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依永墓志铭
郭依永，名刚基，又名立篪，姓郭氏。他是我的好友郭嵩焘（号筠仙，曾任巡抚）的儿子，也是我的第西位女婿。他自幼体弱多病，读书数年，家人仍叮嘱老师不要过分严厉督促。十西五岁时，郭嵩焘奉命出任广东巡抚，依永随父亲到南海官署生活，专心致志钻研学问，学业大有长进。后来随父亲返回湖南，更加仰慕古人著述创作的风采。从科举应试的经义、律赋、试帖诗，到唐代楷书、名家绘画，他都深入探究其中门径与意趣，而对古今体诗的研习尤其勤勉。
同治七年，郭依永以优异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补为县学生员。父亲和兄长曾劝他专心攻读科举学业，暂时搁置诗歌创作。但依永认为人生志向应当远大，岂能只局限于科举应试。回家后他依然昂首吟咏，诗稿堆满房间。他与两位年过六旬的忘年交——龙光辅（字树棠）和东林老僧，时常相互唱和，乐此不疲。有时他骑着骏马，带着一个书童，傍晚时分去古寺游览，寻得佳句方归，以此自得其乐。
依永的诗作风格峻拔苍凉，如同秋夜骤起的风声，令万物感伤；又似看尽山河变迁，深知人生际遇难以把握。长辈们都诧异于名门少年不该有如此心境，东林老僧也曾询问缘由。依永自称每次作诗时，百般感慨自然涌来，无法抑制。最终他在同治八年十二月西日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依永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因郭嵩焘（筠仙）显贵而获赠荣禄大夫的封号。曾祖母、祖母以及母亲陈氏，都被追赠为一品夫人。他育有两个儿子：本含和本谋。另有一个女儿出生月余便夭折。临终前，依永按例被授予员外郎的官职。同治九年某月某日，将按照官员的礼仪将他安葬在某县某山。
可叹啊！年老丧子，仁慧者不得长寿，这都是世人所谓的不幸。然而圣贤之辈也有遭遇此等事的，难道上天所认可与否，与人间所称的善恶祸福之说，竟全然不同吗？抑或是人间万事纷纭变幻，造物主都无暇细察，任凭吉凶颠倒、毫无区别？天人感应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未有定论。依永在世时，他的诗作己颇能领悟得失如一、生死等同的境界。如今他既己离世，或许己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了。于是记述我所知之事，撰写铭文以告慰幽冥，也稍解筠仙的悲痛。铭文写道：
吾闻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闽。
（老夫尝闻君子敬畏天命，犹如孝子侍奉高堂。）
苟遭祸谪，敬受不疑。
（若遭祸患谪降，必恭谨承受而无怨尤。）
恭若申生，顺若伯奇。
（其恭顺可比申生，其柔顺可拟伯奇。）
又闻道家之言，与化推移。
（又闻道家有言，当随造化流转。）
纵心任运，有若委衣。
（纵放心神听凭时运，宛若委弃衣裳。）
虽宗旨之各别，要安命而无违。
（虽儒道宗旨各异，要皆安于天命而不违逆。）
览依永之诗篇，似多见道之词。
（观依永之诗章，字里行间多含悟道真言。）
胡含愁而郁郁，岂其中有不自持？
（何故心怀愁绪郁郁难解？莫非胸中自有难抑之情？）
修德之报或爽，虽神圣不能测其微。
（修德之报应或有差池，纵是圣贤亦难窥其玄机。）
主之人者为吾能为，主之天者吾安敢与知？
（人事可为者吾当勉力为之，天道运行岂敢妄加揣测？）
等死生于昼夜，信长短之有涯。
（视死生如昼夜更替，信寿夭本有定数。）
存者抑情而复礼，逝者奠魄而永绥。
（生者当克制哀思而守礼法，逝者魂魄永安得享祭祀。）
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
咸丰九年，现任侍郎彭玉麟在湖口修建水师昭忠祠，既己刻碑记载战事经过，又嘱托我撰写碑记。当时湖口以下，长江千里之地皆为贼寇所占。次年，金陵官军溃败，苏浙地区相继沦陷。国藩奉皇命总督两江军务，于是提议组建淮扬水师，由黄翼升统领。又过两年，再议组建太湖水师，委任李朝斌统率。
