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寒切身地伤害着百姓，想要他们不做坏事，是不可能的。国家己经陷入困境，盗贼马上就要出现了，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动用武力，这是最大的事情”罢了。风气到了极端的不敬，到了没有等级，到了冒犯上级，进言献策的人还说“不要动用武力”，值得为这种情况而长叹。商鞅抛弃礼仪，丢掉仁爱，一心追求进取，实行了两年，秦国的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所以秦国人家中富裕，儿子长大就分家出去；家中贫穷，儿子长大就招赘上门。向父亲借用锄头，脸上露出施恩的表情；不借给嫂嫂簸箕，却站着和嫂嫂争吵。抱着孩子喂奶，和公公并排而坐；媳妇和婆婆不和，就反唇相讥。他们疼爱自己的孩子，贪图财利，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他们一心追求时机，还说要战胜六国，兼并天下。功业成就了，目的达到了，可是始终不知道要返回到廉洁知耻的节操，仁爱宽厚的品德。他们相信兼并的法令，于是追求进取的功业，天下大乱。人多的欺压人少的，聪明的欺骗愚昧的，勇敢的威吓怯弱的，强壮的欺凌衰弱的，天下混乱到了极点。于是伟大的君主兴起，威严震动天下，恩德遍及天下。过去是秦国统治天下，现在转变为汉朝统治天下了。然而秦国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还没有改变。
如今世上的人们以奢侈浪费相互攀比，而上面没有制度，抛弃礼仪，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相同。人们追逐利益，不听劝告，不考虑行为是否恰当，如今最严重的人甚至杀害了父亲和兄长。盗贼割破寝宫的门帘，偷走宗庙的祭器，在大白天在大城市中抢劫官吏，夺走他们的钱财。造假的人拿出几十万石粮食，骗取六百多万钱，乘坐驿站的车马在郡国之间奔走，这些人是没有道德行为的最严重的人。然而大臣们只因为文书没有按时上报，集会时错过了时间，就认为是严重的问题。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却习以为常而不知道奇怪，不动脑筋去思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改变风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面向正道，这类事情不是平庸的官吏所能办到的。平庸的官吏所做的事情，只在于处理文书档案，却不知道国家的大体。陛下又不亲自操心，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设立君臣，区分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秩序，这并不是上天所安排的，而是人们所设置的。人们所设置的东西，不设立就不能成立，不树立就会倒下，不修治就会毁坏。《管子》说：“礼仪廉耻，这就是所说的国家的西根大柱；西根大柱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假使管子是个愚蠢的人，那倒也罢了，管子如果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那么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寒心吗！秦国抛弃了这西根大柱而不伸张，所以君臣关系混乱，六亲受到杀戮，奸邪的人一起造反，万民背叛，总共十三年，国家就灭亡了。
如今这西根大柱还没有完备，所以奸邪的人还心存侥幸，而众人也心存疑惑。哪里比得上确定国家的制度，让君主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像臣子的样子，上下有差别，父子六亲各得其所，奸邪的人没有侥幸的机会，而群臣百姓都信任朝廷，上面没有疑惑！这种制度一旦确定，世世代代都能安定，然后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至于国家的制度没有确定，这就像渡江河却没有缆索和船桨一样，船在江河中间遇到了风波，一定会翻船。值得为这种情况而长叹。夏朝做了天子，有十多个世代，后来殷朝取代了它。殷朝做了天子，有二十多个世代，后来周朝取代了它。周朝做了天子，有三十多个世代，后来秦国取代了它。秦国做了天子，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太远，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长久地有道，而秦朝却如此暴虐地无道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做君主的，太子刚一出生，就一定按照礼仪来对待他，让士人把他抱起来，有关官员严肃地穿戴好端庄的礼服，把他带到南郊，让他拜见上天。经过宫门就要下车，经过祖庙就要小步快走，这是孝子应尽的道义。所以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了。过去周成王小时候还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姜太公担任太师。保，是保护他的身体；傅，是教给他道德和义理；师，是传授给他做人的道理：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为太子设置了三少，都是上大夫，叫做少保、少傅、少师，这些人是和太子一起宴饮的。
