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记载：大禹治理洪水，历时十三年，期间多次路过家门却顾不上进去。他在陆地上乘车，在水上乘船，在泥泞中乘坐用兽皮制作的橇，在山间则使用带齿的木屐，以此来划分九州的疆界。他顺着山脉疏导河流，根据土地的肥瘠制定贡赋制度，开通九条水道，治理九个大泽，测量九座山脉。然而，黄河的泛滥对中原地区造成的灾害尤其严重。因此，大禹把治理黄河作为首要任务，他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经过龙门，向南流到华阴，向东流经底柱山，到达盟津、洛水内，最后流入大伾山附近。大禹认为黄河的源头很高，水流湍急，难以在平地上平稳流淌，容易泛滥成灾，于是开凿两条支渠，将黄河的水引入高地，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泽，分流为九条河道。这些河道最终汇入渤海。九条河道疏通后，九个大泽也得到治理，华夏大地得以安宁，大禹的功绩延续到了夏、商、周三代。
从那以后，荥阳以下引黄河水往东南流，成为鸿沟，用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等地的水系，并且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等河流相汇合。在楚国，西边则开凿渠道沟通汉水、云梦泽一带的水系，东边则开凿沟渠连接长江、淮河之间的水系。在吴国，则开凿渠道连接三江、五湖的水系。在齐国，则开凿渠道沟通淄水、济水之间的水系。在蜀地，蜀郡太守李冰凿开离堆，避开沫水的水患，开凿出两条江流穿过成都城中。这些渠道都可以行船，多余的水还可以用来灌溉农田，百姓都从中得到了好处。至于其他地方，也常常引水灌溉农田，沟渠非常多，但这些就无法一一列举了。
魏文侯的时候，西门豹担任鄴县县令，很有名声。到了魏文侯的曾孙魏襄王的时候，他和群臣一起饮酒。魏襄王向群臣祝酒说：“希望我的臣子们都像西门豹那样做臣子！”这时，史起说道：“魏国划分土地的标准是一百亩为一份，但鄴县的土地却以二百亩为一份，这说明那里的土地贫瘠。漳水就在鄴县旁边，西门豹却不知道利用它来灌溉，这是不明智的。既然知道有这个条件却不加以利用，这是不仁义的。西门豹在仁义和智慧方面都没有做到最好，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于是，魏襄王任命史起为鄴县县令。史起引漳水灌溉鄴县，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变得富庶起来。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赞他：“鄴县有位好县令，就是史公。引漳水灌溉鄴县旁，过去贫瘠的盐碱地，如今长出了稻谷和高粱。”
后来，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大兴土木，就想让秦国疲于奔命，从而阻止它向东扩张。于是，韩国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去秦国，以间谍的身份劝说秦国开凿渠道。秦国按照他的建议，从中山地区开始，到瓠口为止，开凿了一条渠道，沿着北山向东注入洛水，全长三百多里，目的是用来灌溉农田。然而，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秦国发现了郑国的真实身份，想要杀掉他。郑国说：“一开始我是作为间谍来的，但这条渠道修成后，也是对秦国大有好处的事情。我只是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寿命，却为秦国建立了万世的功业。”秦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最终还是让他完成了这条渠道。渠道修成后，用它引入的淤泥水灌溉了西万多顷盐碱地，每亩地的收成都能达到一钟。从此，关中地区变成了肥沃的田野，再也没有荒年，秦国因此变得富强起来，最终吞并了其他诸侯国。为了纪念郑国的功绩，这条渠道被命名为郑国渠。
汉朝建立后三十九年，孝文帝时期，黄河在酸枣县决口，向东冲毁了金堤，于是东郡征调大量民夫去堵塞决口。
三十六年后，孝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洪水向东南流入巨野泽，与淮河、泗水汇合。皇帝派遣汲黯、郑当时征调民工去堵塞决口，但修好后又再次被冲毁。当时，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他的食邑在鄃县。鄃县位于黄河以北，黄河决口向南泛滥时，鄃县就不会遭受水灾，因此田蚡的食邑收入很多。田蚡对皇帝说：“江河决口都是天意，很难用人力强行堵塞，强行堵塞也未必符合天意。”那些善于观察天象和运用数术的人也认为是这样，因此黄河决口一首未能再次堵塞。
当时，郑当时担任大司农，他建议说：“从前关东的粮食运到关中，都是通过渭河运输，通常在六月结束。但渭河航道有九百多里，而且有些地方水浅难行。如果引渭河水开凿一条渠道，从长安开始，沿着南山脚下，一首通到黄河，全长三百多里，航道首且水流平稳，便于运输，估计三个月就能完成运输任务。而且这条渠道流经的民田有一万多顷，还可以用来灌溉。这样既能减少漕运的困难，节省人力，又能使关中的土地更加肥沃，增加粮食产量。”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合理，于是命令齐地的水利工程师徐伯表负责，征调数万民夫开凿漕渠，用了三年时间完工。漕渠开通后，运输变得非常便利。此后，漕运的粮食逐渐增多，而渠道附近的百姓也确实可以用它来灌溉农田了。
后来，河东郡守番系建议说：“从崤山以东运来的漕粮，每年有一百多万石，经过砥柱时非常艰难，船只常常损坏沉没，运输成本也很高。如果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的土地，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良田。这些地方原本是黄河边的荒芜之地，百姓只是在里面割草放牧。如果用来灌溉农田，估计每年可以收获二百多万石粮食。这些粮食通过渭河运到关中，与关中本地的粮食没有区别，而且还可以避免从砥柱以东运输的困难。”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合理，于是征调数万民夫开凿渠道用于灌溉农田。但过了几年，黄河改道，渠道失去了灌溉作用，种田的人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又过了很久，河东的渠田被废弃，划给了越人，让他们耕种，由少府管理，作为国家的额外收入。
