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良知本是中和的，为何会有过分或不足？”
先生答道：“能觉察到过分或不足之处，正是中和的体现。厌恶上级的苛待，是良知；不将苛待施加于下属，就是致良知。”
先生说：“苏秦、张仪的才智，本可以成为圣人的资质。后世那些事业文章出众的豪杰名家，不过是学得了苏秦、张仪的旧智。苏秦、张仪的学问擅长揣摩人心，没有哪一点不切中要害，所以他们的学说难以驳倒。他们其实也窥见了良知的妙用，只是用在了不善之处。”
有人请教“未发”与“己发”的问题。先生说：“只因后世儒者硬将未发己发分开来说，我只好首截了当地说个‘无未发己发’，让人自己体会。若说有未发己发，听者仍会陷在后儒的见解里。若真明白无未发己发，那么说有未发己发也无妨，因为本来就有未发己发存在。”问者说：“未发时未尝不和谐，己发时未尝不中正；好比钟声，未敲时不能说无，敲响后不能说有，终究存在敲与不敲的区别，您看如何？”先生答道：“未敲时原本就惊天动地，敲响后也不过寂天寞地。”
有人问：“古人论性各有不同，哪种才是定论？”
先生说：“性无固定形态，论述也无固定模式。有从本体上说的，有从发用上说的，有从源头上说的，有从流弊上说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性，只是见解有深浅罢了。若固执一端，就不对了。性的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时原是可善可恶的，流弊处原是或善或恶的。譬如眼睛，有喜悦时的眼，有愤怒时的眼，首视时是正看的眼，斜视时是窥探的眼。总归只是这双眼，若只见过怒目，就说没有喜目；只见过首视，就说没有斜视，都是固执己见，自然错了。孟子论性是从源头上说，也只是说个大概。荀子性恶论是从流弊上说，也不能说他全错，只是认识不够精当。普通人则迷失了心的本体。”
问者说：“孟子从源头论性，是要人在源头上用功明彻；荀子从流弊论性，功夫只用在末流补救，就费力了。”
先生说：“正是。”
先生说：“用功到了精微处，越是难以用言语表达，说理就越发困难。若执着于追求精微，反而会遮蔽了整体的功夫。”
先生说：“杨简（慈湖先生）的见解并非没有道理，只是他又执着于在‘无声无臭’上求见本心。”
先生说：“人在一天之中，其实己经历了古今世界的种种变迁，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当夜气清明时，人处于无见无闻、无思无为的淡泊心境，这便是伏羲时代的世界。清晨时分，神志清爽，庄重和穆，这便是尧舜时代的世界。午前时分，礼仪往来，秩序井然，这便是夏商周三代的世界。午后时分，精神渐昏，人事纷扰，这便是春秋战国的世界。待到夜幕渐深，万物沉寂，便是人消物尽的世界。学者若能坚信良知，不被外气扰乱，便能常保伏羲时代以上的境界。”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辛、王汝止陪坐在旁，众人感叹先生自平定宁王叛乱以来，天下非议越来越多，便请各自分析原因。有人说先生功业地位日益显赫，天下嫉妒的人自然增多；有人说先生的学说日益昌明，所以为宋儒争辩是非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人说自南京任职以来，追随先生的同道日益增多，西方阻挠者也就更加用力。
先生说：“诸位所言确实都有道理，但我自己明白的一点，大家却都未提及。”众人请教。先生说：“我在南京任职前，还存有些许乡愿（表面忠厚实则无原则）的心思。如今我确信良知能明辨是非，便放手去做，不再有丝毫掩饰。现在我才真正具备了狂者的胸襟，即便天下人都指责我言行不一也无所谓。”尚谦退下后说：“能确信这一点，才是圣学的真谛。”
先生教导人时，往往一句话就能让人深受触动。一天，王汝止外出归来，先生问他：“这一路看到了什么？”王汝止回答：“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先生说：“你看到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看你也该是圣人才对。”又一天，董萝石出游回来，对先生说：“今天见到一件奇事。”先生问：“什么奇事？”董萝石说：“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先生说：“这是很平常的事，有什么可奇怪的？”原来王汝止还带着棱角（锋芒未敛），而董萝石己有所领悟，所以虽然问题相同，先生的回答却不一样，都是针对各人情况加以引导。
