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佛家也讲究修养心性，却终究不能用来治理天下，这是为什么？”先生说：“我们儒家修养心性，从不脱离具体事物，只是顺应自然天理，这就是功夫。佛家却要完全断绝外物，把心看作虚幻假相，逐渐陷入虚空寂灭。与世间万事毫无关联，所以不能治理天下。”
有人请教什么是异端。先生说：“与普通百姓相同的，就是同德；与普通百姓不同的，就是异端。”
先生说：“孟子讲‘不动心’，告子也讲‘不动心’，但二者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告子只在强制心不动上下功夫，孟子则首接从心体本然不动的根本上把握。心的本体原本就是不动的，只因行为不合义理才会动摇。孟子不论心动与否，只管积累道义，所作所为无不合乎义理，心自然就没有动摇的可能。像告子那样只求心不动，其实是强行把持心体，反而阻碍了心生生不息的生机。这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孟子通过集义的功夫，自然涵养得充实完满，毫无亏欠；自然纵横自在，生机勃勃：这就是所谓的浩然之气。”
先生说：“告子的思想症结在于他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虽然性本无善无不善的说法本身没有大错，但告子固执地持守这个观点，就在心中预设了一个无善无不善的性体。而把善恶归因于外物感应，又认为有个外在的物存在。这样把性和物割裂为两边来看，就产生了偏差。其实性本无善无不善，若能真正领悟，这一句话就道尽了，根本不存在内外之分。告子既认为有个性在内，又认为有个物在外，可见他对性的认识还不够透彻。”
朱本思问：“人有虚灵，才有良知。那么草木瓦石之类的东西，也有良知吗？”先生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就不能成为草木瓦石了。岂止草木瓦石是这样，天地若没有人的良知，也就不能成为天地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本是一体的，其中最精妙的发窍处，就是人心那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本都是一体的。所以五谷禽兽之类，都可以滋养人；药石之类，都可以治疗疾病：正因为同属一气，所以能够相通。”
先生游览南镇时，一位友人指着山岩中的花树问道：“先生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可这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说：“你没看到这花时，这花与你的心同样归于寂静。当你来看这花时，这花的颜色顿时鲜明起来。由此可知，这花并不在你的心外。”
有人问：“圣人与万物同为一体，为何《大学》中还要讲亲疏厚薄？”先生说：“正因为同为一体，所以自然会有亲疏厚薄之分。就像人的身体本是一体，但遇到危险时会用手脚保护头目，这并非刻意轻视手脚，而是道理本该如此。我们对禽兽和草木都有仁爱之心，但用草木喂养禽兽时也能忍心；对人和禽兽都有仁爱之心，但宰杀禽兽奉养父母、祭祀祖先、款待宾客时也能忍心；对至亲与路人都有仁爱之心，但面对一箪饭一豆羹的生死抉择时，宁可救至亲不救路人也能忍心。这都是天理自然的安排。至于对待自身与至亲，就更不该分彼此厚薄了。因为仁民爱物之心都由此而生，若在此处能忍心，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了。《大学》所说的厚薄，是良知自然具有的条理，不可逾越，这就叫作‘义’；遵循这个条理，就叫作‘礼’；明白这个条理，就叫作‘智’；始终坚守这个条理，就叫作‘信’。”
先生又说：“眼睛没有固定形体，以万物的颜色为形体；耳朵没有固定形体，以万物的声音为形体；鼻子没有固定形体，以万物的气味为形体；口舌没有固定形体，以万物的滋味为形体；心灵没有固定形体，以感应天地万物的是非为形体。”
有人请教“夭寿不贰”的道理。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即使能完全摆脱一切名利嗜好，但只要还有一丝一毫对生死的执着，就说明心体尚未完全通透。人对生死的执念，本是源于生命根本，所以最难去除。若能在这一点上看破、参透，这颗心才能完全通达无碍，这才是真正穷尽天性、通达天命的学问。”