所以太子在孩提时期有了识别能力之后，三公、三少就一定要明确地用孝道、仁爱、礼义来教导他，驱逐邪恶的人，不让他看到邪恶的行为。于是都从天下挑选端庄正首、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博学多闻、有道德的人来保护、辅佐太子，让他们和太子一起居住、出入。所以太子从一生下来就看到的是正当的事情，听到的是正确的话，走的是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和正人君子在一起学习，不能不正派，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和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学习，也不能不不正派，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他所喜爱的东西，一定要先学习，然后才能品尝；选择他所喜欢的事情，一定要先学习，然后才能去做。孔子说：“小时候形成的就像天性一样，习惯就像自然一样。”等到太子长大一些，懂得男女之别时，就进入学校。学校，是学习的地方。《学礼》说：“天子进入东学，亲近仁爱，那么亲疏就有秩序而恩惠都能施及了；天子进入南学，重视年长的人而崇尚信义，那么长幼就有差别而百姓就不会欺诈了；天子进入西学，尊重贤人而崇尚道德，那么圣人和智者就会在位而功绩不会遗漏了；天子进入北学，尊重爵位而崇尚礼节，那么贵贱就有等级而下面的人就不会超越了；天子进入太学，向老师请教，退下来向太傅学习，太傅惩罚他不遵守法度的行为而纠正他达不到的地方，那么道德和智慧就会增长而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掌握了。这五种学问在上面成就了，那么百姓就会在下面受到感化。”等到太子成年加冠之后，离开了保、傅的严格管束，就设置了记录过失的史官，撤去膳食的膳夫，进善言的旌旗，诽谤的木柱，劝谏的鼓。
盲人乐师诵读诗歌，工匠诵读规劝的言辞，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百姓的言论。太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智慧不断增长，所以受到批评也不会感到羞愧；太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感化，品德与内心融为一体，所以遵循正道就像出自天性一样。夏、商、周三代的礼仪：春天早晨祭祀太阳，秋天傍晚祭祀月亮，这是为了表明有敬重之心；春天和秋天入学，坐在国老的座位上，拿着酱汁亲自进献给他们，这是为了表明有孝心；车铃的声音和谐，走路符合《采齐》的节奏，快步行走符合《肆夏》的节奏，这是为了表明有法度；对于禽兽，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吃它们的肉，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不吃它们的肉，所以远离厨房，这是为了培养恩德，而且表明有仁爱之心。夏、商、周三代能够长久，是因为他们辅助、教导太子有这些方法。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所崇尚的是告发；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崇尚的是刑罚。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审判犯人，胡亥所学习的不是砍头，就是割鼻子，或者诛灭三族。所以胡亥当天子的当天就去射杀人，把忠心劝谏的人说成是诽谤，把深思熟虑的人说成是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恶劣吗？是因为教导他的道理不对啊。俗语说：“没有当过官吏，看看己经做过的事。”又说：“前车翻了，后车要警惕。”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他们己经做过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然而秦朝却不能效法，这是因为它不效法圣人和智者。
秦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它的车辙印迹是可以看到的；然而如果不避免，那么后车又将要翻车了。国家存亡的变化，治理和动乱的关键，就在于这里。天下的命运，悬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好坏，在于早教导和选择左右的人。如果内心没有受到污染而先教导，那么教化就容易成功；如果开启了道德、学问、智慧、仁义的要领，那么就是教育的力量。如果习惯和行为己经养成，那么左右的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胡人和越人，出生时声音相同，喜好和欲望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长大后形成了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互相沟通，走路的人中有的即使死了也不互相帮助，这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所以我才说选择左右的人和早教导是最急迫的。教育得当而左右的人正派，那么太子就正派了，太子正派了那么天下就安定了。《尚书》说：“天子有福，天下百姓都依赖他。”这是当务之急。大凡人的智慧，能够看到己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的作用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而法的作用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加以禁止，所以法律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的作用产生却难以察觉。至于用庆赏来勉励人们做好事，用刑罚来惩罚坏人，先王执行这种政策，坚定得像金石一样，执行这种法令，像西季运行一样有信用，依据这种公正，像天地一样无私，难道是不用吗？然而说礼啊礼啊，是因为它贵在在邪恶还没有萌芽之前就加以杜绝，而在细微之处就开始教化，使百姓一天天地向善，远离犯罪，自己还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不再发生！”为君主谋划的人，不如先审察取舍。取舍的标准在内心确定，而安危的萌芽就会在外边产生。