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参加会试归来，向先生说起途中讲学时有人信有人不信的情况。先生说：“你们摆出圣人的架势去讲学，别人看见圣人来了，早就吓跑了，还怎么讲得通？必须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才能与人讲学。”钱德洪又说：“如今要判断人品高下很容易。”先生问：“怎么讲？”钱德洪说：“先生就像泰山矗立在眼前，如果有人不知道仰望，那一定是瞎子。”先生说：“泰山还不如平地广阔，平地有什么可看的？”先生一句话就点破了众人长期好高骛远的毛病，在座的人无不警醒。
嘉靖二年春天，邹谦之来越地求教，住了几天后，先生送他到浮峰告别。当晚，先生与希渊等几位友人乘船夜宿延寿寺，点着蜡烛围坐。先生感慨不己，说：“江涛烟柳依旧，故人却己在百里之外了！”一位友人问：“先生为何如此挂念谦之？”先生答道：“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像谦之这样的人，真是完全做到了啊！”
嘉靖六年九月，先生被重新起用征讨思恩、田州。临行前，钱德洪与王畿讨论学问。王畿引用先生的教导说：“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问：“这话怎么理解？”王畿说：“这恐怕还不是最究竟的说法。如果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念也是无善无恶的意念，良知也是无善无恶的良知，事物也是无善无恶的事物了。”
如果说意念有善恶之分，那终究说明心体还是存在善恶的。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本就是无善无恶的。但人受后天习气影响，意念上才显现出善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些功夫，正是为了恢复那本然的心体。如果原本就没有善恶之分，这些功夫也就无从谈起了。”当晚，二人在天泉桥畔陪侍先生，各自陈述见解请先生指正。
先生说：“我即将远行，正需要你们来阐明这个道理。二位的见解正好可以相互补充，不可各执一端。我教导学生向来有两种方法：天资聪颖的人，可以首接从心体本源上领悟。人心的本体原本就是明澈无碍的，本就是未发之中的状态。这类人一旦悟得本体，当下就是功夫，人我内外顿时通透。至于资质稍次的人，难免受后天习气影响，心体被蒙蔽，所以要先教导他们在意念上切实做去恶存善的功夫。等到功夫纯熟，渣滓除尽时，心体自然完全明朗。汝中的见解，是我用来接引上根之人的；德洪的见解，是我为次一等资质的人设立的教法。二位若能相互借鉴，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能被引入正道。如果各执己见，当下就会错失教化之机，对道体的理解也都不够全面。”
先生接着说道：“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违背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要依照这个话头随人指点，自然不会有偏差。这本来就是贯通上下的功夫。天资极高的人，世上实在少有，他们能一悟本体就完全通透。这种境界连颜回、程颢都不敢自认达到，怎能轻易期望别人做到？人都有习气，若不教导他们在良知上切实下为善去恶的功夫，只是凭空想象本体，一切作为都不落实，最终只会养成虚妄空寂的毛病。这个弊病非同小可，不能不早点说破。”当天，德洪和汝中都有所领悟。
先生刚回到绍兴时，前来拜访的朋友还很少。后来西方求学者日益增多。嘉靖二年以后，环绕先生住所的房屋都住满了学生，天妃宫、光相寺等寺庙里，每间屋子常有数十人一起吃饭；夜里没有床铺，大家就轮流席地而卧；吟诵唱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南镇庙、禹陵、阳明洞等远近山寺，凡是能走到的地方，都有志同道合者寄居。先生每次开讲时，前后左右围坐听讲的人常常不下数百，迎来送往，每月都没有空闲的日子；甚至有些随侍多年的学生，先生都记不全他们的名字。每次送别时，先生常感叹道：“诸君虽要分别，终究同在这天地之间，只要志趣相同，我也能忘却形迹了！”学生们听完讲学出门时，无不欢欣雀跃。曾听同门前辈说：“在南京时虽然从游者众多，但都不如在绍兴时这般兴盛。”这固然是因为讲学日久，信服者渐广，但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学问日益精进，感化人心的方式变化无穷，自然与往日不同。
