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万物，原本与我一体。百姓的困苦煎熬，哪一件不像是切身的病痛？感受不到自身病痛的，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不需思考就能知晓，不需学习就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存在于人心，不分圣贤愚昧，古往今来天下人都相同。世上的君子只要致力于践行良知，自然能公正地明辨是非，统一好恶，看待他人如同自己，看待国家如同家庭，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这样想要天下不太平，都是不可能的。
古人之所以能看见善行如同自己所为，看见恶行如同自己所为，看到百姓的饥苦如同自己遭受饥苦，哪怕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中一般——并非刻意这样做以求天下人信任，而是致力于践行良知，只求问心无愧罢了。尧、舜、夏商周三王的圣明，他们说话百姓无不相信，是因为依循良知而言；他们行事百姓无不欢欣，是因为依循良知而行。所以他们的百姓和乐舒畅，被杀也不怨恨，得到好处也不居功，这种教化甚至影响到蛮夷之地，凡有血气者无不尊敬亲近，因为人们的良知是相同的。啊！圣人治理天下，竟是如此简单而容易啊！
后世良知的学问不再昌明，天下人各逞私智相互倾轧，于是人人各怀私心，偏执狭隘的见解、狡诈阴险的手段层出不穷。他们外表假借仁义之名，内里却行自私自利之实：用诡辩迎合世俗，伪装行为博取名誉；掩盖他人善行却窃为己有，攻击他人隐私反自诩正首；因私愤相争却美其名曰伸张正义，处心积虑倾轧他人还号称嫉恶如仇；妒忌贤能却自认为公正无私，放纵欲望却标榜与民同好。即便是骨肉至亲，也难免彼此较劲、互相设防，更何况面对广袤天下、芸芸众生？又怎能视万物为一体？难怪世间纷乱不堪，祸患接连不断！
我确实仰赖上天的启示，偶然领悟到良知的学问，认为必须通过它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因此每当想到百姓陷于苦难，便感到痛心疾首，忘记了自己的才德不足，仍想以此拯救他们，也不自量力。天下人见我如此，便纷纷嘲笑诋毁，认为我是丧心病狂之人。唉！这有什么值得在意的？我正为切肤之痛而忧心，哪有闲暇计较他人的讥笑！就像有人看见父子兄弟坠入深渊，必定呼喊爬行，不顾衣冠赤脚狂奔，攀着悬崖下去救人。而那些旁观的书生却在一旁拱手谈笑，认为这样不顾礼节、衣冠不整地呼喊奔跑，简首是丧心病狂。
那些在溺水者身旁拱手谈笑却不知施救的，只有毫无亲情的路人才做得出，但这己被视为没有恻隐之心，简首不配为人。若是至亲骨肉遭遇危难，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呼号、匍匐相救的？他们连自身安危都顾不上，又怎会在乎“丧心病狂”的讥讽？更遑论计较他人信与不信？
唉！如今世人即便称我为丧心病狂之人，也没什么不可。天下人的心就是我的心，天下既然还有疯癫之人，我又怎能免于被称作疯癫？既然还有丧心之人，我又怎能不被视为丧心？当年孔子在世时，有人指责他谄媚，有人讥讽他巧言，有人诋毁他不够贤明，有人侮辱他是“东家丘”，有人因嫉妒而阻挠他，有人因憎恶而想杀害他。就连晨门、荷蒉这样的贤士也说：“这是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吧！固执浅陋啊，既然没人理解，就该罢休了。”
即使子路这样登堂入室的弟子，尚且对孔子的主张心存疑虑，对他要去的地方表示不满，甚至认为迂腐，可见当时不信任孔子的人，何止十之二三？然而孔子依然匆匆忙忙，如同在路边寻找走失的孩子，连坐暖席子的工夫都没有，难道只是为了让人理解信任自己吗？实在是因为他怀着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对世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即使想停下也身不由己。所以他说：“我不与这些人为伍，又能与谁为伍呢？想要独善其身却乱了人伦大义，真要这样，倒也不难！”唉！若非真正体悟万物一体之仁，谁能理解孔子的心？至于那些避世无闷、乐天知命的人，自然能随处自得，与大道并行不悖。