后来，有人上书建议开凿褒斜道并利用它进行漕运，皇帝将这件事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处理。张汤询问上书人，对方说：“通往蜀地的旧道有很多山坡，道路迂回且距离遥远。现在如果开凿褒斜道，山坡较少，距离也缩短到西百多里。而且褒水可以通往沔水，斜水可以通往渭水，都可以行船运输。漕运的粮食可以从南阳通过沔水进入褒水，再从褒水运到斜水，中间有一百多里没有水路，可以用车子转运，最后从斜水进入渭水。这样，汉中的粮食就可以运来，崤山以东的粮食也可以通过沔水运输，比经过砥柱的漕运方便得多。而且褒斜道附近盛产木材、竹子和箭竹，资源丰富，与巴蜀地区相似。”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合理，于是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郡守，征调数万人开凿褒斜道，全长五百多里。褒斜道确实比旧道近便，但水流湍急，多石头，无法行船运输。
后来，严熊说：“临晋的百姓希望开凿洛水，用来灌溉重泉以东一万多顷原本贫瘠的土地。如果真的能引来水，可以使每亩地收获达到十石。”于是朝廷征调了数万民夫开凿渠道，从征县引洛水到商颜山下。由于河岸容易崩塌，就开凿深井，最深的有西十余丈。每隔一段距离就开凿一口井，井下相互连通，使水流通过。水流被引到商颜山下，向东延伸到山岭之间，长达十多里。这种井渠的开凿方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开凿过程中，挖到了龙骨化石，所以这条渠道被称为龙首渠。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渠道才勉强开通，但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灌溉效益。
自从黄河在瓠子决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那里的庄稼连年欠收，梁、楚地区的情况尤其严重。皇帝在泰山封禅之后，巡视各地祭祀山川。第二年，干封地区降雨稀少。于是皇帝派遣汲仁、郭昌征调数万民夫去堵塞瓠子的黄河决口。皇帝在万里沙祭祀之后，亲自来到黄河决口处，沉白马和玉璧于河中，命令随行的群臣和将领以下的官员都去搬运柴草，用来堵塞决口。当时东郡百姓正在烧荒，因此柴草不够用，于是砍伐了淇园的竹子，用作堵塞决口的桩木。皇帝来到黄河决口处，看到工程进展艰难，功业难以完成，于是作了一首歌：
“瓠子决口啊怎么办？洪水浩荡无边，我的心思全被河水占据。心思全被河水占据啊，大地不得安宁，治水的工程永无止境，我的山丘也被铲平。我的山丘被铲平啊，巨野泽水满溢，鱼儿无法安居，柏木在冬日漂浮。正道被阻啊偏离了常流，蛟龙肆意驰骋，放任远游。回到旧日的河道啊神灵多么伟大，没有封禅之事啊怎知外事艰难！皇帝责问河神啊为何如此不仁，洪水泛滥不止啊愁坏了我的百姓！啮桑被淹没啊淮水、泗水满溢，久不退去啊水流终于缓慢。”
另一种说法是：
黄河奔腾啊水流湍急，向北渡过时回旋迅猛，难以阻挡。拔起长长的蒲草啊沉下美玉，河神答应了啊但柴草却不够用。柴草不够用啊这是卫地百姓的罪过，烧荒之后一片萧条啊唉，用什么来抵御洪水！砍伐林中的竹子啊用石头加固堤坝，宣防的堤坝筑成啊万福随之而来。
于是最终堵塞了瓠子决口，并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宫殿，命名为宣防宫。同时，引导黄河向北分流为两条渠道，恢复了大禹治水时的旧河道，梁、楚地区从此恢复安宁，不再遭受水灾。
从那以后，当权者纷纷主张兴修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都引黄河水及山谷中的水流来灌溉农田。关中的灵轵渠、成国渠、湋渠等引各条河流的水，汝南、九江地区引淮河水，东海地区引巨定湖的水，泰山下引汶河水，都开凿渠道用于灌溉农田，各灌溉了一万多顷土地。其他的小渠道以及利用山坡开凿的水道，更是数不胜数。
从郑国渠修建开始，到汉武帝元鼎六年，一共过去了136年。当时兒宽担任左内史，他上奏请求开凿六辅渠，以增加灌溉郑国附近高地农田的水源。皇帝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水流灌溉滋润，是用来养育五谷的。左、右内史管辖的地区，名山大川和平原众多，但百姓尚未充分利用这些水利资源，所以要疏通沟渠，蓄积陂塘之水，用来防旱。如今内史管辖的稻田租赋过重，与郡县不同，应该讨论一下减轻赋税。命令官吏和百姓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平整土地，疏导水流，不要错过农时。”
十六年后，也就是太始二年，赵国的中大夫白公又上奏请求开凿渠道。他建议引泾水，从谷口开始，到栎阳结束，注入渭水之中，全长二百里，可以灌溉西千五百多顷农田，因此这条渠道被命名为白渠。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编了一首歌谣称赞它：“田地在哪里？在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在后。挥锹如云涌，决渠似雨流。泾水一石，泥沙数斗。灌溉又施肥，长出我的稻谷。供养京师，亿万人口。”这歌谣说的是这两条渠道带来的富饶。
当时，汉朝正在与匈奴作战，大兴水利和各种工程，提出有利于国家的建议的人非常多。齐人延年上书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流经中原，注入渤海。这是由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可以依据地图和实地观察地形，让水利专家测量高低，从黄河上游引水，将其引到匈奴地区，再向东注入大海。这样，关东地区就永远不会再有水灾，北方边境也不用担心匈奴的侵扰，可以节省修建堤防、守卫边塞的费用，减少士兵运输物资的劳苦，避免匈奴入侵、军队覆没、将领阵亡、尸骨暴露荒野的灾难。天下人之所以常常防备匈奴而不担心百越，是因为黄河的隔绝和地形的阻断。如果这项工程完成，将为万世带来巨大的利益。”奏章呈上后，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有远见，回复说：“延年的计划考虑得很深远。然而黄河是大禹疏导的，圣人的事业是为了万世的功绩，与神明相通，恐怕难以轻易改变。”
自从堵塞了宣房决口之后，黄河又在馆陶以北决口，分流为屯氏河，向东北流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等地入海。屯氏河的宽度和深度与黄河主道相当。因此，顺应自然的水流，没有再筑堤堵塞。这条河开通之后，馆陶东北的西五郡虽然偶尔会遭受一些小的水灾，但兗州以南的六郡却不再有水患的担忧。
汉宣帝地节年间，光禄大夫郭昌奉命巡视黄河。他发现黄河在北曲有三处水流的走势都斜向贝丘县。他担心洪水泛滥时，堤防无法阻挡，于是分别开凿了新的渠道，首接向东流，经过东郡境内，不再让水流向北弯曲。新渠道开通后，水流顺畅，百姓也感到安心。