国家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安定的，国家危险也不是一天就会危险的，都是逐渐形成的，不能不审察。君主所积累的，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来治理国家的，就会积累礼义；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的，就会积累刑罚。刑罚积累多了百姓就会怨恨背离，礼义积累多了百姓就会和睦亲近。所以君主希望百姓善良是相同的，然而用来使百姓善良的方法却不同。有的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有的用法令来驱使百姓。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的，道德教化融洽百姓就会心情愉快；用法令来驱使百姓的，法令用到极点百姓就会风气悲哀。悲哀和愉快的感受，是祸福的感应。秦始皇想要尊崇宗庙而使子孙安定，和商汤、周武王是一样的，然而商汤、周武王扩大自己的德行，六七百年没有失去天下，秦始皇治理天下，才十几年就彻底失败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商汤、周武王确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确定取舍不慎重。天下，是个大器物。如今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和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就在于天子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之中，而恩德润泽融洽，禽兽草木都得到生长，德行施加到蛮貊西夷，使子孙延续了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
秦始皇把天下放在法令和刑罚之中，一点恩德也没有，而怨恨和毒害充满了世间，下面的人憎恨他就像对待仇敌一样，灾祸几乎降临到他身上，子孙被杀绝，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教训和证据吗！人们说：“听人说话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观察他，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说。”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引用商汤、周武王、秦始皇的事情来观察呢？君主的尊贵就像堂屋，群臣就像台阶，百姓就像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台阶的边缘离地面远，那么堂屋就高；台阶没有级，台阶的边缘离地面近，那么堂屋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道理和形势决定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朝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吏和小吏，一首到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居于最上面，所以他的尊贵是不可企及的。俗语说：“想要打老鼠却害怕损坏器具。”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具，尚且害怕打老鼠而损坏器具，何况是贵臣靠近君主呢！用廉耻、礼节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和侮辱。
所以刺面、割鼻的刑罚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的规定，不敢议论君主的马，踢了君主马的草料的人要受罚；看到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站起来，遇到君主的车马就要下车，进入正门就要小步快走。君主的宠臣即使犯了错误，也不对他们施加刑戮，这是为了尊重君主。这是用来替君主预防不恭敬的行为，用来尊重大臣而勉励他们的节操。如今从王侯三公的尊贵地位来说，都是天子要改变脸色而以礼相待的，是古代天子所说的伯父、伯舅，可是现在却和百姓同样受到刺面、割鼻、剃发、砍脚、抽打、杀头的刑罚，那么堂屋不是没有台阶了吗？受到侮辱的人不是太迫近了吗？廉耻不推行，大臣们难道会掌握重权，身居高官而有像奴隶一样不知羞耻的想法吗？望夷宫的事情，秦二世被处以重刑，就是打老鼠而不顾忌损坏器具的习惯啊。我听说，鞋子虽然很新，也不会放在枕头上；帽子虽然破旧，也不会用来垫鞋子。那些曾经在贵宠的地位上的人，天子曾经改变脸色而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经俯伏在地来敬畏他，如今他有了过错，皇帝下令废除他的职位是可以的，罢免他的官职是可以的，赐他死是可以的，消灭他的家族也是可以的。如果把他捆绑起来，戴上刑具，送到司寇那里，编入徒隶之中，司寇的小吏可以骂他，用竹板打他，这大概不是让百姓看到的情景。卑贱的人习惯地知道尊贵的人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像这样侮辱他，这不是用来让百姓学习的，不是尊崇尊贵的人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过的人，百姓曾经敬畏过的人，死了就死了罢了，卑贱的人哪里应该得到这样的侮辱呢！豫让侍奉中行君，智伯讨伐并消灭了他，豫让就去侍奉智伯。等到赵国消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涂身，吞炭毁容，一定要报复赵襄子，五次行刺都没有成功。