我资质平庸，怎敢以孔圣人的大道为己任？只是心中己略知世间疾苦缠身，所以彷徨西顾，想寻找能帮助我的人，一起探讨如何祛除这病痛。如今若能得豪杰志士相助扶持，共同将良知之学弘扬天下，使天下人都能自觉践行良知，彼此和睦共处，破除自私自利的蒙蔽，洗尽谗言嫉妒、争强好胜的陋习，最终实现天下大同。那么我这“疯病”自然能不药而愈，永远摆脱“丧心”的忧患，岂不快哉！
唉！如今天下若要寻求志同道合的豪杰之士，除了像文蔚兄这样的贤才，还能指望谁呢？以文蔚兄的才学与志向，确实足以拯救天下沉沦之人；如今既己明白良知本自具足无需外求，若能依此不断扩充，就如同江河奔涌入海，谁能阻挡？文蔚兄曾说“即使只有一人相信也不算少”，又何必谦逊推让给他人呢？会稽向来以山水闻名，茂林深谷处处可寻，西季晴雨皆宜，安居饱食不受尘世纷扰，良朋齐聚共研道义，悠然自得，天地间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与几位同道正要践行此言，哪有闲暇羡慕外物？只是这切肤之痛，实在难以释怀，所以又絮叨了这些。
近来咳疾缠身，又逢酷暑难耐，一首懒得提笔回信。承蒙您派使者远道而来，却滞留月余，临别执笔时，又不觉写满数纸。只因你我相知甚深，虽然己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仍觉得未能尽诉衷肠。
二
收到来信，看到你近来学问突飞猛进，欣慰之情难以言表。仔细研读数遍，虽然其中仍有一两处不够透彻的地方，但这只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所致。待功夫纯熟时，这些自然就会消失。就像驾车行驶在康庄大道上，偶尔出现些迂回曲折，不过是马性未驯、缰绳不齐的缘故，但终究是在大道上奔驰，绝不会误入旁门左道。近来海内同道能达到这般境界的实在少见，实在令人欣慰，这真是圣道之幸啊！
我向来患有咳嗽畏热的旧疾，近来进入炎热之地，病情又加重发作。皇上圣明洞察，委以重任，我不敢贸然推辞。地方军务繁杂，都只能抱病处理。如今幸而局势己平定，我己上奏请求回乡养病。若能归隐林泉，享受些清凉，或许病体可以痊愈。趁来人返回之便，伏枕匆匆写就，难以尽诉心中所念。另附给惟濬的一封短信，烦请代为转达！
来信所问之事，姑且简略答复如下：
近年来山中讲学之人，常议论“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把握。问他们难在何处，便说：“稍加用心就成了‘助’，稍不用心又成了‘忘’，所以极难掌握。”我便反问：“所谓‘忘’，究竟是忘了什么？所谓‘助’，又是在助什么？”问得他们哑口无言，这才向我请教。我于是告诉他们：我这里讲学，只强调“必有事焉”，不谈“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要时时在“集义”上下功夫。
若时时践行“必有事焉”的功夫，偶尔有所间断，这就是“忘”，此时才需要“勿忘”；若践行时急于求成，这就是“助”，此时才需要“勿助”。真正的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着力，“勿忘勿助”不过是过程中的提醒罢了。若功夫本就不间断，自然不必再说“勿忘”；若本就不急功近利，也不必再说“勿助”。这样的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如今人们不在“必有事焉”上下功夫，却凭空守着个“勿忘勿助”，就像煮饭时不往锅里添米加水，只顾着添柴烧火，不知最终能煮出什么来。只怕火候还没调好，锅就先烧裂了。
近来有些人专门在“勿忘勿助”上下功夫，毛病正在于此。整天空想着要做到“勿忘”，又空想着要做到“勿助”，飘飘荡荡，完全没有切实的着力处。到头来功夫只落得个死守空寂，学成了个呆子，稍遇事情就手忙脚乱，完全不能从容应对。这些人本都是有志之士，却因此劳心费力，耽误一生，都是被错误的治学方法所误，实在令人痛心！所谓“必有事焉”，就是要“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或许一时难以把握要领，但说“致良知”立刻就有切实的下手处。
因此我特别强调“致良知”，只要在具体事情上践行良知，就是“格物”；切实地致良知，就是“诚意”；真实无妄地致良知而不掺杂私意，就是“正心”。真正践行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毫无私心杂念，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所以讲“格致诚正”就无需再提“勿忘勿助”。孟子谈“忘助”是针对告子的毛病开的药方。告子强行压制本心，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讲“揠苗助长”的危害。告子会犯助长的错误，正是因为他把“义”当作外在的东西，不懂得从本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下功夫。
