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周以善归省序
乙亥
江山人周以善钻研格物致知的学问多年，却因难以突破而苦恼。听闻阳明先生的学说后感到新奇，猜想或许有所启发，便前往请教。听完讲解，他若有所悟；回家后思索却不得要领，迟疑了十来天。再去听讲，又似有所悟；回家后仍不得其解，又迟疑了十来天。如此反复数月，既无收获又难以割舍，于是向阳明先生说明情况。阳明先生说：“你没听过古人论下棋吗？下棋虽是小技，若不专心致志，也是学不好的。”
阳明先生接着说：“如今你来听我讲学，回去却心不在焉，又怎能怪自己勤学却无所得呢？”周以善听后便回去斋戒沐浴，以弟子之礼正式求教。阳明先生让他静坐良久，才向他传授“立诚”之说，周以善听后如受雷击，猛然醒悟。第二天，阳明先生更深入地讲解，用《大学》加以印证；第三天，讲解愈加精微，引《论语》《孟子》为证；第西天，又进一步阐释，以《中庸》佐证。周以善欣喜若狂，起身离席说道：“从今往后，我对先生的教诲再无怀疑！这才明白圣贤的教导如此深刻又简明，也终于懂得如何通过格物致知来修养自身。我既欢喜又悔恨——十年来苦读钻研，只是徒耗精神、扰乱心性，实在可悲啊！我定要将先生的教诲转告同道，让他们及时修习，别像我这样追悔莫及。这才算报答先生的恩德，不辜负先生的教导！”住了一个多月后，周以善告辞回乡。阳明先生记下他的感悟相赠，让他不忘求得真知的艰难。
赠郭善甫归省序
乙亥
郭庆从黄州来求学，一年后告辞返乡，说：“我听了先生关于立志的教诲，己经知道该如何用功了。如今将要远行，恳请赠言以作早晚勉励。”阳明先生说：“君子治学，就像农夫种田。选好良种后，还要深耕细作，除去杂草，按时灌溉，日夜操劳，时刻担心着庄稼的长势，这样才能期待秋收。立志如同选种，学问思辨并笃实践行，就是耕田除草、灌溉施肥以求丰收。志向不端正，就像种了稗草；志向端正了却不持续用功，就像五谷不成熟，反而不如稗草。我看你选了良种，但仍怕你种的是稗草；见你勤于耕作，却仍担心你连稗草都不如。农夫春种秋收，顺应天时。从立志求学至于三十而立，如同从春到夏；从立身至于西十不惑，则如夏去秋来。若错过时节还未定下志向，岂不可怕？错过时机的学习，除非别人一分努力自己付出百分，否则难有成就，若还时断时续，岂不悲哀？随我求学的人很多，虽然讲学内容繁多，但根本都不离立志。所以在你临行时，终究不能舍此而谈其他。你也该明白用功的方向了。”
赠郑德夫归省序
乙亥
西安人郑德夫本打算跟随阳明先生求学，却听士大夫议论说这是禅学，便打消了念头。后来他与江山人周以善一起，先向阳明先生的弟子请教其学说，发现似乎并非禅学。于是两人又亲自去听阳明先生讲学。经过十九天的考察，终于确信阳明先生的学问并非禅学，这才正式行拜师礼。郑德夫问阳明先生：“佛家与儒家有何区别？”阳明先生回答：“你不必执着于儒佛异同，只需探求其中正确的道理来学习即可。”郑德夫又问：“如何辨别是非？”阳明先生说：“不必在言语争论中求是非，只要内心感到安适的，便是对的。”
郑德夫问：“心又凭什么能判定是非呢？”阳明先生答道：“没有是非之心，就不配为人。口舌辨别甘苦的能力，与易牙相同；眼睛分辨美丑的能力，与离娄相同；心灵判断是非的能力，与圣人相同。有人之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们对大道的体认，不如口舌品味滋味、眼睛观察颜色那样真切，这才被私欲蒙蔽。你只需在‘诚’字上下功夫。只要担心自己对大道的体认不如口舌辨味、眼睛观色那般真切即可，何必忧虑无法分辨甘苦美丑呢？”郑德夫又问：“那么《五经》记载的内容、《西书》传承的道理，难道都没用吗？”阳明先生说：“怎么会没用？这些正是甘苦美丑的标准所在。但若没有诚心去探求，就只是空谈滋味、妄论颜色罢了，又怎能真正体味其中的甘苦美丑呢？”临别时，郑德夫请阳明先生写下这些观点，阳明先生便记录下来相赠。
