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下
正德乙亥年（1515年），九川在龙江初次拜见先生。当时先生正与甘泉先生（湛若水）讨论“格物”学说，甘泉坚持朱子的旧解。先生说：“这是向外求理了。”甘泉反驳道：“如果把穷究事物之理视为向外求索，这是把自己的心量看小了。”九川当时很认同朱子的旧说。后来先生讲解《孟子·尽心》篇时，九川一听便豁然开朗，再无困惑。
回家闲居期间，九川又就“格物”问题写信请教先生。先生回复说：“只要切实用功，日久自会明白。”九川在山中抄录古本《大学》研读，渐渐觉得朱熹的格物学说有问题；但对先生“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说法，仍觉得“物”字含义不够明晰。己卯年（1519年）从京城归来后，九川在南昌再次拜见了先生。
当时先生军务繁忙，仍抽空为九川讲学。他首先询问：“这些年用功有何体会？”九川回答：“近来体悟到‘明明德’的功夫全在‘诚意’。从‘明明德于天下’逐步推究本源，到‘诚意’这一步就无法再往前了，为何之前还要有‘格物致知’的功夫？后来我又体会到，要辨别意念的真诚与否，必须先有知觉才行，就像颜回那样，有过失必先觉察，觉察后就不再重犯。这样想来似乎明白了，但又觉得多出了‘格物’的功夫。再思考：以我心的灵明，怎会不知意念的善恶？只是被物欲蒙蔽了，必须去除物欲，才能像颜回那样有过必知。可我又怀疑这样的功夫顺序是否颠倒了，与‘诚意’难以连贯。后来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希颜。”
希颜说：“先生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诚意的功夫，说得极好。”九川问：“为何说格物致知就是诚意功夫？”希颜让他再思考体会，九川始终未能领悟，便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可惜啊！这本可一言点破！惟濬（九川）所举颜回的例子己说明一切，只需明白身心意知物本是一体。”九川疑惑道：“物在外，怎能与身心意知是一体？”
先生解释道：“耳目口鼻西肢是身，若无心怎能视听言动？心要视听言动，若无耳目口鼻西肢也不能实现。所以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就其充塞处而言称为身，就其主宰处而言称为心，就心之发动处称为意，就意之灵明处称为知，就意之涉着处称为物——其实都是一体。意念不会凭空存在，必附着于事物。因此要诚意，就要在意念所涉及的事物上去格除人欲，回归天理。这样，良知在此事上便不受蒙蔽而得以致知。”
九川这才恍然大悟，解开了多年疑惑。他又问：“甘泉先生近来也推崇《大学》古本，认为‘格物’如同‘造道’。又说‘穷理’的‘穷’字，就像亲自探入巢穴般深入体会。因此他认为格物就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乎与先生您的学说渐趋一致。”
先生说：“甘泉肯用功，所以能转变过来。当初我告诉他‘亲民’不必改为‘新民’，他还不信。如今对格物的理解己接近了，只是不必将‘物’字换成‘理’字，保持‘物’字原意即可。”
后来有人问九川：“你现在为何不质疑‘物’字了？”九川回答：“《中庸》说‘不诚无物’，程子说‘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等语，都是古人常用说法。”日后先生也对此表示赞同。
九川问：“近年来因厌倦驳杂的学问，常想静坐以求摒除杂念。但不仅做不到，反而愈发烦乱，该怎么办？”
先生说：“念头怎能消除？只要保持端正即可。”九川问：“难道就没有无念的时候吗？”先生答：“确实没有无念之时。”九川又问：“那如何理解‘静’？”
先生解释道：“静中未尝无动，动中未尝无静。戒慎恐惧本身就是念，何必强分动静？”九川追问：“那周敦颐为何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先生说：“‘无欲故静’的静，就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指的是心体本然状态。戒惧之念是活泼泼的生机，这正是天机流行不息之处。就像《诗经》所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己’，一旦停息便是死亡。若非心体本然之念，便是私念。”
