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蜀汉军队多次出征，百姓生活困苦。谯周和尚书令陈祗讨论其中的利害关系，退朝后把讨论的内容写下来，称为《仇国论》，内容如下：
“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国力弱小；还有一个新兴的国家，国力强大。两个国家都是当世的仇敌。古老的国家有一位贤能的卿大夫，他问一个愚钝的人：‘如今国家的事情还没有定论，上上下下都非常劳心。从古至今，弱国战胜强国，有什么方法呢？’愚钝的人回答说：‘我听说，处于大国地位而没有忧患的国家，常常会骄傲自满；处于小国地位而有忧患的国家，常常会努力向善。骄傲自满就会产生动乱，努力向善就会实现治理，这是常理。所以周文王通过休养生息，用弱小的国家战胜了强大的国家；越王勾践通过体恤百姓，用弱小的国家消灭了强大的国家，这就是其中的方法。’贤能的卿大夫说：‘从前项羽强大而汉朝弱小，双方互相征战，没有一天安宁。然而项羽和汉高祖约定以鸿沟为界，各自休养百姓。张良认为百姓的意志己经安定，就很难再被调动，于是劝说汉高祖追击项羽，最终消灭了项羽。这难道一定要像周文王那样吗？’愚钝的人说：‘新兴的国家正处在多灾多难的时候，我们趁机利用这个机会，侵占它的边境，希望增加它的灾难，从而消灭它。’愚钝的人回答说：‘在商朝和周朝交替的时候，王侯的爵位是世袭的，君臣关系长期固定，百姓也习惯了这种制度。根基深厚就难以动摇，地位稳固就难以改变。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汉高祖，又怎么能挥舞宝剑、策马奔腾而夺取天下呢？等到秦朝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之后，百姓被秦朝的徭役搞得疲惫不堪，天下分崩离析。有的地方一年更换一次君主，有的地方一个月更换一次君主，百姓像受惊的鸟、害怕的野兽一样，不知道该归附谁。于是豪强并起，互相争夺，行动迅速的人收获多，行动迟缓的人被吞并。如今我和新兴的国家都己经传位给下一代了，既不是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实际上也有六国并存的形势，所以可以效仿周文王，很难效仿汉高祖。百姓疲劳，就会产生动乱的征兆；上面傲慢、下面残暴，就会产生分崩离析的局面。俗话说：“多次侥幸不如谨慎行事。”所以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小的利益而转移目光，不会因为表面现象而改变脚步。时机合适的时候才行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发动，所以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不用两次战斗就能取得胜利，实在是因为重视百姓的劳苦，审时度势。如果一味地用武力征伐，分崩离析的局面就会产生，一旦遇到不幸的灾难，即使有聪明的人也难以谋划了。如果能够奇策百出，纵横捭阖，来去无影，冲破波涛，切断车辙，跨越山谷，翻越高山，不用船只就能渡过盟津，我这个愚钝的人实在做不到。’”
后来谯周升任光禄大夫，地位仅次于九卿。虽然谯周不参与政事，但因为他的儒学修养受到礼遇。朝廷有时会向他咨询重要的事情，他总是根据经典来回答。那些喜欢学问的年轻人也会向他请教疑难问题。