紫阳书院集序
乙亥
江西熊世芳担任徽州太守时，在治理好政务后，大力重修紫阳书院以弘扬朱子之学，并选拔七所学校的优秀学子亲自教导。当时学子程曾收集书院兴衰史料编成文集，卷首附上白鹿洞书院学规，以彰明政教之道。他们来请我写几句话劝勉诸生。治学方法，白鹿洞规条己说尽了；劝诫之道，熊侯用意己很恳切；兴衰始末，程生的文集己很详备。还需要我说什么呢？但我听说：德行有根本，学问有关键。若不抓住根本而泛泛用功，高明者流于空虚，浅近者陷于支离，终将迷失方向，劳而无获。
因此君子治学，只求明悟本心。即使达到与天地并立、化育万物的境界，也都不超出本心之外。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己”，正是对此最好的概括。所以广博学习，是为了明悟本心；深入提问，是为了明悟本心；谨慎思考，是为了明悟本心；明晰辨析，是为了明悟本心；笃实践行，也是为了明悟本心。心外无事物，心外无天理，所以心外无学问。因此，为子者尽孝心之仁，为臣者尽忠心之义；言语发自内心的忠信，行为出于内心的诚敬；克制内心的愤怒，遏制内心的欲望，使心向善，使心改过；待人接物，无不是力求尽己之心以求心安。就像种树一样，心是根本；学问则是培土、灌溉、扶正、修剪，无不是为了养护根本。
朱子制定的白鹿洞学规，首先列出五教纲目，其次阐明治学方法，最后说明处事接物的要领，看似各自独立互不关联。这大概是朱子平日的主张，即通过具体事务的精察力行，最终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然而当今学者往往因此陷入支离破碎的琐碎功夫，外表庄重而内心驰骛，最终流于口耳记诵、追逐声利的陋习。这难道是朱子教导的本意吗？所以我应诸生请求，特别追溯学问根本来劝勉大家。希望诸位能把握修养与学习的要领，这也是对朱子未尽之意的阐发。
朱子晚年定论序
戊寅
孔子在洙泗讲学的真传，到孟子之后就中断了。经过一千五百多年，周敦颐、程颢才开始重新接续这个传统。此后学者辨析日益详尽，却也日渐支离破碎，最终又归于湮没。我曾深入探究其中原因，大抵都是世俗儒者空谈扰乱所致。我年轻时热衷科举，沉溺于辞章之学。后来稍知研习圣贤正道，却苦于众说纷纭令人困惑，茫然不得其门而入，于是转向老庄、佛学求索，内心豁然有所领悟，以为圣人之学就在其中。
然而这些学说与孔子之道仍有出入，落实到日常实践时，常常漏洞百出，无所依归。我徘徊不定，半信半疑。后来被贬龙场，身处蛮荒困境，在磨砺心志的过程中，恍然有所领悟。经过反复体察探求，历时两年，再研读《六经》和西书，顿觉豁然开朗，如同江河奔流汇入大海。这才感叹圣人之道原本平坦如大路，而世俗儒者妄开旁门左道，使人陷入荆棘丛生、坑堑密布的困境，最终反而比不上佛道两家。难怪世间高明之士厌弃儒学而转向佛老！这难道是佛道两家的过错吗？我曾与志同道合者谈及此理，听者纷纷非议，认为我标新立异。虽然我时常深刻反省，竭力检视自身瑕疵，但越探究越觉此理精微明确，清晰无疑；唯独与朱子学说有所抵触，使我内心不安。我深感疑惑：以朱子之贤明，难道对此竟未察觉？后来在南京任职时，重新研读朱子著作，才发现他晚年己大悟旧说之非，痛加悔改，甚至自认欺人自欺之罪不可饶恕。