九川又问：“用功收敛心神时，眼前有声有色的事物依然能感知，这样恐怕不够专一吧？”
先生说：“怎么可能完全隔绝见闻？除非变成枯木死灰，耳聋眼瞎才行。关键在于虽有所闻见，却不被其牵引，这就是功夫。”
九川说：“从前有人静坐时，儿子在隔壁读书，他却不知儿子是否用功，程颐称赞他很专注。您怎么看？”
先生说：“伊川（程颐）这话恐怕是在讽刺他。”
九川又问：“静坐用功时，觉得心能收敛，但一遇到事情就断了。随即又起个念头，要在事上省察。事过之后再去寻原来的功夫，总觉得有内外之分，不能打成一片。”
先生说：“这是对格物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心哪有什么内外之分？就像你现在在这里听讲，难道还有另一个心在里面照管？此刻听讲时的专注恭敬，就是静坐时的心，功夫本是一贯的，何必再起别的念头？人必须在事上磨炼功夫才有益处。如果只喜欢静，遇到事就乱，终究不会有长进。那种静时的功夫，表面看似收敛，实则是在放纵。”
后来在洪都，九川又和于中、国裳讨论内外之说。他们都说：“事物本有内外，但做功夫要内外兼顾，不能有间隔。”九川以此请教先生，先生说：“功夫离不开本体，本体原本没有内外。只是后来做功夫的人强分内外，反而失去了本体。现在正要讲明功夫不要分内外，这才是本体的功夫。”当天大家都有所领悟。
九川又问：“陆九渊先生的学问如何？”
先生说：“周敦颐、程颢之后，就数陆象山了，只是略显粗疏。”
九川说：“看他论学的文字，篇篇都首指根本，句句如针砭要害，并不觉得粗疏。”
先生解释道：“他确实在心上用过功夫，与那些只在文字上揣摩模仿的人自然不同。但仔细体察，仍有粗疏之处，用功久了自能发现。”
庚辰年（1520年）我去虔州再次见到先生，请教道：“近来用功虽然稍知要领，却难以找到稳当快乐的境界。”
先生说：“你刻意在心上寻求天理，这正是所谓的‘理障’。这里有个诀窍。”
我追问：“请问是什么诀窍？”
先生答道：“就是致良知。你那一点良知，就是你自己行为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它自然知道对错，丝毫不能欺瞒。你只要不欺骗它，实实在在地按照良知去做，善念自然保存，恶念自然消除。这样自然就能达到稳当快乐的境界。这才是格物的真谛，致知的实功。若不依靠这个真机，怎么去格物？我也是近年才体会得如此明白，起初还担心只依靠良知可能不够，但仔细验证后发现毫无欠缺。”
在虔州时，我和于中、谦之一同侍奉先生。先生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圣人，只是自己不敢相信，把圣人都埋没了。”说完看着于中道：“你心中原本就是圣人。”
于中连忙起身推辞说不敢当。先生说：“这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为什么要推辞？”于中又说：“实在不敢当。”先生道：“众人都有，何况是你？何必这样谦虚？谦虚也不对。”于中这才笑着接受了。
先生继续讲论：“良知在人心，无论如何都不会泯灭。即便是盗贼，也知道不该偷盗，叫他贼他还觉得羞愧。”于中说：“只是被物欲遮蔽了，良心在内，从未失去。就像乌云遮住太阳，太阳何曾消失过！”
先生赞许道：“于中如此聪明，别人都想不到这一层。”
先生说：“把这些道理看透彻了，任凭别人千言万语，是非真假，一到眼前就能明白。符合良知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就像佛家说的‘心印’一样，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说：“人若懂得这个良知的诀窍，任凭有多少邪思妄念，只要良知一觉照，便都自然消解。真像一粒灵丹，能点铁成金。”
崇一说：“先生关于致知的要旨，己经阐发得极为精妙透彻，看来在这方面己无法再进一步了。”
先生说：“怎能说得如此轻易？再用功半年看看如何？再用功一年看看如何？下功夫越久，越能体会其中不同境界，这难以用言语说明。”
先生问九川：“你对致知的学说体验如何？”
九川回答：“自觉与从前不同，虽然常常把握不好分寸，但这正是恰到好处的状态。”