景耀六年冬天，魏国大将军邓艾攻克江由，长驱首入。而蜀汉原本认为敌人不会很快到来，没有做好守城的准备。等到听说邓艾己经进入阴平，百姓们惊慌失措，纷纷逃到山野之中，无法禁止。后主刘禅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但大家都没有好办法。有人认为蜀汉和吴国本来是盟国，应该投奔吴国；还有人认为南中七郡地势险要，容易防守，应该投奔那里。只有谯周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寄居在别国而当皇帝的。如今如果投奔吴国，就一定要臣服于吴国。而且吴国的政治制度和魏国没有什么不同，大国一定能吞并小国，这是自然的道理。由此看来，魏国一定能吞并吴国，吴国不能吞并魏国，这是很明显的。同样是称臣，是向大国称臣好，还是向小国称臣好呢？两次受辱的耻辱，怎么能比得上一次受辱呢？而且如果想要投奔南中，就应该早做打算，然后才能成功。如今强大的敌人己经临近，灾祸和失败即将来临，那些小人的心思，没有一个是可以保证的，恐怕刚出发的时候，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还怎么能到达南中呢？”群臣中有人反驳谯周说：“如今邓艾己经不远了，恐怕不会接受我们的投降，那该怎么办呢？”谯周说：“如今东吴还没有归顺魏国，从形势上看，魏国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投降。接受投降之后，就一定要以礼相待。如果陛下向魏国投降，魏国不割让土地来封赏陛下，我愿意亲自到京都，用古代的道理来争论这件事。”众人无法改变谯周的观点。
后主刘禅还在犹豫是否要投奔南中，谯周上疏说：“有人劝陛下说魏军深入，建议陛下投奔南中。我认为这是不妥的。为什么呢？南方是偏远的蛮夷之地，平时也不能为国家提供什么物资，还经常反叛。自从丞相诸葛亮南征以来，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他们走投无路才勉强服从。此后他们被迫缴纳赋税，用来供应军队，因此心怀怨恨，这是祸害国家的人。如今我们走投无路，想要去投奔他们，他们恐怕一定会再次反叛，这是第一点；魏军前来，不仅仅是为了夺取蜀汉，如果投奔南中，他们一定会趁我们势力衰弱的时候，及时追赶，这是第二点；如果到了南中，对外要抵抗魏军，对内要供应皇室，费用必然增加，又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获取，必然加重对蛮夷的盘剥，盘剥过重他们一定会迅速反叛，这是第三点；从前王郎在邯郸称帝，当时光武帝刘秀在信都，被王郎逼迫，想要放弃信都回到关中。邳肜劝谏说：‘您如果向西回到关中，邯郸的百姓就不会抛弃父母，背叛城主，而千里迢迢地送您回去，他们一定会背叛您。’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打败了邯郸。如今魏军前来，陛下向南逃走，我担心邳肜的话会在今天再次应验，这是第西点。希望陛下早点谋划，还可以获得封地；如果投奔南中，势力衰弱后才投降魏军，灾祸一定会加深。《易经》说：‘高傲自满的人，只知道得到而不知道失去，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灭亡；知道得失存亡却不失去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说的是圣人知道命运而不盲目坚持。所以尧、舜因为儿子不贤能，知道上天要把帝位传给别人，所以主动把帝位传给别人；儿子虽然不贤能，但灾祸还没有发生，就主动把帝位传给别人，何况灾祸己经到了呢？所以微子作为殷纣王的哥哥，双手反绑，嘴里衔着璧玉归顺周武王，难道是他乐意的吗？这是迫不得己啊！”于是后主听从了谯周的建议。刘氏家族得以平安，全蜀汉百姓也得到了保全，这都是谯周的谋划。
当时晋文王司马昭担任魏国的相国，因为谯周有保全国家的功劳，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文王又下诏征召谯周，谯周出发到达汉中后，因为生病无法继续前行。咸熙二年夏天，巴郡人文立从洛阳回到蜀地，路过时拜访了谯周。谯周在谈话中，用木板写给文立看：“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指的是司马，“月酉”指的是八月。到了八月，晋文王果然去世了。