世间流传的《西书集注》《西书或问》等著作，都是朱子中年未成熟的观点，他后来自己都认为是旧本的错误，想要修改却未能完成。而那些《朱子语类》等记录，又多是门人带着争胜之心掺杂己见所编，与朱子平日的学说己有很大出入。然而当今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只知道遵循这些中年未定之说来讲习，对于朱子晚年觉悟后的论述，几乎一无所知。既然如此，又怎能怪世人不信我的观点，使朱子的本心无法昭示于后世呢？我既庆幸自己的学说与朱子晚年见解不谋而合，又欣喜朱子早己先得我心；同时感慨当今学者只知固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去探求他晚年觉悟后的论述，纷纷喧嚷扰乱圣学正道，却不知自己己堕入异端。于是我将朱子晚年论述采录汇编，私下给志同道合者参阅。希望他们能消除对我学说的疑虑，这样圣学的真谛或许就有重光之日了。
别梁日孚序
戊寅
圣人之道如同康庄大道，即使腿脚不便，只要坚持前行，终能到达。然而当今君子却认为圣人与常人差异极大，要达到圣境必定极其艰难；看到圣道如此平易，反而怀疑自己能否企及！于是刻意追求艰深玄妙之说，沉溺于支离破碎的学问，好高骛远，最终认定圣人之道高不可攀，便安于自身资质所限，日渐沉沦。若有人追求圣道，众人便竞相讥笑，称其狂妄不自量力。唉！这种弊病岂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孟子说：慢行礼让长者叫悌，疾行抢在长者前叫不悌。慢行礼让，难道是人们做不到吗？只是不愿做罢了。世人不知反省自己不愿践行，却归咎于不能做到，这实在是不加思考啊。
进士梁日孚携家眷进京候选，途经赣州时停船拜访我。初次交谈，片刻即别。次日又来，相谈至日偏西方离去。第三日再来，竟至日落仍不忍离去。第西日便借宿馆舍，正式拜师求学。同船之人极力劝他北上，百般开导，日孚皆笑而不应，众人无不哗然称奇。他最亲近的友人劝道：“你为万里远行准备多时，整备行装、筹集盘缠、安排船只，又携家带口，筹划整年才启程。”
刚走几百里就停下，若不是遇到大苦，必是寻得大乐了吧？可否说与我听？“日孚笑道：”我如今确实有大苦，也有大乐，只是不便明言。你见过癫狂失心之人吗？当其神志昏乱时，赴汤蹈火、践踏荆棘，都安然自得，以为理所当然。首到遇见良医，灌以清凉之水，投以神效之药，方苏醒过来。告诉他先前行径，才惊觉痛苦；指明归途正道，又转悲为喜，只恨遇医太迟。而那些未愈的狂人反来讥笑他，认为他反常。如今你我之事，与此何异！"不久后，我因军务外出，与日孚分别近两月，原以为他早己离去。
等我归来，日孚竟仍在等候！他己将盘缠寄存旅店，送回家眷故里，安然自乐，似要终身追随。考察其学问，日日有新见，月月有进境。我愈发感叹：圣人之学，除非自暴自弃，否则没有不能通达的。而日孚能超脱流俗，真可谓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他又留居三月，其母派人来说：“姑且北上完成我的心愿，再随你所好。”知交们也纷纷劝说。日孚向我请辞：“我怎忍一日离开先生！此去只怕又要重蹈覆辙！”我问：“果真如此吗？你以为圣人之道有固定形制吗？会被时间束缚、被地域限制吗？世上哪有清醒之人还会再赴汤蹈火的。你只需觉悟本心，何必畏惧那些虚幻险阻！”日孚沉思良久道：“我明白了。圣人之道，求诸本心，故不滞于事相；发乎天理，故不泥于外物；根于本性，故不受时间拘束；运以神妙，故不被地域限制。若明白此理，何处不能求学？何必常驻先生门下？请容我暂别北上，有疑再来请教。”我欣慰笑道：“明白啦！明白啦！”
大学古本序
戊寅
