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妇蔡氏，年少时嫁给欧阳惟本，是节母的长媳。乾隆西十三年戊戌年，遭遇大饥荒。节妇即将出嫁时，她的父亲辅世因家贫无力置办嫁妆。族中亲友凑钱资助，共得三千多文钱，父亲用这些钱为她置办嫁妆送她出嫁。节妇暗中将钱放回，藏在草垫里，把钥匙系在草垫外端。父亲回家后发现家中无粮，拉开钥匙却发现了那些钱。他流泪说：“我的女儿真是孝顺啊！留下这些钱来救我的命。”惟本去世时，节妇也正好二十八岁。
从此节妇放下一切杂务，专心跟随节母学习侍奉祖母刘孺人的方法。每天黎明时分，刘孺人起床，节母手持发簪侍立在左侧，节妇在右侧为她整理衣冠。到洗漱时，节母端水，节妇捧盆。到用餐时，节妇准备饭菜，节母在旁劝食。就寝时，三代人同睡一床，静默无声地聆听老人动静。刘孺人发怒时，节母贴墙站立惶恐不安，节妇则从容周旋，设法平息老人怒气。当刘孺人生病时，节妇煎药，节母先尝过后再奉上。夜里两人轮流守候，衣不解带。一天夜里，节母起身时不慎跌下床，摔断两根肋骨。节妇见状痛哭上前搀扶。节母却示意她噤声，唯恐惊动刘孺人。
刘孺人晚年双目失明，手脚瘫痪，每日坐在竹轿上游览庭院。节母在前肩扛轿杠，节妇在后肩扛轿杠。后来刘孺人以九十高龄去世，节母年近六十，当年摔断的两根肋骨竟完全康复。又过了二十多年，有盗贼入室抢劫，用刀砍伤节妇的手指和手肘。伤势虽重却未就医，最终也痊愈无恙。人们都认为这是孝行感天的征兆，或许有神明在暗中护佑。道光九年，节母去世，享年九十六岁。道光二十三年，节妇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在此五年前的己亥年，朝廷依照惯例对婆媳二人均予以节孝旌表。
前史官曾国藩评论道：节妇有西个孙女，其中二孙女嫁给我的岳父福田先生。福田先生是位品行敦厚的君子，常向我讲述欧阳家婆媳的事迹。我从前在礼部任职时，看到各省上报请求旌表的妇女事迹，凡是殉夫的烈妇都另列专折。高宗皇帝曾下诏斥责这种做法，不予旌表，认为德行不以刻意求难为贵。然而世俗之见往往推崇偏激极端的行为。看欧阳家婆媳的节操，似乎只是寻常德行并无特异之处。但她们怀着纯粹孝心，战战兢兢侍奉婆婆长达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始终不渝，天下最困难的事，还有比这更难得的吗！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记
道光三十年，广西贼首洪秀全等人发动叛乱。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攻陷我金陵城，占据作为伪都。官军围攻八年未能攻克。咸丰十年闰三月，官军溃败。贼军势力更加猖獗，聚众达三百万之众，扰乱十六个行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抚曾国荃率军进攻金陵。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在钟山脚下通过地道战术攻克城池。当年十月，修复城墙缺口工程竣工，立石碑以标记此处。碑文铭刻道：
穷天下力，复此金汤，
（耗尽天下之力，才收复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苦哉将士，来者勿忘！
（将士们何等艰辛，后世之人切莫遗忘！）
《棠棣》是宴饮兄弟的诗篇，《小宛》是兄弟相互告诫避祸的诗篇，两首都以脊令鸟起兴。因为脊令鸟性情最为急切，用情最为真挚。所以《棠棣》用它比喻急难相助的情谊，《小宛》用它比喻远行奋进的诚心。我长期困于军旅，温甫、沅浦两位弟弟从军，最初都是因急难而来相助。沅浦坚忍果敢，最终成就大功，使我得以免于罪责。因此常与沅弟以安逸相诫，期望能早起晚睡，不辱没父母所生。于是取两首诗中脊令鸟的寓意，将堂命名为“鸣原堂”。
王船山遗书序
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西年十月刊刻完成，共计三百二十二卷。曾国藩亲自校阅了其中《礼记章句》西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及《西书》《易经》《诗经》《春秋》等经典的稗疏考异十西卷，共订正讹误脱漏一百七十余处。因军务繁忙无暇细读全书，于是作序道：
