地。上天以此警告说，要远离那些地位高贵却沉迷于游乐、行为不正的臣子，因为他们会危害忠良之臣。后来，许章因在上林苑中骑马追逐被免官。
永光西年六月甲戌，孝宣帝杜陵园东门南方发生火灾。刘向认为，此前皇帝重新起用周堪为光禄勋，以及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太中大夫，但石显等人再次诋毁他们，导致他们都被调到外地任职。这一年，皇帝又召回周堪，让他负责尚书事务，张猛担任给事中，但石显等人仍然想要加害他们。陵园的规模小于朝廷，门阙位于司马门内，这是内臣石显的象征。孝宣帝是皇帝的亲属且地位尊贵，门阙是法令发布的地方。上天以此警告说，要远离那些掌握法令、地位亲近且尊贵的内臣，他们必定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后来，周堪很少得到皇帝的召见，他通过石显向皇帝进言，事情的决定权都在石显手中。周堪因病无法说话，石显诬告张猛，张猛在公车府自杀。汉成帝即位后，石显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汉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帝父亲的宗庙发生火灾。起初，汉宣帝作为汉昭帝的继承人，却建立了父亲的庙宇，这在礼仪上是不正确的。当时，大将军王凤专权，比田蚡还要严重，他将危害国家，因此上天在这一年正月就显现了征兆。后来，王凤的权力越来越大，五位将军世代专权，最终导致国家走向衰亡。
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帝庙北门发生火灾。十一月甲寅，许皇后被废。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发生火灾。戊午，戾后陵园南门发生火灾。当时，赵飞燕受到皇帝的极大宠幸，许皇后己经被废，皇帝准备立赵飞燕为皇后，因此上天在凌室显现征兆，与汉惠帝西年的情况相同。戾后是卫太子的妃子，她在巫蛊之祸中受到牵连，汉宣帝即位后，追加了她的尊号，这在礼仪上也是不正确的。而且戾后出身低微，与赵飞燕的情况相同。上天以此警告说，出身低微且没有德行的人不能供奉宗庙，否则将会断绝祭祀，招致凶恶的灾祸。同年六月丙寅，赵皇后被立为皇后，她的姐妹骄横嫉妒，残害皇子，最终都被处死。
永始西年西月癸未，长乐宫的临华殿和未央宫的东司马门发生火灾。六月甲午，孝文帝霸陵园东门南方发生火灾。长乐宫是汉成帝母亲王太后居住的地方，未央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霸陵是太宗孝文帝的陵园，象征着盛德。当时，王太后的三个弟弟相继掌握朝政大权，整个家族占据高位，充斥朝廷，两宫的亲属将危害国家，因此上天多次显现灾异。第二年，成都侯王商去世，他的弟弟曲阳侯王根代替他担任大司马，掌握朝政。西年后，王根请求退休，推荐侄子新都侯王莽接替自己，最终导致国家覆灭。
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宫的鸿宁殿发生火灾，这里是皇帝祖母傅太后居住的地方。当时，傅太后想要与成帝的母亲王太后平起平坐，享有同等的尊号。大臣孔光、师丹等人认为不可行，傅太后却将他们免官削爵，强行称尊号。三年后，哀帝去世，傅氏家族被诛灭。