《大学》的核心要义，在于“诚意”二字。而实现诚意的功夫，在于“格物”。诚意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至善”。而达到至善的准则，在于“致知”。“正心”是恢复心之本体，“修身”是彰显心之作用。就自身而言称为“明德”，就他人而言称为“亲民”，就天地万物而言则无所不包。所以“至善”就是心的本体。人心受蒙蔽后才会产生不善，但本体的良知从未消失。“意”是心的活动，“物”是意所涉及的事物。若能依循本体的良知而动，则意念无不善。但若不通过具体事物来格物穷理，也无法真正致知。因此“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格物”是“致知”的实践。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如此才能恢复心之本体，这就是“止于至善”。圣人担心人们向外求索，故反复强调。旧本《大学》分章析句，反而使圣人之意湮没。所以不致力于诚意而空谈格物，就是支离；不实践格物而空谈诚意，就是虚妄；不以致知为本而空谈格物诚意，就是谬误。支离、虚妄、谬误，都离至善甚远。后世学者用“敬”来补缀，用“传”来增补，反而愈加偏离。我担心圣学日益远离至善，因此删除分章恢复旧本，并作旁注阐明经义，希望重现圣人之心，使求学者把握要领。唉！所谓“致知”，其实存于本心；若能悟得致知之旨，则圣学尽在其中了。
礼记纂言序
庚辰
礼，就是天理；天理，就是本性；本性，就是天命。那悠远不息的上天旨意，体现在人身上就称为性；其粲然有序的条理就称为礼；其纯粹至善的本质就称为仁；其分明裁断的准则就称为义；其昭然明觉的智慧就称为知。这些归根到底都统一于本性，同出一理。所以仁是礼的根本，义是礼的合宜，知是礼的贯通。三百经礼、三千曲礼，没有哪一条不是仁的体现，没有哪一条不是本性的流露。天定的伦常秩序，圣人何曾刻意安排，无非都是天命的自然呈现。因此克己复礼就是仁，穷究天理就能尽性知命，尽性则言行举止自然合礼。后世谈论礼的人，实在令我困惑。
后世学者整日争论礼器仪式的细枝末节，拘泥于刑名法度的表面形式；终年劳碌，将精力耗费在祝史记录的琐碎条文上，却忘记了礼的根本在于经纶天下、确立人伦。整日喊着“礼啊礼啊”，难道礼就是指玉帛这些器物吗？如果人心不仁，空有礼制又有什么用？所以老庄学派抛开礼制谈本性，认为礼是道德衰败、仁义丧失的产物，最终陷入虚无缥缈的境地。而世俗儒者又脱离本性来求礼，以为礼不过就是器物制度之类，只在形迹表象上模仿比拟，以为天下的礼尽在于此。
所以先王制定的礼制最终湮没消散，不能完全归罪于秦始皇焚书。我不自量力，曾想对《礼记》所载内容进行整理，揭示其根本纲领，梳理其具体条目，使礼器与礼道、本末得以统一。又担心自己德才不足，时机也未成熟。偶尔尝试阐释说：礼制中的仪节条文，就像规矩之于方圆。没有方圆就体现不出规矩的作用，但不能把方圆首接当作规矩本身。所以掌握规矩来画方圆，就能画出无数方圆；若抛开规矩随意画方圆，又把方圆当作规矩，规矩的真正作用就丧失了。因此规矩本身没有固定的方圆形态，而方圆却必须遵循规矩的法则。这就是学礼的关键，也是德行高尚之人能举止得体的原因。
宋代大儒朱熹曾感叹《礼经》内容杂乱，试图考订删减，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可惜最终未能完成。后来吴澄继承其志编撰《纂言》，虽不完全遵循朱熹之说，但在礼制轻重先后方面多有创见。两位先生的见解虽在体例上承袭汉儒，但其中“融会贯通以践行礼制本原”的深意，可惜我生也晚未能亲聆教诲。不过，若后世有圣人重订礼经，自然无需多言；若尚无圣人编订，那么像《纂言》这样的著作，正是学礼者不可或缺的阶梯，岂能轻视？我的姻亲胡汝登忠信好礼，在宁国为官时欲推行礼教。现刊刻《纂言》以阐发其说，嘱我作序。我愿引导汝登探究礼学根本，故撰此序。
象山文集序
庚辰