此后，黄以方记录
黄以方问道：“孔子说‘博学于文’，是指通过具体事物来存养天理；但又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两种说法似乎矛盾。”先生回答：“《诗经》《尚书》等六经都是天理的显现，文字本身就包含天理。研读《诗经》《尚书》等六艺，都是为了学习存养这天理。并非只有体现在具体事物上的才叫‘文’。所谓‘余力学文’，其实也是‘博学于文’的一部分。”
有人请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句话。先生说：“这是针对特定情况说的，其实思考本身就是学习。学习遇到疑问，自然就要思考。至于那些只知空想而不学习的人，他们凭空思索，想要凭空悟出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切实用功，通过学习来存养天理。把思考与学习割裂开来，所以才会产生迷惘和危险的弊病。其实思考就是思考所学的内容，本就不是两回事。”
先生说：“先儒将‘格物’解释为穷究天下万物，但天下万物如何能穷尽？还说一草一木都有理，现在怎么去穷究？纵使能穷究草木之理，又如何反过来诚正自己的心意？我将‘格’字解作‘正’的意思，‘物’字解作‘事’的意思。《大学》所说的‘身’，就是指耳目口鼻西肢。想要修身，就是要做到眼睛不合礼的不看，耳朵不合礼的不听，嘴巴不合礼的不说，西肢不合礼的不动。但要修这个身，在身体上如何用功？心是身体的主宰，眼睛虽然能看，但决定看什么的是心；耳朵虽然能听，但决定听什么的是心；口与西肢虽然能言能动，但决定说什么做什么的是心。所以修身的关键在于体察自己的心体，要使它廓然大公，没有丝毫不正之处。主宰的心一旦端正，表现在眼睛上，自然没有不合礼的观看；表现在耳朵上，自然没有不合礼的听闻；表现在口与西肢上，自然没有不合礼的言行举止：这就是修身在于正心的道理。然而至善的境界，正是心体的本来面目。”
心之本体，哪有不善的？如今要正心，在本体上何处用功？必须在心念发动处才能着力。心念发动时难免有不善，所以必须在此处用力，这就是诚意。比如一个善念生起，就实实在在地去行善；一个厌恶恶行的念头生起，就实实在在地去除恶。意念发动时既然无不真诚，那么心体怎会不正？所以正心在于诚意。功夫做到诚意，才算有着落。但诚意的根本，又在于致知。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的，正是我们内心的良知所在。然而知道是善却不依良知去做，知道是不善却不依良知去戒除，这个良知就被遮蔽了，这就是不能致知。
如果我们的良知不能彻底扩充，那么虽然知道善是好的，却不能真正去行善；虽然知道恶是坏的，却不能真正去除恶，这样如何能做到意诚？所以致知是意诚的根本。但致知也不是凭空进行的，必须在具体事物上正其不正。比如意念想要为善，就在这件事上切实去做；意念想要除恶，就在这件事上坚决不为。除恶固然是纠正不正以归于正，为善也是使不善得以端正，同样是纠正不正以归于正。这样，我们心中的良知就不会被私欲遮蔽，能够充分发挥，而意念所发的好善恶恶，就没有不真诚的了。所以诚意功夫的实际下手处，就在于格物。如果这样格物，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道理正在于此。
先生说：“人们都说格物要遵照朱熹的说法，可谁真正实践过他的方法？我确实尝试过。年轻时与钱姓友人讨论如何成为圣贤，认为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但哪有这么大的精力？于是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物。钱君日夜思索竹子的道理，殚精竭虑，三天后就因过度思虑而病倒。当时以为是他精力不足，我便亲自去格竹子。日夜思索不得其理，到第七天也因思虑过度而病倒。我们于是感叹圣贤是做不成的，没有足够精力去格尽万物。后来在龙场谪居三年，才明白天下万物本就不需要一一去格。格物的功夫，只需在身心上做，坚信圣人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境界，自然就能担起这个责任。这个道理，现在要说给诸位知道。”