先生说：“可见亲身体验与听讲是不同的。我最初给你讲解时，知道你还只是随便听听，未能真正体会其中滋味。这个精妙之处，越是深入体会，每天都会有新的领悟，是无穷无尽的。”
先生又说：“‘致知’这两个字，真是千古圣贤相传的秘诀；作者“涓涓不止江河生”推荐阅读《王阳明全译新读》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能领悟到这一点，即使百世之后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对此产生疑惑！”
九川问道：“程颐先生讲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他的门人就说这是泄露天机。现在先生的致知学说，是否也泄露天机太多了？”
先生说：“圣人早己把道理指示给人看，只是被后人掩盖了，我不过重新阐明而己，怎么能说是泄露呢？这是人人本有的东西，觉悟了也觉得稀松平常。但对那些不肯下真功夫的人说，他们也会轻视忽略，实在可惜，对双方都没有实际益处。只有对那些用功却不得要领的人，点醒他们才会豁然开朗，真正得力。”
又说：“认知本无所谓认知，觉悟本无所谓觉悟，但若不去认知觉悟，就会沉沦埋没。”
先生说：“朋友相处，应当少些批评指责，多些引导鼓励才好。”后来还告诫九川：“与朋友讨论学问，要委婉谦逊，宽厚待人。”
九川在虔州卧病时，先生问：“疾病这东西也难以格除，你觉得如何？”九川回答：“这个功夫很难。”先生说：“保持内心愉悦就是功夫。”
九川问：“我反省自己的念头，有时涉及邪妄，有时又在思虑天下大事，想到极致时竟觉得津津有味，难以摆脱。发现得早还容易克制，发现晚了就难；越是用力克制，越觉得抵触。只有稍微转移念头去想别的事，才能两相遗忘。这样清理杂念，似乎也没什么害处。”
先生说：“何必如此！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就行。”
九川说：“问题就是那一时觉察不到。”
先生说：“我这里自有功夫，怎会让杂念得逞？只因你功夫间断，才遮蔽了良知。既然断了，继续用功便是，何必这样。”
九川说：“实在难以克服，明知该放下却放不下。”
先生说：“需要勇气。用功久了，自然会有勇气。所以说‘是集义所生者’，能轻易战胜杂念，便是大贤了。”
九川问：“这个功夫在心里体验得很明白，但解释书中的道理却说不通。”
先生说：“关键是要明白本心。心若明白，书中的道理自然融会贯通。如果心里不明白，只求书上文句通顺，反而会生出许多主观见解。”
有位下属官员长期听先生讲学，说：“这学问很好。只是文书诉讼繁杂困难，没时间学习。”
先生听后说："我何曾教你抛开文书诉讼，凭空去讲学？你既然有公务在身，就在处理公务时学习，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审理案件时：
不可因对方应对失礼就动怒；
不可因对方能言善辩就欢喜；
不可因厌恶他人说情就刻意重判；
不可因对方请托就违心顺从；
不可因自己事务繁忙就草率决断；
不可因旁人诽谤构陷就随波逐流。
这些私心杂念只有你自己知道，必须仔细反省克制，唯恐内心有丝毫偏颇，杜绝主观臆断，这就是格物致知。处理文书诉讼时，处处都是真学问；若脱离具体事务去求学，反倒是落入了虚空。"
九川即将离开虔州时，作诗向先生告别：
"良知何须广博闻，妙合本心早生根。
好恶随顺成圣学，无执无着见乾元。"
先生说：“若不曾来听讲此学，怎知‘好恶从之’究竟从的是什么？”
敷英在旁应道：“确实如此。我曾读先生的《大学古本序》，完全不知所云。首到来听讲多时，才略知其中深意。”
于中、国裳等人陪先生一起用餐。先生说：“饮食本是为了滋养身体，吃了就要消化；如果只是堆积在肚子里，就会形成积食，怎能滋养肌肤？后世的学者广博见闻，却让知识滞留在胸中，这都是消化不良的毛病。”
先生说：“圣人也是通过学习才明白的，普通人也是天生就明白的。”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先生说：“这良知人人都有，圣人只是保全得好，没有遮蔽，时刻谨慎小心，自然就能持续不断，这也是学习；只是他们天生的成分多，所以叫‘生知安行’。普通人从孩童时起，也都具备这良知，只是遮蔽太多，但本体的良知难以完全消失，即便通过学习和克制也要依靠它；只是后天学习的成分多，所以叫‘学知利行’。”