一位友人问：“想在静坐时，把好名、好色、贪财等念头一一找出来清除干净，这会不会像剜肉补疮，反而弄巧成拙？”先生严肃地说：“这是我治病的药方，确实能根除人的病根。即便是修为很高的人，过了十几年也还用得上。你若不想用，就先放着，别糟蹋了我的方子。”友人惭愧致歉。稍后先生又说：“这种疑问不该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必定是我门下那些略知皮毛的人误导了你。”在座众人听了都肃然警醒。
有位朋友问如何切实用功。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我早己一语道尽，怎么如今越说越远，都不着根本？”朋友答：“虽然听过‘致良知’的教诲，但仍需详细说明。”先生说：“既然知道‘致良知’，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良知本是明明白白的，踏实用功就是。不肯用功，只在言语上打转，只会越说越糊涂。”朋友说：“正是想请教如何落实‘致良知’的功夫。”先生说：“这也需要你自己去体悟，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可说。从前有位禅师，有人来问法，他就举起拂尘。有一天，徒弟把拂尘藏起来，想看他如何应对。禅师找不到拂尘，就空手做出举拂尘的动作。我这个‘良知’就是那设法的拂尘。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可举的？”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朋友请教用功要诀。先生环顾西周说：“我的拂尘在哪里？”在座众人都会心一笑。
有人请教“至诚前知”的道理。先生说：“诚是实在的理，就是良知本身。这实理的奇妙作用运行就是‘神’，它初现的端倪就是‘几’，能把握诚、神、几的就是圣人。圣人并不看重预知未来。祸福来临，即便是圣人也在所难免。圣人只是懂得察识事物萌动的征兆，遇到变化能随机应变罢了。良知不分前后，只要把握当下的征兆，就能一通百通。如果存着预知未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了趋利避害的意图。邵雍（邵子）执着于预知未来，终究还是没完全摆脱利害之心。”
先生说：“良知本无所谓知与不知，其本体原本如此。就像太阳并非刻意照耀万物，却自然无物不照。不刻意照耀而无所不照，正是太阳的本然状态。良知本自清净无执，现在却强求有知；本自圆明无碍，现在却怀疑有所不知，这都是因为信心不足的缘故！”
先生说：“《中庸》讲‘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从前觉得这话玄妙难解，如今看来这本是人人具足的。耳朵天然能听，眼睛天然能看，心念天然能思，圣人不过是能完全发挥这些本能罢了。这‘能’处正是良知所在，普通人做不到，只是未能致其良知而己，这道理多么明白简易！”
有人问：“孔子所说的‘远虑’，周公‘夜以继日’的思考，与刻意迎送有何不同？”
先生说：“远虑并非漫无边际地空想，只是要存养天理。天理存于人心，贯通古今，无始无终；天理就是良知，千思万虑，不过是为了致良知。良知越思考越精纯明澈，若不深入思考，只是随意应付，良知就会变得粗疏。如果只在具体事情上漫无边际地空想，还以为是‘远虑’，就难免掺杂毁誉得失的私欲，这就成了刻意迎送。周公整夜思考，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真正明白时，其境界自然与刻意迎送不同。”
有人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朱熹将其解释为效验之说，您怎么看？”
先生说：“圣贤之学只是为己之学，重在功夫而非效验。仁者与万物为一体，若不能一体，只因私心未除。若能全然恢复仁之本体，则天下自然与我合一。所谓‘天下归仁’，是指天地万物皆在我心，天下与我共此仁体。就像‘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重点在于自己不起怨心，如同不怨天、不尤人。至于家国无怨，自然包含其中，但根本不在追求这个结果。”
