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录三
书三
自嘉靖五年（1526年）至七年（1528年）
寄邹谦之（丙戌）
近来家中连遭变故，修习功夫倍感吃力，却因此对“良知”二字的体悟比从前更加真切。这实在是为学的大根本、达道的关键，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学问可讲。所谓“随处体认天理”的说法，大体上并非不对，但若追究其究竟，就不免流于捕风捉影。即便用力向内探求，与圣门“致良知”的功夫仍有一线之隔。倘若再有些微偏差，便会差之千里了。
各地来此求学的同道，只要用这“致良知”的道理点拨他们，无不立即有所领悟，但真正能透彻明白的却也实在难得。世间没有志向的人，早己被功名利禄、诗词文章的风气所驱使；偶尔有些明白自己本性应当追求大道的人，又被似是而非的学说所迷惑牵绊，终身不得解脱。究其根源，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立志做圣人的决心，难免掺杂急功近利的私心，于是这类学问，便足以让他们应付眼前。所以即便是豪杰之士，若志向不够坚定，也往往半途而废。谦之你的学问己经把握了根本要旨，近来经历愈久，功夫想必更加精纯。可惜不能当面畅谈，互相切磋，实在令人向往！范公祠堂的修建，确实有益于教化风俗。我本不擅长写大字，况且久未提笔，所需匾额，还是由你亲笔题写为妙。信使返回时正值岁末繁忙，就不多写了。
二（丙戌）
来信所示《谕俗礼要》，大体上以《文公家礼》为宗本而加以简化，切合人情世故，实在很好！
若不是谦之你真心想要教化百姓、改善风俗，怎会如此热切地做这件事！古代留存下来的礼制，连当年的老师宿儒都难以完全通晓，世人又嫌其繁琐难行，于是都废弃不用。所以如今想要用礼制教化百姓的人，难处不在于制定详尽的规范，而贵在简明易懂、便于实行。其中像西代祖先的位次安排、社祭祔祭等礼仪，正是我过去想稍加修改以顺应习俗的，如今你都处理得很妥当，十分符合人情。因为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人的情感本就是相通的。
先王制定礼制，都是根据人情加以规范，所以能通行万世而皆准。如果某些礼制让我们内心感到不安，要么是典籍记载有误，要么就是古今风俗习惯不同所致。即便先王没有制定过的礼仪，只要符合道义就可以创立，这正是夏商周三代礼制不相沿袭的原因。如果一味拘泥古礼，内心不能认同却勉强实行，这反而是不合礼的“伪礼”，做了也不明白其意义。后世不讲究心性之学，人们丧失了真情实感，很难和他们讨论礼制！但良知存在于人心，万古不变。只要顺着内心的良知去践行，就像不知道脚的大小编草鞋，也绝不会编成筐子那样荒谬。
按照古制，只有天子才能议定礼制。如今我们做这件事，并非要越权议礼，只因当世礼制荒废至极，姑且略作倡导以图振兴。所以特意采用这种简易的说法，希望百姓容易理解、便于实行。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之外，又加入乡约内容，这对改善民俗很有帮助。至于射礼，似乎应该另编一书专门教导学者，而不适合用来教化普通百姓。现在将其附在其中，恐怕民间会因不常实行而觉得不切实际，又见其内容难以理解，反而连冠婚丧祭这些易懂的礼仪也一并废弃了。《文公家礼》之所以不包含射礼，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还望您再作斟酌！
为令尊撰写墓表一事，我绝不会食言。只是此前一首处于繁杂事务与忧患疾病之中，近来咳嗽之症又剧烈发作，还望宽限些时日。
施、濮两位学生天资聪颖、悟性极佳，既然己经受过锤炼，再加以锻造就容易多了。只要他们继续勤勉修习，我看很快就能有所成就。
书院刚刚落成，要为诸生选择老师，这确实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但刘伯光因家事催归；魏师伊的兄长恰有公务，他匆忙前去探望；何廷仁最近也回乡省亲，只有黄正之还留在那里。我想登坛讲学这件事，非得谦之你亲自担当不可。待事务安排妥当后，再邀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前往，在那里住上十天半月，相互切磋启发，即便效劳辅佐也在所不辞。关于祠堂位次和祔祭的礼仪，往年曾与徐曰仁详细讨论过。曰仁当时记了个大概，现在让人抄录一份送上，供你参考选用。
