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太宗问：“太公曾说‘以步兵对抗战车和骑兵时，必须依托丘陵坟墓等险要地形’，但孙子却说‘狭窄的山谷、坟墓和荒废的城池，都是不能驻军的地点’。这话怎么理解？”
李靖答：“指挥大军要旨在于全军同心，而全军同心必须破除迷信消除疑惧。倘若主帅心存疑虑，整个军心就会动摇；军心一旦动摇，敌军便会乘虚而入。选择扎营地形的原则，在于便利部队调动。像溪涧环绕处、西面悬崖处、裂谷交错处以及如同囚笼网罗般的地势，这些都属于不利调遣的地形，故兵家都将主动避让，防敌军抓住战机突袭。至于丘陵坟地与旧城遗址，并非绝对危险的地域，我军占有这些地形反而能构成优势，岂能反而放弃？太公所言的道理，正是用兵最核心的法则。”
太宗说：“我认为天下最凶险之事莫过于战争，用兵若对局势有利，岂能因阴阳忌讳而心存犹疑？今后若有将领因拘泥阴阳之术而贻误战机，你须再三叮嘱告诫他们。”
李靖答：“臣谨记《尉缭子》所言‘黄帝以德行守天下，以武力伐无道’，这才是刑德的本义，并非指那些观天象择吉凶之说。用兵诡诈之道可使将士遵循，但不可令其知晓玄机。后世庸将往往拘泥于术数，因而屡遭败绩，确实应当警惕。陛下圣明教诲，臣定会宣告诸将。”
太宗问：“用兵贵在恰当区分分兵与聚兵，前代战例中何人深谙此道？”
李靖答：“前秦苻坚统百万之师却在淝水惨败，就是只会聚合不知分散的败例；东汉吴汉征讨公孙述时，虽与副将刘尚分兵驻扎二十里，却能及时呼应合击，终获大捷，这正是分合得宜的典范。太公兵法有云：该分散而不分散，军队就会受牵制；该集中而不集中，就会成为孤立无援的部队。”
太宗说：“正是如此。苻坚最初重用王猛，深知兵法，因而能夺取中原。等到王猛去世，苻坚果然败亡，这正是束缚军队、失去主将的例证吧？吴汉被光武帝信任，统兵在外不受朝廷牵制，最终成功平定蜀地，这正是避免孤军陷入危局的结果吧？这些得失存亡的事例，足以成为后世永久的借鉴。”
太宗说：“我读过千言万语的兵书，归根结底不过‘用多种方法诱使对手失误’这一句话罢了。”
李靖答：“陛下所言极是。但凡用兵征战，若敌人不犯错误，我军又如何能够取胜？就像二人对弈，实力相当时，一步疏漏便可能满盘皆输。自古以来胜负的关键，往往就在于一次失误，更何况连续犯下多个错误的人呢！”
太宗问：“进攻与防守这两种情况，本质上是否遵循同一法则？《孙子兵法》说：‘善于进攻者，敌人无法判断其防守的意图；善于防守者，敌人无法揣测其进攻的方向。’但其中并未提到，当敌人进攻我方时，我方是否应当同样发起进攻；或者在我方采取防守时，敌人是否也会转为防守。如果双方同时展开攻防对抗，这种情况下该用何种策略应对？”
李靖答：“历朝历代这种攻守交错的战例很多，但人们往往误解《孙子兵法》中‘守则力量不足，攻则力量有余’的含义，认为防守一方是力量薄弱，进攻一方是力量强盛，这恰恰是对攻守本质的误读。臣依据《孙子兵法》所言‘无法战胜敌人时选择防守，能够战胜敌人时选择进攻’，其真意在于：若敌方未露出可乘之机，我方应先行防守；待敌方出现破绽，立即转为进攻。这并非由单纯的力量强弱所决定。后人未能领会其中深意，导致该进攻时错误防守，该防守时盲目进攻。攻与守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兵方式，自然不可用同一套策略指挥。”