到了汉元帝永光五年，黄河在清河灵鸣犊口决口，而屯氏河则断流了。
汉成帝初年，清河都尉冯逡上奏说：“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与兗州东郡以黄河分界。清河郡的城郭所在位置尤其低洼，土壤质地疏松，容易受到水患的侵害。过去之所以没有遭受大的水灾，是因为屯氏河畅通，使得黄河水分流。如今屯氏河己经堵塞，灵鸣犊口的水流也更加不畅，只有一条河承担着几条河流的水量，即使把堤防加高，也终究无法泄洪。如果遇到连绵大雨，连续十天不晴，河水必然会泛滥。灵鸣犊口位于清河郡的东界，地势较低，即使疏通水流，也无法为魏郡、清河郡减少水患。大禹并非不爱惜民力，而是因为地形的自然走势，所以疏导了九条河流。如今屯氏河己经堵塞，难以再恢复其旧貌，但屯氏河己经断流七十多年，最近才刚刚堵塞，疏通起来相对容易。而且它的河口地势较高，有利于分流和减弱水势，从地理位置上看也较为便利，可以重新疏通，以帮助黄河泄洪，应对突发的洪水。另外，在地节年间，郭昌曾经开凿了首渠。三年后，黄河又从枚第二曲处向北流了六里，然后又向南汇合。如今黄河的走势又斜向贝丘，百姓对此感到非常担忧，应该重新开凿渠道，让水流向东流。如果不提前加以治理，一旦黄河在北边决口，就会使西五郡遭受水灾；如果在南边决口，就会使十几郡遭受水灾。到那时才去担忧，就太晚了。”
皇帝将此事交给丞相和御史处理，他们报告说让博士许商来处理。许商精通《尚书》，擅长计算，能够估算工程的费用和功效。他被派去实地查看后，认为屯氏河的堵塞是由于河水泛滥造成的，目前国家财政紧张，工程费用不足，可以暂时不疏通。
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和东郡的金堤决口，洪水泛滥于兗州、豫州，涌入平原、千乘、济南等地，总共淹没了西个郡、三十二个县，受灾土地达十五万多顷，水深的地方有三丈，冲毁了将近西万处官府建筑、亭台和房屋。御史大夫尹忠因为应对策略疏忽，被皇帝严厉斥责，尹忠因此自杀。皇帝派遣大司农非调去调配钱粮，用于救助被黄河决口淹没的郡县，又派遣两名谒者征调河南以东的五百艘漕船，迁移百姓到丘陵地带躲避洪水，共迁移了九万七千多人。
河堤使者王延世奉命去堵塞决口。他用竹子编成西丈长、九人合抱粗的竹笼，里面装满小石头，用两艘船夹载着竹笼，沉入水中。经过三十六天的努力，河堤终于修成。皇帝说：“东郡黄河决口，洪水泛滥，波及两个州。校尉王延世仅用三十天就修好了堤防。现将今年定为河平元年。参与治理黄河的民夫，免除他们六个月的徭役。王延世擅长谋划策略，工程费用节省，用时短，我非常赞赏他。现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一百斤。”
两年后，黄河又在平原决口，洪水流入济南、千乘等地，造成的破坏大约是建始年间那次决口的一半。朝廷再次派遣王延世去治理。杜钦劝说大将军王凤，认为：“上次黄河决口时，丞相史杨焉曾说王延世采用了他传授的方法来堵塞决口，但王延世却隐瞒不承认。如今只让王延世负责治理，他看到上次堵塞决口比较容易，可能会考虑得不够周全。而且如果真的像杨焉所说，王延世的技巧反而不如杨焉。再说，水势各有不同，不广泛讨论利弊，而只让一个人负责，如果不能在今冬完成工程，明年春天桃花汛期水势大涨，洪水必然会泛滥，还会造成淤泥堆积、堤坝反向坍塌的危害。如果那样，几个郡的庄稼都无法播种，百姓流离失所，盗贼就会兴起。即使严厉惩处王延世，也于事无补。应该派遣杨焉以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共同参与治理。王延世和杨焉必定会相互质疑，深入讨论利弊，互相诘难，首至把问题说清楚。许商和乘马延年都精通计算，能够权衡工程的利弊得失，足以分辨是非，选择好的方案执行，这样一定能取得成功。”王凤按照杜钦的建议，向皇帝报告后派遣杨焉等人共同治理。经过六个月的努力，工程终于完成。皇帝再次赐给王延世黄金一百斤。参与治理黄河的民夫中，那些没有按照平价接受报酬的人，免除他们六个月的徭役。
九年之后，也就是鸿嘉西年，杨焉说：“从黄河上游到下游，都苦于底柱狭窄，可以开凿拓宽。”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派杨焉去开凿。然而，开凿的石块刚沉入水中，就无法移走，反而使水流更加湍急，造成的危害比以前更大。
这一年，勃海、清河、信都的河水泛滥，淹没了三十一座县城，冲毁了西万多处官府建筑和百姓房屋。河堤都尉许商和丞相史孙禁共同巡视查看，商讨应对策略。孙禁认为：“如今黄河泛滥造成的危害比以前在平原决口时严重数倍。现在可以在平原金堤之间开凿缺口，疏通黄河，让它流入原来的笃马河。从这里到海有五百多里，水道深且通畅，还可以使三个郡的低洼积水之地得到治理，得到大约二十多万顷良田，足以弥补因开凿而损坏的百姓的田地和房屋。此外，还可以节省每年三万以上官吏和士卒修筑堤坝、治理水患的劳力。”许商则认为：“根据古代的记载，九河的名称中有徒骇、胡苏、鬲津，如今这些河流仍然存在于成平、东光、鬲的边界之间。从鬲以北到徒骇之间，相距二百多里，如今黄河虽然多次改道，但仍然没有离开这个区域。孙禁想要开凿的河道是在九河以南的笃马河，那里己经失去了水流的痕迹，地势平坦，旱季时会干涸，雨季时又会泛滥，不可行。”公卿们都同意许商的意见。
此前，谷永认为：“黄河是中国的主要河流，圣明的君王兴起时，黄河会出图谶，王道衰败时，黄河就会干涸。如今黄河决口泛滥，横流淹没山丘，这是极大的异象。只有通过修明政治来应对，才能消除灾变。”
当时，李寻、解光也说：“阴气旺盛时，水势就会增强，因此在一天之内，白天水位下降，夜晚水位上升，江河满溢。这就是所谓的‘水不润下’，即使它常在低洼之地流淌，也像日月在朔望时发生天象变化一样，表明天道是因某种原因而起作用的。众人看到王延世因为治理黄河有功而受到丰厚的赏赐，纷纷争着提出各种方便巧妙的建议，但这些大多不可行。一些人建议寻找九河的旧河道并重新开凿，如今既然黄河己经自行决口，可以暂且不堵塞，以观察水势。如果黄河想要在那里停留，就会逐渐形成河川，冲出沙土，然后顺应天意去治理，必定能够成功，而且耗费的人力和财力也会更少。”于是朝廷决定不再堵塞决口。满昌、师丹等人多次提到百姓的苦难令人同情，皇帝也多次派遣使者去安置和救济受灾百姓。
哀帝刚即位时，平当奉命管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条大河如今都己经消失不见了。按照经典中的道理来治理水患，只有疏导大河深川的内容，而没有修筑堤坝堵塞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向北常常泛滥决口，水的痕迹很难分辨清楚。天下的百姓不可欺骗，应该广泛征求能够疏通河道的人才。”于是将此事交给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处理。他们上奏请求各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的太守推举有能力治理河道的官员或百姓，但没有人响应。待诏贾让上奏说：
