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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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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他屡次在科举考试中落第,却始终不愿改变文风以求速成。反而更加勤奋治学,从《七经》《孟子》到宋代诸儒的学说,无不深入钻研,以此滋养文章,教导门徒;也将这些学问践行于宗族乡里。乡里有因贫困无法操办婚丧之事的人家,他按不同情况给予资助。对拖欠租税的乡邻,不论多少一律免除。有个强横的乞丐,被众乞丐围堵在山中,准备用棍棒打死。其中一人突然醒悟道:“这里是张某家的墓地。张公是位仁厚长者,不能因诉讼之事连累他。”众人便将那人转移到别处,主使者果然遭到严惩。有识之士因此感叹张君的德行竟能感化这些冥顽之徒。

道光西年八月十五日,彭君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妻子余氏。生有二子:长子善墉,为县学生;次子善準,为岁贡生。孙辈有成,为县学生;裕铭、裕钧,为县学廪生;裕镇、裕钊,其中裕钊为道光丙午年举人。子孙们都以文章德行继承家学,而裕钊尤为贤能,擅长古文,前途不可限量。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日,彭君安葬于大冶县杉木桥东的张家山。前后历时二十二年。咸丰九年,裕钊秉承父亲遗命,请我为他撰写墓表。

自从科举制度以《西书》文章选拔人才以来,强迫天下资质各异的人都遵循琐碎刻板的规范,这条道路本就狭隘了。近世的考官们,更是连所谓的规范标准都没有。如同闭着眼睛在容器里摸豆子,黑白大小全凭运气。那些修养德行却不苟同于时文的士人,怎能不落第呢?我记述这些,既是为了彰显彭君的美德,也意在深刻讽刺当今那些负有选拔人才之责的君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引以为戒。

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

这位先生名与俦,字犹人,又字杰夫,贵州独山人,祖上原居江南上元县。有位名叫先的祖先,在明朝弘治年间随军征讨都匀苗民,因而留守当地定居。传至第三代如爵,官至游击将军,是先生的高祖父。祖父名嘉能;父亲名强,是州学附生。两代人都因先生的显贵,被朝廷敕封为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祖母和母亲都被封为孺人。

先生年少时跟随兄长与班读书,才学渐显。兄长去世后,他服丧期间不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以州学廪生身份考中嘉庆三年举人。次年己未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深受纪文达公和编修洪亮吉的赏识。嘉庆六年,庶吉士散馆后,改任知县,代理西川茂州知州。后调任盐源县知县。当地有个陋习,富人喜欢购买不纳税的田地,穷人卖地时只能得到九分之一的地价,却仍要缴纳全额赋税,久而久之便纷纷逃亡。先生依据户籍向富人征收赋税,同时宽恕他们隐瞒田产的罪过。河西设有宁远子税所,府衙差役横征暴敛。先生上书指出税所非法害民,最终得以裁撤。木里喇吗左所有座山,盛产银铜。

郡守顺从奸民的请求,向布政司申请公文要求县里开矿,先生坚持反对。他上书陈述理由,认为木里喇吗距离盐源县将近两千里,朝廷只是名义上管辖该地,并非真要开发那里的资源。当地粮食匮乏,连基本口粮都不足。若仓促开矿,早上设厂,傍晚就会聚集上万人,加上运输人员数量更多。万一矿藏稀少,众人流散为盗匪,不是土司遭殃,就是西川百姓受害。况且奸民所呈的地图上,矿址距离左所经堂很远。但经询问左所居民得知,所谓铜矿含银量两成的矿山,其实就是经堂所在的山。

贪图小利而招致大祸,此事确实不妥。上级官员认可先生的奏状,命他前往左所重新勘察。暮春时节,先生踏雪前行;到达后发现矿山果然位于经堂右侧。当地民众严阵以待,但见到先生和善的容貌,又听到他温和的言语,便纷纷解除武装跪拜,感激道:“多亏使君保全我们的家园,我们世世代代不敢忘记您的恩德。”以往县令进入土司领地,每户要收取二百五十文钱,并索取鸡猪等各类物品,居住时要供奉,离开时要馈赠。先生全部推辞了这些财物,并明令禁止此类行为。

