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
读书人读的书虽然很多，但还是要从六经中去考证可靠的内容。《诗经》和《尚书》虽然有残缺，但还是可以从中知道虞舜和夏朝的一些事情。尧要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又要把帝位让给夏禹，当时西方诸侯长和州牧们都来推荐，于是让他们居于帝位之上进行试用，管理事务几十年，建树了功绩，然后才正式把政权交给他们。这说明天下是极为重要的神器，帝王是天下最重要的统绪，把天下传给人就像这样之难啊！然而，有一种说法是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认为是耻辱而逃到山中隐居起来。到了夏朝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这类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山上大概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排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十分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义行极为高尚，然而他们的文辞却很少见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恨，因此人们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少了。”又说：“他们追求仁德，也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但我还是同情伯夷的用意，看到他们留下的诗篇，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记上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后，叔齐却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意愿。”于是就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了。国中的人只好立孤竹君的次子为王。当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敬养老人，就想去投奔他。等他们到达的时候，西伯己经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文王的木制灵牌，追尊他为文王，向东进发去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谏诤道：“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动起干戈来，能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人想杀掉他们，太公姜尚说：“他们是义人啊！”于是让人搀扶着他们离开了。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样做可耻，为了表示对武王的抗议，他们坚守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集野菜充饥。到了快饿死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用残暴取代残暴啊，还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地过去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唉，可叹啊，史记全译新读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史记全译新读最新章节随便看！我们的命运真衰微！”
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到底是怨恨呢，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没有偏私，总是帮助善良的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难道能算是善人吗？他们积累仁德、行为纯洁，却落得饿死的下场！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个学生，只有颜渊被孔子称赞为好学。然而颜渊常常穷困，连糟糠都吃不饱，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了。上天对善人的报答是怎样的呢？盗跖每天杀害无辜的人，吃人的肝脏，骄横残暴，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最终寿终正寝。这是遵循了什么道德呢？这是其中最突出、最明显的事例了。如果说到近世，那些行为不轨、专犯禁忌的人，却能终身安逸享乐，财富和地位几代不断；而有的人身行正道，择地而行，按时说话，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公正的事就不做，却遭遇灾祸，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我非常困惑，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天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天道呢？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赶马车的人，我也会去做；如果不能求得，还是按照我所爱好的去做。”“天气寒冷，然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整个世界混乱不堪，清高的士人才能显现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重视名节才这样，还是因为轻视生死才这样呢？
“君子担心的是到死时名声不被称颂。”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有抱负的人为名声而死，爱夸耀的人为权势而死，普通人只求依附于人而活。”“同明之火相互照耀，同类之物相互寻求。”“云从龙而起，风从虎而生，圣人出现，万物才得以被人看见。”伯夷、叔齐虽然贤能，但因为有孔子的称赞，他们的名声才更加显赫。颜渊虽然好学，但因为追随孔子，他的行为才更加显著。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中的隐士，行为举止有时像这样，往往名声被埋没，不能被世人称颂，真是令人悲哀啊！那些居住在闾巷中的普通人，想要磨砺品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又怎么能被后世所传颂呢？
天道本应公平，却只说帮助善人。贤者饿死，盗贼却聚众横行。吉凶相互依存，报应纷繁复杂。孔子很少谈命运，这些道理却是从古至今一首听说的。可叹那些清高的隐士，不依附于高人，又怎能名垂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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