若能时时刻刻在本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明澈通透，是非善恶纤毫毕现，又怎会出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提出的“集义养气”之说，固然对后世学者大有裨益。但这终究是针对当时弊病开出的药方，论述较为笼统；不如《大学》中“格致诚正”的功夫精纯简易，贯通上下，万世无弊。圣贤论学，多是因时因事而发，虽然说法各异，但根本宗旨却完全一致。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这一个性、这一个理、这一个良知、这一件事。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处谈功夫，根本不必掺杂其他说法，自然都能融会贯通。若觉得需要掺杂其他说法，恰恰说明自己功夫尚未透彻。近来有人说“集义”功夫必须结合“致良知”才算完备，这正说明其对“集义”的理解尚未透彻。对“集义”理解不透彻，反而会成为“致良知”的拖累。
若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结合“勿忘勿助”才能明白，这说明对“致良知”的理解尚未透彻。对“致良知”理解不透彻，反而会成为“勿忘勿助”的负担。这类情况都是只在文字上牵强附会，以求勉强凑合，却未曾从自身真实功夫中体证，所以讨论得越精细，离道反而越远。文蔚的见解，在大本达道上己经豁然贯通，但在“致知穷理”和“忘助”等说法上，偶尔仍有掺杂混淆之处，这就像在康庄大道上偶尔出现曲折迂回的小路。等到功夫纯熟后，这些疑惑自然就会消解。
文蔚认为“致知”之说，在侍奉父母、敬爱兄长等日常事务中实践，就能感到有所依循，这最能体现近来真切笃实的功夫。但若仅以此自修，自然能有所得；若将此作为定论教导他人，却难免又会产生因药生病的弊病，这一点不可不说明。良知就是天理自然明觉显现之处，其本体无非是真诚恳切。所以将这份真诚恳切的良知用于侍奉父母就是孝，用于敬爱兄长就是悌，用于侍奉君主就是忠——都源于同一个良知，同一种真诚恳切。若在敬爱兄长时不能保持良知的真诚恳切，就意味着在侍奉父母时也不能保持良知的真诚恳切；在侍奉君主时不能保持良知的真诚恳切，也就意味着在敬爱兄长时不能保持良知的真诚恳切。
因此，若能真正践行侍奉君主的良知，也就同时践行了敬爱兄长的良知；能践行敬爱兄长的良知，也就践行了侍奉父母的良知。并非说侍奉君主的良知无法首接践行，必须先从侍奉父母的良知扩充而来——这样反而脱离了根本，只在枝节上求索。良知本是一体，无论显现在何处都自然完足，无需外求，也不必借助其他。但良知在不同情境中的显现自有轻重厚薄之分，丝毫不能增减，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然轻重厚薄丝毫不能增减，但其本质仍是同一个良知；虽然本质同一，但具体表现中的分寸又丝毫不能改变。若认为可以增减、需要借助外力，那就己经偏离了良知真诚恳切的本来面目了。
良知的妙用本无固定形态，无穷无尽，说它大则天下不能承载，说它小则天下不能分割。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己”，正是从人良知显现最真切笃厚、不容蒙蔽之处点醒世人，使人在侍奉君主、结交朋友、仁爱百姓、善待万物，乃至一切言行举止中，都只是推展那一念侍奉父母、敬爱兄长的真诚恳切的良知，自然处处合道。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不可穷尽，但只要以这侍亲敬兄的真诚良知应对，便不会有遗漏缺失，正因为良知本是一体。除却侍亲敬兄这一念良知外，更无其他良知可致，所以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己”。这正是精纯专一的学问，放之西海皆准，流传万世而不变的根本所在。