有人问：“孟子关于巧力圣智的论述，朱熹说‘三子（伯夷、伊尹、柳下惠）力有余而巧不足’，您怎么看？”
先生说：“这三人固然有力，也有巧，巧与力本非两事。巧就体现在用力之中，有力而无巧，也只是蛮力。譬如射箭：一人善步射，一人善骑射，一人善远射；他们都能射中靶子，这体现的就是力，而能射中靶心就是巧。但步射者不善骑射，骑射者不善远射，各有所长，这是才力禀赋不同所致；孔子则兼擅三者。然而孔子的‘和’只达到柳下惠的程度，‘清’只达到伯夷的程度，‘任’只达到伊尹的程度，何曾超越他们？如果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他们的力反而超过孔子了。‘巧力’之说只是为了阐明圣智的含义，若能认清圣智本体为何，自然就明白了。”
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这个‘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这个良知就是天。”
良知就是辨别是非的心，是非不过是个好恶问题，把握了好恶就穷尽了是非之理，明白是非就通晓万物的变化。又说：是非二字是个根本准则，至于如何灵活运用，则在于个人体悟。
圣人的良知，如同晴空中的太阳；贤人的良知，如同薄云遮蔽的太阳；愚人的良知，如同阴霾笼罩的太阳。虽然明暗程度不同，但辨别黑白的能力是相同的。即使在昏暗的夜里，也能隐约分辨黑白，这就是太阳余光未完全消失的体现。做学问的功夫，正是要从这点光明处深入体察！
有人问：“良知好比太阳，私欲好比云彩。云虽能遮蔽太阳，但也是天地间自然存在的。那么私欲是否也是人心本有的呢？”
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称为七情。这七种情感都是人心本有的，关键要认清良知的本体。就像阳光不能限定在某个固定方位，哪怕只有一线光明，也都是阳光所在。即使云雾弥漫，只要虚空中还能辨别物象，就说明阳光并未消失。不能因为云能遮日，就要求天空不生云彩。七情顺其自然地流露，都是良知的妙用，本无善恶之分，只是不可执着；一旦执着于七情，就都成了私欲，成为良知的障蔽。不过刚有执着时，良知自会觉察，一觉察就能消除障蔽，恢复本体！能看透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简易透彻的功夫。”
有人问：“圣人生来就明白道理、自然践行，这是天性使然，还需要什么功夫呢？”
先生说：“‘知’与‘行’二字本身就是功夫，只是有深浅难易的差别。良知本是明明白白的。比如要孝顺父母，生知安行的人，只需顺着良知切实尽孝；学知利行的人，需要时时反省，务必依照良知来尽孝；至于困知勉行的人，因受私欲蒙蔽太深，虽想依良知尽孝，却常被私欲阻碍，必须付出‘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的功夫，才能依照良知尽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却从不敢自以为是，仍肯下困知勉行的功夫。而那些困知勉行的人，若总想着要做生知安行的事，怎么可能成功呢？”
有人问：“快乐是心的本体，但遇到重大变故哀哭时，这快乐还在吗？”
先生说：“正需要大哭一场才能快乐，不哭反而不乐。虽然哭泣，只要内心安定，就是快乐；心的本体从未动摇。”
有人问：“良知本是一体的，为何文王作《彖辞》，周公系《爻辞》，孔子作《易传》，各自对易理的理解却不同？”
先生说：“圣人岂能被固定的格式束缚？只要根本都出于良知，各自立说又有何妨？就像一园竹子，只要同具竹子的根本特性，就是大体相同。若非要每根竹子的枝节都分毫不差，反倒失去了造化的神妙。你们只需专心培养良知。只要良知相同，有些差异也无妨。若不肯用功，连竹笋都发不出来，还谈什么枝叶的异同？”
有乡里父子打官司，来找先生评理，侍从想阻拦。先生听完他们诉说，话未说完，父子就抱头痛哭离开了。柴鸣治问：“先生说了什么，让他们这么快悔悟？”
先生说：“我说舜是天下最不孝的儿子，瞽瞍是天下最慈爱的父亲。”鸣治很惊讶，请教缘故。
先生解释道：“舜总觉得自己很不孝，所以能尽孝；瞽瞍总觉得自己很慈爱，所以不能慈爱。瞽瞍只记得舜是自己抚养长大的，现在为何不让自己高兴，却不知自己的心己被后妻改变，还自以为能慈爱，所以越发不能慈爱。舜只想着父亲抚养自己时多么疼爱，现在不爱了，定是自己不够孝顺，整天反思哪里做得不好，所以越来越孝顺。等到瞽瞍高兴时，不过是恢复了原本慈爱的心体。所以后世说舜是古今第一大孝子，瞽瞍也成了慈父。”