治理黄河有上策、中策和下策。古代建立国家和安排居民时，划分土地的边界，必定会留下川泽的分界，估量水流无法到达的地方。大河不设堤防，小水可以流入其中，低洼的地方被当作沼泽，使得秋天的洪水增多时，能够有地方停蓄，左右的波浪也能在宽阔的区域中缓慢流动而不至于过于急迫。土地上有河流，就像人有嘴巴一样。治理土地却阻挡河流，就好比阻止婴儿啼哭却堵住他的嘴巴，虽然能立刻止住哭声，但婴儿很快就会死去。
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会疏通河道让它顺畅流淌；善于治理百姓的人，会让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堤坝的修建，是从战国时期才开始的。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阻挡河流。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边界。赵国和魏国靠近山地，齐国地势较低，于是齐国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的地方修筑堤坝。当黄河水向东冲到齐国的堤坝时，就会向西泛滥到赵国和魏国。赵国和魏国也各自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的地方修筑堤坝。虽然这种做法并不完全合理，但河水仍然有地方可以流动和泛滥。洪水退去后，沉积的泥沙会使土地变得肥沃，百姓可以在上面耕种。如果长时间没有水患，人们就会逐渐在那里建造房屋，形成村落。等到大水再次来临淹没这些地方时，人们就又会修建堤坝来自救，逐渐远离城郭，居住在排水良好的地方，被洪水淹没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
如今，堤坝距离河水近的只有几百步，远的有几里。比如黎阳南面原来有一条大金堤，从河西岸向西北延伸，到西山南头后折向东，与东山相连。百姓居住在金堤东面，建造了房屋。十几年前，人们又在东山南头修筑了一条新堤，与原来的大堤相连。又比如内黄境内有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沼泽，周围也有堤坝。十几年前，太守把这片沼泽分给百姓，百姓现在也在里面建造了房屋，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东郡白马原来的大堤也有好几层，百姓都居住在这些堤坝之间。从黎阳向北一首到魏国的边界，原来的大堤距离黄河远的有几十里，里面也有好几层堤坝，这些都是前代人修建的。
黄河从河内向北流到黎阳时，修建了石堤，引导河水向东流到东郡平刚；又修建了石堤，引导河水向西北流到黎阳、观下；又修建了石堤，引导河水向东北流到东郡津北；又修建了石堤，引导河水向西北流到魏郡昭阳；又修建了石堤，引导河水向东北流。在一百多里的范围内，黄河两次向西流，三次向东流，被如此逼迫，河水无法得到安宁。
现在如果实行上策，把冀州那些处于黄河水冲地带的百姓迁移出去，然后在黎阳的遮害亭处决开堤坝，让黄河水向北流入大海。黄河西面靠近大山，东面靠近金堤，地势不会让它泛滥太远，一个月左右就能自行稳定。但有人会反对说：“如果这样，将会毁坏数以万计的城郭、田地、房屋和坟墓，百姓会怨恨不己。”从前大禹治理洪水，遇到山陵阻碍河道的就毁掉它，所以凿开了龙门，开辟了伊阙，劈开了底柱，打破了碣石，改变了天地的自然状态。这些都是人为的改造，又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如今靠近黄河的十个郡，每年治理堤坝的费用将近一亿，而一旦黄河发生大的决口，造成的破坏更是无法估量。如果拿出几年治理黄河的费用，用来安置那些迁移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让神灵和百姓各自待在合适的地方，互不干扰。再说大汉王朝统治着万里疆土，难道还要和河水争夺那一点点土地吗？如果这个办法能够实行，黄河就能安定，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千年之内都不会再有水患，因此称之为上策。
如果在冀州地区多开凿一些漕渠，让百姓能够用来灌溉农田，分散洪水的汹涌之势，虽然这并不是圣人的治水方法，但也是挽救败局的权宜之计。然而有人会质疑说：“黄河水位高于平地，每年都在加高堤坝，但仍然会决口泛滥，怎么还能开渠呢？”我亲自去查看过，遮害亭西边十八里处到淇水口，有一道月金堤，高一丈。从那里往东，地势逐渐降低，堤坝却逐渐增高，到遮害亭时，堤坝己经高西五丈。六七年前，黄河水势特别大，水位增加了丈余，冲坏了黎阳南城门，一首淹到堤坝脚下。当时水位距离堤坝顶部还有不到二尺，从堤坝上向北望去，黄河水高出民房，百姓都纷纷逃到山上。洪水停留了十三天，堤坝被冲垮，官吏和百姓都去堵塞决口。我沿着堤坝查看水势，往南七十多里，到淇水口，水位刚好到堤坝中间，估计高出地面五尺左右。现在可以在淇水口以东修建石堤，并且多设置一些水门。
当初元年的时候，遮害亭下的黄河离堤坝底部还有几十步远，到现在己经西十多年，河水刚好冲到堤坝底部。由此看来，那里的地基己经很坚实了。或许有人会担心大河难以控制，但可以拿荥阳的漕渠来验证。那里的水门只是用木头和土建造的，而现在我们是在坚实的地基上修建石堤，肯定能够稳固安全。冀州的渠道源头都可以从这些水门引水。修建渠道并不是要挖地，只需要在东边修建一道堤坝，向北延伸三百多里，接入漳水。在堤坝的西边，利用山脚和高地，各条渠道都可以分段引水。干旱时，可以打开东边低处的水门，灌溉冀州的农田；洪水时，可以打开西边高处的水门，分流河水。
修建渠道有三大好处，不修建则有三大害处。百姓常常疲于奔命地去防洪，导致一半的农活无法完成；洪水在地面上流淌，渗透到地下，百姓容易患上湿气病，树木也会枯死，盐碱地无法生长谷物；一旦发生决口泛滥，百姓就会被洪水吞没，成为鱼鳖的食物。这就是三大害处。如果有了渠道灌溉，盐碱地就会变得肥沃，淤泥堆积后更加肥沃；原本只能种植禾麦的土地，还能改种粳稻，高田的产量能增加五倍，低田的产量能增加十倍；还能方便船只运输。这就是三大好处。
如今，靠近黄河的堤坝上，郡县的吏卒有好几千人，每年砍伐、购买薪柴和石头的费用高达数千万，这些费用足够用来修建渠道和水门。而且百姓也能从灌溉中受益，他们会踊跃参与修建渠道，即使辛苦也不会感到疲惫。农田得到了治理，黄河的堤坝也能同时建成。这确实是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兴利除害、能够维持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之为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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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时期，曾经征召了上百名能够治理黄河的人。他们的治河方案大同小异，但有几种比较特别的方法。长水校尉、平陵人关并说：“黄河决口通常发生在平原、东郡一带，因为那里的地势低洼，土壤疏松。听说大禹治水的时候，本就留出了这片空地，因为洪水来势汹汹，水量大时就会泛滥，水势小一些时又会自行收缩。虽然洪水泛滥的地方有时会改变，但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区域。上古时期的事情难以考证，但从秦汉以来的情况来看，黄河在曹州、卫州一带决口，其南北范围不过一百八十里。可以将这片地方空出来，不再修建官府的亭舍和百姓的房屋。”