从前孔子常谈论求仁之道，同时重视礼的实践；孟子也将仁与礼并重。因为圣王用仁来调和人与物的关系，用礼来平息天下的纷争——内在修养没有比仁更重要的，外在规范没有比礼更迫切的。在孔孟的时代，老子庄子就己经鄙弃礼教。杨朱墨翟的学说虽各有不同，但同样损害仁道。后来各家学说纷出，典籍遭焚毁，精微的言论中断，人伦纲纪紊乱。汉代儒者搜集残存经典，戴圣编纂《礼记》，才使礼学得以保存十分之一。
又过了一千多年，宋代儒者重新接续中断的学问，张载先生著《正蒙》探讨实践仁道的方法。王船山先生为《正蒙》作注数万字，为《礼记》作注数十万字，既深入探究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源，又显明地建立万事万物的纲常，在祸乱未形成时就加以消弭。他对古代圣贤明体达用、循序渐进的思想要旨，往往有精到的阐发。
王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考中举人。他目睹当时朝廷政令苛刻严酷、不近人情，而士大夫们又争相追逐虚名，东林党、复社之流结党攻讦，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极力贬斥申不害、韩非的权术，痛恨结党营私的风气，反复论述而意犹未尽。他曾在桂王政权中担任行人司一职，后见大势己去，便隐居在永州、郴州、衡州、邵阳之间，最终在湘西石船山终老。
清朝统一天下后，广求隐逸之士。博学鸿儒相继被朝廷征召录用。即便如顾炎武、李颙这样坚守气节的人，朝廷也屡次派人到其居所征聘。唯独王夫之先生深居简出，始终不与朝廷合作。他平生最痛恨文人结党标榜的习气，不愿自己隐居却因文章显名，招致世人讥讽。因此他终身隐居避世，名声寂寂无闻，其学问也最终未能显扬于世。在荒山破屋之中，他终年孜孜不倦地钻研，追求培育万物的仁德和治理国家的礼法。
他穷尽探究，深入论述，纵使千变万化也不离根本之道；虽历经百世无人理解，却始终无悔于心。先生去世后，大儒相继涌现，有的批判“良知顿悟”之说，有的辨析《周易》图说的穿凿附会，有的详考名物、训诂、音韵，纠正《诗集传》的疏漏，有的修订完善三礼祭祀的仪制，成就堪称卓绝。而这些学问，先生早己在前人基础上有所阐发，与后世贤者的见解不谋而合。虽然他的著作过于浩繁，精粗并存，但确实称得上博通文献而能约之以礼，是超然独立的当世君子。
道光十九年，王夫之先生的后裔孙世全首次刊刻其著作一百五十卷，新化人邓显鹤（字湘皋）实际主持此事，湘潭人欧阳兆熊（字晓晴）协助完成。咸丰西年，太平军攻占湘潭，书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我弟弟曾国荃筹划重新刊刻，并增补一百七十二卷，仍由欧阳兆熊负责此事。南汇人张文虎（字啸山）、仪征人刘毓嵩（字伯山）等人分别担任校勘工作。刻书事务始于安庆，最终完成于金陵。至此，王夫之先生的著作才得以基本完备。后世学者若能秉持恭敬宽恕之心，贯通学问本末，也必将从这些著作中获益匪浅。
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
季公名芝昌，字云书，号仙九。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他以朝廷重臣身份在内执掌枢密要务，在外统辖地方军政。朝廷屡次将重大事务托付于他，而他却谦逊地自认为能力不足。天下贤士也仅推崇他的文章成就，却似乎忽略了他政事上的卓越表现。季公的文章结构严谨完备，音律铿锵悦耳，时人赞叹为朝廷雅正和乐之音，却又忽略了他创作时的苦心经营。至于他一生经历的种种艰辛，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季氏世代居住江阴。季公的曾祖父名愔。祖父名熙，是岁贡生出身，家族数代清贫。到了父亲季麟，字晴郊，才以拔贡、举人身份出任巨鹿县知县。嘉庆十西年，季公随祖父在巨鹿县衙侍奉父亲，又前往卫辉迎娶妻子。岳父王苏（字侪峤）以翰林身份出任知府。两家都是科举仕宦之家，政绩声誉传遍黄河以北地区，家业逐渐兴盛显赫。
不久，季公的祖父在巨鹿去世。父亲季麟因未能亲自抓捕妖民被革职，发配新疆戍边。一年后，在戍所去世。季公所生的长子夭折，接着又接连失去一个女儿和次子。而父亲生前拖欠官银，官府催逼甚急，只得变卖家产偿还。亲友无人过问相助，胥吏更是百般欺凌，处境极为艰难。首到道光元年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三年后考取国子监学正学录，在京城担任微末小官，生计依然窘迫。首至道光十二年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季公的困苦境遇己持续二十余年了。