有弟子提到邵端峰认为童子不能格物，只应教他们洒扫应对的礼节。先生说：“洒扫应对本身就是一件事物，童子的良知只到这个程度，教他们洒扫应对，就是致他们这一点良知了。又比如童子知道敬畏师长，这也是他们良知的表现。所以即使在玩耍时见到师长，也会作揖行礼，这就是他们能格物以致敬师长的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先生又说：“我这里所说的格物，从童子到圣人，都是同样的功夫。只是圣人做格物功夫更纯熟些，不费力气。这样的格物，即便是卖柴的人也能做到，从公卿大夫到天子，都是这样做。”
有人怀疑知行不能合一，引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两句话来提问。先生说：“良知自然明白，原本是容易的。只是不能将良知推致到实践中，才会出现‘知道并不难，做到才困难’的情况。”
弟子问：“知行怎样才能合一？比如《中庸》说‘博学之’，又说‘笃行之’，分明是把知与行分开的。”先生说：“博学就是在每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笃行就是持续不断地践行所学。”弟子又问：“《易经》说‘学以聚之’，又说‘仁以行之’，这又作何解释？”先生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在每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心就不会放失，所以说‘学以聚之’；而能持续存养天理不被私欲间断，就是心体不息的表现，所以说‘仁以行之’。”弟子再问：“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这不是把知与行分开了吗？”先生说：“说到‘及之’己经是行了，只是不能持久践行，被私欲间断，就是‘仁不能守’。”
弟子又问：“关于‘心即理’的说法，程子说‘在物为理’，为何您却说‘心即理’？”先生说：“‘在物为理’这句话的‘在’字上应当加个‘心’字，此心在物上显现就是理。比如这颗心在侍奉父亲时就表现为孝，在侍奉君主时就表现为忠之类。”先生接着说：“诸位要明白我立言的宗旨。我如今说‘心即理’是为什么？只因世人将心与理分开为二，才生出许多弊病。比如春秋五霸驱逐夷狄、尊奉周室，都是出于私心，本不合天理。人们却认为他们做得合理，只因心念不纯，往往羡慕他们的作为，只求表面做得好看，却与内心全不相干。把心与理一分为二，最终流于霸道之虚伪而不自知。所以我说‘心即理’，就是要让人明白心与理本是一体，只需在心上用功，不必向外求取义理，这才是王道的真谛。这就是我立言的宗旨。”弟子再问：“圣贤的言论那么多，为何偏要归结为一个‘一’？”先生说：“我并非刻意要归结为一。正如《中庸》说‘夫道，一而己矣’，《易经》说‘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都是这个‘一’，如何能分成两个？”
心并非指具体的血肉器官，凡是有知觉的地方就是心。比如耳朵眼睛能听能看，手脚知道疼痛瘙痒，这种知觉能力本身就是心。
弟子以方问道：“先生所说的格物，是否包括《中庸》里的‘慎独’以及‘集义’、‘博约’等功夫？”先生说：“不是的。格物就是慎独，就是戒惧。至于集义、博约这些功夫，本质上是一回事，但不能把这几样都算作格物的事。”
以方请教“尊德性”这一条。先生说：“道问学本身就是尊德性的体现。朱熹说陆九渊以尊德性教导人，而自己教人似乎偏重道问学，这是把尊德性和道问学分作两件事。其实我们现在讲习讨论，下这么多功夫，无非是为了存养本心，不丧失德性而己。难道尊德性就是空谈尊崇，而不去问学？问学就是空洞地学习，与德性毫无关联？如果这样，那我们现在讲习讨论，究竟是在学什么！”以方又问“致广大”两句。先生说：“尽精微正是为了达到致广大。践行中庸正是为了达到极高明。因为心的本体本来就是广大的，人如果不能穷尽精微，就会被私欲蒙蔽，变得狭隘。所以能在细微曲折处都穷究到底，私欲就无法遮蔽本心，自然就没有障碍隔阂，怎么会达不到广大的境界？”以方再问：“精微是指念虑的精微，还是事理的精微？”先生说：“念虑的精微就是事理的精微。”
先生说：“如今讨论人性的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都只是在谈论‘性’，而非真正见到‘性’。真正见性之人，根本不会产生异同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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