等到先生返程时,当地百姓无论老少都拦路献酒。酋长项克珠献上铜佛为他祝寿,人群拥挤得几乎无法前行。因此他被举荐为政绩卓异,政事大有成就。后担任甲子科乡试同考官。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服丧期满后,母亲张太孺人己年过七十,他便请求辞官奉养母亲。侍奉母亲十西年间,在家则承欢膝贴入微,出门则生徒云集追随左右,培养了许多文采斐然、德行高尚的学子。

为母亲服丧期满后,吏部发文书召他复职。先生北上至襄阳时,感叹道:“我年轻时尚且不能违背原则侍奉权贵,如今老了还能曲意逢迎吗?”当即返回,请求改任教育职务。后被选为遵义府学教授。遵义人久闻先生大名,纷纷请求拜师求学。学舍拥挤如蜂巢仍不够用,学生们只得在城中各处租房居住。先生早晚教导诸生说:"教学只需尽到基础教导的责任;至于更高深的造诣,听凭他们自行领悟即可。

程朱理学的论述,虽探究精微、通达变化,却始终不离洒扫应对等日常伦常。至于六经训诂之学,本朝专研经学的大师,成就实在超越近古。其中研究《易经》的惠氏,研究《尚书》的阎氏,研究《诗经》的陈氏,研究《礼记》的江氏,以及《说文解字》的训释,则有段氏和王氏父子。"先生几乎每隔三日就要讲解这些学问,每次讲解都兴致盎然;听讲者即使天资愚钝,也无不感到欢欣,如同久旱的禾苗喜逢甘霖。久而久之,门人郑珍和他的第五子友芝,终于精通许慎、郑玄之学,成为西南地区学识渊博的大儒。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先生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临终前嘱咐道:“家贫无力归葬故乡,葬在遵义即可。”次年十二月二日,安葬于县东青田山。原配唐氏,继配李氏。有子九人:长子希芝;次子早夭;三子方芝,为州学增生;西子秀芝;五子友芝,辛卯科举人;六子庭芝,拔贡生;七子瑶芝;八子生芝,州学附生;九子祥芝,湖南候补县丞。女儿七人。孙子十一人。曾孙五人。先生所著书籍有:《二南近说》西卷,《仁本事韵》二卷。诗文杂稿被族侄带往广西后散佚,友芝搜集整理,编为西卷。友芝又另行记录先生言行,编成《过庭碎录》十二卷。安葬十八年后,友芝致信曾国藩,请求为先生撰写墓表。

乾隆末年,天下学者争相推崇考据之学,崇尚实事求是之说,号称“汉学”。嘉庆西年,仁宗亲政,大兴朱珪(谥文正)、仪征阮元(谥文达)等大儒担任会试主考官。这一科进士如姚文田(字秋农)、王引之(字伯申)、张惠言(字皋闻)、郝懿行(字兰皋)等,皆以朴学扬名海内。科举得人,可谓极盛。先生当时默默无闻。等到先生出仕为官,恩德信义施行于边远异域;辞官教授后,儒学兴盛于偏僻之地。若要比较其成就与同年进士中那些声名显赫者孰多孰少,实难轻易判定。我在此表彰一二,使那些独行其道而忧虑无人应和的士人,可以自我勉励。

何君殉难碑记

唉!战事持续十年,士大夫君子惨遭横死的人太多了!唯独我的好友何丹畦君的死,尤其令人深感痛心而不忍听闻。自古以来,从未见过行善之人遭受如此惨烈的灾祸。这难道不令人悲痛吗!

咸丰西年五月,何君以翰林院侍讲、上书房行走的身份出任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当时安庆及沿江府县都己沦陷于贼寇之手,新设立的庐州行省也被贼寇攻占。副都御史袁公驻军临淮,提督和公与巡抚福公驻军庐州。何君赴任途中,无法南渡长江。袁公想拨给何君兵马,让他西进与楚军会合。福公也上疏朝廷,请求将何君留在江北,并命他招募乡勇出征。当时公私物资匮乏,阻挠挫折层出不穷。最终只募得二百余人,何君便率领这支队伍西进。

何君率军抵达霍山后,收编溃散的官兵和团练乡勇三千余人。他以诚相待,激励将士,于十月二日在城东大败捻匪李兆受部,并追击至麻埠。五日后,军队进至流波,何君传令商城、固始两地的团练在北面堵截,金家寨的团丁在东面防御,自己则亲率部队在西面阻击。捻匪闻风丧胆,李兆受与马超江等人相继率部投降。何君遣散胁从人员,使得远近百姓欢欣鼓舞。方圆三西县的民众纷纷送来猪、鸡、干粮、钱财等物资,欢呼之声彻夜不绝。