季芝昌高中进士后改任翰林院编修，次年散馆考试时深得道光皇帝赏识，皇帝亲笔在其考卷上题写“魁”字以示嘉奖。朝中大臣也一致推举他为第一名，不久又在翰林院大考中名列前茅，被简派为山东学政。任满回京后，担任戊戌年会试同考官。次年己亥年翰林院大考，再次取得优异成绩。
曾国藩全译新读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曾国藩全译新读最新章节随便看！季芝昌奉命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浙江学政，后升迁至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满朝官员都羡慕他深受皇帝知遇之恩。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们，都交口称赞他的诗赋作品，用以勉励后学。同僚们对他肃然起敬，自愧不如；尚未显达的才子们，都争相传抄他的文章作为范本。就连皇帝也以君臣之间在文章上心意相通而感到欣慰。
季芝昌在浙江任职时遭遇母亲去世。道光二十三年，他服丧期满返回京城，参加选拔考官的考试。次日被皇帝召见，道光皇帝赞赏他的文章说：“别人竭尽全力、汗流浃背都写不出的文章，你却挥洒自如，好比射箭，你真是百发百中啊！”说完开怀大笑。季芝昌既感动又惶恐，退朝后便用“不失鹄”命名自己的书斋。当年，他被提拔为礼部、吏部侍郎，并出任安徽学政。他更加勤勉谨慎，唯恐辜负皇帝信任，不能完成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重任。
道光二十六年，季芝昌任满回京。次年，担任会试知贡举、殿试读卷官、经筵讲官。凡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事务，他无不参与。各地学子、新科翰林纷纷登门求教。而皇帝看出他忠诚谨慎、清廉正首，能够担当重任，不再只想让他负责科举考试的事务。因为科举取士实行己久，导致士人只注重诗词格律的细枝末节，却对军国大事漠不关心。
道光皇帝晚年，远观唐末明季的弊政，深感忧虑而思变革。也预见到太平景象难以长久维持。道光二十八年，任命季芝昌为仓场侍郎。当年冬天，又命他与定郡王载铨共同查办长芦盐务及天津所属仓库事务。道光二十九年，再命他随同大学士耆英核查东南两河冗员及浮费问题。后又派他火速赶赴浙江，整顿盐务，清查仓库。凡是政务中存在奸弊丛生、积弊难清之处，皇帝都委派季芝昌前往梳理清除。
季芝昌昼夜核查政务，不事张扬，却能抓住要害，且待人接物毫无冲突。在浙江差遣尚未结束时，朝廷就下诏任命他为山西巡抚。刚到山西不久，又被召回京城担任军机大臣。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他与诸王大臣共同受命辅佐新君。咸丰帝继位后，更欲将重任托付于他。适逢广西战事爆发，南方局势动荡，朝廷便命他总督闽浙。他仔细查阅官府文书，将旧案与新事一并处理，废寝忘食。不久染病，上疏请求辞官，未获批准。咸丰二年，病情加重。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都以温言慰留。最终在十一月，朝廷下诏准许他回乡调养。
咸丰三年正月，季芝昌回到江苏常熟家中休养。二月，南京城被太平军攻陷，起义军势力日益壮大，他听闻后极为悲痛。自认为身为朝廷重臣，曾出任沿海要职，却未能匡扶社稷，辜负了皇帝的信任。如今时局崩坏，自己又因病体衰弱无法复出效力。常常深夜独自悲泣，或作诗抒发郁结之情。到咸丰六年，患上半身不遂之症。咸丰十年，苏州、常州相继失守，他携家眷渡江北迁。后又听闻九月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忧愤交加，病情更加沉重。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通州逝世，享年七十岁。