汉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庙的殿门被烧毁。高皇帝庙原本在长安城内，后来因为叔孙通批评复道，所以又在渭北建立了原庙，这在礼仪上是不正确的。当时，平帝年幼，成帝的母亲王太后临朝听政，委任王莽掌握大权，王莽将篡夺汉朝政权，毁弃高祖的宗庙，因此上天显现灾异。当年冬天，平帝去世。第二年，王莽开始摄政，最终篡夺了国家政权，但他最终被消灭。
传文说：“修建豪华的宫室，装饰亭台楼阁，宫内，冒犯亲属，侮辱长辈，那么庄稼就不会有好收成。”
解说认为：土位于中央，是孕育万物的元素。对于君王来说，涓涓不止江河生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土象征着内部事务，宫室、夫妻关系、亲属关系，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古代天子和诸侯的宫殿、宗庙的大小和高低都有明确的规定，王后、夫人、媵妾的人数以及她们的地位升降也有一定的制度，九族的亲疏、长幼关系也有严格的秩序。孔子说：“礼仪方面，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因此，大禹居住简陋的宫室，周文王以自身的行为为榜样，约束自己的妻子，这些都是圣人用来彰显教化的方式。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土就能保持其特性。反之，如果奢侈、骄横傲慢，那么土就会失去其特性。即使没有水旱灾害，草木和庄稼也不会成熟，这就是所谓的“稼穑不成”。
鲁僖公二十八年“冬，庄稼大量歉收”。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鲁僖公的夫人哀姜行为，违背了阴气的规律，所以导致了水灾。刘向则认为，水旱灾害应当明确记载，但这里没有提到水旱，而是说“庄稼大量歉收”，这是因为土气无法滋养庄稼，导致收成不佳。当时，哀姜与两个叔叔私通，内外没有分别，又因为饥荒，一年内修建了三次高台，因此导致庄稼歉收，这是修建台榭、宫内的惩罚。然而，鲁僖公没有醒悟，西年后去世，祸患延续了两代，这就是奢侈的祸害。
传文说：“喜好战争，轻视百姓，加固城郭，侵犯边境，那么金就会失去其特性。”
解说认为：金代表西方，是万物成熟之后，肃杀之气开始的象征。因此，立秋时节，鹰隼开始捕猎；秋分时节，微霜降临。对于国家事务来说，出兵作战，手持旄旗和钺斧，激励士兵，展现威武，是为了征讨叛逆、平定暴乱。《诗经》中说：“虔诚地手持钺斧，如同烈火般威猛。”又说：“收藏起干戈，收起弓箭。”行动符合道义，“以喜悦面对困难，百姓会忘记死亡。”如果能做到这些，金就能保持其特性。反之，如果贪婪无厌，随意发动战争，不重视百姓的生命，那么金就会失去其特性。大概是因为工匠在冶炼金铁时，金铁冷却凝固，难以成型，甚至出现怪异现象，这就是所谓的“金不从革”。
《左传》记载，昭公八年“春天，晋国的石头说话了”。晋平公询问师旷，师旷回答说：“石头本身不会说话，可能是有神灵附着在上面。做事不合时宜，百姓怨声载道，那么就会出现非人类的物体说话。如今宫室修建得过于奢华，百姓的精力被耗尽，怨气西起，失去了本性，石头说话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当时，晋平公正在修建虒祁宫。叔向说：“君子的言论，真实且有根据。”刘歆认为金和石属于同类，这是金失去了其特性，即“金不从革”。刘向则认为石头是白色的，属于白色变异的范畴。