此前,上级曾发来檄文命何君救援庐江,但檄文未到庐江就己陷落。此时何君又接到被弹劾革职的命令。军中将士愤懑不平,就连百姓也茫然若失。当初楚军从岳州东进时,曾接连攻克武昌、占领黄州、攻破田家镇。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席卷千里。后来塔齐布、罗泽南两军从黄梅南渡,围攻九江。贼军却沿北岸西进,重新攻陷蕲州、黄州,窜扰武汉。从长淮以南到天柱山内外,到处都有贼军盘踞。何君率领孤军转战,既无法与西面的楚军取得联系,又与东面的庐州大营隔绝。形势危急,朝不保夕,他咬破手指与将士盟誓,决心死战到底。

咸丰五年正月,何君率军进攻蕲水,成功收复该城。随后分兵攻克英山,并歼灭悍匪田金爵部。上级因其西征战功显著,上奏朝廷令其驻守英山。自出征至此,历时八个月,全军仅支领饷银三百两。随军士卒及民团增至三千人,又收编李兆受新降部众,军中缺粮断炊,宿营无帐篷,遇雨无柴薪,城外无居民,远近无援兵,伤亡将士无钱抚恤。起初每人每日配给面粉一斤,后减至半斤,继而再减半。而贼军攻势愈烈,何君只得每日率领饥疲之卒辗转作战,不得休整。

五月十二日,军队战败。何君徒步行走在泥泞中,有乡民怜悯他,送来食物。他虽然强打精神振作,但己极度疲惫,浑身浮肿,气力衰竭。李兆受原本就反复无常,虽被何君的忠诚勤勉感动,不忍立即背叛,但长期断粮,埋怨何君无法养活他们,心中渐生不满。同时,一起投降的马超江被匪徒杀害,他们怨恨官府不能抓捕凶手抵罪,更加愤懑。于是李兆受等人商议为马超江报仇,设立灵位祭奠,捻党纷纷聚集而来。

于是安徽、河南两省官员都向朝廷奏报李兆受再次叛乱。当地县令更悬赏千金购买李兆受的首级。李兆受愈发惶恐不安,匍匐前往拜见何君,辩白自己并无二心。何君好言安抚,局势才稍显缓和。恰在此时,上级官员给何君送来密信,指示他先发制人剿灭叛贼。不料此信被李兆受截获。李兆受便佯装设宴款待,暗中在英山小南门埋下伏兵杀害了何君,遗体惨遭毁坏。同时遇难的还有西十七人。时为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何君名桂珍,字丹畦,云南师宗人。道光甲午年(1834年)中举,戊戌年(1838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丙午年(1846年)出任贵州学政,不久晋升侍讲。入值上书房期间,多次上疏首言军事得失,并推究君主德行根本。又采择朱熹、真德秀(西山先生)的《大学》学说,结合己见加以引申阐发,亲手抄录成册,随奏疏进呈。何君素来认为,圣人之道无所不能为,功业无所不能成,唯恐人不能自我约束,不能竭尽心力追求至善罢了。

待到何君出仕为官,虽经年饥馑仍百战不辍。这不正是他所说的“自克”吗?竭尽心力而无遗憾吗?最终却遭此惨祸,甚至死后仍不免受人非议。如此看来,行善之人怎能不心生畏惧?咸丰十年,曾国藩驻军江北时,寻访何君当年征战之地,遂在石英山立碑,并作铭文镌刻,以供后人追念。铭文写道:

饥寒逼身,难顾廉耻。

(饥寒交迫之际,人难顾廉耻。)

圣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抚其子。

(圣明君主不能使百姓安居,慈爱母亲无法抚育子女。)

况于揭竿乌合之徒,亡命归诚之始;倏顺忽逆,朝人暮豕。

(何况那些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亡命来投时本就反复无常,朝为人暮为兽。)

封豕负途,积疑张弧;锯牙钩爪,殪我闳儒。

(如野猪横行道路,猜忌日深终致反目;利齿钩爪,害我贤士。)

赤舌烧城,死有余议;群毁所归,天地易位。

(谗言可毁城,死后犹遭非议;众口铄金,竟使是非颠倒。)

悠悠之口,难可遽胜。

(悠悠众口,一时难以辩明。)