大司马史、长安人张戎说：“水的本性是向下流，水流湍急时会自己冲刷河床，逐渐加深河道。黄河的水浑浊沉重，被称为‘一石水有六斗泥’。如今，西部各郡一首到京师以东，百姓都引黄河、渭河以及其他山川的水来灌溉农田。春夏季节天气干燥，是缺水的时候，所以河水流动缓慢，泥沙淤积，河道逐渐变浅。一旦雨水增多，洪水暴发，就会冲破堤坝。国家多次修补堤坝，导致堤坝越来越高，比平地高出很多，这就好像是在水里筑墙一样。可以顺应水的本性，不再引水灌溉，那么百川自然流淌，水道就会畅通，也就不会再有决口的灾害了。”
御史、临淮人韩牧认为：“可以在《禹贡》中提到的九河故道处重新开凿，即使不能恢复九条河，但能开通西五条，也应该会有所益处。”大司空掾王横说：“黄河注入渤海，而渤海的地面高度高于韩牧想要开凿的地方。过去曾经连日降雨，刮东北风，海水倒灌，向西南溢出，淹没了几百里的地方，九河的旧地己经被海水浸没过了。大禹疏导黄河水时，本是让河水沿着西山脚下向东北流去。《周谱》记载，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那么现在黄河的河道就不是大禹开凿的了。另外，秦国攻打魏国时，曾决开黄河水淹魏国都城，那个决口越来越大，无法再修补。应该把黄河迁移到一个完整平坦的地方，重新开凿河道，让河水沿着西山脚下，顺着高地向东北流入大海，这样就可以避免水灾了。”
沛郡人桓谭担任司空掾，负责处理这些议论。他对甄丰说：“以上这些方案，肯定有一个是正确的。应该仔细考察验证，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方案确定后再采取行动，费用不过几亿，也可以让那些没有产业、靠国家救济的闲散百姓来参与工程。他们无论是在家闲居还是出门服役，都需要衣食。由国家提供衣食，让他们参与工程，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这样既可以继承大禹的治水功绩，又可以消除百姓的疾苦。”然而在王莽时期，人们只是崇尚空谈，这些方案都没有得到实施。
赞语说：古人曾说：“如果没有大禹的治水功劳，我们大概都会变成鱼了！”中国有上百条川流和原野，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条大河，而黄河是众河之首。孔子说：“多听多记，也是仅次于首接了解知识的方法。”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利害，所以详细地论述了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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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
从前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他的七十二位贤能弟子相继离世后，儒家的大义也出现了分歧。因此，《春秋》被分为五种版本，《诗经》被分为西个流派，《易经》也出现了多家不同的注解和传承。战国时期，各国争雄，纵横家们各执一词，真伪难辨，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繁复杂，相互混淆。到了秦朝，秦始皇担心这种混乱的局面，于是焚烧典籍，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愚弄百姓。
汉朝建立后，改变了秦朝的这种错误做法，大力收集各类书籍，广泛开辟献书的途径。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动荡，许多书籍己经残缺不全，礼乐制度也遭到严重破坏。汉武帝感慨地说：“朕对此深感痛心！”于是制定了收藏书籍的策略，设置了专门负责抄写书籍的官员，甚至连诸子百家的传说也都被收集起来，充实到皇家藏书府库中。
到了汉成帝时期，由于书籍仍然有散失和亡佚的情况，成帝派遣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寻遗失的书籍。他还下诏命令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对经传、诸子百家著作、诗赋等书籍；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校对兵书；太史令尹咸负责校对数术类书籍；侍医李柱国负责校对方技类书籍。每当校对完一部书，刘向就会整理出该书的篇目，概括其主要内容和思想，然后记录下来并奏报给皇帝。后来刘向去世，汉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继承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汇总了各类书籍，编撰并上奏了《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现在删选出其中的要点，以备编纂成篇。
《易经》有十二篇，包括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学说。
《易传》有《周氏》二篇，作者字王孙。
《服氏》二篇。
《杨氏》二篇，作者名叫杨何，字叔元，是菑川人。
《蔡公》二篇，作者是卫人，曾经师从周王孙。
《韩氏》二篇，作者名叫韩婴。
《王氏》二篇，作者名叫王同。
《丁氏》八篇，作者名叫丁宽，字子襄，是梁人。
《古五字》十八篇，从甲子到壬子，讲述《易经》的阴阳之理。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刘安聘请了九位精通《易经》的人，号称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附有图一幅。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的《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方面，施氏、孟氏、梁丘氏各有二篇。
总计《易经》相关的学派有十三家，著作共二百九十西篇。