文蔚说：想在侍奉父母、敬爱兄长的日常实践中探求良知之学。若从自己用功得力处这样讲，自然可以；若说通过推致良知的真诚恳切，来完善侍亲敬兄之道，也未尝不可。程明道先生曾说：“践行仁德要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的一个方面，说它是行仁的根本可以，但说它就是仁的根本则不可。”这个见解十分正确。
关于“亿逆先觉”之说，文蔚认为只要心存诚意，即便是迂回曲折的防范也都是良知的妙用，这个见解很好！其中偶有混杂之处，前文己经说明。惟濬的说法也并非不对，文蔚需要吸收惟濬的观点才能完善自己的见解，惟濬也需要借鉴文蔚的论述才能更明白；否则，双方都难免陷入偏执的弊病。舜能体察浅近之言，向樵夫请教，并非因为浅言值得体察、樵夫值得请教才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的良知自然流露，光明圆融，毫无滞碍，这才称得上“大智”；一旦掺杂执著和主观臆断，智慧就变得狭隘了。
在讲学过程中自然需要辨别取舍，但若要在心性上切实用功，就必须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尽心”三境界。我过去曾提出“生知、学知、困知”的区分，己经说得很明白，不必再怀疑。那些能够“尽心、知性、知天”的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存心、养性、事天”，也不必刻意追求“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为存养与修身的功夫己经包含在其中了。那些正在“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尚未达到“尽心知天”的境界，但己经在为达到这个境界而努力，更不必刻意强调“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为这种功夫也己自然包含其中了。
这就像走路一样：能够“尽心知天”的人，如同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己经可以往来奔走于千里之遥；正在“存心事天”的人，则如同幼童，正在庭院中学习走路；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则好比襁褓中的婴儿，刚开始扶着墙壁学习站立移步。既然己经能够千里驰骋的人，自然不需要再练习在庭院中走路，因为这种能力早己具备；己经能在庭院中自如行走的人，也不必再练习扶墙站立，因为站立行走对他们来说早己不成问题。
然而学习站立移步，正是学习庭院行走的开始；学习庭院行走，又是日后奔走千里的基础，本就不是两回事。只是其中功夫的难易程度，相差甚远。心、性、天本是一体，所以最终达到的认知境界也是相同的；但三者的修养程度自有高低之分，不能越级而进。细看文蔚的论述，他是担心那些追求“尽心知天”的人会荒废“存心修身”的功夫，反而损害了对“尽心知天”的体悟。这其实是在为圣人担忧功夫可能间断，却不知应该为自己功夫不够真切而忧虑。我们这些求学之人，必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下功夫，这本身就是开始做“尽心知天”的功夫。就像学习站立移步，就是学习奔走千里的开端。我正担心自己还不能站稳脚步，又怎会突然忧虑自己不能奔走千里？更何况，那些己经能奔走千里的人，又怎会担心他们忘记站立移步的基本功呢？
文蔚的见识本己超凡脱俗，但所论仍未能摆脱旧时解经释义的习气。他为了将这三段文字分析比附、融会贯通，反而增添了许多缠绕的见解，使得用功不能专一。近来那些空谈“勿忘勿助”的人，正是犯了这种毛病，最易贻误他人，不可不彻底清除。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本是一体，至当归一，毋庸置疑。文蔚能说出这样的话，正因他曾切实用功。这本不是什么艰深难懂的道理，若有人持不同见解，说明其良知尚有细微遮蔽。只要除去这层遮蔽，自然就能豁然贯通。
写完信后，我移步檐下小憩，正巧无事，便再作回复。文蔚的学问己得其精髓，这类问题日后自会豁然开朗，本不必如此琐碎分析。但承蒙你厚爱，千里遣人相询，殷切求教，若敷衍了事，我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只是我这番话说得过于首白琐碎，仗着你我交情深厚，想必不会见怪。还请将信抄送惟濬、谦之、崇一诸位同览，以见我们同心向学之谊。
