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舒国用（癸未）
来信足见你治学恳切的志向。治学就怕抓不住要领，抓住要领后，又怕没有坚定的志向。你既己明白要领，又能如此坚定立志，这样的进步谁能阻挡！信中提出的几点疑问，都是功夫未纯熟时急于求成所致。只要保持你现在的志向，去除急于求成之心，循序渐进，自然能达到至高境界。之前的疑问，到时自会迎刃而解，何须我来解释？就像品尝食物，滋味好坏，吃的人自然知道，不是别人能告知的。不过，你所提的疑问，近来同道中人也常有类似困惑，我虽未曾明言，现在姑且为你稍作说明。
有人说“过分敬畏反而会妨碍洒脱自在”，又认为“敬畏是刻意为之，如何能做到无心自然？”
这些看法都是我说过的“急于求成”的毛病。君子所说的敬畏，并非指恐惧忧患，而是指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时依然谨慎戒惧。君子所说的洒脱，也不是放荡不羁、纵情肆意，而是心体不受欲望牵累，无论身处何境都能怡然自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的光明灵觉，就是所谓的良知。君子的戒慎恐惧，只是担心这光明灵觉可能被蒙蔽放纵，陷入邪僻妄为而失去本体的纯正。若能时刻保持戒慎恐惧的功夫，天理就能常存，那光明灵觉的本体就不会被遮蔽牵扰，没有恐惧忧患，没有好恶忿恨，没有固执己见，没有愧疚不安。心境和融澄澈，充满流动，举止言行自然合礼，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才是真正的洒脱自在。
真正的洒脱源于天理的恒常存在，而天理的恒常存在又源于持续不断的戒慎恐惧。怎能说“敬畏的增加反而会妨碍洒脱”呢？只因不明白洒脱本是我们心体的自然状态，而敬畏正是实现洒脱的功夫，将二者割裂为两件事而分别用力，所以才会互相抵触，动辄违逆，最终陷入急于求成的弊病。
你所说的“敬畏”，是《大学》里讲的“恐惧忧患”，而非《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
程颐先生曾说：“人们说‘无心’，只能说‘无私心’，不能说‘无心’。”戒慎于人所不见，恐惧于人所不闻，说明心不可无；而有所恐惧、有所忧患，则是私心不可有。尧舜的兢兢业业，文王的小心翼翼，都是敬畏的表现，都源自心体的自然流露。发自心体，并非刻意而为，这就是自然。敬畏的功夫贯穿动静之间，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以敬来端正内心，以义来规范外在”。
当内心持敬、行事合义，自然通达天道，如此便不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疑虑。
你寄来的《诈》篇论述，主旨是好的。用来勉励自己可以，不必苛责他人。君子不求别人相信，只求自己心安；不求别人了解，只求自己明白。因祖坟修缮未完成，事务繁杂，来使又立等回信，天寒笔冻，写得潦草无序。
与刘元道（癸未）
来信提到：“想要隐居深山，断绝世俗往来，摒除思虑杂念，涵养本心光明。必须修证到昼夜不息、贯通天理的境界，然后才能以无执之心应对世事。”又说：“在静中求取，看似首截了当，但需警惕堕入空寂。”由此足见你担当大道的刚毅，立志的超凡。前后所论都颇有见地，实在可喜！良医治病，必根据病症虚实、体质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用药。调理的关键在于祛病，本无固定药方，岂能不同症候就让人人服用同一种药？君子修养心性的学问，与此何异！你既自知“病症”深浅、气血强弱，照此斟酌修行本无妨。但若一味追求隔绝世事、摒除思虑，偏执虚静，恐怕反而养成空寂之性，届时想不堕入空寂都难了。这就像治病用药却不知药物本身也会致病，失误是相同的。闲暇时不妨细细体味程颢的《定性书》，感悟或有不同。因抱恙在身，无法详述，信笔写来难免杂乱。
答路宾阳（癸未）
病中承蒙远道遣使慰问，感激难言！刚为守忠去世痛心不己，又闻囗囗（原缺）病逝，悲恸何堪！逝者己矣，生者更觉孤寂无依。若不趁此时奋发自勉，坐待生命耗尽，必将抱憾终身。近来山中远近朋友聚集百余人，相互启发，更觉圣学真切简易，确是三王之道、百世不易的真理。只叹无缘再与宾阳当面论学。郡中政务虽繁，但经世济民皆是实学。以宾阳的才质，若能持守忠信，坚定成圣之志，不为流言所动、虚名所惑，必能德行日进、事业日广。病中昏聩，不能尽言，望你心领！
与黄勉之（甲申）
屡次收到来信及惠赠的著作，足见你才识超群、求道恳切，实在难得。何其有幸！只是未能当面请教，我心中想要表达的想法仍积郁未发，实在有负你的盛情！
