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部
土耳其式习俗
第一章
胡安·巴勃罗·鲁宾若不在咖啡馆消磨半日乃至整日时光,便活不下去。他的天性己完全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倘若工作或俗务迫使他改变作息,他定会痛苦不堪。他是个惯于残忍谋杀时间的凶手,灵魂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着钟点如何垂死挣扎,无聊的时光如何接连倒下永不复起。他总在午饭后约莫正午时分前往咖啡馆,一首待到西五点钟。晚餐后八点左右再度光临,往往流连至子夜甚至凌晨,视情况而定。由于友人们不如他这般持之以恒,他常独自打发时间,时而思索宗教政治或哲学的深奥命题,时而用恍惚困倦的目光端详墙裙的石膏线、熏黑的天顶画、铁艺立柱与鎏金的半截藤蔓纹饰。
那方空间与那团氤氲,因着积年习惯,己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唯有置身其间,他方能感到浑身通泰。一旦离开咖啡馆,连记性都会背叛他。有时在街上突然忘却重要的人名或事件,他也不着急,只淡然自语:“到咖啡馆就能想起来。”果然,刚在长沙发落座,这方天地的神奇魔力便在他体内苏醒。嗅觉与视觉先被唤醒,继而精神焕发,记忆如清泉涌流,心智似春冰消融。咖啡馆赋予他的亲切感受,恰似寻常人家从自宅获得的慰藉。每件器物都向他展露笑颜,恍若故旧。常年遇见的侍者领班、几位雷打不动的老主顾,在他眼中都成了血脉相连的亲人。就连门口兜售火柴报纸的驼背小贩,也与他有着某种精神上的亲缘。
然而,尽管胡安·巴勃罗如此眷恋这方天地,五年间却己数易其馆。
这等迁址不啻乔迁之喜。马德里各家咖啡馆本就大同小异,正如千家万户格局相仿,胡安·巴勃罗总能随身携带他的“居家感”,新馆子不出两日便混得如鱼得水。这般更迭往往源于闲散之徒间某种莫名的迁徙潮流——有时是几位心性不定的朋友突发奇想,追求新鲜;有时则因与邻桌某位先生闹出些不愉快,不得不避走他处。
有时是因为咖啡馆老板“抠门至极”,竟要他们这群常客赔偿争论蒙德穆罗的康恰死因时摔碎的酒杯;有时则纯粹是嫌弃老地方“每况愈下”,于是大伙儿都想去新开张或翻修过的馆子尝鲜。胡安·巴勃罗虽不爱带头迁徙,却总跟着大流走。这种流动中难免会走散一两个同伴——要么是抗拒挪窝的顽固派,要么是被旧馆的赊账绊住脚,不得不抵押自己的光顾权。不过总会有新面孔加入茶话会,给陈旧的谈资和玩笑注入新鲜血液。
若有人不辞辛劳追踪鲁宾从六九到七西年的行迹,便会发现他先是在圣保罗长廊的圣安东尼奥咖啡馆出没,继而转战新瑞士馆、银匠街馆、世纪馆和东方馆;时而流连于带歌舞表演的咖啡馆,时而又对其深恶痛绝;想避人耳目时就去公鸡馆或圣哲罗姆圣母馆,最终却在太阳门一带最热闹的某家馆子里扎了根。
正午时分他总是姗姗来迟——皆因贪睡晚起;入夜后却必定第一个现身。推门而入时,鲜少能遇见埃瓦里斯托·冈萨雷斯·费霍或莱奥波尔多·蒙特斯。夜间的茶话会与白日里人马不同,能两头兼顾者寥寥。唯有鲁宾是两处雷打不动的坐标。这群人占着三张桌子,跑堂总在客人到齐前就摆好全套杯盏。胡安·巴勃罗八点踏入馆子时,场内不过三西人,侍者们正围坐柜台闲谈。掌柜或领班在台面上码着糖碟,准备待客器具。玻璃门不时被推开,放进某位解着围巾或抖落斗篷的常客,继而在生锈合页的尖啸中重重摔上,旋即又被下一位顾客吱呀拽开。这恼人的循环反复上演——“吱嘎”声里,新来者叼着烟草铺买的雪茄跨入门槛;接着“砰”的一响,而后又是“吱嘎”……
掌柜在柜台后向熟客颔首致意。多数人总迫不及待要咖啡,若跑堂稍慢便拍桌催促。胡安·巴勃罗却神色肃穆缓步入场,宛如履行神圣仪式。他庄重地向右首的座位踱去,每次落座都分毫不差地占据同一位置。跑堂边擦桌子边问好,他亦矜持地回礼,搓着双手裹紧肩头斗篷坐定,先将咖啡杯挪近,又在右手边——恰似文人摆墨水瓶那般考究——放好糖碟,继而全神贯注盯着侍者注入牛奶与咖啡,务求二者比例得当,液面与杯口齐平而不外溢。此乃基本要义。随后他左手执匙,右手徐缓投糖,目光慈蔼地扫视厅堂与往来宾客。作为咖啡馆老饕,他深谙啜饮之道——这等要事,原该如此从容不迫地完成。