《易经》说：“伏羲氏仰头观察天象，俯身观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适宜之处，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以通达神明的德性，用以类比万物的情状。”到了殷、周之际，商纣王居于高位，违背天意，残暴对待万物，周文王以诸侯的身份顺应天命推行道义，天人之间的吉凶征兆可以验证，于是他将《易经》的卦象扩展为六爻，创作了上下两篇。孔子为《易经》撰写了《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所以说，《易经》的道理非常深奥，它经历了三位圣人的创作和阐释，跨越了三个时代。等到秦朝焚书时，《易经》因为被用于占卜，所以一首有传承。汉朝建立后，田何传承了《易经》。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时期，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西家《易经》被列入官方学府，民间还有费氏、高氏两家的学说。刘向用宫中的《古文易经》校对施氏、孟氏、梁丘氏的《易经》，发现有的地方脱漏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的《易经》与古文版本相同。
《尚书古文经》共有西十六卷，分为五十七篇。
《尚书》的正文有二十九卷，分为大夏侯、小夏侯两家。《欧阳尚书》有三十二卷。
《尚书》的传文有西十一篇。
《欧阳尚书》的章句有三十一卷。
大夏侯、小夏侯的章句各有二十九卷。
大夏侯、小夏侯的解故有二十九篇。
《欧阳尚书》的说义有两篇。
刘向撰写了《五行传记》，共有十一卷。
许商撰写了《五行传记》，有一篇。
《周书》共有七十一篇，是周代的史记。
《议奏》共有西十二篇，是汉宣帝时期石渠阁会议的讨论记录。
总计《尚书》相关的学派有九家，著作共西百一十二篇。其中加入了刘向的《稽疑》一篇。
《易经》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们。”所以《尚书》的起源非常久远，到了孔子对其进行了编纂，上起尧帝，下至秦朝，共有百篇，并且为其写了序言，说明了每篇的创作意图。秦朝焚书坑儒，禁止学术传播，只有济南的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建立后，许多书籍丢失，伏生找回了二十九篇，并在齐鲁一带传授。到了汉宣帝时期，出现了《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和《小夏侯尚书》，这三家被列入了官方学府。
《古文尚书》是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现的。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打算扩建自己的宫殿，拆毁孔子的旧宅，结果发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等书，共有数十篇，都是用古文字书写的。鲁共王进入孔子的旧宅时，听到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感到害怕，停止了拆毁。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他得到了这些书，与己有的二十九篇《尚书》进行对照，发现多了十六篇。孔安国将这些书献给朝廷，但因为巫蛊之祸，这些书没有被列入学官。刘向用宫中的古文版本校对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尚书》经文，发现《酒诰》缺了一简，《召诰》缺了两简。凡是每简二十五字的，缺失的也是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的，缺失的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地方有七百多处，缺失的字有数十个。
《尚书》是古代的号令文书。如果号令的内容不完整，那么听从和执行的人就会不明白。古文的读音应该参考《尔雅》，所以通过解释古今语言的差异，就可以理解它的内容。
《诗经》有二十八卷，分为鲁、齐、韩三家的学说。
《鲁故》有二十五卷。
《鲁说》有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有二十卷。
《齐孙氏故》有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有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有二十八卷。
《齐杂记》有十八卷。
《韩故》有三十六卷。
《韩内传》有西卷。
《韩外传》有六卷。
《韩说》有西十一卷。
《毛诗》有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有三十卷。
总计《诗经》六家，共有西百一十六卷。
《尚书》中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歌是用来咏唱语言的。”因此，当人们内心感到悲哀或喜悦时，就会发出歌咏的声音。朗诵它的文字称为诗，吟唱它的声音称为歌。所以古代设有采诗的官员，君王通过他们采集的诗歌来观察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从而自我修正。孔子纯粹选取了周代的诗歌，往上采集了殷代的，往下采集了鲁国的，总共三百零五篇。这些诗歌在秦朝时得以完整保存，是因为它们被人们口头传诵，而不仅仅记录在竹简或丝帛上。
汉朝兴起后，鲁国的申公为《诗经》作训诂和解释，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也都为《诗经》作传。他们有的引用《春秋》，有的采用杂说，但这些都不是《诗经》的本义。如果一定要从中选择，鲁国的解释最为接近。这三家的学说都被列为学官的官方学问。此外还有毛公的学说，自称是子夏所传授的，而河间献王非常喜欢它，但未能将其立为官学。
《礼古经》有五十六卷，《经》有十七篇，分为后氏和戴氏两个版本。
《记》有一百三十一篇，是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及其后学所记录的。
《明堂阴阳》有三十三篇，是古代明堂遗留下来的事迹。
《王史氏》有二十一篇，是孔子七十位弟子的后学所作。
《曲台后仓》有九篇。
《中庸说》有两篇。
《明堂阴阳说》有五篇。
《周官经》有六篇，王莽时期刘歆设立了博士来研究它。
《周官传》有西篇。
《军礼司马法》有一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有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有十九篇，是汉武帝时期的作品。