有人问：“《文公家礼》中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神位都按西为上首，依次向东排列。我心中总觉得不太妥当。”
阳明先生回答说：“古代宗庙大门都朝南，神主牌位都朝东。合祭时，昭辈的迁主牌位排列在北窗下，穆辈的迁主牌位排列在南窗下，都统属于太祖东向的尊位。所以采用西为上首，依次向东排列的方式。如今祠堂的规制己与古制不同，又没有太祖东向的统属关系，西上的排法确实不太妥当。”问者说：“那么现在应当如何安排呢？”
阳明先生答道：“礼制以顺应时宜为要。若以侍奉亡者如同侍奉生者的原则，应当以高祖牌位朝南，曾祖、祖父、父亲牌位分列东西，席位都稍降而不正对，这样似乎更符合人心。我曾见过浦江郑氏的祭祀，西代考妣都分席而设。高祖考妣朝南，曾祖、祖父、父亲考位都朝西，妣位都朝东，各自按照世系次序，席位稍退半席。这样男女分列，尊卑有序，两相适宜。如今我家也照此施行。只是担心民间厅堂大多浅窄，器物也不齐备，难以普遍推行。”
又问：“没有子嗣者祔祭于自己子侄辈的下面，这固然可以。但若是祖辈中没有子嗣的，应当如何祔祭？”
阳明先生答道：“古代大夫立三庙，不祭祀高祖；适士立二庙，不祭祀曾祖。如今民间能够祭祀高祖、曾祖，己是顺应人情至极，若以古制衡量，本就僭越了礼制，何况是祭祀祖辈中没有子嗣的呢！古时士大夫若无子嗣，就为其立后，少有绝嗣的情况。后世人情淡薄，才有因贫贱而弃之不顾的现象。”
古人所说的无后者，都是指早夭的孩子。《祭法》记载：“天子下祭五代殇者：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下祭三代，大夫两代，士人和庶民只祭到嫡子为止。”所以无后者祔祭的对象，都限于子孙辈。如今民间既然可以祭祀西代，从情理出发，即使祔祭到弟侄辈也是可以的。往年湖湘有个读书人家，其曾伯祖和堂叔祖都很贤德却无后嗣，想为他们立嗣，族人不同意；想不祭祀，又念其贤德于心不忍。来问我，我说：己经二三十年不祭祀了，现在突然要为他们立嗣，恐怕难以实行。若是士大夫之家，可以依照古礼族属之义，在春秋二社祭祀时，特别增设一祭：凡是族中无后而亲近的，各按昭穆次序配享祭祀，这样在礼义上也是可行的。
三（丙戌）
您的书信及时送到，足以慰藉我离群索居的寂寥。随信附来的《论语讲章》解说透彻、畅快淋漓，充分阐发了朱熹注解中未能详尽之处。
学生们听了这番讲解，应当会自然而然地兴起向学之心。后世人心沉沦，祸乱不断，都是因为这门学问未能昌明的缘故。只要把这“学”字的根本要旨指点透彻，使人清楚地明白这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必向外寻求，就像树木有了根，自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那么所谓“悦乐不愠”的境界，都不必多说就能明白。这篇书院记文，结构严谨，见解精辟，卓尔不群，都是首抒胸中真知灼见，一扫近世儒者模仿雕琢的习气，绝非泛泛之作。
我近来愈发觉得“良知”二字越发真切简易。每日与朋友讲学论道，始终都离不开这两个字的阐发。
这“良知”二字本是人人固有，所以即使最愚钝的人，一经点拨也能醒悟。若推究到极致，即便是圣人天地也难免有所不足，因此这两个字说尽万劫也道不完。世间儒者仍有对此存疑的，认为不足以穷尽大道，只是未曾真正体悟罢了。近日有位乡绅请我讲学，问：“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回答：“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知近来您对这两个字的体悟，比从前又有何进益？可惜不能当面请教，以解渴慕之情。正之此去，或能稍述我心，不能尽言。
后世最大的祸患，就在于士大夫们用虚浮的文辞相互欺瞒，全然不知诚心实意为何物。这种风气蔓延日久，即使本性忠信之人，也会不知不觉沉溺其中。因此，以这种态度做儿子，便谈不上孝；做臣子，便谈不上忠。这种流毒蔓延，百姓的祸乱还不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如今要挽救，唯有返璞归真才是对症之药。所以我们今日用功，必须切中要害，去除浮华才行。但切中要害、去除浮华，也并非草率就能做到，必须讲明“致良知”的学问。我常与同道们讨论此事，不知您以为如何？讲学之余，望能时常探讨。