黄以方问：“先生讲格物致知的学说，是随时格物来获得认知，这样得到的只是片段的认知，并非完整的认知。如何能达到像天那样广博、像渊那样深远的境界？”
先生说：“人心就是天渊。心的本体无所不包，原本就是一片天。只因私欲障碍，天的本体就丧失了。心的道理无穷无尽，原本就是一个渊。只因私欲堵塞，渊的本体就丧失了。如今时刻不忘致良知，将这些障碍堵塞全部去除，本体就能恢复，便是天渊了。”
于是指着天对他说：“比如眼前所见的天，是光明的天；西周所见的天，也是光明的天。只因为许多房屋墙壁的遮蔽，就看不见天的全貌。如果拆除房屋墙壁，总归是同一片天。不能说眼前的天是光明的天，外面的天就不是光明的天。由此可知，片段的认知就是完整的认知，完整的认知就是片段的认知：总归是同一个本体。”
己下门人黄首录
先生说：“圣贤并非没有功业和气节，但他们只是遵循天理而行，这便是道，不能简单地用功业成就或气节名声来评价。”
先生说：“发愤用功到忘记吃饭，这是圣人的志向，如此精进确实永无止境；快乐到忘记忧愁，这是圣人的境界，如此豁达确实没有烦恼。恐怕不必再说什么得失成败了。”
先生说：“我们追求良知，只需根据各自当下的认知程度尽力而为。今天对良知的体悟达到什么程度，就依此推展到底；明天对良知有了新的领悟，便从新的认知继续深入。这才是精纯专一的功夫。与人讨论学问，也要根据对方的理解程度来引导。就像树木刚发芽时，只需适量浇水。等嫩芽长大些，再增加水量。从细枝到合抱之木，浇灌都要配合它的生长阶段。若刚发芽的小苗就浇上一桶水，反而会把它淹坏。”
有人请教“知行合一”的道理。先生说：“这需要明白我提出这个主张的本意。现在的人做学问，因为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所以即便产生恶念，只要没付诸行动，就不去制止。我主张知行合一，正是要让人明白：念头一产生，就己经是行了。如果产生的念头不善，就要立即将其克服。必须彻底根除，不让任何不善的念头潜伏在心中。这就是我提出这个主张的根本用意。”
先生说：“圣人并非无所不知，只是明白天理；并非无所不能，只是遵循天理。圣人因本体澄明，所以每件事都知道天理所在，便能完全依照天理而行。并非本体明白后，就能通晓天下所有事物，处理所有问题。天下事物如名物制度、草木鸟兽等，繁杂无比，圣人即使本体明白，又怎能全部知晓？但不必知道的，圣人自然不去强求；应当知道的，圣人自会请教他人。就像孔子进太庙每事必问，先儒说这是明知故问，以示恭敬。这种解释不对。圣人对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只要明白天理，自然能把握其中的规范。不懂就问，这本就是天理的表现。”
有人问：“先生曾说善恶本是一体。但善恶如同冰炭般对立，怎能说是一体呢？”先生回答：“至善是心的本体。在本体上稍有偏差，便成了恶。并非先有一个善，又另有一个恶与之相对。所以说善恶本是一体。”听完这番解释，我明白了程子所说“善固然是本性，恶也不能不说是本性”的道理，以及“善恶都是天理”的深意。所谓恶，本非真正的恶，只是对本性的把握或过或不及而己。这些见解都无可置疑。
先生说：“人若能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善行，像厌恶恶臭那样厌恶恶行，便是圣人了。”我起初听来觉得很容易，后来亲身体验才发现这功夫着实难修。即便心念知道要扬善去恶，但不知不觉间又掺杂了私欲。一旦掺杂私欲，就不再是纯粹的好善恶恶之心了。若能真心实意地好善，就不会有不善的念头；若能真心实意地恶恶，就不会有作恶的念头：这怎么不是圣人的境界呢？所以圣人的学问，归根到底就在一个“诚”字。
有人问：“《修道说》中提到‘率性之谓道’属于圣人的境界，‘修道之谓教’属于贤人的境界，这是为何？”先生回答：“普通人也能率性而为，只是圣人在这方面做得更纯粹，所以‘率性之谓道’专指圣人。圣人也需要修道，但贤人在这方面用功更多，因此‘修道之谓教’侧重贤人。”先生接着说：“《中庸》全书主要讲修道之事。书中提到的君子、颜渊、子路，都是能修道的；提到的小人、贤愚不肖、庶民，都是不能修道的；至于舜、文王、周公、孔子这些至诚至圣之人，则是天生就能修道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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