太宗说：“确实如此！关于‘有余’和‘不足’，常使后人困惑于实力强弱。他们根本不明白防守的要诀在于向敌人示弱，进攻的要领在于向敌人示强。向敌人示弱，敌人必定前来攻打，这正是让敌方无从判断怎样进攻的高明防守；向敌人示强，敌人必定选择坚守，这正是让敌方不知如何应对的精妙进攻。攻守本是一体之法，却能让敌我双方分作两事。若我的战略成功，敌方必然失败；若敌方谋算得逞，我方就会失利。胜败得失之间，敌我高下立判。攻守之道原本相辅相成，参透这个道理的人才能百战百胜。所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讲的就是对攻守一体这个根本原理的理解啊！”
李靖答：“圣上的用兵之道何等深奥！进攻是防守的转机，防守是进攻的基础，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胜利。如果将进攻与防守割裂看待，不仅会把二者视为独立事务，更会在实战中产生策略割裂。即便能熟读孙子、吴起的兵书，若不能领悟其中精妙要义，这种将攻守策略割裂对立的见解，又有几人能真正参透呢！”
太宗问：“《司马法》上说：‘国家即使再强大，好战必定灭亡；天下即使安定，忘记备战必定危险。’这也是攻守一体的道理吗？”
李靖答：“治理国家的人，何尝不讲究攻守之道呢？所谓攻，不单是攻取城池、击破敌阵，还必须掌握瓦解敌军士气的谋略。所谓守，不仅是完善工事、坚固阵线，更重要的是保持我军士气以待时机。往大处说，这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原则；往小处说，这是将领统兵作战的要领。瓦解敌人的士气，就是所谓的‘知彼’；保持我军的气势，就是所谓的‘知己’。”
太宗说：“确实如此！我当年亲临战阵时，首先分析敌我双方哪个指挥更周密，而后才能掌握敌方虚实；观察敌我双方哪个军队更严整，而后才能认清我军状况。因此‘知彼知己’是兵家最重要的原则。如今的将领即使不能透彻了解敌情，若能清楚掌握己方状况，又怎会遭遇失败呢？”
李靖答：“孙武所说‘先创造自身不可战胜的条件’，就是知己的功夫；‘等待敌人出现可乘之机’，就是知彼的功夫。他又说：‘不可被战胜在于自身，能否取胜取决于敌人。’臣时刻都不敢违背这条训诫。”
太宗说：“《孙子兵法》中提到挫败敌军士气的方法：‘初战时士气旺盛，随后逐渐懈怠，最终士气衰竭。善于用兵的人，避开敌方锐气，在其懈怠衰竭时出击。’这该如何理解？”
李靖答：“凡有血气之躯的士兵，在战场上凭借勇气战斗至死也不退缩，都是受到士气驱使。因此用兵的关键，在于先考察我方士卒士气，激励他们的必胜信念，才可与敌作战。吴起提出的‘西机’中，以掌握士气为根本，并非无稽之谈。若能令全军自发奋战，其锋芒自然无可抵挡。所谓初战时的锐气，并非专指时间早晚，而是比喻士气的盛衰过程。若多次击鼓进攻仍无法让敌军衰竭疲敝，如何能断定其必定懈怠呢？如今研习兵法者只会空谈理论，反而易被敌人牵制。唯有领悟了士气消长的奥妙，才能真正统御军队。”
太宗问：“你曾说李勣深谙兵法，此人能长久为我所用吗？但若不由我亲自掌控，恐怕难以驾驭。将来太子李治即位，该如何驾驭他？”
李靖答：“替陛下考虑，不如暂时贬黜李勣，待太子即位后重新启用。如此他必定心怀感恩竭力效忠，这对国家大局并无损害。”
太宗道：“好！我没有疑虑了。”
太宗问：“如果让李勣与长孙无忌共同执掌国政，将来会怎么样？”
李靖答：“李勣忠诚道义，臣可以担保他的品行。长孙无忌辅佐陛下立下大功，陛下又出于至亲之情委任他宰相职位。不过此人表面谦逊礼贤，内心实则嫉妒贤能，尉迟敬德当年当众指责他的缺点，就是被他排挤而退隐的。侯君集怀恨他忘却旧情，因而铤而走险谋反，这些变故都是长孙无忌造成的。陛下既然询问臣的意见，臣不敢隐瞒这些实情。”
太宗说：“今日所言切莫外泄，我会慢慢考量该如何安排。”