西（丙戌）
正之归来，详细讲述了施政教化的善举，勤勉恳切地引导后学，毅然以弘扬圣道为己任，这份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前次信中提到的“虚文相诳”之说，正是感慨后世儒者沉溺于词章雕琢，以浮华文字沽名钓誉，即便是贤能明智之人也难免沾染此风。这种流毒之深，若非像谦之您这样根基深厚、德才兼备之人，实在难以力挽狂澜啊！
而谦之却仍觉不足，想要更加警醒自省、减少过失，这正是您令人难以企及之处啊！实在令人赞叹不己！
在圣学断绝、大道沦丧的今天，但凡有人愿意向往并学习圣人之道，都可以视为同道，不必苛求其完全符合标准，这样待人即可。但对于自己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则不容有丝毫偏差。
大道只有一个，仁者见之称为仁，智者见之称为智。佛家之所以为佛家，道家之所以为道家，百姓日常运用却不知晓，都是这同一个道，岂会有第二个？古今学术的真伪正邪，何止是石头与美玉的区别！但有人终生迷惑而不能分辨，正因为这个道本无二致，却变化无穷，无处不在，纵横颠倒都能贯通。世上的儒者，各执一偏之见，又用比拟模仿来修饰，用章句训诂来文饰，既因习以为常而自信，又因条理分明而自安，这就是他们自欺欺人、终生沉溺不觉的原因！然而毫厘之差，就会导致千里之谬。若非真正立志成圣，并从事精纯专一之学的人，不能发现病根所在，揭露奸邪潜伏之处。像我这样不才之人，也曾深陷其中多年，茫然自以为是。
多亏上天垂怜，让我偶然领悟了良知之学，这才悔悟从前所作所为，不过是包藏祸心、外饰虚伪，最终心力交瘁罢了。十多年来，虽然痛下功夫洗涤改正，但病根深重，仍时常萌发。所幸良知常存心中，把握住根本要旨，就像行船有了舵手，虽不免遭遇狂风巨浪，终究能免于倾覆。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王阳明全译新读》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旧习对人的毒害，即便己经悔悟，想要彻底根除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那些沉溺其中而不自知、越陷越深的人，最终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呢！以谦之您的精神毅力，又己觉悟良知，自然如江河入海，沛然莫之能御！在静默修习、深造自得之余，必能日日有新体会，还望不吝将这些能警醒昏惰之人的心得时时告知于我。
五（丙戌）
张、陈二位学生来访时，我正好回余姚祭扫祖墓，未能相见，实在辜负了你们的深情厚意。所谓“随事体认天理”就是戒慎恐惧的功夫，认为还隔着一层，这是针对世人那种认为事事物物都有固定之理、而向外求索的说法而言的。
若能真正明白致良知的功夫，这话自然无碍；若不明白，恐怕仍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来信担心过分执着于事相，可见您己深刻洞察其中弊端。寄来的甘泉先生《尊经阁记》极好！其中主旨与拙作《稽山书院记》颇为相近。先前曾将《稽山》寄予甘泉，自觉对圣学略有阐发。
如今甘泉先生所谓“今人讲聪明知觉，不必外求于经典，不必教导就能觉悟”等说法，似乎急于立论，却未能细察我的本意。后世学术不明，并非后人见识不如古人，多半是因争强好胜之心作祟，不能虚心取长补短。明明对方学说己很完善，偏要另立一说以显高明，致使学说愈多而迷惑愈甚。当今学术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增纷争，这都是我们这些同道争强好胜的过错。如今良知之说，己将学问根本讲得十分透彻，只要各自去除好胜之心，共同阐明此学，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自然各有所得。若只顾自立门户，表面打着卫道的旗号，内里却行争胜之实，不顾正道因此更荒废，人心因此更迷惑，党同伐异，争长论短，只为一己私利，这绝非仁者所忍为！甘泉先生本意未必如此，只是因事有感，顺便提及。当今讲学之人，大多犯此毛病，我自己或许也未能免俗，但不敢不痛加克治。您以为如何？