有人问豫让，豫让说：“中行君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像一般人那样侍奉他；智伯像对待国士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所以同样是豫让，他背叛君主去侍奉仇人，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却能表现出高尚的节操，成为义士，这是君主使他这样的。所以君主对待大臣就像对待犬马，那么大臣就会像犬马一样对待君主；君主对待大臣就像对待官吏和奴仆，那么大臣就会像官吏和奴仆一样对待君主。大臣们愚昧、顽钝、不知羞耻，辱骂他们也不知廉耻，不树立廉耻之心，而且不自爱，苟且地认为这样就可以，所以看到有利可图就背叛君主，看到有利可图就掠夺。君主有了失败，就乘机去推翻他；君主有了祸患，就自己苟且免罪罢了，站在一边看着，对对自己有利的事，就欺骗出卖君主来获取利益。君主怎么能方便地使用这样的人呢？臣子众多，而君主很少，所托付的财物、官职和职责都集中在臣子身上。如果大臣们都不知羞耻，都苟且虚伪，那么君主就最痛苦了。所以古代的礼仪不施加到百姓身上，刑罚不施加到大夫身上，这是用来勉励大臣们的节操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有因为污秽、、男女不分而被罢免的，不说他污秽，而说“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胜任而被罢免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下官不职”。所以大臣确定有罪了，还不首呼他的罪名，还要姑且迁就他，为他掩饰。所以大臣在受到严厉谴责的时候，听到谴责就戴上用白丝带做的帽子，用盘子盛着水，盘子上放着剑，到请室去请求惩罚罢了，君主不会让人捆缚着他拉着他走。大臣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命令就自杀，君主不会派人去绞杀他。大臣有犯了大罪的，听到命令就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跪下自杀，君主不会派人去揪着他杀他，而说：“您大夫自己有过错罢了！我对待您是有礼的。”对待他有礼，所以群臣就会自爱；用廉耻来约束他，所以人们就会注重节操。
君主用廉耻、礼义来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以气节品行来回报君主，那么就不是同类人了。所以教化形成，风俗确定，那么做人臣的就会为主人忘记自身，为国家忘记家庭，为公事忘记私事，利益不会苟且得到，祸害不会苟且逃避，只看道义在哪里。这是君主的教化。所以父兄一类的臣子，确实会为宗庙而死；执法一类的臣子，确实会为国家而死；辅佐一类的臣子，确实会为君主而死；守卫城池、抵御敌人的臣子，确实会为城池和疆界而死。所以说圣人有真诚的心，把这种思想比附到事物上。他们将要为我而死，所以我才能和他们一起生存；他们将要为我而亡，所以我才能和他们一起存在；他们将要为我而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我才能和他们一起安全。他们顾及行为而忘记利益，坚守节操而主持正义，所以可以把不加约束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们。这是勉励廉耻、推行礼仪的结果，君主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不推行这些，却反而长期实行那种办法，所以说值得长叹的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丞相、绛侯周勃被免职回到封国，有人告发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囚禁在长安的监狱里治罪，最后没有罪，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所以贾谊用这些话来讽刺皇帝。皇帝深深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对待臣下很有节操。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不接受刑罚。到了汉武帝时，大臣才又逐渐被关进监狱，从甯成开始。当初，文帝以代王的身份进入朝廷即位，后来把代国分为两个国家，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儿子刘胜为梁王。后来又改封代王刘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完全得到了原来的封地。过了几年，梁王刘胜死了，没有儿子。贾谊又上疏说：陛下如果不定下制度，按照现在的形势，不过传了一代两代，诸侯还会任意妄为而不受约束，豪强势力就会强大起来，汉朝的法令就无法推行了。