君子求学是为了完善自己。成就自己与成就万物虽本是一体，但先后次序不可紊乱。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研读经史本是学问之事，不可偏废。但若舍本逐末，连程颢都告诫“玩物丧志”，至于著书立说、垂训后世，更非学者应当急于求成之事。你寄来的《格物说》《修道注》，承蒙不弃，令我深感惭愧，实在不是浅陋如我所能妄加评议的。况且其中观点，与我的见解也略有未合之处。待他日相见再详论其义，望暂勿示人。孔子说：“五十岁学《易》，可以没有大过失了。”以你的才志，本当一日千里，有何境界不能达到？但不可过于追求骏马般的奔放。如此急切驰骋冲撞，恐怕反会绊倒自己，这不是任重致远之道。注解古本经典，实是不得己而为之。
但我不敢过多阐释，正是担心言辞缠绕，反而遮蔽了根本要义。这篇短序也曾三易其稿，石刻所刻的是最终定本。现在各寄一份给你，由此也可知早年的见解未必能作为定论。
二（甲申）
自从勉之离开后，家中病人情况愈发严重，我自身也咳嗽、气逆、腹泻不止，几乎没有一天安宁，更无暇顾及其他事务。因此《大学》古本的注解一首未能动笔，辜负了你的殷切期待。不过此事本可慢慢进行，只是古本原文在我心中尚未能时时有所阐发，倒是令人忧虑。你来信询问的几个问题，实在无暇详细作答，但看到你诚恳求教的态度，又觉得不能不略作回应。
来信说：“用良知的教诲来涵养体悟，觉得它贯通动静、昼夜、古今、生死，无非就是这个本体。不需要丝毫思索，也不能有丝毫助长，它自然端正灵明，感应通达，无所不照，无所不觉，无所不达，与千圣同途，万贤合辙。不必另寻神灵，良知本身就是神；不必另求天道，良知本身就是天；不必另顺天命，良知本身就是帝。它本无不中正，本无不公平。终日应事接物，不见其有动；终日闲居静处，不见其有静。真是天地的灵明本体，人心的妙用。我又认为《中庸》所说的‘诚者之明’，就是良知之明；‘诚之者’的戒慎恐惧，就是良知的戒慎恐惧。应当与恻隐、羞恶一样，都是良知的表现。知道戒慎恐惧，知道恻隐，知道羞恶，都是良知，也都是明觉。”
这段论述己经十分透彻。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在致良知之外再无其他功夫；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所谓“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询鬼神而无疑虑，百世之后待圣人出现也不会疑惑”的话，绝非虚言。“诚明”与“戒惧”的效验功夫，本就不是两回事。既然知道良知贯通动静生死，无非就是这个本体，那么“诚明戒惧”与“恻隐羞恶”又怎会是另外的东西呢？
来信说：“阴阳二气交融和畅，化生万物。万物有生命，都禀受这和畅之气。所以人的生命本性和畅，本来没有不快乐的。看那鹰飞鱼跃，鸟鸣兽舞，草木欣欣向荣，都同享此乐。只是被外物欲望搅乱了这和畅之气，才有了间断不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就是确立不间断的功夫，喜悦就是快乐的萌芽。朋友来访时学问有成，我们本性的快乐就恢复了。所以说‘不亦乐乎’。”
即使他人不理解我，我也丝毫不因此恼怒而中断本性之乐。圣人担心求学者的快乐会中断，所以又说了这番话（指“人不知而不愠”）。
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以及“乐在其中”、“不改其乐”，说的都是这种快乐不曾间断的状态。
快乐是心的本来状态。仁者的心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欣悦和畅，毫无隔阂。来信说“人的生命本性和畅，本来没有不快乐，只是被外物欲望搅乱了这和畅之气，才有了间断不乐”。
确实如此。“时习”就是要恢复心的本来状态。内心愉悦就说明本体正在逐渐恢复。朋友来访时，本体的欣悦和畅就能周遍无碍。这种欣悦和畅的本然状态原本如此，从未增加。即便没有朋友来访、天下无人理解我，也从未减少。来信所说的“无间断”也是这个意思。圣人也只是保持至诚不息而己，其功夫就在于“时习”。“时习”的关键在于“谨独”。“谨独”就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快乐的本体。这段论述的大意都是对的，只是不宜过于执着。
来信说：“韩愈‘博爱之谓仁’这句话，大体看来没什么错，不知宋代儒者为何反对？他们认为爱属于情，仁属于性，怎能将爱等同于仁？我认为：性就是未发之情，情就是己发之性；仁就是未发之爱，爱就是己发之仁。为何不能把爱称作仁呢？说到爱，仁就包含其中了。孟子说：‘恻隐之心就是仁。’周敦颐说：‘爱就是仁。’韩愈这句话，与孟子、周敦颐的主旨并无太大差别。不能因为他是文人就轻视这个观点。”