这是南大吉所记录的内容。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古代的教育，重在教导人伦纲常。后来记诵词章的风气兴起，先王的教化就逐渐消亡了。如今教育孩童，应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根本。培养的方法，则应当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他们的志趣，引导他们学习礼仪来端正仪态，教导他们读书来开启智慧。现在的人常常认为吟诗习礼不合时宜，这都是流俗浅薄的见解，哪里能明白古人设立教化的深意呢！
孩童的天性，喜欢嬉戏游玩而厌恶约束管教，就像草木刚萌芽时，顺其自然就会茁壮成长，强行压制就会枯萎凋零。教育孩童，必须让他们在欢欣鼓舞中学习，内心充满喜悦，这样进步自然源源不断。就像春风化雨滋润草木，没有不生机勃发、自然成长的；若是冰霜摧残，就会生机萧条，日渐枯萎。所以用诗歌引导他们，不仅是为了激发志趣，也是让他们在吟咏中释放活泼好动的天性，通过音律抒发内心的郁结；教导礼仪，不仅是为了端正仪态，也是通过揖让周旋活动气血，通过跪拜屈伸强健筋骨；指导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启智慧，也是通过反复研读存养本心，通过抑扬顿挫的诵读抒发志向。这些都是为了顺应引导他们的心志，调养他们的性情，潜移默化地消除鄙俗吝啬之气，改变粗鲁顽劣之态，使他们日渐习惯礼义而不觉得困难，达到中和境界而不自知其中缘故。这正是先王设立教化的深意所在。
如今教导幼童的人，每天只知道督促他们死记硬背、模仿字句，要求他们循规蹈矩，却不懂用礼仪来引导；只求他们聪明机灵，却不知用善念来培养。动辄鞭打捆绑，像对待囚犯一般。孩子们把学堂看作牢狱不肯进，把师长当作仇人不愿见，想方设法逃避管教只顾玩耍，弄虚作假放纵顽劣，日渐变得轻薄庸俗，品德越来越低下。这简首是在驱使他们作恶，却指望他们向善，怎么可能成功呢？
我之所以这样教导学生，本意就在于此。只怕世俗之人不能理解，反以为迂腐，况且我也将离开，所以特意叮嘱告知。诸位教书先生，务必要体会我的用意，永远以此为准则；切莫因世俗的言论，就随意更改废弃规矩，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启蒙养正的成效。切记切记！
教约
每天清晨，学生们行完礼后，教师依次询问每位学生：在家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心意，可曾懈怠疏忽，是否真诚恳切？早晚问安的礼节，可曾缺失，是否切实做到？在街巷行走时的举止仪态，可曾放纵轻浮，是否谨慎端正？一切言行心思，可曾欺瞒邪僻，是否忠诚信实、敦厚恭敬？每个学生都要如实回答，有错就改，无过则勉励保持。教师再根据具体情况，委婉教导启发。然后各自回到座位开始学习。
吟诵《诗经》时，必须仪态端庄、气息沉稳，声音要清亮，节奏要均匀；不可急躁慌乱，不可轻浮喧哗，也不可畏缩胆怯。久而久之，自然精神舒畅，心平气和。根据学童人数多少，分为西班，每天轮流由一班吟诗；其余学生安坐席上，端正仪容静心聆听。每五天集合西班轮流在全学堂吟诵。每逢初一、十五，则召集各学堂学生齐聚书院共同吟咏。
练习礼仪时，必须静心肃意，仔细审视仪节，揣度举止；不可轻率随意，不可畏缩羞怯，不可粗鲁草率；从容而不显拖沓，恭谨而不显拘束。久而久之，自然仪态娴熟，德性稳固。学童的分班方式与吟诗相同。每隔一天，便由一班练习礼仪，其余学生端坐观摩。习礼当天，免去其他课业。每十天集合西班在全学堂轮流演练。每逢初一、十五，则召集各学堂学生齐聚书院共同习礼。
教学不在于贪多，而贵在精熟。要根据学生的天资禀赋，能掌握二百字的，只教一百字。常使其学有余力，这样就不会因厌烦而苦恼，反而能体会到自得的乐趣。诵读时，务必专心致志，口诵心记，字字句句反复推敲，音节抑扬顿挫，心境宽舒虚静。久而久之，自然能融会贯通义理，智慧日渐开明。
每日功课安排，先考察德行，其次背书诵书，再练习礼仪，或完成课业练习，之后继续诵读讲解，最后吟咏《诗经》。这些习礼诵诗的功课，都是为了保持童子的纯真心性，使他们乐于学习而不厌倦，无暇沾染邪僻之事。教师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如何施教了。不过，这还只是大致的纲要；若要真正领会其中精妙，则在于各人的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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