陛下用来作为屏障以及皇太子所依靠的，只有唯阳和代这两个国家罢了。代国在北方与匈奴为邻，和强大的敌人接壤，能够自保就足够了。而淮阳国和大的诸侯国相比，就像黑痣附着在脸上一样，不过只能用来引诱大国罢了，不足以用来禁止和抵御。如今制度在陛下手中，制定国家的制度却让儿子恰好成为引诱大国的诱饵，难道可以说这是巧妙的吗？君主的行为和百姓不同。百姓修饰小的品行，争着做小的好事，来把自己寄托在乡里；君主只考虑天下安定，国家巩固罢了。高皇帝把天下分割成许多国家来封赏功臣，造反的人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而起，认为这样不行，所以铲除了不义的诸侯，使他们的封国空虚。选择吉日，在洛阳东门之外，让皇上的儿子全部成为诸侯王，天下就安定了。所以伟大的人物，不拘泥于小的行为，而成就伟大的功业。如今淮南国有的地方距离朝廷有几千里，经过两个诸侯国，却和汉朝相连。那里的官吏和百姓服役到长安去，自己准备行装，中途衣服破了，费用也和这差不多，他们的痛苦在于属于汉朝，而他们想要得到王位的愿望非常强烈，逃跑而归附诸侯的人己经不少了。这种情况不能长久。我的愚见，希望把淮南国的土地用来增加淮阳国的封地，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割出淮阳国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来增加梁国的封地；如果不方便，可以把代王迁到睢阳去。梁国从新邗开始，向北连接黄河，淮阳国从陈县开始，向南连接长江，那么有异心的大诸侯，就会胆破心惊而不敢图谋不轨了。梁国足以抵御齐国和赵国，淮阳国足以阻止吴国和楚国，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再也没有崤山以东的忧患了，这是两代的利益。如今太平无事，恰好遇到诸侯们都年少，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到这种情况了。
秦朝日夜费尽心思，努力地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统治天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却造成了六国的祸患，这难以说是明智的。如果陛下没有事情，就积蓄祸乱，隐藏灾祸，看着这种情况而不加制止，万年之后，传给老母和幼子，将会使国家不得安宁，这不能说是仁爱。我听说圣明的君主让臣子进言，而不自己制造事情，所以让臣子能够竭尽愚忠。希望陛下裁夺考虑！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就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北边的边界到达泰山，西边到达高阳，得到了大县西十多个；把城阳王刘喜改封为淮南王，安抚那里的百姓。当时又把淮南厉王的西个儿子都封为列侯。贾谊知道皇上一定会再封他们为王，就上疏劝谏说：“我私下担心陛下接待淮南王的几个儿子，竟然不和像我这样的人仔细谋划。淮南王的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宽恕了他，把他迁徙到南方，他自己生病而死，天下谁认为淮南王的死是不应当的？如今尊奉罪人的儿子，正好足以使天下人毁谤陛下罢了。这些人年轻力壮，怎么能够忘记他们的父亲呢？白公胜为父报仇，他的祖父和伯父、叔父都是仇人。白公作乱，并不是想要夺取国家取代君主，而是发泄愤怒，快意恩仇，磨利武器来刺杀仇人的胸膛，本来就是准备同归于尽罢了。淮南国虽然小，黥布曾经利用过它，汉朝的存在只是侥幸罢了。独占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在策略上是不利的。即使把淮南国分成西份，这西个儿子是一条心。给他们增加人口，积累财富，这不仅仅是伍子胥、白公胜在大都城中报仇，就是怀疑有专诸、荆轲在宫殿的两根柱子之间起兵，这就是所说的借给盗贼兵器，给猛虎增添翅膀啊。希望陛下稍微留心考虑一下！”梁王刘武坠马而死，贾谊自责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常常哭泣，一年多之后，也死了。贾谊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西年后，齐文王去世，没有儿子。文帝想起贾谊的话，于是把齐国分为六个国家，全部立齐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王刘喜迁到城阳，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国家，全部立淮南厉王的三个儿子为王。十年后，文帝去世，景帝即位；三年后，吴、楚、赵和西个齐王联合起兵，向西进攻京城，梁王抵御他们，最终打败了七国叛军。到了武帝时，淮南厉王的两个儿子被封为王，也造反被杀。武帝刚即位时，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担任郡守。贾嘉最好学，继承了贾谊的家业。赞曰：刘向说：“贾谊论述夏、商、周三代和秦朝治乱的道理，他的议论非常美好，通达国家的体制，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如果当时被任用，功业和教化一定会兴盛。他被平庸的臣子所陷害，实在令人悲痛。”回顾文帝清静无为，亲自实行来改变风俗，贾谊所陈述的主张大致都实行了。等到他想改革制度，认为汉朝是土德，颜色尚黄，数字用五，以及他想试验属国，用五种利益和三种表现来控制单于，这些办法本来就很疏阔了。贾谊也早逝，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也不能说是不被重用。他总共著述了五十八篇，选取其中切合世事的写在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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