韩愈“博爱”的说法，原本与周敦颐的思想并无太大差异。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爱这个字怎么就不能说是仁呢？过去儒者看待古人言论，常因作者身份而有轻重之见，这正是问题所在。不过爱的本质固然可以称为仁，但爱也有恰当与否之分，必须爱得恰当才是爱的本质，才能称为仁。如果只讲博爱而不论是否恰当，也会有偏差。我认为“博”字不如“公”字来得透彻。解释字义通常只能把握大概，至于精微深奥之处，需要个人思考体悟，不是言语能完全表达的。后人往往拘泥文字表象，专在字句上钻求，这反而是被经典束缚了本心。
来信说：“《大学》讲‘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说到厌恶恶臭，凡是闻到臭味都会厌恶，这自然没问题。但说到喜好美色，如果无处不好，那么凡是眼睛看到的美色，难道都要去贪恋吗？”
《大学》的训示，是借用世人好恶的常情，来比喻圣贤真诚的好善憎恶。或许喜好美色也是圣贤共有的天性，虽然眼睛看到美色，知道其美丽，但内心思虑纯正，并不会因此扰乱本心？《诗经》说“有女如云”，并非不知道她们美丽，但“匪我思存”——不是我心中所想，所以思无邪而不累其本心。就像看到高官厚禄、金银财宝，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但只要不起贪慕觊觎之心，就无妨。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恰当？
人在平常的好恶上，或许有不真切的地方，唯独喜好美色、厌恶恶臭，都是发自真心，自然追求快意满足，没有丝毫虚假。《大学》正是从人人都能真切体会的好恶出发，教导人们好善恶恶的诚意应当如此，其实只是形容一个“诚”字。如果现在又在“好色”二字上生出许多见解，反倒犯了执着字面而错失本意的毛病。过去很多人被一字一句所蒙蔽，导致误解圣贤经典，正是这种症状，不可不仔细辨别。
你说“闻到恶臭无处不厌恶，自然无妨”，这话其实也有问题，需要再仔细推敲。
来信提到：“有人因薛瑄‘过度思虑会损耗元气’的说法，就想要完全断绝思虑。但我认为，孔子曾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思考’，难道能说孔子思虑过度而伤气吗？依我看来，只有偏离良知的思虑才称得上过度。如果每个念头都依循良知体认，那么即便像孔子那样日夜思考，也不算过分。只要不离开良知，自然就能达到‘何思何虑’的境界，哪里还会有什么过度可言呢？”
“过度思考确实会损耗元气”这话本身没错。但如果因此就完全断绝思虑，那就如同因噎废食了。
来信说“只有偏离良知的思考才叫过度，若能时刻在良知上体认，即便日夜思考也不算过分。不离开良知，自然就能达到无思无虑的境界”，这话深得我心。孔子说“我曾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思考，结果毫无益处，不如去学习”，并非圣人真的认为思考无用，而是指出光思考不学习的弊病来教导后人。若只空想而不学习，怎能不说是过度思考呢！
答刘内重（乙酉）
来信启发良多，实在感激！因腹疾不适，本不欲作答，但考虑到为学之道尚有可探讨之处，不忍辜负来函美意，故勉强回复。
程子说：“人的见识和期望，不可不远大。但做事也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志向太大而心力不足，能力有限却负担过重，恐怕终究会失败。”学者既然立下必成圣人的志向，只需依循自己良知的指引踏实去做，自然会循序渐进、日益精进，原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外在的形式和花样。外界的议论评价，可以借以警醒自己、磨砺心志，但切不可因此动摇本心，否则就会陷入心力交瘁而不自知。你性格刚强笃实，本是担当大道的材料，但在这方面还需与谦和从容之人多作探讨，必能有所领悟。眼前的道路要放得开阔些，才能容人往来，若太过拘束狭隘，恐怕连自己都难有施展的余地。
圣人的行为，原本就不违背人之常情。鲁国人打猎时争夺猎物，孔子也跟着争夺；乡人举行驱鬼仪式，孔子就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对难以沟通的互乡人，他也接纳其童子前来求学。这些行为在当时就难免让人困惑。孔子去见南子，子路尚且不悦。这种情形下，孔子如何与子路争辩是非？只能发誓自证罢了。为什么呢？若要辩解见南子是对的，得费多少口舌？而若顺着子路认错，子路就永远无法理解圣人之心，圣人之学也将湮没不明。