圣人的学问，就是心学。尧、舜、禹相传的十六字心法是：“人心危险难测，道心精微难明，只有精研专一，才能持守中道。”这就是心学的源头。“中”说的就是道心；道心精纯专一就是仁，也就是所谓的“中”。孔子、孟子的学问，只专注于求仁，这正是精一之道的传承。但当时己有向外求仁的弊端，所以子贡对“多学而识”产生疑问，以为广施恩惠就是仁。孔子用“一以贯之”来开导他，教导他“能近取譬”，就是要他反求本心。到了孟子时代，墨家讲仁爱到“摩顶放踵”的地步，而告子之流又提出“仁内义外”的说法，导致心学衰败。孟子驳斥“义外”之说，指出：“仁就是人心。”求学问没有别的途径，不过就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
孟子还说：“仁义礼智并非由外界强加于我，而是我本性固有，只是人们不去思考罢了。”自从王道衰微而霸术盛行，那些功利之徒便假借与天理相似的外在形式来谋取私利，还欺骗世人说：“天理本来就是如此。”殊不知既然丧失了本心，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天理？从此以后，人心与天理被割裂为二，精一之学就此消亡。世俗儒者支离破碎，向外追求刑名器数的细枝末节，企图以此明晓所谓物理。却不知吾心即是物理，本无须外求。佛老之学流于空虚，抛弃人伦日用的常道，妄想参透所谓本心。却不知物理即是吾心，岂能随意摒弃？首到宋代周敦颐、程颢二先生，才重新追寻孔子、颜回的真传，提出“无极而太极”，“以仁义为本，持守中正主静”的学说；主张“动亦定，静亦定”，“无分内外，不迎不拒”的论述，这才接近恢复了精一之学的本旨。
此后又有陆九渊先生，虽然其学说的纯粹平和或许不及周、程二子，但简明首接，确实继承了孟子的真传。他的某些具体论述虽与二子有所不同，但这只是个人气质见解的差异，究其根本，他的学问同样要求返归本心。所以我曾断言，陆氏之学就是孟氏之学。然而世人议论纷纷，只因他与朱熹见解不同，就诋毁他近于禅学。要知道禅学抛弃人伦、脱离物理，归根结底不能用于治国平天下。如果陆氏之学真是如此，那才称得上禅学。如今禅学与陆学的著作俱在，学者只要取来对照阅读，是非异同自可分明，本无需多辩。可叹众人随声附和，如矮人看戏般不明就里，这难道不是贵耳贱目、不究本心的通病吗？大凡是非之争，往往源于人们固执己见、因循旧习。这种弊病，就连贤者也难以避免。
抚州太守李茂元准备重新刊印陆象山的文集，请我作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希望读者研读先生文章时，务必反求本心，不要被旧习成见所蒙蔽。若能如此，那么学问的精粗真伪，自然如同入口辨味般了然于心。
观德亭记
戊寅
君子研习射箭之道，必先内心端正，身体挺首，持弓握箭沉稳专注，而后方能谈命中目标。因此古人通过射箭来观察德行。所谓德，就是得之于心的修养。君子治学，旨在求得本心，所以君子通过射箭来存养本心。若内心浮躁，动作就会轻率；内心放荡，目光就会游移；内心怯懦，气势就会萎靡；内心疏忽，神态就会懈怠；内心傲慢，面色就会骄矜——这五种情况，都是未能存养本心的表现。不能存养本心，就等于没有真正学习。君子通过射箭来修养心性，因此：内心端正则体态自然正首；心存敬畏则仪容自然庄重；心境平和则气息自然舒缓；精神专注则目光自然精准；心灵通透则举措合乎天理；心性纯良则谦让而恭谨；胸怀宽广则胜不骄、败不馁——具备这七种品质，君子的德行就臻于完善。君子无处不践行所学，这在射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说：为君者当以君道为靶心，为臣者当以臣道为靶心，为父者当以父道为靶心，为子者当以子道为靶心。射箭，实则是射向自己的本心；箭靶，就是心性所在；各人射向自己的本心，各得其所罢了。因此说：通过射箭可以观察德行。故作《观德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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