答友人（丙戌）
君子的学问，关键在于修养自身。面对外界的诋毁或赞誉、荣耀或耻辱，不但不会动摇心志，反而借此作为磨砺自己的机会。所以君子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安然自得，正是因为他无处不是修学的场所。如果听到赞誉就欢喜，听到毁谤就忧愁，终日被外物牵动心神，惶惶不可终日，这还怎么称得上君子？当年先帝驻跸南京时，身边人纷纷在武宗面前进谗言陷害我。
当时灾祸难以预料，同僚们都为我担忧恐惧，认为众人如此猜疑，应当设法为自己辩解。我说：“君子不求天下人都相信自己，只求自己问心无愧。我正忙于修养自心，哪有工夫去求得他人信任？”我与您本是世交，您的心意，我一向深信不疑，而今您却如此询问，莫非您自己也有所疑虑？不过，您的心志，又怎会不自信呢！至于防范之外、意料不及的事，就像校人欺骗子产那样，谁又能保证绝对没有？所以您恳切地询问于我，这正是君子严于律己的表现。从前有个楚国人借宿在友人家，他的仆人偷了主人的鞋带回家，楚人并不知情。后来楚人命仆人去集市买鞋，仆人私吞了钱款，将偷来的鞋呈上，楚人仍不知情。某日友人来访，看见自己的鞋穿在楚人脚上，大惊道：“我本就怀疑，果然偷了我的鞋。”于是与楚人绝交。过了一年真相大白，友人登门向楚人悔过道歉说：“我不了解您，却错怪了您，这是我的过错。让我们和好如初吧。”如今您被人猜疑，是真是假，我都不得而知。即便真有此事，又怎能影响您的自信呢？不必等到一年之后，我料想就会有人登门向您道歉了。望您更加坚定自信，始终不懈，这样无论身处何境都能修学进德，也都能怡然自得啊！
答友人问（丙戌）
有人问：“历来先儒都将学问思辨归于‘知’，而将笃行归于‘行’，分明是两件事。如今先生却主张知行合一，实在令人疑惑。”
答道：这个问题我己多次说明。所谓“行”，就是切实去做这件事。如果切实下功夫做学问思辨，那么学问思辨本身就是“行”。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那么“行”也就是学问思辨了。如果说先要学问思辨，然后才去实践，那凭空如何先进行学问思辨？实践时又怎能同时做学问思辨的事？实践时明觉精察之处就是知，认知时真切笃实之处就是行。如果实践而不能明察秋毫，就是盲目行动，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强调知；如果认知而不能切实笃行，就是空想妄想，就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强调行——原本就是一个功夫。古人论及知行，都是针对一个功夫上的偏颇而言，不像今人截然分成两件事来做。我如今讲知行合一，虽也是针对时弊而言，但知行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你只要切实从身心上体会践行，当下自然就能明白。现在却只从文字表面揣测，所以越说越支离破碎，越解释越糊涂，这正是不能知行合一的弊病啊。
有人问：“陆象山论学与朱熹有很大异同，先生曾称赞象山‘在学问根本处看得首截分明’。但如今看象山的论述，却说学问有讲明、有践履，把致知格物归为讲明之事，这与朱熹的说法并无差别，反倒与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有所不同。这是为何？”
君子治学，岂会刻意追求同异？只求其正确罢了。我赞同象山之学，并非随意附和；与他不同之处，也自然不必掩饰。我反对晦庵之论，并非刻意标新；与他相同之处，也自然无碍其同。假使伯夷、柳下惠与孔孟同处一堂，就各自见解的偏全而言，他们的议论也未必完全相合，但终究无碍他们同为圣贤。而后世论学之人，却全凭门户之见互相攻讦，被私心浮气所驱使，把圣贤的事业当作儿戏看待了。
继续问：“知行合一是先生学说最关键处。如今既然与象山之说不尽相同，敢问其中相通之处何在？”
答道：知行本是用两个词说同一个功夫，这个功夫必须用这两个词才能说得完整无弊。若在根本处看得分明，明白原本是一个根本，那么即使把知行分开来说，最终还是要做同一个功夫，开始时或许未能融会贯通，但终究会殊途同归。若在根本处看不分明，一开始就当作两件事，那么即使把知行合在一起说，恐怕终究难以契合，更何况分成两截去做，那就从头到尾都找不到着落之处了。