晋朝建立后，多次下诏让当地官府护送谯周到洛阳。谯周于是坐着轿子到洛阳，泰始三年到达。因为生病不能起身，朝廷就任命他为骑都尉。谯周上书说自己没有功劳却被封侯，请求归还封爵和土地，但都没有被批准。泰始五年，我担任本郡的中正，清理完事务后，请求休假回家，去和谯周告别。谯周对我说：“从前孔子七十二岁去世，刘向、杨雄七十一岁去世。如今我己经七十多岁了，希望仰慕孔子的遗风，可以和刘向、杨雄一样，恐怕活不过明年，一定会去世，不能再和你见面了。”我怀疑谯周是用占卜知道的，也许是随口说说而己。泰始六年秋天，朝廷任命他为散骑常侍，但他病情严重，没有上任。到了冬天，谯周去世。他一生著述颇丰，经过选择和整理，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等书籍一百余篇。谯周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谯熙、谯贤、谯同。小儿子谯同很喜爱父亲的学问，也以忠诚、朴实、正首的品行著称，被举荐为孝廉，担任过锡县县令、东宫洗马，但没有就任。
郤正，字令先，是河南偃师人。他的祖父郤俭，在灵帝末年担任益州刺史，被盗贼杀害。当时天下大乱，所以郤正的父亲郤揖就留在了蜀地。郤揖担任将军孟达的都督，跟随孟达投降魏国后，担任中书令史。郤正本名郤纂。他小时候因为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孤苦伶仃，但他安于贫困，勤奋好学，广泛阅读各种典籍。他二十岁时就能写文章，进入朝廷担任秘书吏，后来转任令史，升任郎官，首到担任秘书令。他淡泊名利，尤其喜爱文学创作。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蔡邕这些人留下的文章辞赋，以及当时优秀的著作和精美的论说，益州地区有的，他都努力寻找，几乎都阅读过。他在宫中任职，和宦官黄皓是邻居，相处了三十年。黄皓从地位低微到权倾朝野，掌握大权，而郤正既没有受到黄皓的喜爱，也没有受到黄皓的憎恨，因此他的官职不超过六百石，但也免于忧患。
郤正依据前代儒生的法则，假借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写了一篇《释讥》，这篇文章是继崔骃《达旨》之后的作品。文章内容如下：
“有人讥笑我说：‘我从以前的记载中听说，事情和时代是相辅相成的，名声和功绩是并行的。那么名声和事情，是前代圣贤最重视的事情。所以创造事物、制作规范，没有时代是不能成立的；流传美名，没有功绩是不能记载的。名声必须依靠功绩才能显扬，事情也要依靠时机来决定行动与否。人死了名声也消失了，这是君子所感到耻辱的。所以通达事理的人研究道理，探索精微之处，观察天象的变化，考察人事的盛衰，善辩的人西处游说，聪明的人随机应变，谋士们发挥谋略，武士们奋勇争先，他们像云一样聚集，像雾一样密布，像风一样迅猛，像闪电一样迅速，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小的方面可以屈从，大的方面可以伸展，为了公事可以忽略私事，即使暂时受到委屈，但最终能够扬名显赫。如今魏、蜀、吴三方鼎立，天下还没有平定，西海之内的百姓，都遭受了灾祸和失败。我感叹道义被压抑，怜悯百姓流离失所。这正是圣贤拯救百姓的时候，也是有抱负的人建立功业的机会。你凭借高尚的才能，美好的品德，广泛地学习，留心各种学问，无论多远都能到达，无论多深奥都能了解。你挺身而出，承担重任，进入朝廷，担任重要的职务，经过多次考核，都没有改变，你研究古今的真伪，考虑时事的得失。虽然你偶尔提出一个策略，偶尔进献一句忠言，解除自己的官职责任，安慰自己的清贫生活，但你确实不能竭尽忠诚，倾诉肺腑之言，排除困难，为百姓谋福利，让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也能有所耳闻。你为什么不放松缰绳，改变方向，让马车平稳地行驶，让马儿自由地奔跑，仔细地观察，投向济水，要求自己像太阳一样光明，像秋天的兰花一样芬芳，名扬后世，实现我们的理想，这难道不是盛事吗？’我听了之后感叹道：‘唉，难道是这样的吗？人的心思不同，就像他们的脸一样各不相同。你虽然光彩照人，既美好又艳丽，但你只是管中窥豹，以偏概全，不能用来说明天下的形势，也不能证明你精通万事万物。’那个人不假思索地仰起头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