太宗问：“汉高祖刘邦善于统御将领，但后来韩信、彭越等良将都被诛杀，萧何也被关进监狱，为什么会这样？”
李靖答：“臣考察刘邦、项羽，都算不上善于驾驭将领的君主。秦朝灭亡之时，张良本是为韩国复仇，陈平、韩信都怨恨楚霸王不肯重用，这才假借汉军的势力施展抱负。至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这帮人，都是出身草莽的亡命之徒，高祖正好利用这些人夺取天下。如果让六国贵胄重掌权柄，人人都惦记着恢复故国，就算有统御将领的才能，这些贵族又怎么会为刘邦卖命呢？臣认为汉朝能得天下，全凭着张良运筹帷幄的韬略和萧何筹措粮饷的功劳。由此来看，韩、彭被杀，就像范增在项羽那里不得重用一样道理。所以说刘邦、项羽都不算真正懂得驾驭将领的明主。”
太宗问：“汉光武帝复兴汉室时，能够保全开国功臣，却不让他们担任要职，这算不算善于驾驭将领呢？”
李靖答：“光武帝虽依托先祖基业较易成功，但王莽势力不亚于项羽，寇恂、邓禹的才能也不比萧何、曹参更高明。唯独他能推心置腹以待群臣，采用怀柔之术治理天下，保住了功臣们的富贵平安，这比高祖实在高明得多！要论统御将领的为君之道，臣以为光武帝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太宗说：“古代出兵任命将领时，君王要斋戒三日，在太庙举行仪式，将钺授予将领说：‘从天上到地下，都由将军全权处理。’又把斧授予将领说：‘从地下到天上，都由将军全权裁断。’并亲自推动将军的战车，嘱咐道：‘进退都根据时机而定。’大军出征后，军中只听将军号令，不再接受君王的诏令。我认为这套礼仪己经失传很久了，现在想和你参考制定派遣将领的礼仪，如何？”
李靖答：“臣认为古时圣贤制定这套在宗庙斋戒的仪式，是为了借助神灵的威严；授予斧钺并推动车轮的仪轨，是为了赋予前线统帅临机决断之权。如今陛下每次出征前必定召集公卿商议，到宗庙祭告后才派遣将领，这己经能感应神明庇佑。每次任命将领都赋予临机处置之权，这就是将军事指挥权完全托付。这与古时斋戒推车的礼仪有什么区别呢？完全符合古代礼制精神，本意相通，不需要再重新制定。”
太宗赞道：“说得好！”于是命令近臣将这两段对话记录下来，作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太宗问：“阴阳术数可以废除吗？”
李靖答：“不可。战争讲究诡诈之道。借助阴阳术数之说，可以利用贪婪愚蠢之人，因此不可废除。”
太宗说：“你曾说通晓天时的明将不必拘泥术数，愚钝之将才会受其束缚，看来废除也是合理的。”
李靖答：“商纣在甲子日灭亡，周武王在甲子日兴起；宋武帝选择‘往亡日’出征，军吏劝谏却答‘敌亡我胜’，结果获胜。这说明时日吉凶不可拘泥。但田单被围困时假借神谕振奋军心，以火牛阵破燕，说明术数可作为用兵策略。两者虽用术方式不同，本质都是掌握战机。”
太宗问：“田单借神灵破燕，姜太公焚毁卜具伐纣，二者相反为何？”
李靖答：“用兵之道实质相通。太公伐纣时遇雷雨折旗，散宜生要用占卜安定军心，太公却说‘枯骨腐草不必问卜’。散宜生在前稳定军心，太公在后决战制胜，一用占卜一不用，方式不同但都是为掌控战机。我主张保留术数，是留作未战之时掌控人心的手段；至于成败关键，终究取决于人的作为。”
太宗问：“当今的将帅，只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可称道。除去宗室身份的李道宗，其余两人谁能担当大任？”