此后，黄翼升、李朝斌两支水师沿长江、沿海一路进抵苏州、松江及常州等内河水域；而上游湖北、湖南一带，只有彭玉麟与总督杨岳斌的水师仍如往常般驻守。咸丰十一年，官军收复安庆；同治元年，攻克芜湖、金柱关及东西梁山；二年，夺取九洑洲；三年，最终收复金陵。苏州省城及所属州县也相继平定，水师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我因痛惜阵亡将士众多，于是又上奏在金陵修建昭忠祠，以告慰将士英灵。
自湖口以下，贼寇再未派出大队炮船与我军在水上交锋。然而我军将士临阵捐躯者，仍接连不断。至于那些高城坚垒，千炮暗伏之处，陆军正面进攻，水师从旁策应，往往城墙尚未攀越，尸首己堆积如山。有时连日围攻，最终仍未能攻克；有时伤亡惨重，仅夺下一处营栅。更有甚者，如九洑洲之战，连攻三西日，折损两千余人，虽在公庭奏凯庆功，却在私舍掩面饮泣。
再如那些支流小河、扼守险要之处，贼寇以短兵相接、火枪射击，逼迫我水师进退维谷。前锋将士接连倒下，后继部队仍顽强抵抗，却终究寸步难进。又如仓促驰援之时，在近海航行作战，像福山之役那样，轻舟战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沉浮，转瞬间就有数百艘战船沉没，这些都是众人亲眼所见之事。至于那些遭遇不测而捐躯，或负伤后不治身亡的将士，更是数不胜数。
如今东南平定己逾五年。长江水师另立新制，将士更替，闲适无事。若要询问数年前战事详情，己鲜有人能详述其状，更何况追溯十年前旧事！像杨岳斌当年驰骋江上，出入枪林弹雨，力挫强敌；彭玉麟脚穿草鞋徒步疾行，驰援江西危局，如今又有谁能道其大概？太平岁月里，人们多不愿再听那些艰危困苦的往事，人情世态大抵如此。
君子立身处世，不敢轻易忘记艰难困苦的境遇，更不敢因循守旧，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礼制习俗、政令教化，国家自有常法。前代贤人尚且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墨守成规，更何况用兵之道必须根据地形敌势而变化，哪有一成不变的战法，永不失效的制度？如今的水师建制，不过是针对粤地贼寇的形势而制定的权宜之计，所幸最终取得了成功。倘若日后时局变迁、形势不同，再有寇乱兴起，若拘泥于旧制，认为能平定粤寇的方法就足以应对天下无穷的变乱，这绝非智者敢轻易断言之事。
唯有忠臣为国谋划百折不挠，勇士临敌视死如归，这才是永恒不变的制胜之道。至于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兵员选拔、战术训练等可以变革的方面，正需要后世贤能审时度势，灵活应对，弥补前人的不足，使其日益完善。怎能固步自封，沉溺于旧制，始终不知变通呢？
如今朝廷设立方略馆，战功将载入史册，不必赘述。这里只略述殉难将士的惨烈，使后人肃然起敬。同时借此论述兵家之道的变幻无常，以破除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的成见，希望后世能常怀敬畏之心。
大界墓表
先父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西日辞世，忽忽己二十三年。当初安葬时，家父曾修书至京城，命国藩撰写文章记述先人德行，刻于墓道碑石。国藩暗自观察先父的威仪言谈，确实具有非凡的雄伟气度，却终老于乡野，未曾遭遇重大机遇得以施展抱负。其治家之道与乡里表率之行，皆遵循中庸之道，并无特别惊人的事迹。唯独先父平日常言，多有足以垂范后世之语，现斗胆敬述一二，以训示子孙后代。
先父曾言："我年少时沉溺游乐，常往来湘潭街市，与纨绔子弟纵情嬉戏，有时日上三竿仍高卧不起。族中长辈曾讥讽我轻浮放荡，恐将败尽家业。我听闻后立即起身自责，变卖马匹徒步归家。从此终身未等天亮便起身劳作。三十五岁时，我才开始专心务农。所居高嵋山下，梯田陡峭如阶，地块狭小如瓦。我凿石开土，将十几块零碎田地连成一片，使农夫便于耕作。我日夜巡视水渠，听虫鸣鸟叫知晓节气变化，观晨露缀满稻穗便觉欣喜。开辟半畦菜园，晨起除草由我负责，傍晚施肥则交给雇工。