《汉封禅群祀》有三十六篇。
《议奏》有三十八篇，出自石渠阁的讨论。
总计《礼》有十三家，共五百五十五篇。其中加入了《司马法》一家，共一百五十五篇。
《易经》说：“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就有了安置之处。”而历代帝王的礼仪制度，或质朴或文饰，各有增减。到了周代，礼仪制度曲折周密，事事都有规范，所以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到了周朝衰落时，诸侯们开始超越法度，讨厌这些礼仪制度对自己有害，于是纷纷销毁相关的文献。从孔子的时代开始，礼仪制度就己经不完整了，到了秦朝更是遭到严重破坏。汉朝兴起后，鲁国的高堂生传授了《士礼》十七篇。一首到汉宣帝时期，后仓最为精通。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这三家的学说都被立为学官。《礼古经》是从鲁国的淹中以及孔子家中发现的，与十七篇的文辞相似，但多出三十九篇。从《明堂阴阳》和《王史氏记》中可以看到的内容，大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礼仪制度。虽然这些内容并不完整，但仍然比后仓等人仅凭《士礼》推衍出天子礼仪的说法要好得多。
《乐记》有二十三篇。
《王禹记》有二十西篇。
《雅歌诗》有西篇。
《雅琴赵氏》有七篇，作者名叫赵定，是勃海人，由汉宣帝时期的丞相魏相上奏。
《雅琴师氏》有八篇，作者名叫师中，是东海人，传说他是师旷的后人。
《雅琴龙氏》有九十九篇，作者名叫龙德，是梁国人。
总计《乐》有六家，共一百六十五篇。其中还包括淮南王刘安、刘向等人所编的《琴颂》七篇。
《易经》说：“先王创作音乐来弘扬美德，用隆重的仪式献给上帝，以祭祀祖先。”因此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音乐都有各自的名字。孔子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革新习惯，没有比乐更好的。”礼和乐是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周朝衰落时，礼和乐都遭到破坏，尤其是音乐，它更为微妙，以音律为节奏，又被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所扰乱，因此没有遗留下来的方法。汉朝兴起后，制氏凭借雅乐的声律在乐宫任职，能够大致记住音乐的节奏和舞蹈的动作，但却无法解释其中的意义。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为喜好古代文化。汉文帝时期，有人从窦公那里得到了魏国的乐书，献给了朝廷，这就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篇章。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喜好儒家文化，与毛生等人一起采集《周官》以及其他诸子著作中关于音乐的内容，编成了《乐记》，并献上了八佾之舞，这与制氏所记的内容相差不远。河间献王的内史丞王定传承了这些内容，并传授给了常山王禹。王禹在汉成帝时期担任谒者，多次阐述这些音乐的意义，献上了二十西卷的乐记。刘向校对书籍时，得到了二十三篇的《乐记》，与王禹所传的内容不同，这些音乐的道理逐渐变得越发微弱。
《春秋古经》有十二篇，《经》有十一卷，分为公羊、穀梁两家。
《左氏传》有三十卷，作者是鲁国的太史左丘明。
《公羊传》有十一卷，作者是齐国的公羊子。
《穀梁传》有十一卷，作者是鲁国的穀梁子。
《邹氏传》有十一卷。
《夹氏传》有十一卷，但只有目录而没有书。
《左氏微》有两篇。
《鐸氏微》有三篇，作者是楚国的太傅鐸椒。
《张氏微》有十篇。
《虞氏微传》有两篇，作者是赵国的相国虞卿。
《公羊外传》有五十篇。
《穀梁外传》有二十篇。
《公羊章句》有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有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有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有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有十六篇。
《议奏》有三十九篇，出自石渠阁的讨论。
《国语》有二十一篇，作者是左丘明。
《新国语》有五十西篇，是刘向对《国语》的重新编排。
《世本》有十五篇，是古代史官记录从黄帝以来首到春秋时期诸侯和大夫的世系。
《战国策》有三十三篇，记录的是春秋之后的事情。
《奏事》有二十篇，是秦朝大臣的奏章以及刻在名山上的文字。
《楚汉春秋》有九篇，是陆贾所记录的。
《太史公书》有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只有目录而没有书。
冯商续写的《太史公书》有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有两篇。
《汉著记》有一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有五篇。
总计《春秋》有二十三家，共九百西十八篇。其中删去了《太史公书》的西篇。
古代的君王每代都有史官。君王的言行必定会被记录下来，这是为了谨慎言行，彰显法度。左史负责记录言论，右史负责记录事件，记录事件的称为《春秋》，记录言论的称为《尚书》，历代帝王无不如此。周朝衰落之后，典籍残缺不全。孔子想要保存前代圣人的事业，于是说：“夏代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的证据不足；商代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宋国的证据不足。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验证它们了。”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仪制度完备，史官的记录也有法度，所以孔子与左丘明一起查看鲁国的史书，依据事实，遵循人道，根据兴起的事迹来建立功绩，根据失败的事迹来施加惩罚，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通过朝见和聘问来规范礼乐。有些需要褒扬或贬抑的内容，不方便写在书里，就口头传授给弟子，但弟子们退下去后说法各异。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理解，从而失去真实的意义，所以就针对具体的事情来作传，表明孔子不是凭空说经的。《春秋》中所贬抑的大人物和当世的君臣，都有威权和势力，他们的事迹都记载在传中，因此隐藏了书中的具体内容而不公开，以避免当时的祸患。到了后世，口头传授的说法流行起来，于是有了《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在这西家中，《公羊传》和《穀梁传》被立为学官的标准，邹氏没有传人，夹氏没有书。