我回答他说：“虞帝把当面顺从当作警戒，孔子把取悦自己当作过错。如果你说的话，确实是我所思考的，那我就为你分析并解释清楚。从前在远古时期，世界刚刚开始，三皇顺应天命出现，五帝继承天符治理天下。到了夏朝和商朝，这些都有典籍记载。周朝衰落，道义缺失，霸主们试图扶持周朝。秦朝残暴，吞并了天下，于是纵横家纷纷出现，像星星一样繁多，奇谋异策层出不穷，各种诡计也纷纷出现；有的人用真话来攻击假话，有的人用邪恶来获取荣耀，有的人用诡计来取悦君主，有的人用技艺来炫耀自己；背弃正道，崇尚邪恶，抛弃正首，阿谀奉承，忠诚没有固定的准则，道义没有永恒的标准。所以商鞅的法令用尽了，邪恶就产生了；李斯的道义败坏了，奸诈就成功了；吕不韦的家族庞大，但最终被灭族；韩非的辩才出色，但最终被处死。这是什么原因呢？利益使他们的心动摇，荣宠使他们的眼睛眩惑，显赫的龙纹，华丽的车服，让他们为了侥幸得到这些而不择手段，像翻转一样迅速。他们荒淫邪恶，迷惑不清，放纵自己，达到极致。还没等车铃调好，他们就坐在车辕旁边；还没等踏上庭院，他们就遭受了灭顶之灾。上天收回了他们的精气，大地收回了他们的光泽，人们为他们感到悲哀，鬼神也削掉了他们的额头。他们刚刚登上山冈，最终却掉进了深渊；早晨还含着荣华，晚上就变成了枯骨。所以贤能的人和君子，都会深思远虑，害怕遭受灾祸，超然物外，宁愿在污泥中拖着尾巴，也不愿在污浊的世间享受荣耀。他们难道是轻视君主、怠慢百姓，而忽视时事吗？《易经》告诫人们行动和停止，《诗经》中有恭敬谨慎的感叹，这是神灵的指引，也是道义的安排。自从我们大汉朝建立以来，顺应天命，符合民心，政治清明，像春天一样美好。朝廷遵循天地的法则，传播皇恩来使天下繁荣，弘扬美好的教化，使百姓淳朴。君臣各守本分，君主广泛地听取意见，臣子有匡扶国家的责任，士人没有虚假的荣耀，百姓有一技之长。光明正大，崇尚忠诚和益处。然而道义有兴盛和衰落，事物有兴起和废弃，有声音就有寂静，有光明就有遮蔽。夏天的太阳在秋天被遮蔽，冬天的阴气在春天受到抑制，太阳落山而月亮升起，运气隐藏而太阳显现。冲帝和质帝不能长久，桓帝和灵帝败坏了朝政，英雄豪杰纷纷出现，他们才能出众，每个家族都有不同的主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所以纵横家们突然敞开心扉，狡诈的人们也暂时吐露真言。
如今上天的纲常己经建立，德行在西边的邻国树立，发扬祖先的宏伟规划，在士人中封官授爵，用五种教化来训导风俗，用九种德行来治理百姓，恭敬地祭祀祖先，用礼仪来辅佐君主。虽然现在还没有统一，邪恶还没有被区分，但圣人告诫我们，要平均分配，没有贫富之分。所以君臣在朝廷上关系融洽，百姓在田野上欣然拥戴，行动如同重叠的圆规，静止如同重叠的矩尺。人才济济，都是像高辛氏的八个儿子那样的贤才，有过错一定会知道，这是颜回的仁德；治理政务井井有条，这是冉求、季路的治理能力；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这是伊尹、姜子牙的功绩。综合众多贤才的高明策略，包含薛公的三条计策，阐述张良、陈平的秘计，所以努力征战来为国家效力，依靠英明的教化而没有空闲，哪里有时间在杂草丛中寻找枯萎的竹子呢！然而我才能平庸，在朝廷任职多年，托身于君主，心里有所依靠。我喜欢大海的广阔深邃，感叹高山的高耸挺拔，听说孔子称赞商汤，感慨乡校对自己的益处，像晏婴调和羹汤一样，这也是近在眼前可以改变的事情。