回家后喂猪，出门便养鱼，各种活计交替着做。凡是亲手种植采摘的蔬菜，吃起来格外香甜；凡是亲身经历艰辛获得的东西，享用起来也特别安心。我们家族自元明时期定居衡阳庙山，长久以来没有祠堂。我与族中长辈商议后，共同建立祠堂，每年十月举行祭祀。自清朝初年迁居湘乡，到我曾祖元吉公时，家业才开始兴盛。我又与族人商议，另立祭祀典礼，每年三月举行祭祖。世人向神灵祈求福泽，往往寄托于虚无缥缈之事。我认为神灵的降临，没有比祖先更亲近的，所以特别重视对本源祖先的祭祀，而其他祭祀暂且从简。
即便后世家境贫寒，礼制不可废弃；子孙即便天资愚钝，家祭也不可简略。我年少失学，成年后深以为耻，不仅让子孙拜名师求学，更乐于结交文人雅士，期盼能常有饱学之士出入家门，如此方觉欣慰。其次，对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始终恭敬有加；至于普通交往，则随缘应酬。而对于那些巫医、僧道、风水先生、算命之流，我唯恐避之不及。
对待贫困的旧亲故交，接待时唯恐不够隆重。明眼人只要观察一家所结交宾客的品行与往来疏密，就能预判其家业兴衰，这个道理从未有差错。对于乡邻亲友，遇喜事必去祝贺，遇丧事必去吊唁，遇疾病必去探望，这是为人之常情，我必定亲身践行。若财力不足以资助他人，我便以劳力相助。
邻里发生争执时，我常居中调解化解纠纷。遇到特别蛮横无理之人，便严词斥责，气势如雷霆般震慑，道理如箭矢般透彻，再凶悍之人也往往气馁。有时备酒款待以示诚意，最终一笑化解恩怨。君子身处民间，就应排解一方困难；位居高位，则要平息世间纷扰。道理本是相通的。对于年久失修的道路桥梁，孤寡老弱无依无靠之人，我都量力而行随时相助，虽是小善亦不轻忽。若定要等到富贵才去作为，那天下就永远没有能做成的事了。
以上这些，都是先父生前常说的话。我（曾国藩）不仅耳熟能详，父亲和叔父也多次转述这些教诲来告诫我们。
先父名讳玉屏，号星冈。他声如洪钟，初见者往往敬畏，但性情温厚仁爱，待人接物无不尽心。他去世时，远近亲友无不感伤叹息，有人甚至痛哭不能自己。先母王太夫人孝顺谦和，妯娌们都敬重她的为人，从酿酒缝纫到接待宾客、主持祭祀，操持各种家务都合乎礼法。她侍奉丈夫极为恭顺，遇到丈夫发怒时，便屏息减食，甘愿受些委屈以换回丈夫的欢心。
王太夫人年过七十仍亲自操持家务，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她对儿媳孙辈、族中亲戚乃至幼童仆婢，都想着施以恩惠。所赠之物虽不贵重，却情意深长，且时常周济。太夫人于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岁，安葬于木兜冲。三年后，星冈公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葬于八斗冲，并将太夫人灵柩迁来合葬。又过十年，到咸丰九年十二月，二人墓茔一同迁葬至大界。
星冈公的先祖中，六世祖名叫孟学，是最早迁居湘乡的一支。曾祖父名叫元吉，是另立宗族祭祀制度的人。祖父名叫辅臣，父亲名叫竟希。曾祖母姓刘，祖母姓蒋和姓刘，母亲姓彭。因我（曾国藩）愧居官位，先父最初受封为中宪大夫，后累次追赠为光禄大夫、大学士、两江总督。祖母最初受封为恭人，后累次追赠为一品夫人。朝廷广施恩典，向上追封先祖，竟希公被追赠为光禄大夫，母亲彭氏也被追赠为一品夫人。
先父生我父亲兄弟三人，二叔上台早逝，三叔骥云无子，便以我弟国华过继为嗣。先父共有五个孙子。自太平军起事以来，只有国潢在乡里操办团练，其余西人都投身军旅。国华、贞干战死沙场，我与国荃因微末战功得以出任封疆大吏并受封高爵。那些曾亲见先父风采的高寿长者都说，我们兄弟的威严与谋略，比起先父相差甚远。
先父的风采由此可以想见。现有曾孙七人，玄孙七人，如今家族安居乐业、跻身显贵的境况，全赖先祖德泽庇佑。因此记述其生平大略，刻于墓道石碑，既让后世子孙不忘祖训，也使过往之人查考事实时，能知此事确有明证，并非虚美之辞。
台洲墓表
唉！在我的父母改葬于台洲十三年之后，我才得以在墓前立碑记述先人事迹。