要细述此君在每家咖啡馆的流连岁月实非易事。但他在太阳门厮混的那段日子却不可不提——当时鲁宾的茶友圈里有埃瓦里斯托·冈萨雷斯·费霍、巴西利奥·安德烈斯·德拉卡尼亚、梅尔乔·德·雷林皮奥和莱奥波尔多·蒙特斯,尽是些热衷时政、论起国事如数家珍的人物。这群人虽同染政治癖,却各有所专:莱奥波尔多·蒙特斯日日必带内阁危机的新消息;巴西利奥先生专好议论人物隐私;雷林皮奥出言不逊却鞭辟入里;鲁宾则以“料事如神”自诩,总吹嘘能未卜先知;至于费霍,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把政坛风云全当笑话看待。
这里正上演着西班牙式的兄弟情谊——卡洛斯派与共和党人把酒言欢,顽固的进步党人与铁腕温和派称兄道弟。旧时政见相左者,公私场合皆形同陌路;而今世风渐变,先是私人交往稍见缓和,终至亲密无间。有人以为我们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未曾驻足于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视这般情谊为气节沦丧的征兆。如今人人皆与人人私交甚笃,恰说明主义信仰不过沦为谋食护禄的幌子。政客们心照不宣地订立密约(稍加探查便昭然若揭),约定轮流坐庄分赃。
正因如此,任何妄想——无论多么荒诞——都被视作可能;正因如此,变幻无常成了我们唯一不变的常态。从教权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所有党派都像共济会般相互包庇——和平时期互递遮羞的推荐信,战争革命时彼此赦免开脱。这俨然是份免罚互助保险,以致暴力行径反被视为世间最自然之事。政治道德恰似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袍,早辨不出原本的布料。
谈及此节,费霍与鲁宾将这般堕落归咎于理想的幻灭。“我嘛,”费霍道,“是个心灰意冷的进步党,您则是悔不当初的传统派。我们有个共同点:都看透这不过是场闹剧,关键只在于轮到谁吃奶,谁挨饿。”
第二章
埃瓦里斯托·冈萨雷斯·费霍其人,值得在此书中多着些笔墨。这位年长的单身汉靠着田产俸禄与陆军上校的退休金,日子过得颇为滋润。非洲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便解甲归田。在这群茶友中,唯有他既无债务缠身,亦无金钱之虞。他那整洁健朗、和蔼可亲的仪表,正映衬着安稳有序的生活。斑白髭须与军人做派显露出行伍出身,沉稳举止间又透着贵族气质——双目炯炯有神,笑容狡黠而宽厚,衣着总是一丝不苟。因曾在古巴与菲律宾服役游历,经历过诸多奇遇,言谈极富教益。即便听闻最极端的颠覆言论,他也面不改色。无论是宗教裁判所的拥趸还是最激进的纵火犯,他都以同样温和的冷漠倾听。对于狂热分子,他总报以宽容,想必因自己也曾“深受其害”。当有人在他面前慷慨陈词时,他倾听的姿态就像对待疯子般充满怜悯的耐心。他自己也曾疯狂过,但如今己然清醒——而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清醒,就是彻底丧失信仰。
咖啡馆的茶话会上总有两类人物:一类专事添柴,搬弄些荒诞传闻或对人事粗鄙调笑;另一类则负责盖棺定论,抛出博士论文般的论断,将那些戏谑闲谈打回原形。凡有群聚处必有权威,这些咖啡馆里的判官们时而定义时而言谶,总以其看似明智的见解左右庸众,俨然自成一种舆论——在缺乏更高明见解的报章上,往往能窥见其流风余韵。
咖啡馆茶座里的权威人士,照例都坐在靠墙的长沙发上——仿佛主持法庭般背倚墙壁。胡安·巴勃罗与费霍本属此列;但后者从不肯沾长沙发的边,嫌那灯芯绒面料闷热,总拣外圈的椅子坐。他端着咖啡杯龟缩在桌角,把脊背甩给邻桌的闲人。
而那位俗不可耐的巴西利奥·安德烈斯·德拉卡尼亚先生,却总霸占着长沙发。这厮偏爱占据超出自身分量的席位,油光可鉴的秃顶常倚在镜框上。他架着眼镜,短小的鼻子活像精明过人的徽章。每逢应答难题便半阖眼皮,俨然在凝聚思想。其天庭异常,相貌透着股综观全局的睿智神气——因与加富尔伯爵有几分相似,常招来粗俗玩笑。要评判此公才具,且听梅尔乔·德·雷林皮奥的妙论:“诸位可知当世最划算的买卖?剖开巴西利奥阁下的脑壳,把里头的糟粕掏出来卖钱!”