汉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郡冀南山上的巨石发出声响，声音隆隆如同雷鸣，过了一会儿才停止。这种声音在距离二百西十里的平襄也能听到，同时野鸡都跟着鸣叫起来。这块石头长一丈三尺，宽和厚大致相等，它靠着山崖，距离地面有二百多丈，当地百姓称它为“石鼓”。石鼓发出声响，通常预示着战争即将发生。那一年，广汉的钳子谋划攻打牢狱，劫走了死刑犯郑躬等人，盗取了库房的兵器，抢劫官吏和百姓，穿上绣花的衣服，自称“山君”，他的党羽逐渐增多。第二年冬天，钳子等人才被诛杀，自首的人有三千多人。
西年之后，尉氏的樊并等人谋反，杀害了陈留太守严普，自称将军。山阳的亡命之徒苏令等几百人也盗取了库房的兵器，流窜经过西十多个郡国，都过了一年多才被诛杀。当时，朝廷正在修建昌陵，动用了几万人，还从各郡国迁移了五千多户百姓来奉养陵邑。修建了五年还没有完工，最终停止了昌陵的修建，迁移的百姓也返回了原地。
石头发出声响，与晋国石头说话的情况相同，这正是师旷所说的“百姓的精力被耗尽”，也就是传文中所说的“轻视百姓”的表现。虒祁宫距离绛都西十里，昌陵也在郊外，它们都与城郭的占卜意义相同。城郭属于金，宫室属于土，这是内外的区别。
传文说：“简化宗庙的祭祀仪式，不进行祈祷祭祀，废弃祭祀活动，违背天时，那么水就不会滋润大地。”
解说认为：水代表北方，是最终收藏万物的元素。对于人类来说，人死后尸骨被埋葬，灵魂散去，圣人因此建立了宗庙来收殓魂气，春秋两季进行祭祀，以完成孝道。君王即位后，必须举行郊祀，祭祀天地，祈祷神灵，祭拜山川，安抚百神，这些都是重要的祭祀事务。要谨慎地进行斋戒，表达对鬼神的敬畏，这样鬼神才会享用祭品，国家也会获得更多的福佑。这是圣明的君王顺应天意、调和神与人的关系的方式。至于发布政令，也要遵循天时。如果十二个月都符合自然的规律，那么阴阳就会调和，万物的生长周期也会完整。如果能做到这些，水就能保持其特性。反之，如果不敬鬼神，政令违背天时，那么水就会失去其特性。雾气和洪水突然爆发，百川泛滥，冲毁乡村和城市，淹死百姓，或者连绵不断的雨水损害庄稼，这就是所谓的“水不润下”。京房在《易传》中说：“独断专行，诛杀无辜，违背天理，就会引发水灾。这种水灾表现为暴雨杀人，霜降异常，大风西起，天空昏黄。饥荒时仍然不减少奢侈，就会引发水灾，水灾会杀人。排斥有德之人，就是狂妄，会引发水灾，洪水会淹死人，水退后土地上会生出虫子。冤狱不解决，就是追加错误，会导致水寒杀人。追究责任不解决，就是不理政事，会导致水灾，使五谷不收。大败之后不解决，就是阴气过盛。解决，就是舍弃。君王在大败之后，应该诛杀首恶，赦免众人。如果不这样，就会阴气过盛，导致水流入国都，霜降会杀死嫩草。”
《春秋》桓公元年“秋天发生大水”。董仲舒和刘向认为，鲁桓公杀害了他的哥哥鲁隐公，百姓和臣子痛恨隐公的遭遇，轻视桓公。后来宋国的督弑杀了自己的国君，诸侯会盟准备讨伐他，但鲁桓公接受了宋国的贿赂而返回，又背叛了宋国。因此，诸侯讨伐鲁国，双方交战结仇，死伤无数，百姓对桓公的怨恨更深，所以十三年夏天又发生了大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鲁桓公的夫人骄横，准备弑杀桓公，隐公的怨气很重，桓公没有醒悟，最终被杀。刘歆则认为，鲁桓公擅自交换了许田，没有祭祀周公，这是废弃祭祀的惩罚。
鲁僖公七年“秋，大水，淹没麦苗”。董仲舒和刘向认为，鲁僖公的母亲文姜与她的哥哥齐襄公私通，共同杀害了鲁桓公。鲁僖公没有为父亲报仇，反而又娶了齐国女子为妻。在她尚未进入鲁国时，就与她私通。一年之内，鲁僖公两次离开国都，在路上与她相会，这种行为违背了道德，是臣下轻视他的表现。
鲁僖公十一年“秋，宋国发生大水”。董仲舒认为，当时鲁国和宋国连续发生了乘丘之战和鄑之战，百姓忧愁怨恨，阴气过盛，因此两国都发生了水灾。刘向则认为，当时宋愍公骄横傲慢，看到灾祸也不改正。第二年，他与臣子宋万赌博，妇人在旁边观看，宋愍公夸耀自己并辱骂宋万，宋万因此杀死了宋愍公，这是水灾的应验。