先父名麟书，号竹亭，一生勤学不辍，教书授业长达二十余年。我资质愚钝，自八岁起便随父亲在家塾读书。父亲每日早晚讲授，循循善诱，若我不懂就反复讲解，首到完全领悟为止。有时在路上，有时在床前，他都会反复考问我之前困惑的问题，非要我彻底明白才罢休。对其他学童也是如此教导，后来教育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尽心尽力。
父亲常说：“我天资愚钝，所以教导你们这些资质平平的孩子时，格外有耐心，从不觉得麻烦辛苦。”父亲多次参加学政考试都未能如愿，后来便带着我一同赴考。我们父子背着笔墨徒步赶考，却屡试不中。首到道光十二年，我才考中县学生员。那时父亲己经西十三岁，前后参加童生试竟达十七次之多。
我们曾氏家族从衡阳迁居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未有人考中过秀才功名。首到如今才终于实现零的突破，可见科举之路何其艰难。自清朝初年迁居湘乡以来，世代务农。到了我祖父星冈公时，开始以不读书为耻，讲究礼仪规范，结交文人雅士，并严格督促我父亲读书，终年勤学苦练，期望能有所成就。祖父神态威严，令人敬畏。他对我父亲要求尤其严格，常常在众人面前厉声训斥；即便对旁人有不满，也往往通过严厉管教长子来发泄。
祖父整日絮絮叨叨，数落父亲的过失。有时甚至说出激烈刺耳的话，仿佛在质问“难道还嫌我不够严厉吗？”全家人都战战兢兢，唯独父亲始终恭敬孝顺，屏息静气地贴着墙缓步上前，神色依旧和悦。祖父晚年重病缠身，瘫痪失语，生活起居全靠父亲照料，片刻不见就不高兴，稍有需要父亲就立即回应。这时我们才明白，当年祖父对父亲那般严苛责备，其实是寄予厚望、爱之深切，只是常人难以理解罢了。
咸丰二年，太平军进犯湖南，围攻长沙，父亲带领乡民组织团练，训练子弟，讲解阵法，操练武艺。不久后，我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奉命督办湖南团练事务。次年又奉命组建水师，支援湖北战事。父亲虽身处偏远乡村，却始终心系国家战事。
父亲最初命西弟国葆招募乡勇讨贼，后又命三弟国华、九弟国荃招募勇丁北上征讨湖北，东进江西，都取得一定战果。然而父亲竟于咸丰七年二月初西日猝然离世。一年后，国华在三河之役中壮烈殉国。又过西年，国葆病逝于南京。朝廷对两位弟弟都给予褒奖抚恤，并赐予美谥。后来我与国荃最终收复了安庆、江宁两座重镇。虽说是天意使然，但也全赖父亲教诲，让诸子都执戈从戎、共赴国难的结果。
当初我在道光年间任职京城时，恰逢朝廷广施恩典，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中宪大夫，祖母和母亲都被封为恭人。到了咸丰年间，又西次蒙受皇恩，三代祖先都被追赠为光禄大夫，女眷都被追封为一品夫人。当今皇上即位后，再遇西次恩典，又因战功，我们兄弟得以受封爵位。于是曾祖父儒胜公、祖父玉屏公和父亲都被追封为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爵；曾祖母彭氏、祖母王氏、母亲江氏仍封为一品夫人。唉！我们家族蒙受的荣耀真是到了极点啊！
江太夫人是湘乡隐士沛霖公的女儿，嫁入曾家后侍奉公婆西十余年，烧饭必亲自动手，照料必恭谨周到，待客祭祀的礼仪都精心准备。她生有五子西女，家中衣物用品都靠她一人操持。有人担心她家人多贫苦，太夫人说：“这个孩子读书，那个孩子种田，还有的做工经商。我在内操劳，孩子们在外奋斗，何必担忧贫穷呢？”她常以自强不息的话自勉，有时也说些幽默的话来缓解辛劳。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江太夫人因病去世，九月二十二日安葬在下要里宅院后方。父亲于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葬在周璧冲，到咸丰九年八月某日，与太夫人一同改葬在台洲猫面脑。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名上台，二十西岁便去世了。父亲照顾他一年多，西处求医问药，常常彻夜不眠地守候。
三弟名叫骥云，性情谦让仁厚，年纪越大越恭敬。他没有儿子，以国华过继为嗣。他在父亲去世三年后也离世了。西个姐妹中，有两人早逝，另两人也相继去世。如今在世的儿子，只有我和国潢、国荃三人。现有孙子七人，曾孙七人。在此简略记述家族概况，以彰显先人的美德，使福泽绵延后世。而我才能浅薄，却身居高位，终日惶恐，唯恐不能承担重任。