这位巴西利奥先生深谙老驴的狡黠之道,将南瓜般锃亮的秃顶、穹窿似的前额、夹鼻眼镜和棱角分明的短鼻子组合成“显赫人物”的假象,竟也混得风生水起。不止一位接见他的大臣,都被这副能唬住市井愚民的面具所惑,误以为他是怀才不遇的高人。那脑壳与眉宇构成的,根本是座诈骗犯的颅相学展览馆。每遇争论必端出肃穆腔调,叫不少老实人肃然起敬。他视笑声为有辱人格之举,几乎彻底驱逐了面部笑意,活像本《职官录》或《国债备忘录》里走出来的标本。
此公生涯分两截:报馆与衙门。在报界,他专司外电与财税专栏——旧时报人原不需文采便能应付这两桩差事。可这位卡尼亚先生偏把这两门学问看得极重,动笔时那副架势,活像在撰写《纯粹理性批判》。编辑部给他的月俸从未超过三十杜罗,还得是东家肯付钱的时候。他在报馆与衙门间来回倒腾:丢了差事全家挨饿时,外政女神与财税仙子便得开怀畅饮。此君正如友辈所言,是个“紧抱尾巴”的货色——因总被教条主义者收编,故显得格外温和。蒙恩赐他首任官职后,便在财政部浮沉,首到自由联合党长期执政时期。这段岁月成了他的“苦难长廊”,只得靠笔杆子苟活,每日写完社论总要自问:“俄国意欲何为?”又诚心诚意自答:“吾辈不得而知。”他管英国叫“圣詹姆斯内阁”,称法国为“杜伊勒里内阁”。
革命时期,可怜的巴西利奥先生可遭了大罪——他既不肯卖身投靠,又不愿放弃己见。最后只勉强答应为一家温和派自由报纸撰稿,但事先跟主编挑明:只谈财政,绝不涉足政治。说到做到:这位卡尼亚先生每天炮制一篇无人问津的宏文,专挑财政部痛脚——且非泛泛而谈,必列数据佐证。“数字岂容儿戏”,他边说边把预算案拆解得如同洗衣妇的账本。“这帮人若还不明白——”他在咖啡馆里端着权威架子宣称,“没有预算就谈不上政治,遑论国家。我日日苦口婆心,他们却当耳旁风。诸位,我敢发誓逐条核验过数据,可那帮衙门竟能炮制出如此荒唐的油煎饼!正如我常言:那位部长大人根本晕头转向,这辈子没见过更离谱的账目……我早论证得明明白白,他们偏要装聋作哑!”
长叹一声哀叹完这可怜国家后,他又懒洋洋地啜饮起咖啡——对巴西利奥先生而言,这确是真真切切的食粮。他总把杯子斟得满溢,任咖啡漫到碟子里,待凉了再倒回杯中。革命后期,曼努埃尔·佩斯赏了他个民政局的闲差,他权且当作过渡之策;可心里终是不快,不仅因薪俸微薄,更关乎尊严。听他为家中嗷嗷待哺的几张嘴抱怨时,友人们各出宽慰之辞,他却总是一成不变地答道:“诸位须知,最令我痛心的,是未能‘术业有专攻’啊。”他的专攻,原是财政。
这圈人的谈资,照例从战事不知不觉转到官职俸禄。永远赋闲的莱奥波尔多·蒙特斯、雷林皮奥之流,但凡在预算案里分得些残羹冷炙的,都如饿虎扑食般争相咀嚼这辛辣话题。“您老现领多少?”
“区区十西级,本该拿十六级的!”有人忿忿道,“付款处那小子原先在我手下,如今倒领二十级俸禄——我在这十西级上可都熬了十年啦!”
“老夫当年——”巴西利奥先生总爱插嘴,“在本行当里可是实打实爬到二十西级的。如今这乱世,简首叫人摸不着门道。待我重归财政本行时,少说也得三十级俸禄才肯接委任状。”
“可这鬼地方哪管什么‘既得权利’!”有人啐道,“老子进惩戒所时领八级俸,调教育部涨到十级,后来丢了差事,为活命只好在彩票局领六级俸。”
这时响起个仿佛从酒瓶里飘出来的声音——那张枯槁如死尸的脸上,镌刻着西班牙行政体系全部的悲哀:“我只要两个月……再当差两个月,就能按海外服役条例领十二级退休金了。七次横渡大洋,血都快流干了,如今只求能躺进退休人员名册安度晚年——这该死的命啊!”
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这类失业官僚:他们只求多当值几日,好让那布满皱纹、饱经风霜的额头,最终能枕着退休名册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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