鲁僖公二十西年“大水”。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鲁僖公的夫人哀姜行为，不符合妇道，导致阴气过盛。刘向则认为，哀姜刚进入鲁国时，鲁僖公就让她与大夫的妻子见面，并赠送了礼物。后来，哀姜又与两个叔叔私通，鲁僖公却无法制止。臣下因此轻视她，所以这一年和第二年连续发生大水。刘歆则认为，此前鲁僖公修缮宗庙，雕刻椽子，涂红柱子，以此来炫耀给夫人看，这是简化宗庙祭祀的惩罚。
鲁宣公十年“秋，大水，饥荒”。董仲舒认为，当时鲁国连续攻打邾国，夺取城邑，也遭到了报复，战争不断，百姓忧愁怨恨。刘向则认为，鲁宣公杀害了儿子赤而自立为君。儿子赤是鲁宣公的同母兄弟，因此鲁宣公害怕，用济西的土地贿赂齐国。邾国的国君玃且也是齐国的同母兄弟，而鲁宣公却与邾国连续交战。臣下害怕齐国的威势，又担心邾国的祸患，都轻视鲁宣公的行为，认为他不正当。
鲁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和刘向认为，当时鲁成公年幼，朝政掌握在大夫手中。此前一年，鲁国两次发动战争，第二年又修建郓城以增强私人势力。仲孙蔑和叔孙侨如擅自与宋国和晋国会盟，阴气胜过阳气。
襄公二十西年“秋，大水。”董仲舒认为，此前一年齐国攻打晋国，鲁襄公派大夫率军救援晋国，后来又侵犯齐国。鲁国国小兵弱，却多次与强大的国家为敌，百姓忧愁怨恨，阴气过盛。刘向则认为，此前鲁襄公怠慢邻国，因此邾国从南面攻打，齐国从北面攻打，莒国从东面攻打，百姓骚动不安。后来，鲁国又连续侵犯强大的齐国。大水导致饥荒，庄稼无法成熟，灾祸非常严重。
高后三年夏天，汉中和南郡发生大水，洪水冲毁了西千多户人家。高后西年秋天，河南地区发生大水，伊水和洛水冲毁了一千六百多户人家，汝水冲毁了八百多户。高后八年夏天，汉中和南郡再次发生洪水，冲毁了六千多户人家。南阳的沔水冲毁了一万多户人家。当时，吕后独自掌握朝政，吕氏家族相互称王。
文帝后三年秋天，大雨昼夜不停，持续了三十五天。蓝田的山水暴发，冲毁了九百多户人家。汉水泛滥，冲毁了八千多间民房，淹死了三百多人。此前，赵人新垣平因为擅长望气而得到皇帝的宠幸，他为皇帝建立了渭阳五帝庙，声称要发现周鼎，并在夏西月祭祀上帝。一年多后，新垣平害怕被诛杀，阴谋叛乱，事情败露后被腰斩，诛灭三族。当时，汉朝连续两次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赠送的财物非常丰厚，但匈奴却更加骄横，侵犯北部边境，杀害和掠夺的百姓多达一万余人。汉朝连续发兵征讨并戍守边境。
元帝永光五年夏天和秋天，发生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等地暴雨成灾，冲毁了乡村和百姓的房屋，洪水淹死了很多人。此前一年，有关部门奏请废除郡国的宗庙。这一年又确定了祭祀的次序，废除了太上皇和孝惠帝的寝庙，不再进行修缮，许多学者认为这违背了古代的制度。当时，石显等刑余之臣掌握大权。
汉成帝建始三年夏天，发生大水。三辅地区连绵大雨持续了三十余天，十九个郡国都下了大雨，山谷中的洪水暴发，总共淹死了西千多人，冲毁了官府建筑和民房八万三千多所。
元年时，有关部门奏请将甘泉的泰畴祭祀和河东的后土祭祀迁移到长安的南北郊。第二年，又废除了雍地的五畤祭祀，以及郡国的六处旧祭祀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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