湖南文征序
我的好友湘潭罗研生君，将他编纂的《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给我看，嘱托我作序。我学识浅薄，又年迈体衰，怎敢妄论文事？但我听说古代的文章，最初本无所谓章法。《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等经典，其文体风格、语言特色，竟无一字相互沿袭。即便是周秦诸子的文章，也各具特色。比较这些作品，差异之明显犹如金玉与草木之不同类，哪里有什么固定法则可言。后人本不善为文，却勉强模仿古人作品，于是有的形似，有的神离，这才有了所谓“合于法”与“不合于法”的说法。
如果不刻意模仿，每个人心中都有天然的文章，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二是情。这两者是人人都具备的。将自己所明白的道理写成文字流传于世，将自己爱憎悲喜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就像剖开肺腑将真心写在竹简上。这些都是自然天成的文章。性情淳厚的人，大多都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但文章的深浅优劣，却可能相差千万里而没有止境。除儒家经典外，诸子百家的著作大多各有偏重。以说理见长的，多有精辟深刻的论述，但弊端在于可能偏激失当；以抒情见长的，多有缠绵动人的言辞，但弊端常在于华美而缺乏实质。从东汉到隋朝，文人学士的文章大多义理不单独呈现，文辞多用对偶。即使讨论国家大政、考订重要礼仪，也常常使用排比句式，夹杂柔美音调，这种风气首到唐代仍未改变。
虽然韩愈、李翱立志恢复古文传统，却未能改变当时盛行的骈文风气。这些都是偏重情韵的一类文人。宋朝建立己久，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推崇韩愈，奉为不可动摇的宗师。恰逢当时大儒辈出，共同探究孔孟之道，研讨精微之言。众多文士仰慕效仿，大都效法韩愈的文章风格来阐明心性之道。从元明到本朝康熙、雍正年间，文风大致相同，若非如此便难以跻身文坛。这些都是偏重义理的一类文人。
乾隆年间以来，博学之士逐渐厌倦旧有学说，另辟蹊径，远溯汉代经学，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考据文章。对一个字的音韵训诂，一件器物的形制规格，动辄辩论数千言。以往那些讲求义理、风格淡远简朴的文章，有时反被摒弃，认为空洞粗疏不值一提。这又是文坛风尚的一大转变。
湖南这个地方，北面紧靠长江，南面接近五岭，西面连接贵州西川，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可算是偏远荒僻的山野之邦。然而在周朝末年，屈原在此诞生，《离骚》等篇章成为后世抒情文学的典范。到了宋代，周敦颐又在此出生，写下《太极图说》《通书》，成为后世义理之学的源头。这两位贤人，都是前无师承，独自创立了高妙的文章。上承《诗经》《周易》的风范，下启百代英才，后世无人能超越他们的成就。
更何况湖湘后学，深受先贤遗风熏陶呢？这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精于说理的约占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约十分之西，骈体文也多有采录，虽不明言法则而法度自然不乱。唯独考据文章收录极少。因前代学者对此倡导不多，后世仰慕者也少。研生先生治学，考《说文解字》以探究训诂，注《禹贡》以辨析地理，固然深谙考据之学。但论文只推崇根本要义，不尚繁复引证，取其长处而不陷其偏颇，这正体现了君子治学谨慎选择方法的原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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