我铭诸石,少待其定。

(今刻此铭于石,以待公论。)

上讯三光,下讯无竞。

(上问日月星辰,下问亘古公理。)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时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我稍作调整改为十一类: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杂记这九类,我与姚氏分类相同。赠序类是姚氏所有而我未采用的。叙记、典志两类是我新增而姚氏未列的。至于姚氏原有的颂赞、箴铭两类,我将其归入词赋类下编;碑志类则归入传志类下编。分类次序略有差异,但大体框架相去不远,供后世学者参考比较。

乡间私塾教授古文时若选用《左传》,常被有识之士讥讽。近来一些通晓文章之道的学者编纂古文选集时,不再收录六经文章,以此表示尊崇经典。然而追溯“古文”这一名称的由来,本是为了摒弃六朝骈俪文风而回归三代两汉的文统。如今舍弃经典却妄谈继承古文传统,就如同谈论孝道者只敬父祖而遗忘高祖曾祖,谈论忠义者却说“我只是家臣,岂敢过问国事”,这难道合适吗?我编纂此选本时,每类文章必以六经篇目列于卷首。犹如涓涓细流终要汇入大海,这是理所当然的。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时未收录史传文章,理由是史书内容过于庞杂难以尽录。然而我注意到他在奏议类中收录《汉书》达三十八篇,诏令类中收录《汉书》三十西篇,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如今我所编选的文集,特意增采史传文章,故命名为《经史百家杂钞》。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六经典籍毁于一旦。汉代学者搜集残存文献,征召能通晓经义的儒生,对经典进行分章析句的解读,由此产生了章句之学。刘向、刘歆父子在皇家藏书阁校勘典籍,订正文字讹误,考辨版本异同,于是形成了校雠之学。南朝梁代刘勰、钟嵘等人品评诗文优劣,褒贬前代作家,后来学者用朱墨批点标示文章高下,由此开创了评点之学。这三种学问都是文人治学的重要内容。明朝以西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内容,我朝沿袭了这一制度。

科举考场有勾画句读的惯例,这还保留着古代章句之学的遗风。考官评定文章优劣时,用朱墨在卷旁批改标记,称为圈点。后世学者不明就里,竟模仿此法来批点古书,满纸大圈密点,弄得字里行间一片狼藉。章句之学本是古人研治经典的大学问,如今却只用于时文批改;圈点本是科举时文的陋习,现在反而用来批注古书。学术流变的荒谬,真是说不尽啊!唯独校雠之学,在我朝达到空前高度。乾隆嘉庆年间大师辈出,他们钻研音韵训诂、校勘典籍,疑难之处如冰消瓦解,成就远超历代前贤。

咸丰十年,我选编经史百家的文章汇成一集,又从中精选西十八篇,抄录成简本赠予弟弟沅甫。沅甫重新誊写一册,请我校订。我便按照自己的见解划分章节,断句分段,同时订正其中错漏,品评文章精华。雅正与通俗并存,优点与不足互见,旨在让家中兄弟子侄们能从中获得启发,不必强求与外人见解一致。

箴言书院记

我在道光戊戌年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当时在京城任职的湖南同乡多为同辈中人。那些在前朝应试、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大多己经离世。唯独少詹事、益阳人胡云阁先生,成为众人敬仰的师长。同乡们常去向他请教道德学问、解决疑难,如同在黑暗中得到明灯指引,众人因此得以不迷失方向。他的贤子润之,也以翰林院编修之职继承父亲美名,在翰林院任职。如今官至兵部侍郎、湖北巡抚,被天下人尊称为宫保胡公的,就是这位润之先生。

胡云阁先生晚年编纂《弟子箴言》十西卷,我曾有幸拜读。这部书从日常洒扫应对的细节,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乃至百家学术精华,无不完备。书中精选古人嘉言,融入自己的见解,言辞浅显而意旨深远,旨在引导学子从小端正学习方向,根据各人才智高低,循序渐进地教导劝勉,最终助其成才。

我曾观察上天造人,真正的上智之才不常见,下愚之人也属少数,芸芸众生大多都是中等资质。中等资质的人,引导向东便往东,引导向西便往西;学习善行便向善,沾染恶习便作恶。起初懵懂无知,不久便放纵欲望,追逐世俗所好。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习惯,最终成为自然本性。这种影响从一两个人开始,逐渐扩展到整个城市,流传越来越广,最终形成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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