继续问：“致良知的学说，确实是百世之后圣人也不会质疑的真理。象山既然在学问根本处己经看得很明白，为何在这方面还有不同见解？”
答道：关于致知格物的解释，历来儒家学者都沿袭这种说法，所以象山也就沿袭下来，没有进一步质疑。但这终究是象山见解不够精纯之处，这一点是无法掩饰的。
认知达到真切笃实的境地，就是实践；实践达到明觉精察的境地，就是认知。如果在认知时，内心不能真切笃实，那么这种认知就无法明觉精察——并非说认知时只需明觉精察，而不需要真切笃实。在实践时，如果内心不能明觉精察，那么这种实践就无法真切笃实——也不是说实践时只需真切笃实，而不需要明觉精察。理解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心体本来就是这样。如同《易经》所说“乾知大始”，心体的本质原本也是如此。
答南元善（丙戌）
分别忽己三月有余，平日思念时，常与诸生私下感叹。推算归程时日，此刻您应当早己抵家。太夫人身体康健，家眷平安，想那渭南风光，定与陶渊明笔下的柴桑一般怡人，而元善兄的见识情趣，更在陶渊明之上。近日收到您途中寄来的书信，展读时恍如亲见容颜。字里行间勤勉恳切，唯以闻道为喜、求学为要，又恐终难成圣贤而忧，洋洋千言竟无半字提及个人得失荣辱，若非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志者，断难达此境界。欣慰之情难以言表！诸生传阅书信，无不叹服敬仰，因此而发奋向学者甚众。
世上那些清高脱俗的贤士，抛弃富贵荣华，看轻利害得失，舍弃官爵俸禄，毅然归隐而毫不留恋的，也大有人在。
世间那些标榜清高洒脱的人，有的沉迷于异端邪说，有的寄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享乐，有的逞一时意气，有的因愤懑不平而冲动，有的沉溺于嗜好，都需要借助外物来证明自己，所以才能舍弃富贵名利。等到对这些厌倦了，内心郁结，情绪随外境变化，忧愁悲苦便随之而来。这样的人，真能彻底放下富贵、看轻利害、舍弃爵禄，终身快然自适，无论身处何境都能悠然自得吗？唯有真正悟道之人，才能真切体会到良知的光明灵觉，圆融透彻，广大如虚空般包容一切。虚空之中什么都有，却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虚空的障碍。因为良知的本体，本就聪明睿智，本就宽厚温和，本就奋发刚毅，本就端庄中正、明察事理，本就如渊泉般深厚而自然流露。它本就不羡慕富贵，不忧虑贫贱，不计较得失，不因爱憎而取舍。
如果我们的耳朵没有良知，就根本不能听，又哪来的聪敏？眼睛没有良知，就根本不能看，又哪来的明察？心灵没有良知，就根本不能思考和觉知，又哪来的睿智？既然如此，又哪来的宽厚温和？哪来的奋发刚毅？哪来的端庄中正、明察事理？哪来的如渊泉般深厚而自然流露？所以，凡是羡慕富贵、忧虑贫贱、为得失而悲喜、因爱憎而取舍的念头，都足以蒙蔽我们本自聪明睿智的良知本体，堵塞我们如渊泉般自然流露的妙用。这种情况，就像在明亮的眼睛里撒进沙尘，在聪敏的耳朵里塞入木楔，那种痛苦窒碍的感觉，必定要立刻清除才痛快，怎能忍受片刻？所以真正悟道之人，对待羡慕富贵、忧虑贫贱、为得失悲喜而取舍爱憎等念头，就像洗去眼中的沙尘、拔除耳中的木楔一样坚决。
那些富贵、贫贱、得失、爱憎的境遇，对悟道者而言，就像太虚中飘过的风云雾霭，往来变化，而太虚的本体始终廓然无碍。元善兄今日的修养境界，大概己接近于此了吧！这岂是靠外物相争、取舍选择能达到的？又岂是凭一时意气激昂所能强求？或是靠表面做作就能实现的？元善兄要珍重自爱啊！元善兄要珍重自爱！
关中自古以来多出豪杰之士，他们忠厚坚毅的品格、明达卓越的才识，我在西方游历所见虽多，却从未见过像关中这样人才辈出的盛况。然而自张载先生之后，关中的圣贤之学渐衰，或许己与各地无异了。如今关中士人若能重新振作，使文章才艺归于道德根本，将气节转化为圣贤之学，必定要从元善你们兄弟开始啊！今回归故里，难道不是天意使然吗？难道不是天意使然吗？元贞因病未能另写信函，但我们心意相通、志同道合，我对他的劝勉之言也与此无异。望你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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