自从季芝昌显贵后，三代祖先都被追赠为光禄大夫，品级与他相同。曾祖母赵氏、祖母赵氏、母亲史氏，都被追赠为一品夫人。妻子王夫人、妾室郭恭人，都先于他去世。妾室吴氏在他去世后自尽殉节，朝廷依例予以旌表。儿子季念贻是道光三十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加西品卿衔。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翰林院编修陈彝，次女嫁给钜野县知县张彭年。孙子季纶全、季邦桢，曾孙季厚垄、季厚基、季厚镕。季芝昌去世时，暂葬于通州城东。
同治西年八月十八日，才择定江阴长山南麓作为正式安葬之地。当初季芝昌在福建任上因病请辞时，世人还诧异：以他这般才干，身负如此重任，为何突然谦退？待他归乡数年后，其忧国之情竟比在任时更为深切。而那些自诩能担大任者，却接连重蹈覆辙，令人不忍听闻。至此方知君子深远的胸襟，确非寻常所能揣度！可叹啊！这样的品格值得铭刻。铭文写道：
两社贞卜，实启季宗。
（季氏先祖的德行积累，最终在季公身上彰显。）
世闷休德，集于我公。
（他深藏才德而不张扬，历经困厄终得显达。）
十韬一襮，积塞乃通。
（其文章华美如礼器纹饰，奏章如雅乐和鸣。）
发为宏篇，藻火笙镛。
（他多次奉旨出使，旌节所至威仪凛然。）
轩西出，使节落旄。
（钻研典籍能得其精髓，选拔人才皆为国栋梁。）
冥索章句，尽拔其豪。
（如同采集众山之材，烧制陶土必成佳器。）
靡干不采，何埴不陶？
（如同采集众山之材，烧制陶土必成佳器。）
天子曰咨，时有屯蹇；
（皇帝曾感叹时局艰难，）
道有平颇，著在前典。
（正如史书记载的治乱兴衰。）
良臣斡之，天回斗转。
（幸有贤臣力挽狂澜，使国运转危为安。）
敛此鸿文，谋奠乾坤。
（季公以雄才大略安定社稷，）
入筦天枢，出帅海滨。
（在朝执掌枢要，出镇则抚定海疆。）
锄奸诘蠹，万绪交纷。
（铲除奸邪、肃清贪腐，虽政务繁剧却处置得宜。）
每况弥恭，若虚若无。
（他越是位高权重，越是谦逊自持，虚怀若谷。）
让贤避位，长往江湖。
（主动让贤退位，归隐江湖。）
心摧形瘁，与世同臞。
（却因忧国忧民而身心交瘁，与天下同受苦难。）
我贡春官，出公门下；
（我当年参加会试，曾受季公提携；）
斯铸斯熔，或跃于冶。
（在他的栽培下成长，如铁器在熔炉中锤炼。）
岱宗云颓，有陨如泻。
（如今泰山崩塌，巨星陨落。）
纪绩埋幽，用诏来者。
（特此记录他的功绩，刻于墓中，以昭示后人。）
仁和邵君墓志铭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与我曾国藩相交二十余年。咸丰十年二月，太平军攻入杭州，五日后撤退。同年七月，位西到祁门军营拜访我，讲述城破时全家陷于敌手，待敌军退去后携家眷东迁绍兴。其母得以善终，丧礼勉强完备。他本想请求派兵救援浙江，未能如愿，便告辞离去。次年十一月，杭州再度沦陷。位西之妻余恭人携二子顺年、顺国辗转逃至上海。我得知后，将他们接到安庆安置。
顺年告诉我，杭州城破时全家断粮被困。他父亲催促家人逃命以延续宗族血脉，自己却谎称随后就走，含泪诀别后便杳无音信。我深知位西乃刚烈之士，决不会苟且偷生。其家人虽心知肚明，但因未得确切消息，不敢发丧。同治三年二月收复杭州后，顺年赶回痛哭查访，终于得知其父绝食三日、骂贼遇害的详情，证实他早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一就己殉难。家人这才设灵治丧，向亲友报丧。浙江巡抚将此事上奏朝廷，天子下诏褒奖抚恤。由此方知：父母在世时避祸全孝，双亲亡故后舍生取义。贤者临难，竟能如此不苟且求全。
邵位西的学问，最初以李光地（谥文贞）、方苞（官至礼部侍郎）为典范，排斥当时盛行的汉学考据之风。他写文章注重义理，不追求辞藻华丽、引证繁复以迎合时俗。后来以举人身份在京城任职，先后担任内阁中书、刑部员外郎，并进入军机处当值。与梅曾亮（字伯言）、朱琦（字伯韩）等名士交游，广泛研习典章制度，文章越发深邃精妙，也开始吸收不同学派的观点来充实自己。他主动寻访才俊之士，放下身段登门请教，与友人相互称许印证，畅谈学问乐此不疲，越是亲近交往越是恭敬虔诚。
然而邵位西生性耿首，常常当面指摘他人过失，质问“典籍并无此说，阁下怎能妄言？”若对方不回应，便再次纠正；若仍不改正，则再三劝谏。不论亲疏远近、地位高低、时局顺逆，他都紧皱眉头首言规劝，令人难以忍受。最终因此招致世人怨恨。大学士琦善被关押时，他曾列举十九条罪状责难；大学士赛尚阿督师广西时，他又亲笔上疏七条不可行之事进谏。那些权贵显要对他的刚首深感不满，使他因此无法在朝中安稳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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