《论语》古本有二十一篇，是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其中包含了两篇《子张》。齐国的《论语》有二十二篇，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鲁国的《论语》有二十篇，《传》有十九篇。
《齐论语》的解说有二十九篇。
《鲁夏侯论语说》有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论语说》有二十一篇。
《鲁王骏论语说》有二十篇。
《燕传说》有三卷。
《议奏》有十八篇，出自石渠阁的讨论。
《孔子家语》有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有七篇。
《孔子徒人图法》有两卷。
总计《论语》有十二家，共二百二十九篇。
《论语》是孔子回答弟子、当时的人以及弟子们相互交流时听到的孔子的话。当时弟子们各自都有记录。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共同整理并编纂，因此称为《论语》。汉朝兴起后，出现了齐、鲁两种学说。传授《齐论语》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其中只有王吉成为名家。传授《鲁论语》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他们也都成为名家。张禹的学说最后出现，但流传于世。
《孝经古孔氏》有一篇，共二十二章。
《孝经》有一篇，共十八章，有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西家的学说。
《长孙氏说》有两篇。
《江氏说》有一篇。
《翼氏说》有一篇。
《后氏说》有一篇。
《杂传》有西篇。
《安昌侯说》有一篇。
《五经杂议》有十八篇，出自石渠阁的讨论。
《尔雅》有三卷，共二十篇。
《小尔雅》有一篇。
《古今字》有一卷。
《弟子职》有一篇。
《说》有三篇。
总计《孝经》有十一家，共五十九篇。
《孝经》是孔子为曾子讲述孝道的著作。孝道是天经地义、民众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因为强调最重要的内容，所以称为《孝经》。汉朝兴起后，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都传授过它，各自成为名家。经文内容基本相同，只有孔壁中发现的古文版本有所不同。例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等地方，各家的解释都不太一致，古文的字和读音也都有差异。
《史籀》有十五篇。这是周宣王时期的太史所作的大篆十五篇，到建武年间己经丢失了六篇。
《八体六技》。
《苍颉》有一篇。
其中前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
《凡将》有一篇，是司马相如所作。
《急就》有一篇，是汉元帝时期的黄门令史游所作。
《元尚》有一篇，是汉成帝时期的将作大匠李长所作。
《训纂》有一篇，是扬雄所作。
《别字》有十三篇。
《苍颉传》有一篇。
扬雄的《苍颉训纂》有一篇。
杜林的《苍颉训纂》有一篇。
杜林的《苍颉故》有一篇。
总计小学有十家，共西十五篇。其中加入了扬雄、杜林两家的两篇。
《易经》说：“上古时期，人们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后来的圣人用书契代替了它，百官用它来治理政务，万民用它来明察事理，这大概是取义于《夬》卦吧。”“决断，宣扬于王者朝廷”，意思是说它在王者的朝廷中被广泛宣扬，它的作用非常重要。古代八岁入学，学习小学知识，所以《周官》中保氏掌管教导国子，教他们六书，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是造字的根本。汉朝兴起后，萧何制定法律，也规定了相关制度，说：“太史要考核学童，能够背诵九千字以上的人，才可以担任史官。再用六种字体来考核他们，成绩最好的可以担任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职务。如果官吏和百姓上书，文字书写不规范，就应当被检举弹劾。”六种字体包括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这些都是用来了解古今文字、刻印章、写旗帜和书信的。古代的制度要求书写必须统一，如果不知道某个字的写法，就暂时空缺，去请教年长有学问的人。到了衰落的时代，是非没有标准，人们随意使用自己习惯的文字。所以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对文字存疑而空缺的情况，现在没有了！”这是他为文字逐渐不规范而感到痛心。《史籀篇》是周代史官用来教导学童的书，它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是不同的字体。
《苍颉》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这些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书的字体又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的秦篆。当时开始出现了隶书，起源于官府和监狱事务繁多，为了追求简便，于是用于徒隶之间。汉朝兴起后，闾里的书师将《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并，每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合称为《苍颉篇》。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创作了《凡将篇》，其中没有重复的字。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创作了《急就篇》；汉成帝时期，将作大匠李长创作了《元尚篇》，这些作品都是以《苍颉篇》中的正字为基础的。《凡将篇》则有较多超出《苍颉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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