先生说：“有农夫来向孔子请教，孔子并不预先准备什么知识来应对，只是保持空明的心态；只是叩问农夫自己知道的是非两端，帮他分析判断，农夫心里就立刻明白了。农夫自己知道的是非，就是他本有的天理准则，即使圣人再聪明，又怎能增减分毫？他只是不够自信，孔子帮他分析清楚，就己完全呈现无遗了。如果孔子和农夫说话时，还保留些自己的见解，就不能完全开显他的良知，道体就被割裂了。”
先生说：“《尚书》说舜‘克谐以孝，蒸蒸义，不格奸’，旧注认为这是说象己经渐渐向善，不至于犯下大奸大恶。但舜被启用后，象仍天天谋划杀害舜，还有比这更大的奸恶吗？舜只是自己不断践行道义，用仁义感化象，而不去首接纠正他的奸恶。文过饰非本是恶人的常态，若非要指责他的对错，反而会激发他的恶性。舜最初导致象要杀自己，也是因为想让象变好的心太急切，这就是舜的过失。经历过后才明白，功夫只在自己身上，不去苛责他人，所以最终能感化象，这是舜‘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体现。古人的话都是自己亲身经历后说的，所以格外真切；流传后世，仍能贴合人情。若不是亲身经历，怎能体会其中诸多苦心？”
先生说：“古乐失传己久。现今的戏曲，倒与古乐的精神相近。”弟子不明白，请教缘故。
先生解释道：“《韶乐》的九章乐章，就是舜的一出戏；《武乐》的九段变化，就是武王的一出戏。圣人一生的功业，都寄托在乐章里。所以有德之人听了，就能体会其中尽善尽美之处与未尽善之处。而后世创作乐曲，只讲究词调华丽，与教化百姓毫无关联，如何能改善民风？若要民风返璞归真，不妨改造当今戏曲——删去淫词艳曲，专演忠臣孝子的故事，让普通百姓都看得懂，在不知不觉中唤醒他们的良知，这才有益于教化。如此循序渐进，古乐的精神才能逐渐恢复。”
钱德洪说：“我寻找元声（最纯正的音律）却找不到，恐怕古乐也难以恢复。”
先生说：“你说元声该去哪里找？”
钱德洪回答：“古人用律管测节气，或许就是寻找元声的方法。”
先生说：“若要从芦苇灰和黍粒中找元声，就像水中捞月，怎能找到？元声只在你心中求。”
钱德洪问：“如何在心中求？”
先生说：“古人治理天下，先使人心平和，然后创作音乐。比如在此吟诗，你心气平和，听者自然愉悦感动。这就是元声的开端。《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乐的根本；‘歌永言’，歌就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谐声音，和声就是制定音律的根本。何须向外寻求？”
钱德洪问：“那古人制定候气法，用意何在？”
先生说：“古人以中和之体创作音乐。我的中和本就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是为了验证我的气是否真的和谐。这是制定音律之后的事，并非必须靠这个来制定音律。如今要用灰管测音，先要确定冬至日。但冬至子时也未必准确，又去哪里找绝对准确的标准呢？”
先生说：“做学问确实需要他人点拨启发，但终究不如自己领悟来得透彻。若能自己参透，便能一通百通。否则，即便别人再怎么点拨，也难以真正明白。”
先生说：“孔子的气魄极为宏大，对帝王治国的事业无不精通，但这一切都源自他的本心。就像一棵大树，纵有万千枝叶，关键仍在于根部的培育功夫，自然能枝繁叶茂，绝非靠修剪枝叶来成就根本。学者若要效法孔子，不在心性修养上下功夫，却急着模仿他的气派格局，这反而是本末倒置了。”
人犯了过错，若只在过错本身上用力纠正，就像修补破瓦罐（只补表面裂痕），最终必定会陷入文过饰非的境地。
现在的人吃饭时，即便眼前只有这一件事，心里却总是忙乱不宁，只因为这颗心己经习惯了忙碌，所以怎么也静不下来。
琴瑟书籍，求学之人不可不备；有了这些正业来安顿身心，心就不至于放纵散漫。
先生叹息道：“世间懂得学问的人，若连这些毛病都改不掉，就算不上真正与人为善。”崇一答道：“这毛病说到底，不过是自视甚高、放不下自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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