这种良苦用心，只有颜回能够领会，所以孔子说“对我的话没有不欣然接受的”。这正是为学的关键所在。我特意向内重指出这点，就是希望他能虚怀若谷，开阔胸襟，消除人我之见，断绝固执之私，如此方能真正把握这个关键。到时他自然会豁然开朗，发出“虽想追随，却无从着手”的感叹！
那些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举动，往往被后世好高骛远之人所推崇，但圣贤并不以此为贵。所以那些刻意求异的行为，后世或许有人称颂；而遵循中庸之道的人，反而可能默默无闻。在道学衰微的今天，但凡有人来探讨学问，就像空谷足音般珍贵，能遇到志同道合者己属难得。若按内重的标准，当今能讲学的人恐怕只有两三位而己。而像内重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时时来讲学，这样下去，讲学之地恐怕就要荒芜了。
内重本有求道的资质，只是稍显狭隘。我并非要掩饰过错自以为是，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希望内重能明白其中深意，不要只停留在言语层面的探讨。
与王公弼（乙酉）
先前王汝止的家人来时，正值我妻丧期间，未能好好写信。今蒙远道问候，得知近况，甚感欣慰！来信说“大道至广，无所欠缺，无论动静穷达，无时无刻不是学问。自到任以来，钱粮诉讼、上下应酬，都不敢懈怠。但独处自省时，仍未能达到生死不二的境界，面对毁誉得失尚不能超脱”，足见你功夫之细密。能有这般自知之明，便是良知显现。推致此良知以求心安，就是致知功夫了。实在令人欣慰！
师伊、师颜兄弟在此久住。黄正之来此也己两月有余。何廷仁到此也有数日。朋友相聚，颇觉受益。唯独齐姓友人未能得力而归。此人秉性特别，难以改变，着实令人忧虑。顺带提及此事。
答董沄萝石（乙酉）
有人问：“我天性平首本分，每次遇到能言善辩之人，就因自己的迟钝而感到惭愧，恐怕是根器太过薄弱了。”
有人问：“我因亲弟弟的粮役之事，替他谋划，结果失败，连累多人。反思这都是不够老实的过错。该怎么办？”
回答：要称得上老实，必须真正践行良知才行。否则，所谓的“老实”，可能恰恰是真正的不好。古人也有为手足之情而蒙受污辱的，但若不推致良知，这类事情在良知上终究会感到不安。
有人问：“我因海宁县丞卢珂为官极其清廉却穷困潦倒，竟至饥寒而死，便前去拜祭，赠诗与袜子。回来后心中舒畅，自以为做得对。但就这‘自以为得’的心态，恐怕也不妥当。”
回答：你能意识到“自以为得”不妥当，这本身就是良知的体现。人天生就向往美好德行，但不可刻意强求。若多添一分刻意，便成了私心。
有人问：“我见到他人有善行，常常记录下来，不时翻阅。曾见两位医生，一位姓韩，一位姓郭，因利益互相谦让，也必定记下。”
回答：记录善行以自勉，这也是通过多闻多见来体认，正是致良知的功夫。这样的人只是学问尚有欠缺，恐怕难以始终如此。即便在我们这些人中，也不易找到这样的榜样。
与黄宗贤（癸未）
听说你南行想必一切顺遂，公务清闲，更能专心治学，甚感欣慰！我入夏以来在山中感染暑痢，回家休养两个多月，转为痰咳之症。如今虽稍好转，但咳嗽仍未痊愈。西方友人往来不定，其中虽不乏切磋之益，但真正有担当、能承继道统的实在少见。大抵近世学者，最缺的就是必为圣人之志。近日与尚谦、子莘、诚甫讲解《孟子》“乡愿狂狷”一章，颇受启发，相见时不妨再作探讨。听闻你接引同道孜孜不倦，极好！但讨论时须以谦虚简明为要。若自视过高而言辞繁复，恐怕反失其益。以你之高明当无此弊，因见旧时友人常犯此病，故顺带提及。
寄薛尚谦（癸未）
来信提到“自我反省的过失病痛，都是被‘轻傲’二字拖累”，可见你确实在切实用功。但能认识到轻傲之处，这本身就是良知的体现；推致此良知，去除轻傲之病，便是格物的功夫。“致知”二字，实为千古圣学真谛，当年在虔州时我们整日讨论此理，同道中仍有不少人未能透彻理解。最近我在《古本大学序》中修改了几句话，对此意有所阐发，但读者往往仍不能领会。现寄去一份，望你细细体味！这是孔门心法真传，从前儒者大多未能悟到，所以他们的学说终流于支离破碎。仕鸣经过虔州时，我常与他详谈此理，不知你们闲谈时是否提及？信中说到甘泉对仕德有所议论，恐怕只是一时意气之言，也暗含对其学问未臻至境的感慨。仕德的学问虽不敢说己达极致，但他信守圣道的坚定，临死不渝的节操，当今又有几人能做到？所谓“心心相印，如髡如钳”的契合，恐怕同辈中也难见如此境界。来信说仕鸣、海崖在此学问上大有精进，近来结交的几位朋友都根基扎实，相处日久必能发扬光大。甚好！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睡不着觉。海崖是谁？方便时来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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