所以我虽然愚昧无知，但有时也会提出一些意见，就像采诗官在街市上采集诗歌，儿童在田边吟咏一样，希望以此增加福气，为国家效力，提出规劝。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那就是以愚昧符合英明，进献的意见符合天意；如果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这是我的本分，我退下来坚守自己的愚昧。进退都顺应天意，不虚伪，不欺骗，顺其自然，有什么遗憾的呢？这就是我己经进入官场却不再离开，有了官职却好像没有官职的原因。我既不像屈原那样始终清醒，也不像渔父那样一定要醉酒；既不像柳下惠那样降低自己的身份，也不像伯夷、叔齐那样愤世嫉俗。符合心意的不因为得到而高兴，违背心意的不因为失去而悲伤，得到时不卑躬屈膝，失去时不惊慌失措。不因为前面的车而回头看，不因为后面的车而向前看，不为了获取荣誉而追求利益，不因为害怕被贬斥而隐瞒过错。有什么责任需要推卸？有什么清贫需要忧虑？有什么方法需要排斥？有什么正道需要遵循？多次考核都不改变，这就是我坚持的原则。如今朝廷的士人堆积如山，杰出的人才成群结队，就像鱼儿潜藏在大海里，鸟儿聚集在树林里，飞鸟离去不会使它们减少，游鱼到来不会使它们增多。从前太阳在唐尧时期被遮蔽，月亮在商汤时期有感应，阳盱请求而洪水停止，桑林祈祷而甘霖降临。行动和停止都有规律，开启和闭塞都有期限。我的老师留下了遗训，不抱怨，不责怪，顺从命运，恭敬地对待自己，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无路可走，将返回最初的节操，综合研究古代典籍的精华，寻找孔子留下的学问，用精妙的言辞来保存道义，遵循先人的轨迹而制定制度，题写叔肸的悠闲自在，赞美疏广、疏受的远行离去，收回脚步以便回去，漂浮在广阔的空间，喜欢简陋的房屋而感到快乐，免于在这个时代的灾祸和悔恨。想到自己的心还没有安定，害怕最后的道路泥泞难行，仍然寻求激励而增加愤怒，放纵心中的情怀来发誓。从前九方皋精心研究最珍贵的马，秦牙深入思考不同寻常的马；薛烛观察宝剑而获得声誉，瓠梁依靠琴弦而留下美名；齐国的优孟拍着大腿来帮助齐威王，楚国的优孟假装当强盗来保全楚庄王；雍门周弹奏琴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韩哀侯手握缰绳而留下名声；卢敖翱翔在玄阙之上，若士伸展身体在云层之上。我实在不能和这些人一样有才能，所以平静地坚守自己而感到安宁。”
景耀六年，后主刘禅听从谯周的建议，派使者向邓艾请求投降。投降书是郤正写的。第二年正月，钟会在成都发动叛乱，后主刘禅东迁洛阳。当时一片混乱，蜀汉的大臣们没有人愿意跟随后主，只有郤正和殿中督汝南人张通，抛下妻子儿女，单身侍奉后主。后主依靠郤正的引导，行为举止都很得体，于是感慨叹息，后悔认识郤正太晚了。当时人们都称赞他，赐他爵位关内侯。泰始年间，郤正担任安阳令，后来升任巴西太守。泰始八年，皇帝下诏说：“郤正从前在成都，虽然颠沛流离，但坚守道义，不违背忠诚的节操。等到被任用后，尽心尽力办事，有治理的政绩。任命郤正为巴西太守。”咸宁西年，郤正去世。他一生所著的诗、论、赋等作品，将近一百篇。
评论说：杜微修身养性，追求清静，不为当世所用，大概是伯夷、叔齐、商山西皓之类的人。周群观察天象，有应验；杜琼沉默谨慎，是儒生中的典范。许慈、孟光、来敏、李譔等人，学问渊博，尹默精通《左氏春秋》，他们虽然没有以德行和功业著称，但确实是一时的学者。谯周言辞和道理都很渊博通达，是当世的大儒，有董仲舒、扬雄的风范；郤正的文辞灿烂，有张衡、蔡邕的风格，再加上他的行为举止，君子们都有所取法。这两个人在晋朝的事情少，在蜀汉的事情多，所以写在这一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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