李靖答：“陛下曾评价李勣、李道宗用兵，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若不大胜，便定遭惨败。臣认为这番话深含兵法玄机——不求大胜而能避免大败的军队，是因严守军纪；胜败极端的队伍，不过是凭侥幸立功。正如孙武所言：‘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捕捉破敌之机。’关键在于我军要牢牢掌控战局。”
太宗问：“若两军对阵，怎能避而不战？”
李靖答：“春秋时晋国攻秦，两军战车交错便各自退兵。《司马法》记载：‘追击溃敌不过远，撤退警戒不露怯。’所谓‘交绥’正如驾驭战马的缰绳，敌我皆阵列严整时，岂敢贸然接战？故有双方试探即退，彼此克制的情形。孙武亦云：‘勿战旗甲鲜明的阵势，莫截军容整肃的队列。’当两军实力相当时，轻率出击反遭重创。因此用兵之道，有不战之策，有必战之机。不战由我掌控，必战因敌失误。”
太宗问：“不主动作战的主动权在于我方，这是什么意思呢？”
李靖答：“孙武曾说：‘若我方无意交战，即使划分区域进行防守，敌人也难以与我们交锋，这是通过变通策略干扰敌军行动的缘故。’若敌军有明智的将领指挥，两军对阵时不宜轻易开战。因此说避战的主动权在我方。至于必须作战的主动权取决于敌方，正如孙武指出：‘善调动敌军者，示以假象则敌军必定中计；设下诱饵则敌军必然来夺。用利益牵动敌军，以主力严阵以待。’若敌军缺乏高明统帅，必定会贸然来犯，我方就能乘势击败他们。因此说必战的主动权在于敌军。”
太宗说：“精深啊！军队的纪律与调控之术。掌握法则则国家强盛，违背法则则国运衰亡。你当编撰历代善于治军的典范案例，并配以图解呈报给我，我要从中择取精髓要义传示后世。”
李靖答：“臣先前敬献的黄帝、太公阵法图解，以及《司马法》与诸葛亮的奇正兵法要诀，这些己是精心整理之作。历代名将即便只运用其中一二成要义，建功立业者亦不在少数。但史官们大多不懂军事，难以详实记载这些用兵实迹。臣恭承圣命，定当编撰详述上奏。”
太宗问：“兵法的学问哪一家的最为深奥？”
李靖答：“我曾将兵法分为三个层次，让学习的人循序渐进。第一是‘道’，第二是‘天地’，第三是‘将法’。所谓‘道’，是极为精深的道理，《易经》中所说的‘智慧过人、用兵如神却无需杀戮’便是对此的概括。所谓‘天’，指阴阳变化；‘地’，指地形险平。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以阴柔化解刚强，以险地克制平易，正如《孟子》所说的‘天时与地利’。所谓‘将法’，其根本在于任用贤才、精练兵器，《三略》所提‘得人才者强盛’以及《管子》所言‘兵器必须坚锐锋利’正是这个道理。”
太宗说：“确是如此！我认为不战而使人屈服，是上策；百战百胜，是中策；固守防御，是下策。以此衡量，孙武的著作将这三种策略都涵盖了。”
李靖答：“从兵书文字和实战事迹中也能看出差别。像张良、范蠡、孙武这般功成身退、超然隐去的人，若非深谙‘道’，怎能做到？像乐毅、管仲、诸葛亮这般攻必克、守必固的人，若非洞悉天时地利，又怎能有此成就？再如王猛保全前秦，谢安守卫东晋，若不善于选将用才、修缮巩固，又如何能成功？因此研习兵法，必须由下至中，由中至上，层层递进。否则只是空谈，死记硬背，毫无意义。”
太宗说：“道家忌三代人连续为将，既不可随意传授，也不能完全失传，你需谨慎对待。”
李靖郑重行礼后退出，将毕生所著兵书全部传授给李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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